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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是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创新模式，部分城市在全国具有较强的创新竞争力。但在创新资源、企业创新能力、产业升级等方面，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短板。“十四五”时期，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需要从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增强创新能力、坚持特色创新、提高开放程度、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等多方面推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科技创新 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095-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企业二元创新战略下资源配置与开放获取整合机制研究（72072167）。
[作者简介] 马朝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创新、创新与互联网金融、数字经济。
一、科技创新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引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创新概念始创于熊彼特，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强调经济发展源于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知识经济兴起，对发达国家经济起到了强大的拉动效应。结合系统科学、演化经济学等理论，迈克尔·波特提出创新驱动理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相继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相关概念。库克（Cooke）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由地理上相互分工、相互联系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这种体系能够支持并产生创新。学术界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及分析框架进行了大量研究（黄鲁成，2000;柳卸林 等，2003;Strand O、Leydesdorff L，2013）。总结学者观点，生态良好的区域创新系统包括多元参与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通过多元创新参与者之间构成协同创新网络，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能够解决创新主体的孤岛效应，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协调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已成为新时代的主要发展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核心部分。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除重庆、四川等地外，西部多数地区经济水平仍处于全国下游，增长乏力。宏观层面看，西部经济发展存在质量短板的关键是创新驱动不足。西部地区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科技创新引领能力有待提高，资源要素配置亟须优化，内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指出，“西部地区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有力支撑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西部地区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西部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发展阶段，科技创新驱动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多措并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将创新成果充分运用到经济活动，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升级，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西部地區科技创新的主要模式及突出特点
（一）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主要模式
一是“技术追赶+自主创新”模式。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模式，即选择以引进成熟的技术和产业为主实现创新，既能降低研发成本，又可以避免研发可能造成的失败。西部长期实施技术追赶的创新战略，通过学习、模仿、引进再吸收，显著缩短了科技创新所需研发周期，完整的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是欠发达地区提高创新能力必经的过程，也是西部地区的必经之路。在经过技术追赶阶段后，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引领转型升级，涌现出多项重大科技成果，有效带动了经济发展。
二是“引领型创新+区域协同创新”模式。
在经过技术追赶阶段后，川渝陕三地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积极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引擎，引领全面创新，并积极推动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如四川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新格局，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也走在全国前列，拥有大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中，支持成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排在了首位，还特别提到支持提升成都科学城建设水平，支持绵阳科技城探索建立区域科技创新特区的科学路径。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双国家战略支持下，四川和重庆面临进一步协同创新、共同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陕西在2020年出台了《关于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也进一步明确了创新驱动的引领和激励作用。
三是“区域特色创新+差异化创新”模式。
西部地区基于本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产业优势，探索出有别于东部地区的差异化创新模式。贵州积极利用地理优势，推出了“中国天眼”“中国数谷”等创新名片，贵阳贵安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数据中心基地之一，数字经济增速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云南围绕“人才”“平台”“产业”，在全国重点推进生物医药产业，树立科技创新标杆，并着力把花卉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产业，摸索出科技助力产业发展新模式。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地也利用资源和成本优势，在生态环保、新能源、盐湖化工、现代农牧业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创新成果。
四是“科技援西创新”模式。
为加强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助推西部地区转型发展，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科技助推西部地区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3—2020年）》《全国科技援疆规划（2011—202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援藏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实施科技支宁、科技入滇、科技兴蒙、科技援疆、科技援藏、科技援青等多项支援计划，对提升西部各省（区、市）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作出了较大贡献。云南通过“科技入滇”机制，吸引了大批科技企业、科技团队到云南创新创业，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动力。中科院自2007年底启动中国科学院科技支甘工程，上海张江与甘肃兰白进行高新区结对共建，为甘肃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科技支宁”的推动，尤其是宁夏沿黄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对提高宁夏科技创新水平，建立东西部合作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西部科技创新的突出特点
