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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是做人的底线。引申到社会层面，亦是同理。
无论道德、情感，抑或社会规则、法律层面，底线都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众生喧嚣几乎遮蔽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当留日学子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当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大行其道，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这难道是一个“底线失守”的时代?
当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进而演变为恶性杀人案后，众声喧嚣遮蔽了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激情杀人说”调侃着钢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严，凶犯亲友同学的态度挑战着人性的最后良知。有关药家鑫案所谓情与法的纠结，其实不过是中国社会底线失守的一个最新例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学生在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口角后，竟疯狂地连刺母亲九刀。
底线失守之后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因为这本书，直接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这又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画面，虽然100年后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但它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我们不再期待食品的营养美味天然绿色。只要没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不再重要，只要不被欠薪就满足了；到政府机构办事遭遇潜规则“吃拿卡要”都可以忍耐，只要潜规则过后能办成事就谢天谢地了；外出旅游，挨宰是正常的，只要少被坑点就可以心花怒放；城市规划，不破坏百年梧桐树就值得大加赞扬；婴儿可以安全地长大而不必时刻提防人贩子，家长就烧高香了；官员贪污也不是不可以原谅，只要少贪点或贪的同时不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就可以在地方收获“清官”的美名了，甚至还可能有人“自发”为你创作MV广为传播……
如果这还不够，那么请看信手拈来的例子吧：在湖南益阳，有两个区曾出台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赫然名列其中；在陕西安康，建设局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通知“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在山东潍坊，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将“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作为“三条禁令”之一。
众人皆知的道理，却成为需要下大力气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教师的底线是不猥亵女生，当官的底线是不用公款打麻将。行业风气的底线是酒后不驾车，那么，厄普顿·辛克莱是否应该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到庆幸，至少除了卫生问题和管理混乱。当年美国的屠宰场中还没有“健美猪”和“化妆猪”。
不知道100年后的人们，将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社会底线应该不会比现在更低——除非2012真的来临。人类再次踏上从蛮荒到文明的漫漫征途。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浪漫。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成为富人，几乎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隨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养猪户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奶农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知名学府教授公开以金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越无耻，越张狂?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
一段流传于网络上的帖子显示。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时称，“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
张泉灵则注意到了安徽和县近日的一次定向爆破风波。一声巨响过后，本是爆破对象的牌坊依然高高矗立，倒是周边的民房被炸烂。对此，工程负责人的总结却是：“爆破总体上是成功的，有一定瑕疵。”张泉灵微博直言：一锅汤放一颗老鼠屎，总体是好的，你喝一口看看?左轮枪放一颗子弹，绝大多数是空的，你顶脑袋扣扳机试试?认错那么难吗?
认错或许不难，难的是改变官员的思维定式。当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贪污的时候，无良、无耻甚至无法无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的伤不起
底线失守的最可怕后果，是公众的无所顾忌和失去善意。前不久，一位年轻母亲为了救治罹患眼癌的孩子，在网络推手的策划下于街头上演了“跪爬乞讨”的戏码。有网友因此感动落泪。纷纷慷慨解囊，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策划。
法条好写，人心难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当下。公众的善意可能成为他人玩弄于股掌的道具，其后果必将是人人失去应有的顾忌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线。 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九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在广州中轴线上的花城广场立孔子塑像。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全社会守护道德底线，而且“天安门广场也立了孔子塑像，这是个风向标”。
立个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线吗?该提案在网络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就是底线。而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有关部门”。4月11日央视披露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有宁波网友就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在管什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要管。”
底线到底应该有多低?触犯底线的成本又该有多大?美国洛杉矶市长近日的遭遇或可给我们提个醒。由于免费接受了34场NBA赛事门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最近遇到了麻烦，他将被罚款4.2万美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又该会是怎样的情形?
当代儒学者蒋庆表示，“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倘使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伤得起吗?
