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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手足口病爆发，昭示中国疾病预防体系应实现从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的根本性转变，才能应对新兴传染病的威胁
5月2日，手足口病（HFMD）终于被中国卫生部正式列入丙类传染病名单，成为第38种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此时，今年以来疫情最早集中爆发的风暴中心——安徽省阜阳市，已经有22名儿童因此死亡。而在广东省佛山市，也已有两名儿童患这种疾病悄然离世（参见本期“佛山幼童之殇”）。
截至5月9日17时发稿时，中国已经有32名患者死于手足口病。而2007年全年，仅有17人死亡，2006年更只有6例死亡记录。
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死于手足口病，倒不如说死于EV71。
作为多发于婴幼儿的一种传染病，有多种肠道病毒都可以引发手足口病，其中包括萨柯奇病毒A16型（Cox A16）、肠道病毒71型（EV71）以及回声病毒（Echo）等。目前已经死亡的患者，几乎全部为EV71感染。
EV71除了表现为无症状的隐性感染，也可以引发普通手足口病和咽峡炎等轻症病例，还可能导致神经源性肺水肿和呼吸衰竭等合并症，甚至死亡；而其他病毒类型，即使有症状一般也较轻，且不易引起神经系统以及其他并发症。
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这个死亡名单不再延长，也已经是过去十年中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EV71疫情了。1998年，中国台湾曾爆发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EV71疫情，近13万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病毒导致的手足口病和咽峡炎，当年最终的死亡人数则定格在78人。
疫起阜阳
4月14日下午4时，三周岁半的王政宇死于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天前的4月12日早晨，准备前往幼儿园的王政宇有些发烧，随即被在当地打工的祖父王本国带到附近一家小诊所看病。医生按感冒实施输液治疗，很快退烧。
次日凌晨1时许，王政宇高烧再发，祖孙俩遂至市妇幼保健院急诊。据称，由于该院医生对孩童病情采取“不急不缓”的治疗措施，心急如焚的王本国又将孙子送至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结果仍是感冒。采取措施退烧后，再次回家。
4月13日下午，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仍然无法对第三次发烧的王政宇确诊。14日中午，随着幼童病情加重，院方开始抢救。下午2时许，家人探病时，孩子已是呼吸困难，手足均现红色疱疹。两个小时之后，王政宇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此时，还没有人准确知道王究竟死于什么样的疾病。
实际上，早在3月下旬，这一连串死亡事件就拉开了帷幕。3月27日夜间，两岁男童贾帅帅在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夭折，成为此次疫情的第一个死亡案例。次日，又有两名患儿在该院死亡。
3月28日夜，在抢救这两名疑为“重症肺炎”的患儿失败后，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开始怀疑发生疫情。29日，刘晓琳致电院方领导征得同意后，于早晨6时许，向阜阳市疾控中心汇报情况。50岁的刘晓琳身患癌症，其医德在当地颇有口碑。四年前，她正是“劣质奶粉致大头娃娃”事件的第一报告人。
3月29日上午8时，阜阳市疾控中心派员至第一人民医院探查，并采集标本。当日及次日晚间，市卫生局两次召集全市呼吸疾病和儿科专家的紧急会议，此事亦被报知阜阳市主要领导，引起重视。3月31日，阜阳市卫生局向安徽省卫生厅报告可疑病情。
但一直到4月23日疫情正式公布前，当地公众仍然无从得知到底是什么疾病导致了这些死亡事件，只有死亡名单在不断地拉长。一时间传言纷起，“人禽流感”或“小孩非典”等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胫而走。
下辖八县区的阜阳市，是安徽省的一个人口大市，仅五岁以下幼儿就有58万人。在这些幼儿背后，牵动着数百万名成年人的敏感神经。为保险起见，从4月中旬起，大批出现发热、疱疹症状的疑似患儿被家长送进当地医院；事后看，这种盲目的集聚，恰恰加剧了疫情的传播。
实际上，一头雾水的不仅仅是普通公众，普通医疗机构也在其中。
据《财经》记者了解，患儿尤其是阜阳众多农村患儿，历经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乃至县医院辗转求诊，先后得到感冒、皮肤过敏或者药物过敏等各类诊断。当最终到达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或第二人民医院（当地的传染病医院）时，往往病情已发展至最后阶段。
不幸的是，即使到了市级医院，这些孩子最终也没能得到正确的施救。在此阶段，根据他们并发症的不同，分别被按照重症肺炎、无菌性脑膜炎、心肌炎等进行抢救。
年仅四个月的张曼丽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女婴的父母均为阜南县中岗镇尧湾村农民，与阜阳市区相距数十公里。
3月29日夜里，张曼丽不停哭闹，家人发现她脚趾头处出现大片红斑，口中微吐白沫。3月30日凌晨5时左右，邻村乡村医生诊断后认为是普通感冒，开了“尼美舒利颗粒”等退烧药后离开。
