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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部队”让悲惨的南京成为“王道乐土”
1937年12月13日傍晚，分多路进击包抄的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俘虏了中国守军约10万人。晚10时，枪炮声依稀可闻，担任进攻南京城中山门、太平门、光华门一线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向日本本土拍发占领南京的第一份战报：
我进攻南京城的军队已于今天傍晚占领了该城。江南的碧空中，夕阳映照着城头的太阳旗，军威大振紫金山。
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的心态溢于言表。
位于东京三宅坂的日本陆军省很快收到了这份苦苦等待的电报，整个陆军省立即爆发出一阵阵山崩地裂的欢呼声：“天皇万岁！”陆相杉山元亲自上阵指挥，迅速将这一“历史性的喜讯”向全国公布。
闻听此讯，日本举国立即成为欢乐与歌声的海洋。而在日本国内的各大媒体上，此刻浴血的南京城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攻占南京后，东京《朝日新闻》即以大量照片，逐日报道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情况。在这些每天占据大幅版面的照片中，以1937年12月25日《南京在微笑——城内特写》为题刊登的几幅照片最具代表性：其中第一幅照片摄于南京中山路，内容是一群中国孩子天真地嬉笑着，围着两个日本兵在玩手中的玩具坦克，照片的说明是“和孩子们一起玩玩具坦克的日本兵”。第二幅照片摄于南京难民区，内容是卫生班的医生正在为中国难民儿童看病，照片的说明是“皇军卫生班积极治疗，加强中日亲善”。
所有这些报道中，南京城处于一派莺歌燕舞、温馨祥和的气氛中，日本皇军与中国百姓亲密无间，一派“王道乐土”其乐融融的景象。比如中国鞋匠主动热情为日军修鞋，日军官兵帮助南京市民行医治病、搭桥修路，南京少女们自由地在街头漫步，获得日军分发点心、香烟的中国百姓欣喜地高呼“日军万岁”……
谎言背后，是日本当局处心积虑铸造的一道“新闻铁幕”。由于滴水不漏的严密封锁，日本国内媒体几乎看不到南京大屠杀的“片言只语”，广大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在他们眼里，攻陷南京不是日军制造的一场血流成河的人间兽行，而是中国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解放”和“恩德”。
1937年7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当局就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所谓的“日中战事”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这些法令、文件与机构，好像撒下了一张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日本所有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战时政策的报道与文章。若有人胆敢以身试“法”， 日本当局就会迅速地、毫不留情地加以严厉的镇压。
1938年4月，内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为配合战争宣传、鼓舞士气，日本内阁情报部开始大规模派遣作家奔赴战地，一时间这样的文人团队被称为“笔杆部队”。日本国内媒体逐步沦为法西斯战争的宣传机器，竞相开辟刊登战争报道的特写专栏，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文学作品成为侵略战争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作家、记者沦为恶魔的吹鼓手和辩护人。
来到南京前线采访的记者和作家中，尽管有少数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一些同情，也曾想把亲见亲闻的南京大屠杀记录下来，写到报道或通讯中去，但最终，这些良知尚存的记者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却步了。没有人愿意冒着成为国家“叛徒”的风险，以生命为赌注去反对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不义之战。
但就在日本万马齐喑的政治气氛里，居然真的出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作家，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声音，在作品中反映日军在南京的真实暴行。他就是日本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石川达三。
《活着的士兵》：记录大屠杀真相
1937年12月29日，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l月8日到达南京，来到日军在南京担任警备的部队第十六师团。这是一支最凶悍、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他们于1937年11月从华北战场调到华中，成为进攻南京的主力。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称为“魔鬼”，著名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
石川达三此时已是一名优秀的青年作家，他深谙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記者出身的独特经历，更使他以写重大题材、深刻反映现实为创作原则。他曾经说过：“我写小说之前，不能不考虑好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写，写些什么，要是不弄清写作的社会意义我是不动笔的。”这就使他决心摆脱日本当局的政治指挥棒，不是按照宣传教化的既定模式，而是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出发，酝酿一个更为深刻的小说主题。正是怀揣这样的思想，他才主动申请前往中国战场一探究竟。
石川达三认为从军官那里无法得知战场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在南京“逗留期间，跟部队长的寒暄只有一两次，其余时间都一直住在下士官和士兵那里，和他们一同逛街、喝酒，到处看战斗遗迹，听他们讲从上海登陆以来的战斗经历”。
