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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是谁，护理着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是她，孟锦云，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
孟锦云，对人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如果查查1976年9月13日的报纸，就可以在给毛主席守灵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找到。孟锦云，最后一名守灵人。她的知名度几乎是零。然而，就是她，却和一个伟人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度过了489个白天与夜晚。
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在孟锦云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一个由神变成人的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老人，也具有普通人的特性。毛泽东也要流泪，也要大笑，也要愤怒，也要固执己见……他既是伟人，也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种种情感的凡人。
“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
孟锦云，是个湖北姑娘，12岁就考入了空政歌舞团，1959年被先进了舞蹈学员班。
1963年4月，小孟被安排去中南海“出任务”。那时候，中南海的首长们，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空政歌舞团的一些舞蹈演员，在过了政治上、作风上、生活上的严格审查之后，可以进中南海，去完成陪首长跳舞的任务。
来到中南海的舞厅，小孟和几个女伴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眼前的一切使小孟感到新奇。
晚上10点多钟，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乐曲停止，舞步停止，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从左侧那个红门稳步走人舞厅。他的装束极为随便，一身灰色中山装，并不笔挺，袖筒又肥又长，几乎遮手一半，特别是那条过分肥大的裤子，宽松，舒适。
主席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沙发上。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白色的打湿了的毛巾，毛主席拿起毛巾擦了擦脸和手。只见服务员小声跟主席讲了句什么，主席轻轻点点头。不多时，小舞台上的乐队奏起了舞曲。在众人目光的集中之下，一个常来跳舞的文工团员，走到主席面前，微微倾身，伸出臂掌，作出邀请姿势，主席会意，站起来，与她跳起了舞。
全场人的目光，像舞台的追光一样，追随着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
小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主席如何跳舞。主席的舞步很大，他高大的身躯不怎么灵活，像在蹭着地板走步。一边跳，主席还一边与那个文工团员谈天。主席并不像初学跳舞的人那样，总往脚底下看。他显得很轻松，毫不拘泥。
一曲终了，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停在了主席的沙发那儿，女文工团员用手往沙发那边一伸，主席便走向沙发，坐下来休息了。
小孟观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主席，仿佛要尽量从他身上发现些秘密来，但看着看着，那种神秘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又一首舞曲开始了，是欢快的《喜相逢》。主席侧脸，好像突然发现了小孟，他对她笑了。小孟也在意识到的一刹那间，向主席报之尴尬的一笑。她太没有思想准备了，她站起身向主席走去，学着前面那个老同志的样子做出了请主席跳舞的邀请动作。主席微笑着站起来，拉住了小孟的手，同她向舞场里走去。这时，小孟真有点手忙脚乱了，刚刚平静了的心又猛烈地跳动起来。她慌忙上阵，不知该怎么跳舞，什么节奏、音乐、舞步，都成了模糊的一片。主席已看出了她的慌乱，轻轻松松地对她说：“小同志，别紧张，你的舞步不错嘛。”
跳着跳着，小孟又逐渐感到轻松了。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什么地方人？”
“是湖北武汉。”
“噢，湖北，一湖之隔，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
跳舞，闲聊，小孟感到主席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主席的亲切自然驱散了小孟的紧张、慌乱。
之后，小孟几乎每周都要去中南海参加舞会，每次都要和主席跳舞，主席总是亲切地称她半个小同乡。
小孟开始在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了。在主席面前，小孟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她的单纯、机敏、活泼，她充满了稚气的发问，常常引得主席开怀大笑。
“主席，您嘴巴下面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小孟望着主席，笑眯眯地说。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听了小孟的回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也是因了这样的初识，孟锦云在经历了曲折的十多年后，1975年5月，终于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应毛泽东要求到他身边工作。
“孟夫子，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小孟来到主席身边工作，主席十分高兴。此时，主席身边有两个工作人员，除了张玉凤是他的生活机要秘书，还有个护士小李。小孟来了之后，主席与她有说有笑。饭后茶余，花园小径的散步，卧室客厅里的谈天，显得十分和谐，主席常常把小孟逗得开怀大笑。
“孟夫子，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主席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
小孟把沙发椅向主席的身边搬近一些，主席操着难懂的湖南话，给小盂讲起来。
“有一个人，从自己脖子上捏下一个虱子，害怕别人嫌脏，赶忙扔到地下说：‘我当是一个虱子呢，原来不是个虱子！’另一个人马上捡起来说：‘我当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