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家人带着她沿着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阶梯逐个上行。镇卫生院认为小曼丽系“皮肤过敏”，建议转县级医院；阜南县医院门诊则认为，小曼丽是“皮肤过敏或者药物过敏”。
经过一番辗转，4月3日早晨送至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小曼丽已经呼吸急促、口吐白沫，处于病危状态。该院又按照“重症肺炎”实施了数小时抢救后，但终究未能留住这个年幼的生命。
漫长的确诊
直到4月23日，安徽省卫生厅才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确定该疾病为EV71感染。此刻，距离阜阳第一例死亡事件，已经过去了28天。
在这段疫情公开的“盲区”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冯立中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3月31日当天，接到阜阳市卫生局的报告之后，省厅立即组织多名传染病专家赶往阜阳。此时，阜阳的死亡患儿已达到七人。
省厅专家发现，这些患儿死因各异，有的是“重症肺炎”、有的是“心肌炎”，还有大脑病变。专家意见随之出现分歧，有的怀疑是几种病，有的怀疑是一种病。
在阜阳几家医院，由于已有大量患儿出现共同症状，即手、足、口部有红色疱疹，也有专家怀疑发生了手足口病疫情。不过，当他们历时数日对这些死亡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后却发现，患者居住非常分散，并无联系和接触，很难形成传染病链条。
因此，在专家组内部，支持手足口疫情的观点并未成为主流。于是，专家们开始采取排除法，将“非典”、人禽流感、猪链球菌感染、流脑等春季易发传染病一一排除。
由于患儿持续死亡，专家和当地医院无奈之下请求死者父母捐献遗体，试图通过病毒分离以实现确诊。而征求遗体的过程并不顺利，直到4月4日，张曼丽的遗体被捐献出来，这一工作才得以实质性推进。
由于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4月15日，安徽省卫生厅向卫生部做了汇报。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于4月16日凌晨抵达阜阳指导疫情防治，仅仅两天之后，第一份检体样本被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按照中国的法律，这些样本不允许通过飞机或者火车运输，因此只能通过汽车进京。
“4月19日就发现了EV71病毒的线索。”一位知情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疾控中心对第一份检体采用了RT—PCR技术（一种细胞核酸检测技术，学名为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进行检测；然而，由于这份包括脑脊液、血液在内的检体是一个孤证，检体亦无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病历，检验者无从知晓病人身份住址和临床记录，因此仍难以做出确定性结论。
4月19日，包括死者尸体组织在内的更多检体被送到中国疾控中心。4月20日凌晨2时许，病毒所专家许文波、张勇再次开始RT—PCR检测。5月7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称，一直到4月23日下午4时，才最终确定病因为EV71。也就是在4月23日下午，安徽省内专家终于成功分离出一株EV71病毒毒株。
不过，上述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实际上早在4月22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就做出了EV71的诊断。之所以一直到4月23日晚上11时才将疫情公开，是因为中间“要经历必要的行政程序”。《财经》记者试图与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维中联系加以确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一个疑问是，阜阳市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自行处理这场疫情，未果之后就决定上报至安徽省卫生厅。缘何安徽省卫生部门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调查无果之后，才将疫情上报给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中国卫生部？
按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下称《应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出现“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等四种情形之一时，于“接到报告１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对此，冯立中的解释是，4月15日前，阜阳事件尚不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未形成必须报告的上述情形。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解释。一位国内传染病界资深人士就对《财经》记者表示，从安徽省卫生厅在接到阜阳市的报告后，就马上派出专家组的第一反应来看，肯定是意识到了可能暴发或者流行的危险在。当时阜阳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需要报告的情况”。