在第十六师团采访的七天中，他亲自调查到该师团一路的“杀伐”历史及种种“英雄事迹”，通过与手上血迹未干的士兵的深入交往，了解到与日本国内报刊迥然不同的真实战况。南京大屠杀后恐怖未散，尸骨未寒，参与暴行的士兵显然还沉浸在战争和屠杀的兴奋情绪中，那些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血流成河的惨状，却成为他们引以为荣的战功。在搜集到许多真实血腥的材料后，石川达三内心深受震撼。
他后来谈及在南京采访的情形时曾说：“我最想了解的不是战略、战术之类的问题，而是个人在战场上的状态。”日军在战场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如何生活，人们平时的道德、智慧、正义感、恐惧心等，在战场上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切都引起了石川达三的思索。他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本身”上，把自己采访期间的见闻融入对人性、对战争的追问思考，努力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因此，他要着力刻画的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真实可信的士兵，即“活着的士兵”，而不是当时舆论广为宣传的所谓“神兵”。 回到日本后，石川达三顾不上洗去战场风尘，在 1938 年 2 月 1 日至 10 日约 10 天时间里，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中文约八万字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并刊登在1938年2月出版的《中央公论》第三期上。
作品以日军第十六师团为原型，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的西泽联队仓田小队几个下层官兵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战役过程中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表现日本士兵如何一步步由正常人，逐步在疯狂的战场丧失人性，变成可怕的吃人魔鬼和冷血残酷的杀人机器。尽管作品有“战场环境决定论”和“人的本能论”等为日军暴行开脱的倾向，但总体上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历史真实。
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中央公论》一向被视为日本言论界的风向标。而现在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忽然发表了《活着的士兵》这样直逼真相的作品，“大东亚圣战”的谎言不攻自破。这篇作品顿时如巨石投水，不但在日本国内激起惊天波澜，甚至还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关注。此时，日军在台儿庄激战正酣，徐州会战如火如荼，正处于所谓“节节胜利”之际——突然出现了这么一篇“动摇军心”的东西，日本军部上下受到极大震动，气急败坏可想而知。
《中央公论》尽管是一份明治时代就已创刊的老牌刊物，向来以大胆尖锐著称，但刊登这样一篇十分“敏感”的作品前，还是投鼠忌器，有所顾虑。编辑反复审读了稿件，小心翼翼地删除了其中约80页的“出格”文字，几乎占原稿的三分之一，致使最后发表时留下很多“空铅”的印记。这个“洁本”正式推出的当天，正当石川达三等人准备举杯祝贺的时候，内务省发来了一道措辞严厉的紧急命令，如同当头一棒，让众人目瞪口呆：立即收回该期杂志，全面禁止发行！
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受到警视厅逮捕调查。1938年8月4日，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发行人、印刷责任人全部被起诉，被判有罪。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惹下的“笔祸事件”，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军部当局制造的这起事件，意味深长。它不是对普通犯罪的惩罚，而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胆敢自作主张的作家传达一个强硬的信息：战争时期的文坛必须彻底服从“战时体制”，服从日本“国策”的宣传需要。舍此而外，后果将非常严重。
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封锁取得了很大成功。此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基本绝迹了。日本的报刊连篇累牍充斥的是歌颂日军“圣战”与对中国民众如何“仁慈”的文章。如同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所说：“其实，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早已为世人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并歌颂圣战的那只有日本人了。”
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些“蒙在鼓里”的日本人仍然顽固地捂上眼睛，不愿面对真相。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不满，尤其是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以种种理由进行攻击与诽谤。
《活着的士兵》虽然在发表的当天就被禁，却出现一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热潮。它公开存活的寿命虽然不到一天时间，却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传播繁衍。当时，上海和广州很快翻译出版了夏衍、张十方、白木的三个译本，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尤其是夏衍的译本，1938年7月就出现了初版，10月再版。到1940年7月，已经出到第四版。抗战时期，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传播中，《活着的士兵》是版次最多的译作。它在当时的中国引起的反响，超过了战时的任何一部外国作品。而自该小说发表后，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国际舆论一致强烈谴责日军的血腥暴行，令日本当局颇感头痛尴尬。