美国：生命、自由与底线
有人说美国人奢侈浪费，崇拜金钱，物欲横流，似乎没有道德底线。的确，美国政府和个人都是债台高筑。电视真人秀里充斥着背叛、未婚先孕、乱交。甚至鼓励两面三刀、狡诈欺骗。最近臭名昭著的演员查理辛吸毒打老婆，被电视台开除，他却可以借此开展全国巡演，到处挣得盆满钵溢。还有前总统克林顿偷情闹得满城风雨，差点被弹劾，十年后居然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政客之一，到世界各地去解决危机。
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看上去更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国家。那么，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全民坚持的准则呢?
其实。答案非常肯定，这个准则就是两百多年美国建国之父们创造的美国宪法。入籍美国，要对神、对国家、对宪法起誓，美国宪法就是这个移民为主的国家的基石和建国基础。它的基本要义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大多从宪法衍生而来。同时，人们对宪法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解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宪法的释义既是庇佑，也是规范，长而久之便养成习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招聘企业不得询问应聘者的个人隐私诸如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年龄等。同事及不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从来不询问这些情况，更绝不互问工资收入，不能对人家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之流虽然私生活不干不净，但工作能力强，不贪污也敢认错，才能东山再起。
新加坡：富起来之后
北师大一位叫董藩的教授，因为在微博上的一句“名言”而在新加坡成了“名人”。他说：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对这事儿，新加坡人怎么看?说来也巧，前不久南洋孔教会等多个团体联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经济家陈抗教授举办讲座，讲题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讲座一开始，陈教授先做了个现场调查：您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
出乎意料，认为“是”的寥寥无几，认为“否”的——两百多位听众齐刷刷举起手来，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了震撼。陈教授说：“看来在星期天下午。大老远跑到尤诺士这个地方来，听一场关于社会道德的讲座，显然都是对道德水平有较高要求的人。”
这多少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倡导有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助于打破平均主义，刺激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激情。可是政府并没有处理好“让什么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于是，该富的富了，不该富的也富了，甚至还先富了起来。致富成了社会大众唯一的目标，其他条条框框统统靠边站：澎湃的物欲就如一头闯进“道德瓷器店”的怪兽，在打破僵化体制与陈旧观念的坛坛罐罐时，将社会道德与传统价值观也一并打破了。
而什么人该富、应该怎么富、富起来之后干什么?这些更重要的问题早已无人过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古人眼中，失义和离道才是耻辱。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长久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信条。可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道”字悄悄变成了“钱”字呢?
要说见利忘义者，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可总体而论，这里的道德水平确实要高一些。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更有热心人士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并通过南洋孔教会等民间团体承担“起而行”的重任。
印度：信仰令他们坚守底线
印度人相信因果报应“业”(karrna)，在他们看来，人都是在现世、前世和来世这三个世界中流转来回，善行有善果，恶行有恶果，前世的行为决定这一生的命运。而这辈子的行为决定来生的运气。因此印度即便经常有种姓和宗教仇杀的案例，但很少会出现穷人眼红富人钱财而出现邪念的杀人事件。因果报应的印度教思想已经统治印度超过两千年，每当自己生活发生不幸，印度人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这是我的报应。”
印度人不仅相信因果报应，还非常尊重这一生的“法”(dharma)。通俗地说，“法”就是“根据你的出身。还有人生的阶段，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遵循这个“法”，来世会更加悲惨。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大多被记载于宗教著作中。其中包括慷慨无私、诚实、尊重长辈、不伤害其他生灵。而《瑜伽经》则更为明确地记载了印度教基本伦理要素：非暴力，不伤害；诚实；不偷盗；贞洁，纯正的生活；不贪婪，不占用财物。
记得在印度和朋友聊天时，经常会被问及宗教信仰问题。一日，当告诉朋友贾耶什自己并不信教后，他表示非常难以理解。“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做坏事呢?我们印度人就是因为多数都信奉宗教，因此，有邪念和干坏事的几率比较少。因为一旦做坏事就是在亵渎神灵，一定会遭到惩罚……”