疑问重重
4月15日，就在安徽省卫生厅将疫情上报至卫生部当天，一篇无记者署名的官方新闻稿，在包括《阜阳日报》以及当地电视台在内的各大媒体发布。
在这篇《有关人士就近期阜阳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中，明确地称正在暴发的疾病是一种“呼吸道感染”，已经死亡的几个病例之间也“没有相互传染联系”。总之，和正常年份同期相比，“没有特殊性”。
此刻，安徽省卫生厅专家组利用死亡患者遗体进行病毒分离检测的工作，还正在紧张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如此论断，似乎很难从医学上找出合理的解释。
4月15日之前，在一波又一波的传言中，阜阳已有许多家长不再将孩子送往托幼机构。这从客观上减少了幼童交叉感染的机会。在国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新加坡，阻断EV71病毒扩散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强制托幼机构暂时放假。
在政府发布该新闻稿之后，阜阳市托幼机构从次日（4月16日）起开始致电家长，要求将小孩重新送回幼儿园就读。晚至4月末疫情确诊后，阜阳教育局才宣布托幼机构放假，并于“五一”期间决定延长假期。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反复中，到底有多少儿童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在谈到为何迟至4月23日安徽省才分离出第一株EV71病毒时，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冯立中对《财经》记者表示，4月10日左右，专家组才开始利用死亡病例尸体进行病毒分离检测。由于此检测需要两周左右时间，这是个科学上的事，“没办法快速得出结论。”
然而，一些国内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这种实验室检测办法虽然准确性高一些，但过于费时；在这种关系到疫病防治的关键时刻，或许远非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采用PCR检测方法的话，在理论上，只要数小时就可以出来结果。
PCR的检测原理，是利用设计好的特殊核酸序列与检体内可配对的核酸结合，将核酸大量复制到可侦测的程度。在理论上，只要检体内有一只肠病毒即可侦测到。实际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就是利用PCR，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最终确诊EV71疫情的。那么问题是，安徽省卫生部门为何舍快而求慢呢？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证实， 2007年春夏山东临沂手足口疫情暴发后，该中心曾为各省配备了RT—PCR检测设备、提供了检测试剂，并召集了各省疾控中心人员进行了培训。
对于缘何没有采用PCR进行检测，安徽省卫生部门的答复是没有检测试剂。令人费解的是，当地选择了多次将病毒检体送到北京，而非从北京获得试剂。有专家认为，真正的原因或许是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导致当地卫生部门并未具有真正利用这套设备的能力。
就在这样的曲折之中，弥足珍贵的时间却在流失。一组数据无可回避：至4月23日疫情确诊时，阜阳累计报告病例为610例，18名患儿病亡，死亡率高达2.95％；而在疫情确认之后直至5月8日，阜阳新增病例近5000余例，新增死亡人数仅4人，死亡率仅为万分之八。
未结束的危机
1969年，EV71这种小核糖核酸病毒在美国加州被首次发现后，就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巴西以及亚洲众多国家，这种病毒先后肆虐。
1975年在保加利亚，EV71曾经夺去了44人的生命。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更是切身感受到其惨烈，除了上面提到的1998年在台湾的大爆发，1997年在马来西亚的流行，也导致超过30人死亡。
由于迄今对于这种病毒仍然缺乏根治的手段，疫苗问世也遥遥无期，因此，早期监测和预防，就显得格外重要。
以台湾为例。早在1989年，其卫生部门就依托医生建立了由850个点组成的监测网络。在马来西亚1997年受到EV71袭击后，台湾就把这类病毒纳入了监测范围。正是这个网络，在1998年3月，就监测到手足口病的发病率比上一年激增了两倍以上；然后结合实验室对病毒的分离，最终促使台湾卫生部门决定通过印刷和电子媒体发布公众预警信息。两周后，政府又作出了关闭学校以及幼儿园的决定。有专家指出，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了干预措施，或许最终的损失还要更加惨重。
新加坡，也早在1987年启动了自己的临床监测网络。在1998年，这个系统不仅监测到手足口病的发病率比上一年有50％以上的增长，还注意到病原正在从以前的萨柯奇病毒A16型向更危险的EV71转变。获得这一信息之后，政府果断下达了关闭有关学校和儿童中心的命令。在2000年，这种公共干预措施又再次发挥了作用。
正是由于注意到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的EV71疫情凶猛，相邻的泰国等国家，都纷纷把手足口病纳入到法定传染病范畴。遗憾的是，中国却并没有对这些周边的疾病流行态势给予足够的关注，直至这次阜阳的疫情爆发并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仅是周边，中国国内的EV71疫情早已有过。在2000年5月至8月，山东省招远市就曾出现过小儿手足口病暴发，市人民医院接诊患儿1698例，其中3例合并暴发心肌炎死亡。