1946年，这篇作品的单行本重新出版。日本许多评论家将这篇作品列入日本反战文学的代表，石川本人则因这篇《活着的士兵》因祸得福——
鉴于“笔杆部队”的从军作家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于1946年1月发布文件，决定追究。1948年3月，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分两批公布了作为文学家受处分的12人名单，其中包括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等人。此时，《活着的士兵》成了石川达三的“护身符”，因为其中浓厚的“反战”色彩，使他准予不受处分。
然而，石川达三真的是战时日本唯一“良知”仅存的作家、一位敢于在白色恐怖中同日本軍国主义斗争的“反法西斯斗士”？故事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
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
从著名作家沦落为“全民公敌”，石川达三被判刑后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只有了解他苦难的人生经历，和获罪之前来之不易的人生成就，才能理解他内心的这种“屈辱”多么沉重。
石川达三是位苦出身的穷孩子。1930年，24岁的石川从神户港出发奔赴巴西，打算移民巴西后，长期居住在那里务农为生。然而，一踏上巴西的土地，他的移民美梦就被粉碎了。那里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到处有毒蛇猛兽，疟疾横行，他在咖啡园里做工的艰苦决不亚于日本的农活。在巴西，许多日本移民由于工资太低依旧不能糊口。半年后，石川达三被迫回到了日本。
这段痛苦的移民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移居他国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他曾经希望国家通过改变政治来实现富强，但最后都失败了。最终，他把目光投向了战争。因为他目睹日本多年来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打败俄国、吞并朝鲜、侵占满蒙、觊觎中国，每一次战争都为日本带来丰厚的回报。
这段移民经历，是他内心拥护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来源。
也许日本当局也觉得他这样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应该对正在进行的“圣战”有更多贡献，所以有意放他一马。很快，石川达三就获得了一个“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这次《中央公论》也学乖了，为释前嫌，特别刊登了石川达三的照片及启事，称“石川达三氏将作为本刊特派员参加汉口攻克战”，还专门发表了石川题为《再度从军之际》的文章。他在文章表达了自己被准许再次从军的“感激”之情： 汉口也许快要攻陷了。百万大军的会战，近代东洋史的一切含义，尽在其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样的时候，自己获得再次从军的机会，真是令我不胜感激。我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男子汉干大事业的关头。
在当时那种严厉的政治氛围中，也许无法过于苛责石川达三的人生选择。对于一直生活在日本的一位作家，想要背叛国家的主流文化，谈何容易。战争期间，日本除了鹿地亘夫妇流亡到中国外，所有的作家根本没有考虑离开日本，而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四千之多。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希特勒德国，除了80多个表示效忠法西斯政权的文艺家之外，上千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都逃离了德国，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流亡文学”。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名著《菊与刀》中提到：日本人极为注重名誉，“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为了争取恢复自己的“名誉”，石川达三这次加倍努力。在中国深入采访一个多月后回到日本，他的创作更为积极神速，很快就拿出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1939年1月，这篇“改过自新”的作品依然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在《武汉作战》的“附记”中，可以看到石川达三仍然心有余悸的表白：
……目的只是希望内地的人们了解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笔者尽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战记……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
为了小心地避免再次惹下“笔祸”，《武汉作战》只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武汉作战的整个过程。全书的一开头，石川就迫不及待地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为了使蒋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结果却徒劳无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着抗日的准备，日本本来不想打这么大的战争，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了。
石川达三此时完全变成了粉饰战争的工匠。他信口雌黄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难民，说成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制造”出来的。他写到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