随着印度经济的日益开放，传统宗教价值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早在1997年，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就在为印度回归宗教伦理传统而呼唤：“印度文明曾經有独特的荣耀向世界展示，人不仅仅靠面包而生存。文化、道德以及精神的价值过去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中心支柱。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公众生活中的这一道德和精神基本结构正在被宗族主义、种姓制度的观念削弱，暴力和腐败正败坏着今天的印度社会。”
如今，尽管仍有很多印度人保持着宗教伦理传统，但腐败这个毒瘤在印度似乎发展得比十几 年前更为严重。今年4月初，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在新德里进行非暴力的公开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制定更严格的反腐败法。哈扎雷长达97小时的绝食在全印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中间引发高度共鸣。不少年轻人表示，“75岁高龄的哈扎雷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和躯体呼唤整个印度社会的良知，他希望印度年轻一代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底线失守”已成社会大问题
传统的价值观，比如“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所恪守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义利观却完全颠倒，变成了“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正是这种颠倒的义利观使人们的道德底线基本沦丧。
以前，我们曾说西方社会如何“金钱拜物教”，如今的中国社会不也正是如此吗?一旦对金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连亲爹亲娘也不放过，连仁义礼智信和基本的伦理都没有了。目前社会上，弑母弑父的行为不断发生，都是没有底线的后果。
如果仅指望以个人力量去抵抗物质的诱惑，恐怕很难。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秩序与整个消费环境有很大关系，道德水平也和物价暴涨、房价暴涨有很大关系。倘若一个人经历十几年奋斗，能够买上房，过上小康的生活，他也就不会不择手段、冒危险去冲破底线。所以，只有让人们看到希望，人们才会恪守社会规范中的种种底线。
失控的社会造就了失控的人，价值观沦丧的背后。“潜规则”大行其道，人人为利似乎可以勇往直前而不会畏而退却。
一方面，有必要调控现在的社会分配制度，防止两极分化现象蔓延，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倡导了30多年。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应该影响到很重要的价值理念塑造。即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对当前中国社会特别重要还源于：由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还不够彻底，有的行业利用了传统的资源优势，垄断地位带来的天生竞争优势。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经济并非完全地等价转换，中间可能出现一些结构性的空隙与漏洞，使得一部分人违规操作，出现暴发户、贪污腐败等，还有权力寻租、权力出租、权钱交易等。处在不公平起点上的利益代表者，在公共权力缺乏有效限制、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成为侵害社会公正的代表，也是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诱因之一。
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灌输和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中国人要重新讲求仁义礼智信，学习这些，比我们空讲大道理更容易接受得多，因为相比理论，保持基本的价值观无疑更容易接受。
“底线教育”事关公民素养的形成
人的一生会面临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底线，有法律的底线、有道德的底线、有人情世故的底线等。所谓“底线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指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困境中，会作出多样化的选择。无论作出哪种选择，就公民个体而言，都是他的一种权利。而教育者的使命之一就在于让处在各种情况下的受教者作出一种适时、适当并适合他自己实际情况的底线选择。
现在几乎所有家长都提出：好好学习，小学后要考上中学，以后要考上大学。反过来，如果没考上怎么办?很少有家长提前告诉孩子，没考上后可以有怎样的出路。长此以往，在受教育者心里形成了只能往上走的思路一钱越多越好，学位越多越好，人活得越风光越好。一旦没有或缺少钱、学位、风光，各种逾越底线的行为就容易诱发。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接受底线教育，长大后自然就会具备底线意识。而正是由于长期底线教育的缺失，因此遇到困境时行为才会毫无底线约束，比如药家鑫，比如之前福建南平杀童案的凶手等。
事实上，“底线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底线意识”也是公民意识的一部分。“底线意识”的缺失直接导致整体公民素养的缺失。
在教育、培養公民素养的过程中，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付出努力。绝不能指望学校的一门思想教育课就能包办所有思想教育内容。如果教育工作者不把“育人”——而仅仅是“教书”——放在第一位。那么也就不配被称为合格的教育者。
无论道德、情感，抑或社会规则、法律层面，底线都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众生喧嚣几乎遮蔽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当留日学子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当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大行其道，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这难道是一个“底线失守”的时代?