我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北京、上海、广东的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地位愈发明显，也带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在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禀赋，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科技创新路径。西南的重庆和四川、西北的陕西已成长为西部地区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在区域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引领、带动作用。
一是创新型城市已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建设创新型城市，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截至2020年底，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已先后支持了78个城市（区）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其中包括成都、西安、汉中、宝鸡、呼和浩特、包头、贵阳、遵义、昆明、玉溪、南宁、兰州、乌鲁木齐、银川、西宁、拉萨16个城市。除不含重庆在内的西部11个省（区）的省会城市外，还包括汉中、宝鸡、包头、遵义和玉溪5个具有创新实力和创新潜力的城市。
虽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和东部存在较大差距，但西部城市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独特的创新路径，西安、成都等创新型城市更是在全国展现出较强的创新竞争力。银川通过在科技资源丰富的省市建设“离岸孵化+飞地育成”平台，形成了在“发达地区就近就地孵化、成果银川转移转化”的“空中走廊”。包头在铝精深加工等产业实现了创新链、产业链、标准链的“三链融合”，于2020年11月通过“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创建验收，也是继深圳之后全国第二家通过验收的城市。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20》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中，西安和成都位列第6和第9位，是典型的创新策源地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多，原始创新能力较强。2019年西安R&D经费投入强度达5.17%，在全国仅次于北京的6.31%。包头、宝鸡、拉萨、玉溪、遵义、汉中等城市排名靠后，属于创新集聚區城市，创新潜力较大。这些城市科教资源相对稀缺，创新发展主要是以成果转化为主，需要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
二是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协同创新网络初步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行政区域限制了创新要素流动，科技创新跨区域融合、协同合作的特征愈发鲜明，加大科技创新合作是必然趋势。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同创新格局，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市创新集群表现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西部城市群走在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保证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实施中具有独特地位。西部地区近年来不仅加强和东部地区的创新合作，也在完善内部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探索西部协同创新网络治理模式。
以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沿黄、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为代表，西部地区已构建多个以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成为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重要引擎。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不仅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成都和重庆两地近年来不断加强协同创新，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跨行政区域协同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成渝城市群正在向世界级城市群努力。关中平原城市群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工业体系完整、产业集聚度高，科教资源、军工科技等位居全国前列。“十四五”时期，关中平原城市群将成为军民融合创新高地，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成为向西开放的战略枢纽。2020年5月，甘青两省签署《深化甘青合作共同推动兰州—西宁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兰西城市群建设已迈入“深耕细作”阶段。两地将建立兰州—西宁城市群科技创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协同创新方案，协调解决两市科技创新的痛点和难点，进一步带动兰州—白银都市圈和西宁—海东都市圈及周边节点城市发展。
三、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存在的突出问题
“十三五”期间，西部各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系列深化改革、鼓励创新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成果显著，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科技实力显著提高，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仍存在较大差距，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短板。
1. 省会城市创新资源过度集聚
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已形成对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内部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2020年，重庆、陕西和四川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在全国前15位，宁夏排在全国第18位，剩余8省（区、市）均排在全国倒数前十位（表1）。2019年西部地区R&D人员98.6万名，R&D人员全时当量60.99万人年，R&D经费内部支出2858.5亿元，广东R&D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是109.2万名、80.3万人年和3098.5亿元，高于整个西部地区总量，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资源整体需要提升。
另一方面，在西部地区内部，创新资源多集中在川渝陕三地，且多集聚在省会城市。2019年重庆、陕西和四川三省（市）R&D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占到西部地区的60.7%和62.9%和67.3%。其他省（区、市）创新资源相对不足，创新主体需要夯实，研发投入有待提高，尤其是西藏、青海、广西等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相对较弱，需加快补充。与2018年相比，新疆和内蒙古两地R&D人员数量在2019年分别下降了7.4%和3%，新疆R&D经费内部支出也略微下降0.3%。同时，由于创新资源过度集中在省会城市和少部分核心城市，三四线城市创新资源少、投入低的现象亟须解决。如陕西创新资源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一直呈现西安“一家独大”的局面，西安2019年R&D经费内部支出481.76亿元，占陕西全省的82.4%。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市2019年R&D经费总投入124.8亿元，占内蒙古全区的84.4%，创新资源过度集聚现象也十分严重。 2. 企业创新能力和积极性严重不足
首先，西部欠发达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和R&D投入严重不足。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共有46.8万名，仅占全国规上企业R&D人员总数的10.5%。2019年重庆规上工业企业中，有38.6%的企业开展R&D活动。但广西、内蒙古、西藏和新疆等欠发达地区的规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的企业分别只有615家、292家、9家和153家，仅占比9.9%、9.8%、6.1%和4.8%，企业创新活力明显不足。有R&D活动的企业和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较少，也进一步导致企业转化新产品的能力不足。2019年西部地区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仅60477项，重庆、四川和陕西3省（市）共39517项，占比65.3%。青海和西藏只有259项和39项新产品开发项目，企业创新能力亟须提高。