这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变得不伦不类的“歌德式”作品，固然使石川达三暂时为军部立下一“功”，却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文坛的声讨和批判，认为其“内容荒谬到不得了”。
“误会”与反思
诗人海涅曾写下这样愤世嫉俗的句子：“我死时棺材中放一劍，勿放笔！”这正是石川一生的真实写照。石川达三为何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创作《活着的士兵》这样一部招来横祸的作品？除了一个严肃作家纯粹的文学理想，是否还有更为隐秘深层的原因？
一句话，他想用一个文学家的力量去纠正政治家的偏差。
石川达三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就有必要让国内人民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如他所述：
动员国民则有动员的步骤，只有国民充分被说服，才能按着国家指出的方向走……你们是把绳索套在国民的脖子上拉着他们走。我们是想做内在的工作，使国民的思想朝着一个方向走。
由此可以看出，石川达三描写战场的真实，目的决不是要谴责日军的侵略行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是为了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使国民真正了解战争，以便更好地支持战争。
其实，他并没有“以笔代刀”同日本法西斯进行勇敢的斗争。他只是比其他作家、记者更多一些人类的基本情感，更多一些对被杀戮者的同情。他试图调和战场上中日两个民族的冲突和矛盾，达到海市蜃楼般“日中亲善”的企望。
关于这一点，中国作家当然不会看不出。冯雪峰在1939年曾写过一篇关于《活着的士兵》的评论文章，他写道：
他们（指日本士兵——引者按）和未开化的野蛮民族的残暴的不同，倒在于野蛮民族仅止于不自觉地残暴，而文明的日军却是自觉地毁灭人性和人类。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因而也在石川达三的小说中看见的日本民族的特殊的典型性格。然而石川达三所老实地写出的这些人物，都并非战争的主使人，他们并非就是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军阀本身，而他们是医学士、佛教徒、小学教师之类，结果却竟这样迅速地达到了和法西斯军阀的一致，这样容易地自觉地毁灭着人性。我想，这才是令人战栗的可怕的事情吧？
这篇文章是当时中国文坛对《活着的士兵》最深刻的见解和评论。
但是，冯雪峰一方面看到了“日本民族的特殊的典型性格”，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是法西斯军阀所带来的结果。此话当然不谬。然而，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能够在日本民族中产生和肆虐？日本国民仅仅是法西斯的受害者，还是法西斯产生的土壤和温床？如同我们今天强调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那么他们是否也曾是战争的盲从者和帮凶？
不强调这一点，我们才会真正坠入石川达三制造的“逻辑谜团”：在大量的战争文学和战地报道中，中国士兵和中国百姓不断地登场，又不断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死亡的幕布后，从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表述。而到中国来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反而成了被同情的对象。
抗日的文学却对日本士兵表示“怜悯”，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理解，但这确实是中国抗日文学中的一个事实。善良的中国作家试图将日本士兵“人化”所付出的努力，和日本侵华文学对中国人“充满憎恶和愤恨”的法西斯主义的描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茅盾曾在《两个俘虏》一文中指出，“抗战已经一年，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了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这于宣传上或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人估价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
这样的悲剧还在重演。这些年，作为二战中深受法西斯之害的国家，我们除了对死不忏悔的日本右翼一波接一波地抗议、声讨，是否曾扪心自问过，中国产生了多少像《活着的士兵》这样接近真实的文学作品，让那些逃避战争罪责的日本人也受到震撼、心服口服呢？相反，我们眼下已然成为笑话的许多“抗日神剧”，化骨绵掌、太极神功轮番出场，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八路军”徒手将敌人撕成了两半，一个小孩子可以用弹弓消灭鬼子……都到21世纪了，导演编剧满脑子还是《地雷战》和《地道战》不说，抗日剧的内核还被悄悄替换成了武侠剧、偶像剧甚至魔幻剧、穿越剧，在内容和“创意”上屡破下限，不断挑战观众的承受极限甚至道德底线。难怪有网友调侃：“横店一年杀掉鬼子有7亿，连起来可绕地球三圈，可称‘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抗日“神剧”变成了对历史的一场“拆迁”，用回避苦难的娱乐打闹取代了严肃深刻的痛苦反思。一场带来深重灾难的民族战争，变异为嘉年华式的战争游戏。这样的创作模式，遑论震撼日本人，就连中国观众也受到严重误导和影响。
今天重谈石川达三，尽管《活着的士兵》存在各种局限和不足，但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是处于当时高压政策下，日本作家所能贡献出的最好精神产品了。若不论其写作目的、企图，石川达三对于战争和战争中的人的还原，仍值得我们细细揣摩。
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回顾这起日本侵华期间唯一的一起“笔祸”事件，我们必须梳理中国多年来抗日作品的成败得失，作家要增强艺术良知和勇气，体制上要提供更宽松的创作空间，力争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日历史。如同1949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中说：
