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体制下,所有的人都被洗脑,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
　　
　　
　　十多年前与一位老友闲话,谈到互联网对人类文明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有感于电子邮件将改变传统的通信方式,我说:“再过十年,名人尺牍将逐渐绝迹了。”果然,十年后的北京潘家园市场,名人书信已是洛阳纸贵。孔夫子旧书网上,这类藏品的拍卖也比比皆是,我甚至搜到了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用毛笔写给一位前辈的书信,起拍价相当于一位中层白领的月工资,只好放弃了回购的念头。
　　
　　吾友徐庆全多年从事历史研究,是一位染上了故纸癖的有心人。他大量搜集近现代文坛名家的信札并加以考证,这种考据癖有时也令人生畏,难免触及到某些偶像的尊严,有一回还惹上了大麻烦。但他依然乐此不疲。今年,我收到了庆全寄来的集子《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全书连同书札及考证竟有48万字。一部书信研究集子,数尽四十载文坛悲欣,我读之心戚戚焉。
　　
　　这本书涉及的文坛名人,有周扬、丁玲、赵树理、沈从文、张光年、夏衍、胡风、常香玉、耿庸、俞平伯、郭沫若、林默涵等数十人,兼涉毛泽东、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邓颖超、康生等中共高层人物对一些文坛公案的表态。近代以来,文坛恩怨纠葛,公案迭出,其幕后真相恍若云中神龙,见首不见尾。分散的书信或许仅为只鳞片爪,但经过庆全这样的学者稽考钩沉,探赜索隐,鳞爪缀成珠串,真相层层剥出,读之回味无穷。
　　
　　上世纪30年代鲁迅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演化为胡风与周扬的宗派之争;而胡风在50年代对周扬等的反批评,竟被领袖上纲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文字狱”,甚至连周恩来、周扬等都始料未及。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聂绀弩在致周扬的信中对老友胡风的揭发。这些揭发在当时看来也很致命。其中有点“黑色幽默”的是:被聂信中“四条线索”之一扯出的文艺青年彭燕郊,与胡风只是一般关系,却被扣上“胡风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在街道监督劳动25年;80年代落实政策时发现,当年的“分子帽”未获公安部门批准。类似的案例在“反右”时也发生过,个人的有效生命,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卷入“绞肉机”……
　　
　　迷信需要事实来破除。聂绀弩并未因这封揭发信而摆脱厄运,很快也受到隔离审查,导致了他的大彻大悟,自承“比胡风分子还胡风分子”。两年后聂家夫妇在“阳谋”中落马,重要的原因就是为胡风鸣冤。此后他噩运连连,被送北大荒劳改,回京后又因做“反诗”被老友告密,锒铛入狱。告密事件今年被爆料后,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可谁又能想到,被伤害者也曾伤害过他人……
　　
　　我想起了被胡风及许多“胡風分子”视为“犹大”的舒芜,人们将这一冤案归咎于他交出了胡风的书信。而舒芜不久也身陷“阳谋”,且终其一生都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历史的吊诡恰在于,舒芜上交书信前一年(1954年),胡风就在《三十万言书》中揭发了舒芜的言行,检举他是通过缝隙打进党内的“破坏者”。
　　
　　在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体制下,所有的人都被洗脑,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本书披露的秘辛揭示,丁玲与周扬的嫌隙,又铸成了文坛第二桩大公案——“丁、陈反党集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现世报来得好快,周扬及“四条汉子”等没能挺立多久,“文革”大难降临,也齐刷刷被人整倒。
　　
　　夏衍在身陷囹圄之际,曾将清代《剃头歌》剥皮改写成《狱中吟》:“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不仅夏公悟了,陆定一、周扬在复出后的不俗表现,也是对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大彻大悟。聂绀弩晚年更写下“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的名句,坚持历史的终极问责。
　　
　　书中收录的书信,还披露了陈寅恪《论〈再生缘〉》一书大陆版的夭折经过,以及陈氏遗稿在“文革”中被抄走、劫后复得的故事,读之令人扼腕。此外,80年代的两场文艺风波及相关的论争和事件,中共高层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意见等,都被收入其中。
　　
　　互联网时代来临,纸质书信的研究行将谢幕,后之来者要搜集研究的,大部分将是电子邮件了。没有精美的信笺,没有飘逸的书法,只有敲击键盘码出的标准方块字;甚至为了不留痕迹,打个电话就算传达了旨意,免得给历史留下话柄。探求真相的研究,难度也将与时俱进。■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