此外，企业对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不足，限制了西部地区的成果转化。西部地区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问题严峻，产学研用一体化程度亟待提高。2018年广西登记2469项科技成果，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共登记1086项，但成果转化项目数仅63项，大量成果未能实现转化。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西部各地出台了多项政策，如《青海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但整体效果有待提高。陕西各项创新指标在全国排在中上游，拥有100多所高等院校、1300多家科研机构、2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依然存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较低、与市场结合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
3. 人才和技术流出问题严重
首先，引进高层次人才难、留人难，是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面临的重大问题。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然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贵州和广西均有680万以上的人口净流出，人口流出数量均排在全国前五名。西部高校人才培养也陷入了“流失—培养—再流失”的怪圈，高层次人才队伍青黄不接，马太效应在东西部科研圈愈发强烈。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项，全国有9个省市无一人入选，其中8个是西部省市。陕西和四川高校数量在全国排名靠前，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东部优质的科研条件和高待遇对西部科技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两地人才流失现象也较为突出。在2019年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排名中，仅有四川进入全国前15名。四川、重庆等地实施了“蓉漂计划”、《重庆英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等人才引进政策，但西部整体人才吸引能力不足，尤其在科技人才“东南飞”的趋势下，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科技领军人才稀缺的难题亟待解决。
其次，西部地区技术流出现象普遍。2019年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输出合同交易金额3375亿元，陕西和四川两省输出合同交易金额共2679亿元，占西部地区的79.4%，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科技输出大省。陕西和四川的技术输出与技术吸纳之比分别是2.12和1.49，对外输出技术能力显著高于吸纳技术的能力，技术贸易“逆差”现象较为严重，凸显成果供给与技术需求匹配度不高的问题。2020年西安和成都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为1648.56亿元和1144.52亿元，排在全国第三和第五位。西安2020年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仅661.59亿元，技术输出与技术吸纳之比达到2.49，科研外溢十分严重。与2018年相比，重庆、宁夏、云南、贵州和内蒙古技术吸纳合同金额同比下降51%、47%、34%、22%和21%，需要进一步提高吸纳技术的能力。
4. 资源型城市创新转型进程缓慢
一是“资源诅咒”现象在西部地区较为严重。西部地区资源富集，矿产、能源等资源十分丰富，但很多资源丰富城市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同时对当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当地产业结构失衡，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以攀枝花、金昌、六盘水等为代表的西部资源型城市，经过长期高强度开发，资源已进入稳产期或衰退期。我国有262个资源型城市，自2008年分三批确定了69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阿尔山、广西合山、四川华蓥、云南个旧、陕西铜川、宁夏石嘴山、甘肃白银和玉门等多个城市及部分区县。西部资源型城市一般距离经济中心较远，在环境不利于高新技术发展、资源逐步枯竭的情况下，产业转型较为困难。
二是多数传统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十分艰难。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是西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战略选择。贵州布局大数据战略，实现了“换道超车”，找到了产业转型的精准突破口。贵州科技创新水平在全国排名也逐年上升，从2018年第29位上升至2020年第27位。甘肃金昌通过发展有色金属深加工和新材料产业，围绕“五大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探索出“金昌模式”。金昌实现了科技创新驅动经济转型升级，正积极向创新型城市迈进。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效果还受到制度、政策等非科技因素的影响，离开传统的资源型支柱产业，资源型城市很容易失去稳定发展的根基。对大多数西部传统资源型城市来说，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要转变成创新型城市，仍面临着漫长的过程。六盘水在发展过程中面临“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问题，虽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但2019年煤电钢材四大传统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84.3%，比2018年还增加了1.9个百分点。加快白银、个旧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创新转型升级，将是“十四五”时期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5. 产业结构短板突出
首先，西部地区产业整体处于中低端，亟须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且基本远销欧盟等地，但不管从国内还是国际看，都很少有云南咖啡的名号，走不出产业链低端的位置。铝产业是广西的重要支柱产业，但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到铝精深加工的产业链尚未形成，高端产品也供应有限，整体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西部地区整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高端产业低端化”现象突出，如成都电子信息、汽车、轨道交通等产业主要集中于组装、加工制造环节。 其次，西部地区产业植入性特征明显，引进的国际性企业大多将西部城市作为生产基地和市场后端，很少布局研发、结算、运营等功能性总部和区域性总部，辐射带动效果有限。这也导致西部城市仅是很多大型企业全国布局和全球布局的一个节点，没有形成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重庆汽车产业本地配套率超过70%，但成都汽车产业本地配套却不足30%。西部产业利润率和投资效率不高，以西部工业投资较好的成都为例，其2009—2018年的工业平均投资系数为0.31，在全国GDP前10的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仅处于中游梯队。
四、以科技创新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十四五”时期，区域科技创新将成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引擎，以及推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也是西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必须加快科技创新，破除科技创新道路上的“制度藩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一）打造西部科技创新高地
一是加强区域统筹布局，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成都、重庆、西安为中心，整体布局西部地区创新体系。成渝加快共建西部科学城，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西安充分利用和咸阳一体化的创新基础，打造全国重要科研和文教中心。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积极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进大科学装置群建设，积极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载体，打造西部文化科技融合集聚区。
二是实行强省会战略，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当前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资源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创新型城市也集中在省会，建议以“强省会战略”进一步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发挥贵阳、银川、南宁等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创新型城市的带动作用，辐射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支持汉中、宝鸡、包头、遵义和玉溪等非省会创新型城市发展，打造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示范区。