在过去的这一年中，这种迹象更加明显。2006年，中国全国共报告手足口病13637例，死亡6人；到了2007年，全国病例激增到83344例，死亡人数也达到17人，分别上升了511％和183％。当年仅山东省即报告39606例手足口病例，而临沂市的疫情暴发，规模和危害程度已仅次于后来的阜阳事件。
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如果当时就预料到这种潜在的危险，把手足口病列入法定传染病，或许就不会出现阜阳悲剧性的一幕。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甲类法定传染病的决定权在国务院，乙类、丙类法定传染病的决定权属于国家卫生部。
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传染病研究力量的瓶颈，限制了有关部门疫情的防控能力。据称，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目前每人平均要研究两种以上的病毒，而其他许多国家则是多名专家研究一种病毒。
作为中国传染病领域最大的科研项目，“十一五”期间十六个重大科研专项之一的“传染病重大专项”（全称“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由于经费和体制等原因，“十一五”时间已过半，实施方案仍未确定，专项研究更难以展开。
5月3日，卫生部宣布成立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全国疫情防控力度。卫生部长陈竺亲任组长，副部长高强、马晓伟、刘谦任副组长。5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专门听取卫生部汇报，对夏季疫情防控作出部署。
然而，这场危机还远没到终点。从台湾十年前的经验来看，当时疫情整整持续了八个多月，并在6月和10月迎来过两次高峰。这或许意味着，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有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报告了手足口病疫情，但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从台湾的经验来看，患过其他病毒导致的手足口病的人，对于EV71病毒并不具有免疫力。也就是说，EV71可能会在未来数年中频繁发作。
如果我们不能从目前的疫情中尽可能地吸取教训，并建立其长期应对体制和策略，或许就很难改变被动局面。因为对于中国而言，未来新兴传染病的威胁，绝对不仅仅限于EV71。
今年2月21日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从1940年到2004年间，全世界共计出现了335种新兴传染病（其中就包括SARS和EV71）。而未来的“重灾区”，仍是那些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本刊记者李虎军对此文亦有贡献
5月2日，手足口病（HFMD）终于被中国卫生部正式列入丙类传染病名单，成为第38种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此时，今年以来疫情最早集中爆发的风暴中心——安徽省阜阳市，已经有22名儿童因此死亡。而在广东省佛山市，也已有两名儿童患这种疾病悄然离世（参见本期“佛山幼童之殇”）。
截至5月9日17时发稿时，中国已经有32名患者死于手足口病。而2007年全年，仅有17人死亡，2006年更只有6例死亡记录。
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死于手足口病，倒不如说死于EV71。
作为多发于婴幼儿的一种传染病，有多种肠道病毒都可以引发手足口病，其中包括萨柯奇病毒A16型（Cox A16）、肠道病毒71型（EV71）以及回声病毒（Echo）等。目前已经死亡的患者，几乎全部为EV71感染。
EV71除了表现为无症状的隐性感染，也可以引发普通手足口病和咽峡炎等轻症病例，还可能导致神经源性肺水肿和呼吸衰竭等合并症，甚至死亡；而其他病毒类型，即使有症状一般也较轻，且不易引起神经系统以及其他并发症。
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这个死亡名单不再延长，也已经是过去十年中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EV71疫情了。1998年，中国台湾曾爆发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EV71疫情，近13万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病毒导致的手足口病和咽峡炎，当年最终的死亡人数则定格在78人。
疫起阜阳
4月14日下午4时，三周岁半的王政宇死于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天前的4月12日早晨，准备前往幼儿园的王政宇有些发烧，随即被在当地打工的祖父王本国带到附近一家小诊所看病。医生按感冒实施输液治疗，很快退烧。
次日凌晨1时许，王政宇高烧再发，祖孙俩遂至市妇幼保健院急诊。据称，由于该院医生对孩童病情采取“不急不缓”的治疗措施，心急如焚的王本国又将孙子送至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结果仍是感冒。采取措施退烧后，再次回家。
4月13日下午，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仍然无法对第三次发烧的王政宇确诊。14日中午，随着幼童病情加重，院方开始抢救。下午2时许，家人探病时，孩子已是呼吸困难，手足均现红色疱疹。两个小时之后，王政宇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此时，还没有人准确知道王究竟死于什么样的疾病。