小孟听完了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瞪着眼睛发问：“这个故事有什么意思，一点儿也不好听。”
“傻丫头，你什么都不懂噢，这是告诉我们要讲实话嘛，虚伪的人真是可笑。”
小孟听了恍然大悟。
这天，主席把诗刊杂志要发表的他的两首词的清样拿给小孟，对她说：“小孟，请你把这两首词读给我听听。” 小孟拿过来，也不先看一遍，马上就读起来：
念奴娇·鸟儿问答
（1965年）
鲲鹏展翅，
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小孟高声快速地读了起来，当她读到“不须放屁”这句的时候，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主席，您写不须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个屁。我都给您数着呢。”
“噢，你还给我记着黑账。”主席也笑了。“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
小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小盂边笑边说：“那您为什么在词里还写上‘不须放屁’？”
“两回事情嘛，孟夫子。”
毛泽东最后的生日
1975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中南海毛泽东的家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来了。以前的护士长吴旭君、护士俞雅菊和李玲师也来了。他那有些木然的脸上，一下子添了笑容，有了些生气。毛泽东今天没有长久地躺在床上，他自己提出去大厅里坐坐。小张、小孟搀着他来到大厅里，坐在沙发上。小孟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们家乡的习惯，孩子要给老人磕头。”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要给我磕头，我可不敢当，我承受不起噢！”小孟听了，很随便地说：“您都不敢当，还有谁敢当，我先给您磕。”说着就跪在主席面前，郑重其事地磕了三个头。主席也不时向前起身表示回敬。见小孟磕了头，吴旭君、李玲师、张玉凤也先后磕了头。
这天，江青也来了。她踏着很小很轻的步子，几乎是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此时，主席正躺在床上，眼睛微闭。江青进门便说：“主席呀，我给你祝寿来了。”江青说话的声音虽然又轻又细，但主席还是一下子听出来了。
毛泽东睁开惺忪的睡眼，把头稍稍移动了一下，无神地望了望江青，脸上依旧是木然，无喜无忧，无惊无奇，什么话也没有说，几秒钟的沉默后，主席很陕又把双眼闭上了。
毛泽东对江青，不愿理睬，这已是长时间以来的做法了。毛泽东早已对江青产生了厌倦，甚至是反感。
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又重复了他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有一次，小孟对小张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
“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小张果然把小孟的意思告诉了主席。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这是毛泽东的回答。
毛泽东也许早已感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1976年，毛泽东身体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的。随着身体的时好时坏，毛泽东的情绪也随之变化。他有时变得很急躁，很容易向身边的人发火。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小孟已经知道，这是主席心情烦躁的表现，这段时间里，他常常喜怒无常，一点儿事情，就使他激动。小孟知道，他过一会儿就会好的，而且发火后每次都会道歉。
这段时间毛泽东更多的是在沉思。这点，连并不敏感的小孟也察觉到了。这天，毛泽东又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发呆，右手的拇指还在不停地弹着食指。心里装不下事的小孟，终于忍不住轻声问道：“主席，您这段时间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
毛泽东听到这里，把微闭的眼睛睁开。从神态上看，他并不怪罪小孟的打搅，也不反感小孟的提问，而是苦笑着回答：“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说到这里，毛泽东像是沉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没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毛泽东在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突然对小孟说了这样一句。
“孟夫子，你看我发愣，觉得奇怪对吗？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呢。我这个人，不能说没有值得回忆的事，可我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我历来主张，人总要向前看，这已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闭上眼，往事便不由得全来了，一幕一幕的，像过电影，连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都很清楚。你说怪不怪？”
听着主席这坦率真诚的话语，小孟不禁受到了感染，她不假思索地说：“主席，我听人家说过，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不痛快的人，才爱回忆往事呢。您这么大一个主席，还有什么事……”
话说到这儿，尽管在主席的脸上并没有现出什么高兴或不高兴的神态，可心眼不多的小孟却也感到似乎有什么不妥，她猛然停住了话头。
看小孟突然不讲了，主席蛮有兴趣地说：“孟夫子，讲得不错嘛，知无不言，讲下去嘛，我这里可还想听下去呢。”
听到主席的肯定，小孟得到了鼓励：“主席，我觉得您除了身体不好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再说您的病，如果能好好治，听医生的话，打针、吃药，会治好的。您这个人就是怪，不爱治病，有病哪能不治呢？我要是您，我就赶快治好病，整天都会高高兴兴的。”
“整天都会高高兴兴，那是你小孟，我的孟夫子噢。”
“您是主席呀，您这么大一个主席，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我们，说话得先想想人家爱听不爱听，办件事也不那么容易，您办什么办不到啊。您忘了，决定华国锋当总理，您谁也不用商量，只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决定了。这么大的事情您都能决定，还有什么事不能决定呢？” 毛泽东被小孟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把小孟笑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主席笑完了，小孟忙问：“我说得对不对呀？”