三是发挥西部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跨行政区域创新型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重塑西部区域新格局，减少西部省市之间的无序竞争，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成渝西昆菱形经济圈，构建省会城市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兰西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城市群和都市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腹地作用，提升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带动辐射周边地区共同发展能力。
（二）增强创新主体创新能力
一是积极培育科技型企业。要深刻认识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企业主体突出、市场导向鲜明、产学研结合紧密的产业创新体系。实施创新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做大做强西部地区创新引领型龙头企业，大力培育技术驱动型独角兽企业。鼓励西部地区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融入全国产业创新网络。
二是提高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供给质量。实施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优化西部地区高校科学研究体系，加大“从0到1”的基础研究。借鉴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经验，在加快传统科研机构改革的同时，建设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着力解决西部产业共性需求难题。以南宁“产业技术研究机构3.0版本”为模板，在传统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半事业单位半企业化研究机构基础上，建设一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机构。
三是推进政产学研资介深度融合，提升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以陕西“双链深度融合示范区”为重点，探索西部地区“双链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重大需求和“卡脖子”问题，采用“揭榜挂帅”“全球悬赏”“直接委托”等方式，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创新主体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及成果转化基地、国际深地科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完善西部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科研成果“沿途下蛋、就地转化”。
（三）坚持差异化和特色创新
一是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以贵州“数据中心+中国天眼”为模板，聚焦西部地区重点行业和领域，探索西部特色的科技创新道路。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等地加快提高农牧业现代化水平、发展生物医药等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庆、陕西、四川等地加快发展军民两用高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化工、电子信息等创新型产业集群，内蒙古加快发展煤炭产业绿色发展与新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
二是借力“新基建”，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大数据产業在贵州、云南等地的布局已见成效，西部地区要积极利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利用气候、土地、能源等方面的优势，实现特色化、集聚化发展。
三是资源型城市积极选择替代产业，推进产业升级迭代。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尤其是铜川、个旧、白银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学习安徽铜陵、山东枣庄等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经验，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一轮技术革命作为转型的新动能，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集中发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加快县域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西部各县（市、区）应明确各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将科技创新融入当地产业发展。瞄准县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存在的科技短板，对接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科技需求，推进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县域创业式扶贫，用科技赋能西部县域经济，增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推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
（四）提高西部地区开放程度
一是加强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进一步加强科技援疆、科技援藏、科技支宁、科技入滇、科技兴蒙、科技援青等东西部科技合作。对接东部科技创新资源富集区域，推广银川“离岸孵化+飞地育成”建设模式，加快高新区结对共建，将产业化环节落地西部地区，推动外地项目在西部地区落地转化。 二是完善产业链生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挖掘并发挥西部地区的生态功能、旅游文化等特色产业优势，优化相关产业链配套，加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能力建设。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带头向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加大西部税收、金融、产业等政策支持力度，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和转移动力。
三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加强西部各地区的国际门户枢纽和“一带一路”桥头堡功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议成渝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内蒙古建设中蒙技术转移中心，广西建设中国—东盟科技合作中心，构建西部对外开放战略高地。
（五）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一是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创新意识不强、创新氛围不浓、体制机制滞后，这也是制约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西部各省（区、市）近年来出台了多项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文件，但缺少创新布局统筹，创新资源较为分散，集中度不足。西部各省（区、市）应加快编制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科技创新相关法规条例，指导和保障中长期的科技创新工作。在西部地区输出成都和西安的科技体制改革经验，实施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和科研院所股权激励及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深化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优化企业研发人才职称评定，建立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和项目转化激励机制。加快建设川桂科技创新长廊，推进技术转移合作和区域间人才交流培养。坚持引进与培育并重的人才发展理念，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积极引进国际一流科研人才及科学家队伍，为西部培养科技创新“塔尖”“塔基”人才，支撑西部地区“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三是打造西部科技创新生态体系，赋能西部大开发。强化精准有力施策，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营商环境，打造勇于探索、鼓励创新的氛围，营造鼓励创新、学术自由、宽容失败的科学研究环境。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提升双创平台服务，打造西部双创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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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9-15 責任编辑：张 洁）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科技创新 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095-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企业二元创新战略下资源配置与开放获取整合机制研究（72072167）。
