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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产权的正当性问题是研究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和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洛克的劳动财产权学说成为解释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基础理论。实际上，解释并维护知识产权的正当性需要权衡公权与私权，并确立人权价值观，用法律予以确定。
关键词：知识产权；正当性；劳动财产权
随着知识产权为社会公众所认识和接受，其具有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其进行研究和反思。从解释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出发，探求知识产权正当性，我们不难发现，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与利益密切相关的财产权利，其正当性必须以实现各方利益平衡为支撑。
一、洛克的“劳动财产权”
尽管在《政府论》中洛克并没有将其财产权理论用于解释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但是由于劳动财产权理论在其整个的理论结构上与知识产权具有了很多的契合之处，它已经成为解释知识产权正当性的理论基础。甚至有学者认为相对于财产权来说，洛克的理论在知识产权中更能找到最坚实的基石。[1]
洛克认为，凡是对资源施加了劳动并使其价值增加的人对其劳动成果即当然地享有某种自然权利，而且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护这一自然权利并授予其正当性。“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2]这就使其对他的劳动成果当然地享有某种权利。
贾斯汀·休斯在其《知识产权哲学》中认为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对知识产权正当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首先，是思想产生中的“实施”问题。他将一个新思想的产生分为两个环节，一是“想出”这种思想，二是进行实施。而思想的实施过程对于保护创造性思想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部分。这不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而且知识产权更多地是倾向于对已经付诸实施的思想进行保护并授予其权利。所以，思想的产生的实施过程，就是劳动的过程。其次，他还对思想同公有领域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思想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即使某种思想已经成为他人的私有财产，人们同样可以在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过程中利用这些思想。知识产权制度中，新思想可以不通过交换或是赠与，它属于所有人的同时，会激发出全新的一系列思想。所以，让思想进入私有领域不仅不会对公有领域造成任何损减，而且还会使得公有领域更加丰富。[3]
虽然当代劳动财产权论主要是针对洛克先决条件做出了知识产权式的解读，但是这在论证知识产权合理性和正当性方面具有诸多优势。其一，劳动论能够克服功利主义带来的对个体利益的压制。其二，劳动论为解决知识产权与社会公众的共有权之间的冲突奠定基本原则。
二、劳动财产权的矛盾与漏洞
学说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判断其优劣的关键在于何者能对现状及历史作出更好的解释，绝对的正确是不存在的。劳动财产权学说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赞成与支持，究其原因，还在于该理论自身的不足与矛盾。
首先，劳动财产权理论建立的前提条件是虚拟的。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是建立在上帝将地球上的一切东西给人类共有的前提之下，但这种理想的共有状态只不过是一种臆想，这种状态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有形世界如此，无形财产亦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思想的数量和供给并不是无限的。[4]
其次，《政府论》中没有洛克关于知识产权的相关论述。循溯洛克的本意，其发表《政府论》的目的在于驳斥保皇派的君权神授理论并以求彻底消除其影响，他的立足点是为资产阶级的议会主权进行辩护。他的关于财产权的论述也是服务于这一政治目的的。将洛克本来为其他目的而就财产权所作的论述套用到知识产权上，未免显得牵强。
再次，权利的排他性问题。在洛克的理论中，任何人只要付出了劳动，就可以将本来处于人类共有状态的财产“占为己有”，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劳动取得同一类财产权。但是这一理论在知识产权领域却行不通。
三、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归属
精心构建一个令人满意、全面而完整的知识产权财产权理论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的分析模式中本身也蕴涵权利人与他人和社会利益相平衡之意，他为该理论设定了限制条件：“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5]知识产权正当性是指人们基于“知识”而产生的权利主张由于符合某些规则而受到法律规范的支持和保护。[6]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知识产权人以对其创造性知识产品的独占权利和保证知识产品的充分公开以及社会公众有条件地使用，这种制度构建既保留了知识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也确立了知识产品的私人产品属性。
但是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往往存在反市场、反竞争的倾向，利益最大化与“知识强权”等问题。因此，在个人利益、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都需要进行一种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从来源上来说是一种自然权利，但其在现实操作中却难以按照自然权利的轨迹运行下去，而是必须依靠法律的合理设计与精心规划来保障权利的实施，赋予其存在的正当性。知识产权依靠法律制度使知识产权独占化，但是也冒着牺牲了其他生产了同样知识产品的劳动者应该享有的权利为代价。为补偿这种损失，法律要对权利人的权利做出一定的限制，来平衡各方利益，从利益平衡出发，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协调。
参考文献：
[1][美]贾斯汀·休斯.《知识产权哲学》，杨才然，张萍译，载刘春田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9页
[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页
[3][美]贾斯汀·休斯.《知识产权哲学》，杨才然、张萍译，载刘春田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页
[4]杨才然，高伟.《洛克的知识产权正义论》，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1期
[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页
