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五岭之南的广东，虽然早自秦朝一统天下的年代起，就已成为中国一个以“南海”命名的郡。但由于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隔着颇难逾越的崇山峻岭，在其后很长的岁月里，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事实也是如此，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尽管广东也不断发展，但一直到清代初期，广东不要说无法与中原、江南这些发达的地区相比，甚至也远落后于邻近的湖南和江西。这一点，只要看看从宋代到明代，光是江西，就曾涌现出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朱熹、杨万里、宋应星、汤显祖等一大批著名人物，便不难窥见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确，在中国古代，广东是相对后进的地区。
　　然而，当进入19世纪中叶，情况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广东由于拥有广州这个当时唯一的海上对外通商口岸，首先受到工业文明风潮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双重鼓荡和夹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开始发生裂变。尽管这种变化在其初始阶段，并不完全是自觉和主动的，但无可否认，却具有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此萌生的各種新鲜事物、发生的各种前所未闻的事件，包括其先知先觉人物的一系列思想、言论和行动，更是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不断向内地传播辐射，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影响。同样以人物为例，这一时期的广东，破天荒地出现了洪秀全、容闳、郑观应、黄遵宪、邓世昌、康有为、詹天佑、梁启超、孙中山等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成批涌现，无疑同样是广东社会发展的一个集中反映。它显示着广东从此由农业文明时代的后发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出发点，开始在启蒙和实践两个方面，发挥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
　　这确实是一次异军突起，而且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异军突起。因为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尽管也不止一次发生过异军突起的情形，包括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心那样重大的变迁，但都无一不是发生于农耕文明的范畴之内；而出现在广东的这一次，却体现了中国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新兴的工业文明突破的历史要求，是文明的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思想观念、生产方式还是社会治理方法等方面都面临根本性改造，就其深刻程度而言，是以往那些变迁所不能比拟的。
　　那么，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为何会首先落到广东这片土地上，使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异军突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无疑可以也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究，而其中绕不开的一点，则是它与广东精神的一种内在联系。
　　说到精神，无疑是一切社会变革的首要条件。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发展土壤，又反过来推动和引领社会的变革。广东地处五岭以南。这个地区的文化大致说来，是由三个源头“杂交”形成。首先是当地百越族人创造的以蛇图腾、断发纹身习俗和干栏式巢居建筑等为特征的原生态文化；其次是纳入全国大一统版图之后的两千多年间，通过历代的驻兵和移民，源源不绝地输入的中原文化；三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来自西洋、南洋甚至非洲、美洲等地的异域文化。当然，三个源头中，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先进的高位文化，其渗透力和同化力之强自不待言；而最终成为主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过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居于南海之滨，并由几个源头杂交融合而成的文化，广东在中国文化的大格局中是颇为独特的，为内陆单一型文化所少有。其内涵可以说更为多样，个性更为独特，生命力更加顽强，适应性也更加广泛。也正因此，当西方文明强力进入时，与中国其他地区往往是深闭固拒相比，广东人却有着不同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最终令广东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广东人的精神表现在哪里？首先，较之中国其他地区，广东人的秉性可以说更加务实；做人做事，不盲目迷信条条框框；判断是非、决定取舍时特别注重实效，且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能及时做出调整。当时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远涉千山万水，移民到岭南来，说到底就是为了谋生，为了寻找新的活路，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打破一成不变的旧有观念，放弃循规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以图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站稳脚跟。另外，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来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观念和习俗的差异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也只有秉持不拘一格的心态，才能互相适应，相处共存。
　　其次，广东精神里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多元和包容的心态。这源于岭南文化是“杂交”生成的，本身就是多元的产物，因此它天然地具有包容性。而且这种包容性不是居高临下式的仁慈与恩赐，而更多地体现为横向的平民意识。说来这与其移民历史也颇有关系。就当时来说，所谓移民，说到底，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的“落难者”，而对于土著居民来说，他们又是毫无根基的“外来者”，因此谁也不比谁更优越、更显贵，自然就得用一种较为平等谦和的态度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了。事实上，移民离乡背井到了岭南，原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也不被承认，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你想站稳脚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门阀等级的防范限制相对薄弱，只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头之日。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民间的依附心理也随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种较普遍的平民意识和自立意识。
　　至于岭南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不保守，愿意尝试和冒险。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经常变换生活的环境和方式。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当年离开故土，就是因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毙。因此为了活得更好，不断转换方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岭南活得不顺心，他们就干脆跑到海外去。
　　强烈的务实、包容和进取的精神，明白了这几大特点，那么回过头看广东人在近代以来的表现，就不难发现，广东能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关头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近代化即现代化。在生产力方面，是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为推动，实现从农业社会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大工业分工的生产方式转化；在经济生活方面，实现从以农业为重心向以商业为重心的转化，努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观念方面，则是争取自由、民主、科学。而要实现这种变革，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最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改变对商业行为的鄙视，促使市场经济的发育；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恐惧，促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的生产方式转化；冲破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观念的束缚，提倡民主和自由，促使传统的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此外，联系到中国当时的国际处境，还必须完成政治上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这一十分重要的课题。 　　从以上几大历史任务看，可以说，在历经世事沧桑所积淀下来的广东精神里，已经较充分地蕴含着实现突破的原动力。例如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在内地还普遍实行重农抑商国策时，远处岭南的广东，商业氛围就一直在蓬勃滋长。特别是对外贸易，起码远自唐代起，就基本没有间断过。直到清代十三行之设，广州更成了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对民众心理的影响无疑是广泛和深远的。而重商精神，则是近代化的重要催生条件。
　　又如在接纳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當时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排斥所谓“奇技淫巧”，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突破。而广东，作为南北中外杂处的移民地区，社会风气有着更强的务实性。当时的移民，之所以冒着千难万险到岭南来找活路，就是出于对现世生活的强烈、执著追求。对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能实实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因此，他们对于一切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新科学新技术，有着一种天然的热情。这同样为进入近代社会准备了心理条件。
　　至于近代化所要求的自由和民主，也与广东文化的平民精神有共通之处。广东自古没有传统意义的高门望族，等级观念远不如岭北内地浓厚。人们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卑不亢，不讲究出身，也不太看重师承和来历，信奉平等精神。广东社会平民化、大众化的色彩极强，对于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没有门槛，谁都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凭自己的本事立足；好比一片阳光灿烂的沃土，最适合来自各方的种子普遍发芽，草木自由生长。广东人甚至对“参天大树”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态，似乎担心它遮蔽了阳光，剥夺了众多草木的生长权利。这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特质，同样为近代社会的生成提供了天然土壤。
　　作为历代中原移民的最后退守地之一，广东精神中还有一股公认的雄直之气。无论是宋末元初，还是明末清初，广东都是把反抗民族压迫坚持到最后的地方之一。而鸦片战争中的民众反侵略运动首先在广东打响，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分析，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广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出现一种全方位的井喷现象也就毫不出奇。除了前面说到的那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之外，还出现了《资政新篇》这样最早提出的完整资本主义建国方略；出现了四批留美幼童中，广东籍占百分之八十的盛况；出现了第一间采用先进机械生产的民营资本企业、第一批新式买办和现代公司，并提出“商战”的战略性思想等。与此同时，广东还成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其中黄埔军校的创立，对现代历史的贡献更是直接而巨大。至此，广东确实无可争议地成为一支突起的“异军”。
　　也正是由于沿袭了这个传统，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广东在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观念变革、制度创新等方面才会继续发扬务实、求真、包容，以及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义无反顾，奋身先行，为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同样有目共睹的贡献。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