当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进而演变为恶性杀人案后，众声喧嚣遮蔽了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激情杀人说”调侃着钢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严，凶犯亲友同学的态度挑战着人性的最后良知。有关药家鑫案所谓情与法的纠结，其实不过是中国社会底线失守的一个最新例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学生在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口角后，竟疯狂地连刺母亲九刀。
底线失守之后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因为这本书，直接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这又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画面，虽然100年后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但它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我们不再期待食品的营养美味天然绿色。只要没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不再重要，只要不被欠薪就满足了；到政府机构办事遭遇潜规则“吃拿卡要”都可以忍耐，只要潜规则过后能办成事就谢天谢地了；外出旅游，挨宰是正常的，只要少被坑点就可以心花怒放；城市规划，不破坏百年梧桐树就值得大加赞扬；婴儿可以安全地长大而不必时刻提防人贩子，家长就烧高香了；官员贪污也不是不可以原谅，只要少贪点或贪的同时不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就可以在地方收获“清官”的美名了，甚至还可能有人“自发”为你创作MV广为传播……
如果这还不够，那么请看信手拈来的例子吧：在湖南益阳，有两个区曾出台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赫然名列其中；在陕西安康，建设局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通知“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在山东潍坊，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将“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作为“三条禁令”之一。
众人皆知的道理，却成为需要下大力气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教师的底线是不猥亵女生，当官的底线是不用公款打麻将。行业风气的底线是酒后不驾车，那么，厄普顿·辛克莱是否应该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到庆幸，至少除了卫生问题和管理混乱。当年美国的屠宰场中还没有“健美猪”和“化妆猪”。
不知道100年后的人们，将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社会底线应该不会比现在更低——除非2012真的来临。人类再次踏上从蛮荒到文明的漫漫征途。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浪漫。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成为富人，几乎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隨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养猪户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奶农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知名学府教授公开以金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越无耻，越张狂?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
一段流传于网络上的帖子显示。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时称，“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
张泉灵则注意到了安徽和县近日的一次定向爆破风波。一声巨响过后，本是爆破对象的牌坊依然高高矗立，倒是周边的民房被炸烂。对此，工程负责人的总结却是：“爆破总体上是成功的，有一定瑕疵。”张泉灵微博直言：一锅汤放一颗老鼠屎，总体是好的，你喝一口看看?左轮枪放一颗子弹，绝大多数是空的，你顶脑袋扣扳机试试?认错那么难吗?
认错或许不难，难的是改变官员的思维定式。当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贪污的时候，无良、无耻甚至无法无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的伤不起
底线失守的最可怕后果，是公众的无所顾忌和失去善意。前不久，一位年轻母亲为了救治罹患眼癌的孩子，在网络推手的策划下于街头上演了“跪爬乞讨”的戏码。有网友因此感动落泪。纷纷慷慨解囊，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策划。
法条好写，人心难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当下。公众的善意可能成为他人玩弄于股掌的道具，其后果必将是人人失去应有的顾忌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线。 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九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在广州中轴线上的花城广场立孔子塑像。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全社会守护道德底线，而且“天安门广场也立了孔子塑像，这是个风向标”。
立个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线吗?该提案在网络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就是底线。而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有关部门”。4月11日央视披露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有宁波网友就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在管什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要管。”
底线到底应该有多低?触犯底线的成本又该有多大?美国洛杉矶市长近日的遭遇或可给我们提个醒。由于免费接受了34场NBA赛事门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最近遇到了麻烦，他将被罚款4.2万美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又该会是怎样的情形?
当代儒学者蒋庆表示，“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倘使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伤得起吗?