一位作家在他的工作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37年12月13日傍晚，分多路进击包抄的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俘虏了中国守军约10万人。晚10时，枪炮声依稀可闻，担任进攻南京城中山门、太平门、光华门一线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向日本本土拍发占领南京的第一份战报：
我进攻南京城的军队已于今天傍晚占领了该城。江南的碧空中，夕阳映照着城头的太阳旗，军威大振紫金山。
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的心态溢于言表。
位于东京三宅坂的日本陆军省很快收到了这份苦苦等待的电报，整个陆军省立即爆发出一阵阵山崩地裂的欢呼声：“天皇万岁！”陆相杉山元亲自上阵指挥，迅速将这一“历史性的喜讯”向全国公布。
闻听此讯，日本举国立即成为欢乐与歌声的海洋。而在日本国内的各大媒体上，此刻浴血的南京城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攻占南京后，东京《朝日新闻》即以大量照片，逐日报道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情况。在这些每天占据大幅版面的照片中，以1937年12月25日《南京在微笑——城内特写》为题刊登的几幅照片最具代表性：其中第一幅照片摄于南京中山路，内容是一群中国孩子天真地嬉笑着，围着两个日本兵在玩手中的玩具坦克，照片的说明是“和孩子们一起玩玩具坦克的日本兵”。第二幅照片摄于南京难民区，内容是卫生班的医生正在为中国难民儿童看病，照片的说明是“皇军卫生班积极治疗，加强中日亲善”。
所有这些报道中，南京城处于一派莺歌燕舞、温馨祥和的气氛中，日本皇军与中国百姓亲密无间，一派“王道乐土”其乐融融的景象。比如中国鞋匠主动热情为日军修鞋，日军官兵帮助南京市民行医治病、搭桥修路，南京少女们自由地在街头漫步，获得日军分发点心、香烟的中国百姓欣喜地高呼“日军万岁”……
谎言背后，是日本当局处心积虑铸造的一道“新闻铁幕”。由于滴水不漏的严密封锁，日本国内媒体几乎看不到南京大屠杀的“片言只语”，广大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在他们眼里，攻陷南京不是日军制造的一场血流成河的人间兽行，而是中国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解放”和“恩德”。
1937年7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当局就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所谓的“日中战事”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这些法令、文件与机构，好像撒下了一张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日本所有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战时政策的报道与文章。若有人胆敢以身试“法”， 日本当局就会迅速地、毫不留情地加以严厉的镇压。
1938年4月，内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为配合战争宣传、鼓舞士气，日本内阁情报部开始大规模派遣作家奔赴战地，一时间这样的文人团队被称为“笔杆部队”。日本国内媒体逐步沦为法西斯战争的宣传机器，竞相开辟刊登战争报道的特写专栏，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文学作品成为侵略战争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作家、记者沦为恶魔的吹鼓手和辩护人。
来到南京前线采访的记者和作家中，尽管有少数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一些同情，也曾想把亲见亲闻的南京大屠杀记录下来，写到报道或通讯中去，但最终，这些良知尚存的记者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却步了。没有人愿意冒着成为国家“叛徒”的风险，以生命为赌注去反对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不义之战。
但就在日本万马齐喑的政治气氛里，居然真的出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作家，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声音，在作品中反映日军在南京的真实暴行。他就是日本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石川达三。
《活着的士兵》：记录大屠杀真相
1937年12月29日，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l月8日到达南京，来到日军在南京担任警备的部队第十六师团。这是一支最凶悍、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他们于1937年11月从华北战场调到华中，成为进攻南京的主力。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称为“魔鬼”，著名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
石川达三此时已是一名优秀的青年作家，他深谙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記者出身的独特经历，更使他以写重大题材、深刻反映现实为创作原则。他曾经说过：“我写小说之前，不能不考虑好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写，写些什么，要是不弄清写作的社会意义我是不动笔的。”这就使他决心摆脱日本当局的政治指挥棒，不是按照宣传教化的既定模式，而是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出发，酝酿一个更为深刻的小说主题。正是怀揣这样的思想，他才主动申请前往中国战场一探究竟。
石川达三认为从军官那里无法得知战场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在南京“逗留期间，跟部队长的寒暄只有一两次，其余时间都一直住在下士官和士兵那里，和他们一同逛街、喝酒，到处看战斗遗迹，听他们讲从上海登陆以来的战斗经历”。