“你说得也对也不对。”主席很认真地回答。
又停了一会儿，主席便说：“说它对，是因为我说话确实算数，说话不算数，还叫什么主席？人称‘最高指示’嘛，衡量一个人有权无权，就看他说话算数不算数。说话算数，当然事情就好办。所以有些事办起来，要比一般人容易。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只看这一面，本人可真是神气得很呐。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嘛。”
主席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望着小孟，似乎在等待小孟回答什么。“另外一面是什么，您有什么事儿办不到？”
“比如，你下了班，可以和家里人，和朋友到大街上转转，我可就没有这个自由噢。我要是走到街上，大家都认得我，说毛主席来了，一下都围上来，越围越多。围着你喊万岁，搞不好还会影响交通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也是，谁让您是大主席呢。”
“你们可以随便聊天，但和我谈话的人，大都是有顾虑的。这点，我看得出来，人都是好人，但话未必是真话，难得口吐真言呐。”
听到这里，小孟问了一句：“主席，那您说话也有过顾虑吗？”
“那看对谁啦，人说话总要负责嘛，不但要对内容负责，还得对后果负责嘛。你和同志探讨点问题，发表点见解，甚至一句玩笑话，传出去，就成了‘最高指示’，有人还以此大做文章，闹得你哭笑不得。”“您说了那么多玩笑的话，我们可不敢给你传出去。我和张姐都特别注意，每次我下班回去，总有些同志喜欢打听您的情况，我可一句也不说。”
“噢，孟夫子不是心直口快嘛，还是蛮有心眼的啰。”
“那当然，说错了，那可不得了。”
毛泽东忽然又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起来，带着一种和缓，但也有一种隐隐的不满。
“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呐。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听到这里，小孟知道，毛主席是在讲江青了，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
主席主动谈到江青的时候几乎没有。
“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小盂愣在那里，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您不是没跟江青离婚吗？”
“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说到这里，主席又笑起来。那笑声里，既有一种顽强的自信与豁达，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压抑。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但直到今天，有一个问题仍令小孟不解：“主席真的想过与江青离婚吗？”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接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嘛！”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下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弄得平平整整。看到毛泽东现在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感觉不到他是个众人瞩目的一国领袖。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像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主席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出去演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接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她们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接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的接见外宾。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接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地取纸块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不得已透露出来。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回避的真情。
毛泽东会见布托之后，再也没有在外交场合露过面。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他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用其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你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讲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鼻饲管之后第二天，他果然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1976年9月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晚上5点多钟到家，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死，十分危险。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抢救二十多分钟之后，主席才脱离险情。
9月8日晚7时10分，毛泽东的呼吸重又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1976年9月9日O时，毛泽东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临终前，伟人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衣物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这是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志变得那么飘摇，她忘记了空间，也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了。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是她，孟锦云，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