美国：生命、自由与底线
有人说美国人奢侈浪费，崇拜金钱，物欲横流，似乎没有道德底线。的确，美国政府和个人都是债台高筑。电视真人秀里充斥着背叛、未婚先孕、乱交。甚至鼓励两面三刀、狡诈欺骗。最近臭名昭著的演员查理辛吸毒打老婆，被电视台开除，他却可以借此开展全国巡演，到处挣得盆满钵溢。还有前总统克林顿偷情闹得满城风雨，差点被弹劾，十年后居然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政客之一，到世界各地去解决危机。
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看上去更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国家。那么，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全民坚持的准则呢?
其实。答案非常肯定，这个准则就是两百多年美国建国之父们创造的美国宪法。入籍美国，要对神、对国家、对宪法起誓，美国宪法就是这个移民为主的国家的基石和建国基础。它的基本要义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大多从宪法衍生而来。同时，人们对宪法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解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宪法的释义既是庇佑，也是规范，长而久之便养成习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招聘企业不得询问应聘者的个人隐私诸如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年龄等。同事及不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从来不询问这些情况，更绝不互问工资收入，不能对人家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之流虽然私生活不干不净，但工作能力强，不贪污也敢认错，才能东山再起。
新加坡：富起来之后
北师大一位叫董藩的教授，因为在微博上的一句“名言”而在新加坡成了“名人”。他说：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对这事儿，新加坡人怎么看?说来也巧，前不久南洋孔教会等多个团体联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经济家陈抗教授举办讲座，讲题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讲座一开始，陈教授先做了个现场调查：您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
出乎意料，认为“是”的寥寥无几，认为“否”的——两百多位听众齐刷刷举起手来，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了震撼。陈教授说：“看来在星期天下午。大老远跑到尤诺士这个地方来，听一场关于社会道德的讲座，显然都是对道德水平有较高要求的人。”
这多少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倡导有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助于打破平均主义，刺激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激情。可是政府并没有处理好“让什么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于是，该富的富了，不该富的也富了，甚至还先富了起来。致富成了社会大众唯一的目标，其他条条框框统统靠边站：澎湃的物欲就如一头闯进“道德瓷器店”的怪兽，在打破僵化体制与陈旧观念的坛坛罐罐时，将社会道德与传统价值观也一并打破了。
而什么人该富、应该怎么富、富起来之后干什么?这些更重要的问题早已无人过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古人眼中，失义和离道才是耻辱。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长久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信条。可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道”字悄悄变成了“钱”字呢?
要说见利忘义者，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可总体而论，这里的道德水平确实要高一些。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更有热心人士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并通过南洋孔教会等民间团体承担“起而行”的重任。
印度：信仰令他们坚守底线
印度人相信因果报应“业”(karrna)，在他们看来，人都是在现世、前世和来世这三个世界中流转来回，善行有善果，恶行有恶果，前世的行为决定这一生的命运。而这辈子的行为决定来生的运气。因此印度即便经常有种姓和宗教仇杀的案例，但很少会出现穷人眼红富人钱财而出现邪念的杀人事件。因果报应的印度教思想已经统治印度超过两千年，每当自己生活发生不幸，印度人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这是我的报应。”
印度人不仅相信因果报应，还非常尊重这一生的“法”(dharma)。通俗地说，“法”就是“根据你的出身。还有人生的阶段，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遵循这个“法”，来世会更加悲惨。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大多被记载于宗教著作中。其中包括慷慨无私、诚实、尊重长辈、不伤害其他生灵。而《瑜伽经》则更为明确地记载了印度教基本伦理要素：非暴力，不伤害；诚实；不偷盗；贞洁，纯正的生活；不贪婪，不占用财物。
记得在印度和朋友聊天时，经常会被问及宗教信仰问题。一日，当告诉朋友贾耶什自己并不信教后，他表示非常难以理解。“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做坏事呢?我们印度人就是因为多数都信奉宗教，因此，有邪念和干坏事的几率比较少。因为一旦做坏事就是在亵渎神灵，一定会遭到惩罚……”