[作者简介] 马朝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创新、创新与互联网金融、数字经济。
一、科技创新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引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创新概念始创于熊彼特，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强调经济发展源于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知识经济兴起，对发达国家经济起到了强大的拉动效应。结合系统科学、演化经济学等理论，迈克尔·波特提出创新驱动理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相继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相关概念。库克（Cooke）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由地理上相互分工、相互联系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这种体系能够支持并产生创新。学术界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及分析框架进行了大量研究（黄鲁成，2000;柳卸林 等，2003;Strand O、Leydesdorff L，2013）。总结学者观点，生态良好的区域创新系统包括多元参与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通过多元创新参与者之间构成协同创新网络，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能够解决创新主体的孤岛效应，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协调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已成为新时代的主要发展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核心部分。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除重庆、四川等地外，西部多数地区经济水平仍处于全国下游，增长乏力。宏观层面看，西部经济发展存在质量短板的关键是创新驱动不足。西部地区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科技创新引领能力有待提高，资源要素配置亟须优化，内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指出，“西部地区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有力支撑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西部地区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西部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发展阶段，科技创新驱动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多措并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将创新成果充分运用到经济活动，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升级，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西部地區科技创新的主要模式及突出特点
（一）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主要模式
一是“技术追赶+自主创新”模式。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模式，即选择以引进成熟的技术和产业为主实现创新，既能降低研发成本，又可以避免研发可能造成的失败。西部长期实施技术追赶的创新战略，通过学习、模仿、引进再吸收，显著缩短了科技创新所需研发周期，完整的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是欠发达地区提高创新能力必经的过程，也是西部地区的必经之路。在经过技术追赶阶段后，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引领转型升级，涌现出多项重大科技成果，有效带动了经济发展。
二是“引领型创新+区域协同创新”模式。
在经过技术追赶阶段后，川渝陕三地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积极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引擎，引领全面创新，并积极推动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如四川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新格局，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也走在全国前列，拥有大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中，支持成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排在了首位，还特别提到支持提升成都科学城建设水平，支持绵阳科技城探索建立区域科技创新特区的科学路径。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双国家战略支持下，四川和重庆面临进一步协同创新、共同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陕西在2020年出台了《关于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也进一步明确了创新驱动的引领和激励作用。
三是“区域特色创新+差异化创新”模式。
西部地区基于本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产业优势，探索出有别于东部地区的差异化创新模式。贵州积极利用地理优势，推出了“中国天眼”“中国数谷”等创新名片，贵阳贵安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数据中心基地之一，数字经济增速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云南围绕“人才”“平台”“产业”，在全国重点推进生物医药产业，树立科技创新标杆，并着力把花卉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产业，摸索出科技助力产业发展新模式。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地也利用资源和成本优势，在生态环保、新能源、盐湖化工、现代农牧业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创新成果。
四是“科技援西创新”模式。
为加强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助推西部地区转型发展，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科技助推西部地区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3—2020年）》《全国科技援疆规划（2011—202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援藏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实施科技支宁、科技入滇、科技兴蒙、科技援疆、科技援藏、科技援青等多项支援计划，对提升西部各省（区、市）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作出了较大贡献。云南通过“科技入滇”机制，吸引了大批科技企业、科技团队到云南创新创业，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动力。中科院自2007年底启动中国科学院科技支甘工程，上海张江与甘肃兰白进行高新区结对共建，为甘肃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科技支宁”的推动，尤其是宁夏沿黄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对提高宁夏科技创新水平，建立东西部合作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西部科技创新的突出特点
我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北京、上海、广东的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地位愈发明显，也带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在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禀赋，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科技创新路径。西南的重庆和四川、西北的陕西已成长为西部地区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在区域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引领、带动作用。