孟锦云，对人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如果查查1976年9月13日的报纸，就可以在给毛主席守灵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找到。孟锦云，最后一名守灵人。她的知名度几乎是零。然而，就是她，却和一个伟人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度过了489个白天与夜晚。
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在孟锦云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一个由神变成人的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老人，也具有普通人的特性。毛泽东也要流泪，也要大笑，也要愤怒，也要固执己见……他既是伟人，也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种种情感的凡人。
“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
孟锦云，是个湖北姑娘，12岁就考入了空政歌舞团，1959年被先进了舞蹈学员班。
1963年4月，小孟被安排去中南海“出任务”。那时候，中南海的首长们，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空政歌舞团的一些舞蹈演员，在过了政治上、作风上、生活上的严格审查之后，可以进中南海，去完成陪首长跳舞的任务。
来到中南海的舞厅，小孟和几个女伴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眼前的一切使小孟感到新奇。
晚上10点多钟，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乐曲停止，舞步停止，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从左侧那个红门稳步走人舞厅。他的装束极为随便，一身灰色中山装，并不笔挺，袖筒又肥又长，几乎遮手一半，特别是那条过分肥大的裤子，宽松，舒适。
主席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沙发上。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白色的打湿了的毛巾，毛主席拿起毛巾擦了擦脸和手。只见服务员小声跟主席讲了句什么，主席轻轻点点头。不多时，小舞台上的乐队奏起了舞曲。在众人目光的集中之下，一个常来跳舞的文工团员，走到主席面前，微微倾身，伸出臂掌，作出邀请姿势，主席会意，站起来，与她跳起了舞。
全场人的目光，像舞台的追光一样，追随着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
小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主席如何跳舞。主席的舞步很大，他高大的身躯不怎么灵活，像在蹭着地板走步。一边跳，主席还一边与那个文工团员谈天。主席并不像初学跳舞的人那样，总往脚底下看。他显得很轻松，毫不拘泥。
一曲终了，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停在了主席的沙发那儿，女文工团员用手往沙发那边一伸，主席便走向沙发，坐下来休息了。
小孟观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主席，仿佛要尽量从他身上发现些秘密来，但看着看着，那种神秘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又一首舞曲开始了，是欢快的《喜相逢》。主席侧脸，好像突然发现了小孟，他对她笑了。小孟也在意识到的一刹那间，向主席报之尴尬的一笑。她太没有思想准备了，她站起身向主席走去，学着前面那个老同志的样子做出了请主席跳舞的邀请动作。主席微笑着站起来，拉住了小孟的手，同她向舞场里走去。这时，小孟真有点手忙脚乱了，刚刚平静了的心又猛烈地跳动起来。她慌忙上阵，不知该怎么跳舞，什么节奏、音乐、舞步，都成了模糊的一片。主席已看出了她的慌乱，轻轻松松地对她说：“小同志，别紧张，你的舞步不错嘛。”
跳着跳着，小孟又逐渐感到轻松了。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什么地方人？”
“是湖北武汉。”
“噢，湖北，一湖之隔，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
跳舞，闲聊，小孟感到主席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主席的亲切自然驱散了小孟的紧张、慌乱。
之后，小孟几乎每周都要去中南海参加舞会，每次都要和主席跳舞，主席总是亲切地称她半个小同乡。
小孟开始在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了。在主席面前，小孟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她的单纯、机敏、活泼，她充满了稚气的发问，常常引得主席开怀大笑。
“主席，您嘴巴下面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小孟望着主席，笑眯眯地说。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听了小孟的回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也是因了这样的初识，孟锦云在经历了曲折的十多年后，1975年5月，终于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应毛泽东要求到他身边工作。
“孟夫子，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小孟来到主席身边工作，主席十分高兴。此时，主席身边有两个工作人员，除了张玉凤是他的生活机要秘书，还有个护士小李。小孟来了之后，主席与她有说有笑。饭后茶余，花园小径的散步，卧室客厅里的谈天，显得十分和谐，主席常常把小孟逗得开怀大笑。
“孟夫子，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主席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
小孟把沙发椅向主席的身边搬近一些，主席操着难懂的湖南话，给小盂讲起来。
“有一个人，从自己脖子上捏下一个虱子，害怕别人嫌脏，赶忙扔到地下说：‘我当是一个虱子呢，原来不是个虱子！’另一个人马上捡起来说：‘我当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
小孟听完了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瞪着眼睛发问：“这个故事有什么意思，一点儿也不好听。”