在第十六师团采访的七天中，他亲自调查到该师团一路的“杀伐”历史及种种“英雄事迹”，通过与手上血迹未干的士兵的深入交往，了解到与日本国内报刊迥然不同的真实战况。南京大屠杀后恐怖未散，尸骨未寒，参与暴行的士兵显然还沉浸在战争和屠杀的兴奋情绪中，那些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血流成河的惨状，却成为他们引以为荣的战功。在搜集到许多真实血腥的材料后，石川达三内心深受震撼。
他后来谈及在南京采访的情形时曾说：“我最想了解的不是战略、战术之类的问题，而是个人在战场上的状态。”日军在战场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如何生活，人们平时的道德、智慧、正义感、恐惧心等，在战场上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切都引起了石川达三的思索。他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本身”上，把自己采访期间的见闻融入对人性、对战争的追问思考，努力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因此，他要着力刻画的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真实可信的士兵，即“活着的士兵”，而不是当时舆论广为宣传的所谓“神兵”。 回到日本后，石川达三顾不上洗去战场风尘，在 1938 年 2 月 1 日至 10 日约 10 天时间里，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中文约八万字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并刊登在1938年2月出版的《中央公论》第三期上。
作品以日军第十六师团为原型，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的西泽联队仓田小队几个下层官兵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战役过程中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表现日本士兵如何一步步由正常人，逐步在疯狂的战场丧失人性，变成可怕的吃人魔鬼和冷血残酷的杀人机器。尽管作品有“战场环境决定论”和“人的本能论”等为日军暴行开脱的倾向，但总体上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历史真实。
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中央公论》一向被视为日本言论界的风向标。而现在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忽然发表了《活着的士兵》这样直逼真相的作品，“大东亚圣战”的谎言不攻自破。这篇作品顿时如巨石投水，不但在日本国内激起惊天波澜，甚至还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关注。此时，日军在台儿庄激战正酣，徐州会战如火如荼，正处于所谓“节节胜利”之际——突然出现了这么一篇“动摇军心”的东西，日本军部上下受到极大震动，气急败坏可想而知。
《中央公论》尽管是一份明治时代就已创刊的老牌刊物，向来以大胆尖锐著称，但刊登这样一篇十分“敏感”的作品前，还是投鼠忌器，有所顾虑。编辑反复审读了稿件，小心翼翼地删除了其中约80页的“出格”文字，几乎占原稿的三分之一，致使最后发表时留下很多“空铅”的印记。这个“洁本”正式推出的当天，正当石川达三等人准备举杯祝贺的时候，内务省发来了一道措辞严厉的紧急命令，如同当头一棒，让众人目瞪口呆：立即收回该期杂志，全面禁止发行！
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受到警视厅逮捕调查。1938年8月4日，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发行人、印刷责任人全部被起诉，被判有罪。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惹下的“笔祸事件”，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军部当局制造的这起事件，意味深长。它不是对普通犯罪的惩罚，而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胆敢自作主张的作家传达一个强硬的信息：战争时期的文坛必须彻底服从“战时体制”，服从日本“国策”的宣传需要。舍此而外，后果将非常严重。
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封锁取得了很大成功。此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基本绝迹了。日本的报刊连篇累牍充斥的是歌颂日军“圣战”与对中国民众如何“仁慈”的文章。如同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所说：“其实，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早已为世人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并歌颂圣战的那只有日本人了。”
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些“蒙在鼓里”的日本人仍然顽固地捂上眼睛，不愿面对真相。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不满，尤其是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以种种理由进行攻击与诽谤。
《活着的士兵》虽然在发表的当天就被禁，却出现一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热潮。它公开存活的寿命虽然不到一天时间，却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传播繁衍。当时，上海和广州很快翻译出版了夏衍、张十方、白木的三个译本，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尤其是夏衍的译本，1938年7月就出现了初版，10月再版。到1940年7月，已经出到第四版。抗战时期，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传播中，《活着的士兵》是版次最多的译作。它在当时的中国引起的反响，超过了战时的任何一部外国作品。而自该小说发表后，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国际舆论一致强烈谴责日军的血腥暴行，令日本当局颇感头痛尴尬。
