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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杨小凯、林毅夫论争的焦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问题，虽经过了十多年的“搁置”而似乎显得“年代久远”，但事实上该争论并未过时，在当下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杨、林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问题的争论，揭示了该争论对当今中国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争论始于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演讲。随后，林毅夫发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回应，与杨小凯探讨中国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问题。两个人的争论由此展开。
一、杨小凯、林毅夫之争
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国家利用与先发国家的差距，积极引进先发国的技术、学习其经验制度，不断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后发劣势，是指落后国家虽可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来缩小经济差距，但是仍会陷入只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的陷阱，从而导致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失败。
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杨小凯与林毅夫论争的焦点问题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孰先孰后；制度究竟是内生还是外生；国家经济改革是否可以采取激进方式；宪政制度是否为限制国家机会主义、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
杨小凯认为制度模仿对后发国的发展处于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不应忽视制度模仿而过分强调技术模仿。只有英美的宪政制度才是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长期发展，限制国家机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他还认为，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经济改革是失败的，导致了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而林毅夫则认为，虽然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即为技术模仿对后发国发展十分重要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制度模仿虽然重要，但是要审时度势地进行，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安排，所以宪政制度并非为保障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唯一制度安排。
二、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杨、林的论争在当今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针对的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的经济无论怎样发展都无法回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中所争论的问题。杨、林虽然观点分歧巨大，但是两位通过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杨、林两位学者的争论虽然发生在十几年前，但是所争论的问题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仍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一）无论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最重要的则是创新
组成后发优势两个最重要部分是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这两个部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事实上，后发劣势不是与后发优势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概念。[1]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后发劣势概念并不排斥、也并未彻底否定后发优势概念，而是对后发优势的有益补充，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乃硬币之两面。[2]
不论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都是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后发劣势更是为了防止其只注重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才提出的，可以算作是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补充，更加完善了后发优势的内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后发优势已连续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目前似乎已经到了“瓶颈”时期，经济增速放缓、腐败现象严重。而以往先发国家的技术、管理、体制经验对于我国的发展也不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积极地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才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为此就要保证创新在一定的范围和框架内进行，而这个范围和框架应该是由宪法和法律来规定的。这与杨小凯的宪政理念确有几分相似。
（二）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准确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
杨小凯在论争中一直担心的问题便是国家机会主义，他担心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3]事实上，杨提出宪政制度也正是为了限制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防止政府的角色扭曲，保证市场的自由运行。而林在论争中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要有根据，可以概括为“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4]
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贯穿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5]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实行的是由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则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十四大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似乎都在见证市场地位的增强和政府角色的减弱。但政府的作用依旧重要。正如十四大后虽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是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进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仍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看来，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政府只有找准了位置，才能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其仁.纪念杨小凯[J].经济观察报，2004.
[2]谢作诗.后发优势与后發劣势——硬币之两面[J].经济体制改革，2003（9）.
[3]徐景安.中国政府究竟应扮演什么角色——评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之争[J].中国经济报告，2014（12）.
[4]林毅夫.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J]. 记者观察，2014（1）.
[5]魏志强.林张之争——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如何作为[J].中国新时代，2014（8）.
作者简介：苏炳杰（1991-），男，汉族，河南汝州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民族经济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争论始于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演讲。随后，林毅夫发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回应，与杨小凯探讨中国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问题。两个人的争论由此展开。
一、杨小凯、林毅夫之争
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国家利用与先发国家的差距，积极引进先发国的技术、学习其经验制度，不断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后发劣势，是指落后国家虽可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来缩小经济差距，但是仍会陷入只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的陷阱，从而导致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失败。
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杨小凯与林毅夫论争的焦点问题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孰先孰后；制度究竟是内生还是外生；国家经济改革是否可以采取激进方式；宪政制度是否为限制国家机会主义、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
杨小凯认为制度模仿对后发国的发展处于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不应忽视制度模仿而过分强调技术模仿。只有英美的宪政制度才是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长期发展，限制国家机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他还认为，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经济改革是失败的，导致了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而林毅夫则认为，虽然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即为技术模仿对后发国发展十分重要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制度模仿虽然重要，但是要审时度势地进行，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安排，所以宪政制度并非为保障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唯一制度安排。
二、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杨、林的论争在当今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针对的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的经济无论怎样发展都无法回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中所争论的问题。杨、林虽然观点分歧巨大，但是两位通过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杨、林两位学者的争论虽然发生在十几年前，但是所争论的问题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仍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一）无论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最重要的则是创新
组成后发优势两个最重要部分是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这两个部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事实上，后发劣势不是与后发优势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概念。[1]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后发劣势概念并不排斥、也并未彻底否定后发优势概念，而是对后发优势的有益补充，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乃硬币之两面。[2]
不论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都是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后发劣势更是为了防止其只注重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才提出的，可以算作是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补充，更加完善了后发优势的内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后发优势已连续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目前似乎已经到了“瓶颈”时期，经济增速放缓、腐败现象严重。而以往先发国家的技术、管理、体制经验对于我国的发展也不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积极地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才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为此就要保证创新在一定的范围和框架内进行，而这个范围和框架应该是由宪法和法律来规定的。这与杨小凯的宪政理念确有几分相似。
（二）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准确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
杨小凯在论争中一直担心的问题便是国家机会主义，他担心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3]事实上，杨提出宪政制度也正是为了限制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防止政府的角色扭曲，保证市场的自由运行。而林在论争中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要有根据，可以概括为“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4]
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贯穿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5]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实行的是由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则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十四大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似乎都在见证市场地位的增强和政府角色的减弱。但政府的作用依旧重要。正如十四大后虽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是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进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仍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看来，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政府只有找准了位置，才能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其仁.纪念杨小凯[J].经济观察报，2004.
[2]谢作诗.后发优势与后發劣势——硬币之两面[J].经济体制改革，2003（9）.
[3]徐景安.中国政府究竟应扮演什么角色——评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之争[J].中国经济报告，2014（12）.
[4]林毅夫.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J]. 记者观察，2014（1）.
[5]魏志强.林张之争——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如何作为[J].中国新时代，2014（8）.
作者简介：苏炳杰（1991-），男，汉族，河南汝州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民族经济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