“傻丫头，你什么都不懂噢，这是告诉我们要讲实话嘛，虚伪的人真是可笑。”
小孟听了恍然大悟。
这天，主席把诗刊杂志要发表的他的两首词的清样拿给小孟，对她说：“小孟，请你把这两首词读给我听听。” 小孟拿过来，也不先看一遍，马上就读起来：
念奴娇·鸟儿问答
（1965年）
鲲鹏展翅，
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小孟高声快速地读了起来，当她读到“不须放屁”这句的时候，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主席，您写不须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个屁。我都给您数着呢。”
“噢，你还给我记着黑账。”主席也笑了。“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
小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小盂边笑边说：“那您为什么在词里还写上‘不须放屁’？”
“两回事情嘛，孟夫子。”
毛泽东最后的生日
1975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中南海毛泽东的家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来了。以前的护士长吴旭君、护士俞雅菊和李玲师也来了。他那有些木然的脸上，一下子添了笑容，有了些生气。毛泽东今天没有长久地躺在床上，他自己提出去大厅里坐坐。小张、小孟搀着他来到大厅里，坐在沙发上。小孟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们家乡的习惯，孩子要给老人磕头。”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要给我磕头，我可不敢当，我承受不起噢！”小孟听了，很随便地说：“您都不敢当，还有谁敢当，我先给您磕。”说着就跪在主席面前，郑重其事地磕了三个头。主席也不时向前起身表示回敬。见小孟磕了头，吴旭君、李玲师、张玉凤也先后磕了头。
这天，江青也来了。她踏着很小很轻的步子，几乎是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此时，主席正躺在床上，眼睛微闭。江青进门便说：“主席呀，我给你祝寿来了。”江青说话的声音虽然又轻又细，但主席还是一下子听出来了。
毛泽东睁开惺忪的睡眼，把头稍稍移动了一下，无神地望了望江青，脸上依旧是木然，无喜无忧，无惊无奇，什么话也没有说，几秒钟的沉默后，主席很陕又把双眼闭上了。
毛泽东对江青，不愿理睬，这已是长时间以来的做法了。毛泽东早已对江青产生了厌倦，甚至是反感。
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又重复了他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有一次，小孟对小张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
“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小张果然把小孟的意思告诉了主席。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这是毛泽东的回答。
毛泽东也许早已感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1976年，毛泽东身体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的。随着身体的时好时坏，毛泽东的情绪也随之变化。他有时变得很急躁，很容易向身边的人发火。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小孟已经知道，这是主席心情烦躁的表现，这段时间里，他常常喜怒无常，一点儿事情，就使他激动。小孟知道，他过一会儿就会好的，而且发火后每次都会道歉。
这段时间毛泽东更多的是在沉思。这点，连并不敏感的小孟也察觉到了。这天，毛泽东又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发呆，右手的拇指还在不停地弹着食指。心里装不下事的小孟，终于忍不住轻声问道：“主席，您这段时间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
毛泽东听到这里，把微闭的眼睛睁开。从神态上看，他并不怪罪小孟的打搅，也不反感小孟的提问，而是苦笑着回答：“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说到这里，毛泽东像是沉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没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毛泽东在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突然对小孟说了这样一句。
“孟夫子，你看我发愣，觉得奇怪对吗？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呢。我这个人，不能说没有值得回忆的事，可我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我历来主张，人总要向前看，这已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闭上眼，往事便不由得全来了，一幕一幕的，像过电影，连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都很清楚。你说怪不怪？”
听着主席这坦率真诚的话语，小孟不禁受到了感染，她不假思索地说：“主席，我听人家说过，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不痛快的人，才爱回忆往事呢。您这么大一个主席，还有什么事……”
话说到这儿，尽管在主席的脸上并没有现出什么高兴或不高兴的神态，可心眼不多的小孟却也感到似乎有什么不妥，她猛然停住了话头。
看小孟突然不讲了，主席蛮有兴趣地说：“孟夫子，讲得不错嘛，知无不言，讲下去嘛，我这里可还想听下去呢。”
听到主席的肯定，小孟得到了鼓励：“主席，我觉得您除了身体不好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再说您的病，如果能好好治，听医生的话，打针、吃药，会治好的。您这个人就是怪，不爱治病，有病哪能不治呢？我要是您，我就赶快治好病，整天都会高高兴兴的。”
“整天都会高高兴兴，那是你小孟，我的孟夫子噢。”
“您是主席呀，您这么大一个主席，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我们，说话得先想想人家爱听不爱听，办件事也不那么容易，您办什么办不到啊。您忘了，决定华国锋当总理，您谁也不用商量，只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决定了。这么大的事情您都能决定，还有什么事不能决定呢？” 毛泽东被小孟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把小孟笑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主席笑完了，小孟忙问：“我说得对不对呀？”