1946年，这篇作品的单行本重新出版。日本许多评论家将这篇作品列入日本反战文学的代表，石川本人则因这篇《活着的士兵》因祸得福——
鉴于“笔杆部队”的从军作家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于1946年1月发布文件，决定追究。1948年3月，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分两批公布了作为文学家受处分的12人名单，其中包括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等人。此时，《活着的士兵》成了石川达三的“护身符”，因为其中浓厚的“反战”色彩，使他准予不受处分。
然而，石川达三真的是战时日本唯一“良知”仅存的作家、一位敢于在白色恐怖中同日本軍国主义斗争的“反法西斯斗士”？故事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
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
从著名作家沦落为“全民公敌”，石川达三被判刑后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只有了解他苦难的人生经历，和获罪之前来之不易的人生成就，才能理解他内心的这种“屈辱”多么沉重。
石川达三是位苦出身的穷孩子。1930年，24岁的石川从神户港出发奔赴巴西，打算移民巴西后，长期居住在那里务农为生。然而，一踏上巴西的土地，他的移民美梦就被粉碎了。那里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到处有毒蛇猛兽，疟疾横行，他在咖啡园里做工的艰苦决不亚于日本的农活。在巴西，许多日本移民由于工资太低依旧不能糊口。半年后，石川达三被迫回到了日本。
这段痛苦的移民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移居他国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他曾经希望国家通过改变政治来实现富强，但最后都失败了。最终，他把目光投向了战争。因为他目睹日本多年来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打败俄国、吞并朝鲜、侵占满蒙、觊觎中国，每一次战争都为日本带来丰厚的回报。
这段移民经历，是他内心拥护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来源。
也许日本当局也觉得他这样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应该对正在进行的“圣战”有更多贡献，所以有意放他一马。很快，石川达三就获得了一个“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这次《中央公论》也学乖了，为释前嫌，特别刊登了石川达三的照片及启事，称“石川达三氏将作为本刊特派员参加汉口攻克战”，还专门发表了石川题为《再度从军之际》的文章。他在文章表达了自己被准许再次从军的“感激”之情： 汉口也许快要攻陷了。百万大军的会战，近代东洋史的一切含义，尽在其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样的时候，自己获得再次从军的机会，真是令我不胜感激。我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男子汉干大事业的关头。
在当时那种严厉的政治氛围中，也许无法过于苛责石川达三的人生选择。对于一直生活在日本的一位作家，想要背叛国家的主流文化，谈何容易。战争期间，日本除了鹿地亘夫妇流亡到中国外，所有的作家根本没有考虑离开日本，而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四千之多。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希特勒德国，除了80多个表示效忠法西斯政权的文艺家之外，上千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都逃离了德国，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流亡文学”。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名著《菊与刀》中提到：日本人极为注重名誉，“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为了争取恢复自己的“名誉”，石川达三这次加倍努力。在中国深入采访一个多月后回到日本，他的创作更为积极神速，很快就拿出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1939年1月，这篇“改过自新”的作品依然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在《武汉作战》的“附记”中，可以看到石川达三仍然心有余悸的表白：
……目的只是希望内地的人们了解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笔者尽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战记……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
为了小心地避免再次惹下“笔祸”，《武汉作战》只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武汉作战的整个过程。全书的一开头，石川就迫不及待地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为了使蒋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结果却徒劳无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着抗日的准备，日本本来不想打这么大的战争，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了。
石川达三此时完全变成了粉饰战争的工匠。他信口雌黄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难民，说成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制造”出来的。他写到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