随着印度经济的日益开放，传统宗教价值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早在1997年，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就在为印度回归宗教伦理传统而呼唤：“印度文明曾經有独特的荣耀向世界展示，人不仅仅靠面包而生存。文化、道德以及精神的价值过去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中心支柱。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公众生活中的这一道德和精神基本结构正在被宗族主义、种姓制度的观念削弱，暴力和腐败正败坏着今天的印度社会。”
如今，尽管仍有很多印度人保持着宗教伦理传统，但腐败这个毒瘤在印度似乎发展得比十几 年前更为严重。今年4月初，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在新德里进行非暴力的公开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制定更严格的反腐败法。哈扎雷长达97小时的绝食在全印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中间引发高度共鸣。不少年轻人表示，“75岁高龄的哈扎雷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和躯体呼唤整个印度社会的良知，他希望印度年轻一代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底线失守”已成社会大问题
传统的价值观，比如“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所恪守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义利观却完全颠倒，变成了“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正是这种颠倒的义利观使人们的道德底线基本沦丧。
以前，我们曾说西方社会如何“金钱拜物教”，如今的中国社会不也正是如此吗?一旦对金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连亲爹亲娘也不放过，连仁义礼智信和基本的伦理都没有了。目前社会上，弑母弑父的行为不断发生，都是没有底线的后果。
如果仅指望以个人力量去抵抗物质的诱惑，恐怕很难。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秩序与整个消费环境有很大关系，道德水平也和物价暴涨、房价暴涨有很大关系。倘若一个人经历十几年奋斗，能够买上房，过上小康的生活，他也就不会不择手段、冒危险去冲破底线。所以，只有让人们看到希望，人们才会恪守社会规范中的种种底线。
失控的社会造就了失控的人，价值观沦丧的背后。“潜规则”大行其道，人人为利似乎可以勇往直前而不会畏而退却。
一方面，有必要调控现在的社会分配制度，防止两极分化现象蔓延，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倡导了30多年。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应该影响到很重要的价值理念塑造。即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对当前中国社会特别重要还源于：由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还不够彻底，有的行业利用了传统的资源优势，垄断地位带来的天生竞争优势。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经济并非完全地等价转换，中间可能出现一些结构性的空隙与漏洞，使得一部分人违规操作，出现暴发户、贪污腐败等，还有权力寻租、权力出租、权钱交易等。处在不公平起点上的利益代表者，在公共权力缺乏有效限制、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成为侵害社会公正的代表，也是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诱因之一。
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灌输和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中国人要重新讲求仁义礼智信，学习这些，比我们空讲大道理更容易接受得多，因为相比理论，保持基本的价值观无疑更容易接受。
“底线教育”事关公民素养的形成
人的一生会面临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底线，有法律的底线、有道德的底线、有人情世故的底线等。所谓“底线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指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困境中，会作出多样化的选择。无论作出哪种选择，就公民个体而言，都是他的一种权利。而教育者的使命之一就在于让处在各种情况下的受教者作出一种适时、适当并适合他自己实际情况的底线选择。
现在几乎所有家长都提出：好好学习，小学后要考上中学，以后要考上大学。反过来，如果没考上怎么办?很少有家长提前告诉孩子，没考上后可以有怎样的出路。长此以往，在受教育者心里形成了只能往上走的思路一钱越多越好，学位越多越好，人活得越风光越好。一旦没有或缺少钱、学位、风光，各种逾越底线的行为就容易诱发。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接受底线教育，长大后自然就会具备底线意识。而正是由于长期底线教育的缺失，因此遇到困境时行为才会毫无底线约束，比如药家鑫，比如之前福建南平杀童案的凶手等。
事实上，“底线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底线意识”也是公民意识的一部分。“底线意识”的缺失直接导致整体公民素养的缺失。
在教育、培養公民素养的过程中，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付出努力。绝不能指望学校的一门思想教育课就能包办所有思想教育内容。如果教育工作者不把“育人”——而仅仅是“教书”——放在第一位。那么也就不配被称为合格的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