“你说得也对也不对。”主席很认真地回答。
又停了一会儿，主席便说：“说它对，是因为我说话确实算数，说话不算数，还叫什么主席？人称‘最高指示’嘛，衡量一个人有权无权，就看他说话算数不算数。说话算数，当然事情就好办。所以有些事办起来，要比一般人容易。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只看这一面，本人可真是神气得很呐。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嘛。”
主席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望着小孟，似乎在等待小孟回答什么。“另外一面是什么，您有什么事儿办不到？”
“比如，你下了班，可以和家里人，和朋友到大街上转转，我可就没有这个自由噢。我要是走到街上，大家都认得我，说毛主席来了，一下都围上来，越围越多。围着你喊万岁，搞不好还会影响交通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也是，谁让您是大主席呢。”
“你们可以随便聊天，但和我谈话的人，大都是有顾虑的。这点，我看得出来，人都是好人，但话未必是真话，难得口吐真言呐。”
听到这里，小孟问了一句：“主席，那您说话也有过顾虑吗？”
“那看对谁啦，人说话总要负责嘛，不但要对内容负责，还得对后果负责嘛。你和同志探讨点问题，发表点见解，甚至一句玩笑话，传出去，就成了‘最高指示’，有人还以此大做文章，闹得你哭笑不得。”“您说了那么多玩笑的话，我们可不敢给你传出去。我和张姐都特别注意，每次我下班回去，总有些同志喜欢打听您的情况，我可一句也不说。”
“噢，孟夫子不是心直口快嘛，还是蛮有心眼的啰。”
“那当然，说错了，那可不得了。”
毛泽东忽然又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起来，带着一种和缓，但也有一种隐隐的不满。
“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呐。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听到这里，小孟知道，毛主席是在讲江青了，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
主席主动谈到江青的时候几乎没有。
“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小盂愣在那里，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您不是没跟江青离婚吗？”
“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说到这里，主席又笑起来。那笑声里，既有一种顽强的自信与豁达，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压抑。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但直到今天，有一个问题仍令小孟不解：“主席真的想过与江青离婚吗？”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接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嘛！”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下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弄得平平整整。看到毛泽东现在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感觉不到他是个众人瞩目的一国领袖。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像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主席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出去演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接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她们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接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的接见外宾。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接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地取纸块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不得已透露出来。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回避的真情。
毛泽东会见布托之后，再也没有在外交场合露过面。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他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用其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你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讲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鼻饲管之后第二天，他果然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1976年9月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晚上5点多钟到家，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死，十分危险。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抢救二十多分钟之后，主席才脱离险情。
9月8日晚7时10分，毛泽东的呼吸重又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1976年9月9日O时，毛泽东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临终前，伟人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衣物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这是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志变得那么飘摇，她忘记了空间，也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了。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