一是创新型城市已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建设创新型城市，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截至2020年底，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已先后支持了78个城市（区）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其中包括成都、西安、汉中、宝鸡、呼和浩特、包头、贵阳、遵义、昆明、玉溪、南宁、兰州、乌鲁木齐、银川、西宁、拉萨16个城市。除不含重庆在内的西部11个省（区）的省会城市外，还包括汉中、宝鸡、包头、遵义和玉溪5个具有创新实力和创新潜力的城市。
虽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和东部存在较大差距，但西部城市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独特的创新路径，西安、成都等创新型城市更是在全国展现出较强的创新竞争力。银川通过在科技资源丰富的省市建设“离岸孵化+飞地育成”平台，形成了在“发达地区就近就地孵化、成果银川转移转化”的“空中走廊”。包头在铝精深加工等产业实现了创新链、产业链、标准链的“三链融合”，于2020年11月通过“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创建验收，也是继深圳之后全国第二家通过验收的城市。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20》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中，西安和成都位列第6和第9位，是典型的创新策源地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多，原始创新能力较强。2019年西安R&D经费投入强度达5.17%，在全国仅次于北京的6.31%。包头、宝鸡、拉萨、玉溪、遵义、汉中等城市排名靠后，属于创新集聚區城市，创新潜力较大。这些城市科教资源相对稀缺，创新发展主要是以成果转化为主，需要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
二是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协同创新网络初步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行政区域限制了创新要素流动，科技创新跨区域融合、协同合作的特征愈发鲜明，加大科技创新合作是必然趋势。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同创新格局，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市创新集群表现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西部城市群走在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保证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实施中具有独特地位。西部地区近年来不仅加强和东部地区的创新合作，也在完善内部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探索西部协同创新网络治理模式。
以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沿黄、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为代表，西部地区已构建多个以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成为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重要引擎。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不仅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成都和重庆两地近年来不断加强协同创新，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跨行政区域协同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成渝城市群正在向世界级城市群努力。关中平原城市群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工业体系完整、产业集聚度高，科教资源、军工科技等位居全国前列。“十四五”时期，关中平原城市群将成为军民融合创新高地，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成为向西开放的战略枢纽。2020年5月，甘青两省签署《深化甘青合作共同推动兰州—西宁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兰西城市群建设已迈入“深耕细作”阶段。两地将建立兰州—西宁城市群科技创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协同创新方案，协调解决两市科技创新的痛点和难点，进一步带动兰州—白银都市圈和西宁—海东都市圈及周边节点城市发展。
三、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存在的突出问题
“十三五”期间，西部各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系列深化改革、鼓励创新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成果显著，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科技实力显著提高，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仍存在较大差距，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短板。
1. 省会城市创新资源过度集聚
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已形成对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内部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2020年，重庆、陕西和四川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在全国前15位，宁夏排在全国第18位，剩余8省（区、市）均排在全国倒数前十位（表1）。2019年西部地区R&D人员98.6万名，R&D人员全时当量60.99万人年，R&D经费内部支出2858.5亿元，广东R&D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是109.2万名、80.3万人年和3098.5亿元，高于整个西部地区总量，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资源整体需要提升。
另一方面，在西部地区内部，创新资源多集中在川渝陕三地，且多集聚在省会城市。2019年重庆、陕西和四川三省（市）R&D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占到西部地区的60.7%和62.9%和67.3%。其他省（区、市）创新资源相对不足，创新主体需要夯实，研发投入有待提高，尤其是西藏、青海、广西等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相对较弱，需加快补充。与2018年相比，新疆和内蒙古两地R&D人员数量在2019年分别下降了7.4%和3%，新疆R&D经费内部支出也略微下降0.3%。同时，由于创新资源过度集中在省会城市和少部分核心城市，三四线城市创新资源少、投入低的现象亟须解决。如陕西创新资源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一直呈现西安“一家独大”的局面，西安2019年R&D经费内部支出481.76亿元，占陕西全省的82.4%。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市2019年R&D经费总投入124.8亿元，占内蒙古全区的84.4%，创新资源过度集聚现象也十分严重。 2. 企业创新能力和积极性严重不足
首先，西部欠发达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和R&D投入严重不足。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共有46.8万名，仅占全国规上企业R&D人员总数的10.5%。2019年重庆规上工业企业中，有38.6%的企业开展R&D活动。但广西、内蒙古、西藏和新疆等欠发达地区的规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的企业分别只有615家、292家、9家和153家，仅占比9.9%、9.8%、6.1%和4.8%，企业创新活力明显不足。有R&D活动的企业和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较少，也进一步导致企业转化新产品的能力不足。2019年西部地区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仅60477项，重庆、四川和陕西3省（市）共39517项，占比65.3%。青海和西藏只有259项和39项新产品开发项目，企业创新能力亟须提高。