[6]向波：《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之批判分析》，载《理论界》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魏哲（1989年4月～），女，陕西西安，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知识产权；正当性；劳动财产权
随着知识产权为社会公众所认识和接受，其具有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其进行研究和反思。从解释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出发，探求知识产权正当性，我们不难发现，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与利益密切相关的财产权利，其正当性必须以实现各方利益平衡为支撑。
一、洛克的“劳动财产权”
尽管在《政府论》中洛克并没有将其财产权理论用于解释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但是由于劳动财产权理论在其整个的理论结构上与知识产权具有了很多的契合之处，它已经成为解释知识产权正当性的理论基础。甚至有学者认为相对于财产权来说，洛克的理论在知识产权中更能找到最坚实的基石。[1]
洛克认为，凡是对资源施加了劳动并使其价值增加的人对其劳动成果即当然地享有某种自然权利，而且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护这一自然权利并授予其正当性。“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2]这就使其对他的劳动成果当然地享有某种权利。
贾斯汀·休斯在其《知识产权哲学》中认为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对知识产权正当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首先，是思想产生中的“实施”问题。他将一个新思想的产生分为两个环节，一是“想出”这种思想，二是进行实施。而思想的实施过程对于保护创造性思想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部分。这不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而且知识产权更多地是倾向于对已经付诸实施的思想进行保护并授予其权利。所以，思想的产生的实施过程，就是劳动的过程。其次，他还对思想同公有领域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思想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即使某种思想已经成为他人的私有财产，人们同样可以在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过程中利用这些思想。知识产权制度中，新思想可以不通过交换或是赠与，它属于所有人的同时，会激发出全新的一系列思想。所以，让思想进入私有领域不仅不会对公有领域造成任何损减，而且还会使得公有领域更加丰富。[3]
虽然当代劳动财产权论主要是针对洛克先决条件做出了知识产权式的解读，但是这在论证知识产权合理性和正当性方面具有诸多优势。其一，劳动论能够克服功利主义带来的对个体利益的压制。其二，劳动论为解决知识产权与社会公众的共有权之间的冲突奠定基本原则。
二、劳动财产权的矛盾与漏洞
学说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判断其优劣的关键在于何者能对现状及历史作出更好的解释，绝对的正确是不存在的。劳动财产权学说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赞成与支持，究其原因，还在于该理论自身的不足与矛盾。
首先，劳动财产权理论建立的前提条件是虚拟的。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是建立在上帝将地球上的一切东西给人类共有的前提之下，但这种理想的共有状态只不过是一种臆想，这种状态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有形世界如此，无形财产亦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思想的数量和供给并不是无限的。[4]
其次，《政府论》中没有洛克关于知识产权的相关论述。循溯洛克的本意，其发表《政府论》的目的在于驳斥保皇派的君权神授理论并以求彻底消除其影响，他的立足点是为资产阶级的议会主权进行辩护。他的关于财产权的论述也是服务于这一政治目的的。将洛克本来为其他目的而就财产权所作的论述套用到知识产权上，未免显得牵强。
再次，权利的排他性问题。在洛克的理论中，任何人只要付出了劳动，就可以将本来处于人类共有状态的财产“占为己有”，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劳动取得同一类财产权。但是这一理论在知识产权领域却行不通。
三、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归属
精心构建一个令人满意、全面而完整的知识产权财产权理论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的分析模式中本身也蕴涵权利人与他人和社会利益相平衡之意，他为该理论设定了限制条件：“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5]知识产权正当性是指人们基于“知识”而产生的权利主张由于符合某些规则而受到法律规范的支持和保护。[6]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知识产权人以对其创造性知识产品的独占权利和保证知识产品的充分公开以及社会公众有条件地使用，这种制度构建既保留了知识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也确立了知识产品的私人产品属性。
但是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往往存在反市场、反竞争的倾向，利益最大化与“知识强权”等问题。因此，在个人利益、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都需要进行一种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从来源上来说是一种自然权利，但其在现实操作中却难以按照自然权利的轨迹运行下去，而是必须依靠法律的合理设计与精心规划来保障权利的实施，赋予其存在的正当性。知识产权依靠法律制度使知识产权独占化，但是也冒着牺牲了其他生产了同样知识产品的劳动者应该享有的权利为代价。为补偿这种损失，法律要对权利人的权利做出一定的限制，来平衡各方利益，从利益平衡出发，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协调。
参考文献：
[1][美]贾斯汀·休斯.《知识产权哲学》，杨才然，张萍译，载刘春田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9页
[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页
[3][美]贾斯汀·休斯.《知识产权哲学》，杨才然、张萍译，载刘春田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页
[4]杨才然，高伟.《洛克的知识产权正义论》，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1期
[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页
[6]向波：《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之批判分析》，载《理论界》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魏哲（1989年4月～），女，陕西西安，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