实际上，早在3月下旬，这一连串死亡事件就拉开了帷幕。3月27日夜间，两岁男童贾帅帅在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夭折，成为此次疫情的第一个死亡案例。次日，又有两名患儿在该院死亡。
3月28日夜，在抢救这两名疑为“重症肺炎”的患儿失败后，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开始怀疑发生疫情。29日，刘晓琳致电院方领导征得同意后，于早晨6时许，向阜阳市疾控中心汇报情况。50岁的刘晓琳身患癌症，其医德在当地颇有口碑。四年前，她正是“劣质奶粉致大头娃娃”事件的第一报告人。
3月29日上午8时，阜阳市疾控中心派员至第一人民医院探查，并采集标本。当日及次日晚间，市卫生局两次召集全市呼吸疾病和儿科专家的紧急会议，此事亦被报知阜阳市主要领导，引起重视。3月31日，阜阳市卫生局向安徽省卫生厅报告可疑病情。
但一直到4月23日疫情正式公布前，当地公众仍然无从得知到底是什么疾病导致了这些死亡事件，只有死亡名单在不断地拉长。一时间传言纷起，“人禽流感”或“小孩非典”等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胫而走。
下辖八县区的阜阳市，是安徽省的一个人口大市，仅五岁以下幼儿就有58万人。在这些幼儿背后，牵动着数百万名成年人的敏感神经。为保险起见，从4月中旬起，大批出现发热、疱疹症状的疑似患儿被家长送进当地医院；事后看，这种盲目的集聚，恰恰加剧了疫情的传播。
实际上，一头雾水的不仅仅是普通公众，普通医疗机构也在其中。
据《财经》记者了解，患儿尤其是阜阳众多农村患儿，历经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乃至县医院辗转求诊，先后得到感冒、皮肤过敏或者药物过敏等各类诊断。当最终到达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或第二人民医院（当地的传染病医院）时，往往病情已发展至最后阶段。
不幸的是，即使到了市级医院，这些孩子最终也没能得到正确的施救。在此阶段，根据他们并发症的不同，分别被按照重症肺炎、无菌性脑膜炎、心肌炎等进行抢救。
年仅四个月的张曼丽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女婴的父母均为阜南县中岗镇尧湾村农民，与阜阳市区相距数十公里。
3月29日夜里，张曼丽不停哭闹，家人发现她脚趾头处出现大片红斑，口中微吐白沫。3月30日凌晨5时左右，邻村乡村医生诊断后认为是普通感冒，开了“尼美舒利颗粒”等退烧药后离开。
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家人带着她沿着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阶梯逐个上行。镇卫生院认为小曼丽系“皮肤过敏”，建议转县级医院；阜南县医院门诊则认为，小曼丽是“皮肤过敏或者药物过敏”。
经过一番辗转，4月3日早晨送至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小曼丽已经呼吸急促、口吐白沫，处于病危状态。该院又按照“重症肺炎”实施了数小时抢救后，但终究未能留住这个年幼的生命。
漫长的确诊
直到4月23日，安徽省卫生厅才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确定该疾病为EV71感染。此刻，距离阜阳第一例死亡事件，已经过去了28天。
在这段疫情公开的“盲区”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冯立中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3月31日当天，接到阜阳市卫生局的报告之后，省厅立即组织多名传染病专家赶往阜阳。此时，阜阳的死亡患儿已达到七人。
省厅专家发现，这些患儿死因各异，有的是“重症肺炎”、有的是“心肌炎”，还有大脑病变。专家意见随之出现分歧，有的怀疑是几种病，有的怀疑是一种病。
在阜阳几家医院，由于已有大量患儿出现共同症状，即手、足、口部有红色疱疹，也有专家怀疑发生了手足口病疫情。不过，当他们历时数日对这些死亡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后却发现，患者居住非常分散，并无联系和接触，很难形成传染病链条。
因此，在专家组内部，支持手足口疫情的观点并未成为主流。于是，专家们开始采取排除法，将“非典”、人禽流感、猪链球菌感染、流脑等春季易发传染病一一排除。
由于患儿持续死亡，专家和当地医院无奈之下请求死者父母捐献遗体，试图通过病毒分离以实现确诊。而征求遗体的过程并不顺利，直到4月4日，张曼丽的遗体被捐献出来，这一工作才得以实质性推进。
由于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4月15日，安徽省卫生厅向卫生部做了汇报。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于4月16日凌晨抵达阜阳指导疫情防治，仅仅两天之后，第一份检体样本被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按照中国的法律，这些样本不允许通过飞机或者火车运输，因此只能通过汽车进京。
“4月19日就发现了EV71病毒的线索。”一位知情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疾控中心对第一份检体采用了RT—PCR技术（一种细胞核酸检测技术，学名为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进行检测；然而，由于这份包括脑脊液、血液在内的检体是一个孤证，检体亦无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病历，检验者无从知晓病人身份住址和临床记录，因此仍难以做出确定性结论。