此外，企业对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不足，限制了西部地区的成果转化。西部地区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问题严峻，产学研用一体化程度亟待提高。2018年广西登记2469项科技成果，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共登记1086项，但成果转化项目数仅63项，大量成果未能实现转化。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西部各地出台了多项政策，如《青海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但整体效果有待提高。陕西各项创新指标在全国排在中上游，拥有100多所高等院校、1300多家科研机构、2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依然存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较低、与市场结合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
3. 人才和技术流出问题严重
首先，引进高层次人才难、留人难，是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面临的重大问题。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然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贵州和广西均有680万以上的人口净流出，人口流出数量均排在全国前五名。西部高校人才培养也陷入了“流失—培养—再流失”的怪圈，高层次人才队伍青黄不接，马太效应在东西部科研圈愈发强烈。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项，全国有9个省市无一人入选，其中8个是西部省市。陕西和四川高校数量在全国排名靠前，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东部优质的科研条件和高待遇对西部科技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两地人才流失现象也较为突出。在2019年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排名中，仅有四川进入全国前15名。四川、重庆等地实施了“蓉漂计划”、《重庆英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等人才引进政策，但西部整体人才吸引能力不足，尤其在科技人才“东南飞”的趋势下，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科技领军人才稀缺的难题亟待解决。
其次，西部地区技术流出现象普遍。2019年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输出合同交易金额3375亿元，陕西和四川两省输出合同交易金额共2679亿元，占西部地区的79.4%，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科技输出大省。陕西和四川的技术输出与技术吸纳之比分别是2.12和1.49，对外输出技术能力显著高于吸纳技术的能力，技术贸易“逆差”现象较为严重，凸显成果供给与技术需求匹配度不高的问题。2020年西安和成都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为1648.56亿元和1144.52亿元，排在全国第三和第五位。西安2020年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仅661.59亿元，技术输出与技术吸纳之比达到2.49，科研外溢十分严重。与2018年相比，重庆、宁夏、云南、贵州和内蒙古技术吸纳合同金额同比下降51%、47%、34%、22%和21%，需要进一步提高吸纳技术的能力。
4. 资源型城市创新转型进程缓慢
一是“资源诅咒”现象在西部地区较为严重。西部地区资源富集，矿产、能源等资源十分丰富，但很多资源丰富城市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同时对当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当地产业结构失衡，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以攀枝花、金昌、六盘水等为代表的西部资源型城市，经过长期高强度开发，资源已进入稳产期或衰退期。我国有262个资源型城市，自2008年分三批确定了69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阿尔山、广西合山、四川华蓥、云南个旧、陕西铜川、宁夏石嘴山、甘肃白银和玉门等多个城市及部分区县。西部资源型城市一般距离经济中心较远，在环境不利于高新技术发展、资源逐步枯竭的情况下，产业转型较为困难。
二是多数传统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十分艰难。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是西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战略选择。贵州布局大数据战略，实现了“换道超车”，找到了产业转型的精准突破口。贵州科技创新水平在全国排名也逐年上升，从2018年第29位上升至2020年第27位。甘肃金昌通过发展有色金属深加工和新材料产业，围绕“五大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探索出“金昌模式”。金昌实现了科技创新驅动经济转型升级，正积极向创新型城市迈进。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效果还受到制度、政策等非科技因素的影响，离开传统的资源型支柱产业，资源型城市很容易失去稳定发展的根基。对大多数西部传统资源型城市来说，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要转变成创新型城市，仍面临着漫长的过程。六盘水在发展过程中面临“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问题，虽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但2019年煤电钢材四大传统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84.3%，比2018年还增加了1.9个百分点。加快白银、个旧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创新转型升级，将是“十四五”时期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5. 产业结构短板突出
首先，西部地区产业整体处于中低端，亟须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且基本远销欧盟等地，但不管从国内还是国际看，都很少有云南咖啡的名号，走不出产业链低端的位置。铝产业是广西的重要支柱产业，但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到铝精深加工的产业链尚未形成，高端产品也供应有限，整体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西部地区整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高端产业低端化”现象突出，如成都电子信息、汽车、轨道交通等产业主要集中于组装、加工制造环节。 其次，西部地区产业植入性特征明显，引进的国际性企业大多将西部城市作为生产基地和市场后端，很少布局研发、结算、运营等功能性总部和区域性总部，辐射带动效果有限。这也导致西部城市仅是很多大型企业全国布局和全球布局的一个节点，没有形成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重庆汽车产业本地配套率超过70%，但成都汽车产业本地配套却不足30%。西部产业利润率和投资效率不高，以西部工业投资较好的成都为例，其2009—2018年的工业平均投资系数为0.31，在全国GDP前10的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仅处于中游梯队。
四、以科技创新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十四五”时期，区域科技创新将成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引擎，以及推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也是西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必须加快科技创新，破除科技创新道路上的“制度藩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一）打造西部科技创新高地
一是加强区域统筹布局，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成都、重庆、西安为中心，整体布局西部地区创新体系。成渝加快共建西部科学城，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西安充分利用和咸阳一体化的创新基础，打造全国重要科研和文教中心。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积极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进大科学装置群建设，积极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载体，打造西部文化科技融合集聚区。
二是实行强省会战略，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当前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资源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创新型城市也集中在省会，建议以“强省会战略”进一步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发挥贵阳、银川、南宁等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创新型城市的带动作用，辐射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支持汉中、宝鸡、包头、遵义和玉溪等非省会创新型城市发展，打造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示范区。