这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变得不伦不类的“歌德式”作品，固然使石川达三暂时为军部立下一“功”，却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文坛的声讨和批判，认为其“内容荒谬到不得了”。
“误会”与反思
诗人海涅曾写下这样愤世嫉俗的句子：“我死时棺材中放一劍，勿放笔！”这正是石川一生的真实写照。石川达三为何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创作《活着的士兵》这样一部招来横祸的作品？除了一个严肃作家纯粹的文学理想，是否还有更为隐秘深层的原因？
一句话，他想用一个文学家的力量去纠正政治家的偏差。
石川达三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就有必要让国内人民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如他所述：
动员国民则有动员的步骤，只有国民充分被说服，才能按着国家指出的方向走……你们是把绳索套在国民的脖子上拉着他们走。我们是想做内在的工作，使国民的思想朝着一个方向走。
由此可以看出，石川达三描写战场的真实，目的决不是要谴责日军的侵略行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是为了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使国民真正了解战争，以便更好地支持战争。
其实，他并没有“以笔代刀”同日本法西斯进行勇敢的斗争。他只是比其他作家、记者更多一些人类的基本情感，更多一些对被杀戮者的同情。他试图调和战场上中日两个民族的冲突和矛盾，达到海市蜃楼般“日中亲善”的企望。
关于这一点，中国作家当然不会看不出。冯雪峰在1939年曾写过一篇关于《活着的士兵》的评论文章，他写道：
他们（指日本士兵——引者按）和未开化的野蛮民族的残暴的不同，倒在于野蛮民族仅止于不自觉地残暴，而文明的日军却是自觉地毁灭人性和人类。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因而也在石川达三的小说中看见的日本民族的特殊的典型性格。然而石川达三所老实地写出的这些人物，都并非战争的主使人，他们并非就是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军阀本身，而他们是医学士、佛教徒、小学教师之类，结果却竟这样迅速地达到了和法西斯军阀的一致，这样容易地自觉地毁灭着人性。我想，这才是令人战栗的可怕的事情吧？
这篇文章是当时中国文坛对《活着的士兵》最深刻的见解和评论。
但是，冯雪峰一方面看到了“日本民族的特殊的典型性格”，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是法西斯军阀所带来的结果。此话当然不谬。然而，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能够在日本民族中产生和肆虐？日本国民仅仅是法西斯的受害者，还是法西斯产生的土壤和温床？如同我们今天强调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那么他们是否也曾是战争的盲从者和帮凶？
不强调这一点，我们才会真正坠入石川达三制造的“逻辑谜团”：在大量的战争文学和战地报道中，中国士兵和中国百姓不断地登场，又不断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死亡的幕布后，从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表述。而到中国来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反而成了被同情的对象。
抗日的文学却对日本士兵表示“怜悯”，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理解，但这确实是中国抗日文学中的一个事实。善良的中国作家试图将日本士兵“人化”所付出的努力，和日本侵华文学对中国人“充满憎恶和愤恨”的法西斯主义的描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茅盾曾在《两个俘虏》一文中指出，“抗战已经一年，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了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这于宣传上或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人估价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
这样的悲剧还在重演。这些年，作为二战中深受法西斯之害的国家，我们除了对死不忏悔的日本右翼一波接一波地抗议、声讨，是否曾扪心自问过，中国产生了多少像《活着的士兵》这样接近真实的文学作品，让那些逃避战争罪责的日本人也受到震撼、心服口服呢？相反，我们眼下已然成为笑话的许多“抗日神剧”，化骨绵掌、太极神功轮番出场，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八路军”徒手将敌人撕成了两半，一个小孩子可以用弹弓消灭鬼子……都到21世纪了，导演编剧满脑子还是《地雷战》和《地道战》不说，抗日剧的内核还被悄悄替换成了武侠剧、偶像剧甚至魔幻剧、穿越剧，在内容和“创意”上屡破下限，不断挑战观众的承受极限甚至道德底线。难怪有网友调侃：“横店一年杀掉鬼子有7亿，连起来可绕地球三圈，可称‘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抗日“神剧”变成了对历史的一场“拆迁”，用回避苦难的娱乐打闹取代了严肃深刻的痛苦反思。一场带来深重灾难的民族战争，变异为嘉年华式的战争游戏。这样的创作模式，遑论震撼日本人，就连中国观众也受到严重误导和影响。
今天重谈石川达三，尽管《活着的士兵》存在各种局限和不足，但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是处于当时高压政策下，日本作家所能贡献出的最好精神产品了。若不论其写作目的、企图，石川达三对于战争和战争中的人的还原，仍值得我们细细揣摩。
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回顾这起日本侵华期间唯一的一起“笔祸”事件，我们必须梳理中国多年来抗日作品的成败得失，作家要增强艺术良知和勇气，体制上要提供更宽松的创作空间，力争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日历史。如同1949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中说：
一位作家在他的工作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