4月19日，包括死者尸体组织在内的更多检体被送到中国疾控中心。4月20日凌晨2时许，病毒所专家许文波、张勇再次开始RT—PCR检测。5月7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称，一直到4月23日下午4时，才最终确定病因为EV71。也就是在4月23日下午，安徽省内专家终于成功分离出一株EV71病毒毒株。
不过，上述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实际上早在4月22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就做出了EV71的诊断。之所以一直到4月23日晚上11时才将疫情公开，是因为中间“要经历必要的行政程序”。《财经》记者试图与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维中联系加以确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一个疑问是，阜阳市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自行处理这场疫情，未果之后就决定上报至安徽省卫生厅。缘何安徽省卫生部门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调查无果之后，才将疫情上报给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中国卫生部？
按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下称《应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出现“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等四种情形之一时，于“接到报告１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对此，冯立中的解释是，4月15日前，阜阳事件尚不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未形成必须报告的上述情形。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解释。一位国内传染病界资深人士就对《财经》记者表示，从安徽省卫生厅在接到阜阳市的报告后，就马上派出专家组的第一反应来看，肯定是意识到了可能暴发或者流行的危险在。当时阜阳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需要报告的情况”。
疑问重重
4月15日，就在安徽省卫生厅将疫情上报至卫生部当天，一篇无记者署名的官方新闻稿，在包括《阜阳日报》以及当地电视台在内的各大媒体发布。
在这篇《有关人士就近期阜阳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中，明确地称正在暴发的疾病是一种“呼吸道感染”，已经死亡的几个病例之间也“没有相互传染联系”。总之，和正常年份同期相比，“没有特殊性”。
此刻，安徽省卫生厅专家组利用死亡患者遗体进行病毒分离检测的工作，还正在紧张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如此论断，似乎很难从医学上找出合理的解释。
4月15日之前，在一波又一波的传言中，阜阳已有许多家长不再将孩子送往托幼机构。这从客观上减少了幼童交叉感染的机会。在国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新加坡，阻断EV71病毒扩散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强制托幼机构暂时放假。
在政府发布该新闻稿之后，阜阳市托幼机构从次日（4月16日）起开始致电家长，要求将小孩重新送回幼儿园就读。晚至4月末疫情确诊后，阜阳教育局才宣布托幼机构放假，并于“五一”期间决定延长假期。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反复中，到底有多少儿童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在谈到为何迟至4月23日安徽省才分离出第一株EV71病毒时，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冯立中对《财经》记者表示，4月10日左右，专家组才开始利用死亡病例尸体进行病毒分离检测。由于此检测需要两周左右时间，这是个科学上的事，“没办法快速得出结论。”
然而，一些国内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这种实验室检测办法虽然准确性高一些，但过于费时；在这种关系到疫病防治的关键时刻，或许远非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采用PCR检测方法的话，在理论上，只要数小时就可以出来结果。
PCR的检测原理，是利用设计好的特殊核酸序列与检体内可配对的核酸结合，将核酸大量复制到可侦测的程度。在理论上，只要检体内有一只肠病毒即可侦测到。实际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就是利用PCR，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最终确诊EV71疫情的。那么问题是，安徽省卫生部门为何舍快而求慢呢？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证实， 2007年春夏山东临沂手足口疫情暴发后，该中心曾为各省配备了RT—PCR检测设备、提供了检测试剂，并召集了各省疾控中心人员进行了培训。