三是发挥西部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跨行政区域创新型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重塑西部区域新格局，减少西部省市之间的无序竞争，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成渝西昆菱形经济圈，构建省会城市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兰西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城市群和都市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腹地作用，提升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带动辐射周边地区共同发展能力。
（二）增强创新主体创新能力
一是积极培育科技型企业。要深刻认识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企业主体突出、市场导向鲜明、产学研结合紧密的产业创新体系。实施创新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做大做强西部地区创新引领型龙头企业，大力培育技术驱动型独角兽企业。鼓励西部地区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融入全国产业创新网络。
二是提高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供给质量。实施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优化西部地区高校科学研究体系，加大“从0到1”的基础研究。借鉴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经验，在加快传统科研机构改革的同时，建设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着力解决西部产业共性需求难题。以南宁“产业技术研究机构3.0版本”为模板，在传统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半事业单位半企业化研究机构基础上，建设一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机构。
三是推进政产学研资介深度融合，提升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以陕西“双链深度融合示范区”为重点，探索西部地区“双链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重大需求和“卡脖子”问题，采用“揭榜挂帅”“全球悬赏”“直接委托”等方式，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创新主体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及成果转化基地、国际深地科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完善西部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科研成果“沿途下蛋、就地转化”。
（三）坚持差异化和特色创新
一是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以贵州“数据中心+中国天眼”为模板，聚焦西部地区重点行业和领域，探索西部特色的科技创新道路。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等地加快提高农牧业现代化水平、发展生物医药等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庆、陕西、四川等地加快发展军民两用高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化工、电子信息等创新型产业集群，内蒙古加快发展煤炭产业绿色发展与新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
二是借力“新基建”，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大数据产業在贵州、云南等地的布局已见成效，西部地区要积极利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利用气候、土地、能源等方面的优势，实现特色化、集聚化发展。
三是资源型城市积极选择替代产业，推进产业升级迭代。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尤其是铜川、个旧、白银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学习安徽铜陵、山东枣庄等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经验，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一轮技术革命作为转型的新动能，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集中发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加快县域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西部各县（市、区）应明确各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将科技创新融入当地产业发展。瞄准县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存在的科技短板，对接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科技需求，推进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县域创业式扶贫，用科技赋能西部县域经济，增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推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
（四）提高西部地区开放程度
一是加强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进一步加强科技援疆、科技援藏、科技支宁、科技入滇、科技兴蒙、科技援青等东西部科技合作。对接东部科技创新资源富集区域，推广银川“离岸孵化+飞地育成”建设模式，加快高新区结对共建，将产业化环节落地西部地区，推动外地项目在西部地区落地转化。 二是完善产业链生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挖掘并发挥西部地区的生态功能、旅游文化等特色产业优势，优化相关产业链配套，加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能力建设。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带头向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加大西部税收、金融、产业等政策支持力度，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和转移动力。
三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加强西部各地区的国际门户枢纽和“一带一路”桥头堡功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议成渝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内蒙古建设中蒙技术转移中心，广西建设中国—东盟科技合作中心，构建西部对外开放战略高地。
（五）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一是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创新意识不强、创新氛围不浓、体制机制滞后，这也是制约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西部各省（区、市）近年来出台了多项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文件，但缺少创新布局统筹，创新资源较为分散，集中度不足。西部各省（区、市）应加快编制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科技创新相关法规条例，指导和保障中长期的科技创新工作。在西部地区输出成都和西安的科技体制改革经验，实施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和科研院所股权激励及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深化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优化企业研发人才职称评定，建立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和项目转化激励机制。加快建设川桂科技创新长廊，推进技术转移合作和区域间人才交流培养。坚持引进与培育并重的人才发展理念，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积极引进国际一流科研人才及科学家队伍，为西部培养科技创新“塔尖”“塔基”人才，支撑西部地区“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三是打造西部科技创新生态体系，赋能西部大开发。强化精准有力施策，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营商环境，打造勇于探索、鼓励创新的氛围，营造鼓励创新、学术自由、宽容失败的科学研究环境。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提升双创平台服务，打造西部双创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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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9-15 責任编辑：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