对于缘何没有采用PCR进行检测，安徽省卫生部门的答复是没有检测试剂。令人费解的是，当地选择了多次将病毒检体送到北京，而非从北京获得试剂。有专家认为，真正的原因或许是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导致当地卫生部门并未具有真正利用这套设备的能力。
就在这样的曲折之中，弥足珍贵的时间却在流失。一组数据无可回避：至4月23日疫情确诊时，阜阳累计报告病例为610例，18名患儿病亡，死亡率高达2.95％；而在疫情确认之后直至5月8日，阜阳新增病例近5000余例，新增死亡人数仅4人，死亡率仅为万分之八。
未结束的危机
1969年，EV71这种小核糖核酸病毒在美国加州被首次发现后，就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巴西以及亚洲众多国家，这种病毒先后肆虐。
1975年在保加利亚，EV71曾经夺去了44人的生命。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更是切身感受到其惨烈，除了上面提到的1998年在台湾的大爆发，1997年在马来西亚的流行，也导致超过30人死亡。
由于迄今对于这种病毒仍然缺乏根治的手段，疫苗问世也遥遥无期，因此，早期监测和预防，就显得格外重要。
以台湾为例。早在1989年，其卫生部门就依托医生建立了由850个点组成的监测网络。在马来西亚1997年受到EV71袭击后，台湾就把这类病毒纳入了监测范围。正是这个网络，在1998年3月，就监测到手足口病的发病率比上一年激增了两倍以上；然后结合实验室对病毒的分离，最终促使台湾卫生部门决定通过印刷和电子媒体发布公众预警信息。两周后，政府又作出了关闭学校以及幼儿园的决定。有专家指出，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了干预措施，或许最终的损失还要更加惨重。
新加坡，也早在1987年启动了自己的临床监测网络。在1998年，这个系统不仅监测到手足口病的发病率比上一年有50％以上的增长，还注意到病原正在从以前的萨柯奇病毒A16型向更危险的EV71转变。获得这一信息之后，政府果断下达了关闭有关学校和儿童中心的命令。在2000年，这种公共干预措施又再次发挥了作用。
正是由于注意到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的EV71疫情凶猛，相邻的泰国等国家，都纷纷把手足口病纳入到法定传染病范畴。遗憾的是，中国却并没有对这些周边的疾病流行态势给予足够的关注，直至这次阜阳的疫情爆发并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仅是周边，中国国内的EV71疫情早已有过。在2000年5月至8月，山东省招远市就曾出现过小儿手足口病暴发，市人民医院接诊患儿1698例，其中3例合并暴发心肌炎死亡。
在过去的这一年中，这种迹象更加明显。2006年，中国全国共报告手足口病13637例，死亡6人；到了2007年，全国病例激增到83344例，死亡人数也达到17人，分别上升了511％和183％。当年仅山东省即报告39606例手足口病例，而临沂市的疫情暴发，规模和危害程度已仅次于后来的阜阳事件。
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如果当时就预料到这种潜在的危险，把手足口病列入法定传染病，或许就不会出现阜阳悲剧性的一幕。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甲类法定传染病的决定权在国务院，乙类、丙类法定传染病的决定权属于国家卫生部。
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传染病研究力量的瓶颈，限制了有关部门疫情的防控能力。据称，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目前每人平均要研究两种以上的病毒，而其他许多国家则是多名专家研究一种病毒。
作为中国传染病领域最大的科研项目，“十一五”期间十六个重大科研专项之一的“传染病重大专项”（全称“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由于经费和体制等原因，“十一五”时间已过半，实施方案仍未确定，专项研究更难以展开。
5月3日，卫生部宣布成立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全国疫情防控力度。卫生部长陈竺亲任组长，副部长高强、马晓伟、刘谦任副组长。5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专门听取卫生部汇报，对夏季疫情防控作出部署。
然而，这场危机还远没到终点。从台湾十年前的经验来看，当时疫情整整持续了八个多月，并在6月和10月迎来过两次高峰。这或许意味着，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有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报告了手足口病疫情，但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从台湾的经验来看，患过其他病毒导致的手足口病的人，对于EV71病毒并不具有免疫力。也就是说，EV71可能会在未来数年中频繁发作。
如果我们不能从目前的疫情中尽可能地吸取教训，并建立其长期应对体制和策略，或许就很难改变被动局面。因为对于中国而言，未来新兴传染病的威胁，绝对不仅仅限于EV71。
今年2月21日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从1940年到2004年间，全世界共计出现了335种新兴传染病（其中就包括SARS和EV71）。而未来的“重灾区”，仍是那些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本刊记者李虎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