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人数据说已经超过5000多万，是澳大利亚总人口的一倍多，其中，经商者甚众。有报道说，海外华商的总资产早已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群体——只是不知道这数据如何推算而得。
　　中国人之经商能力。自晚清以来便被不断推崇。梁启超就以为“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
　　但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却一再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凡法制健全、市场成熟的国家，如欧美诸发达国家，似乎很难出现明星般的华人富豪；而在一些制度阙如的国家。如东南亚某些地方，华商明星频出。
　　在东南亚的频仍动乱中。个别华商被指责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尽管这可能只是某些政治团体的借口而已，也值得我们扪心反省。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学者，多数将近代工商业难以振兴的原因，归咎于政府公权力对工商业的无端干预。这种将“官”作为“商”之“天敌”的观念，至今依然，稍有自由倾向的学者，一谈今日改革之失误，便会批评无远弗届之政府干预。
　　这种批评也许不无道理，却不是完全的。
　　官、商之间，我们往往容易看到强势的“官”的显性扩张。却经常忽略了似乎弱势的“商”的隐性迎合、甚至主动勾引。从晚清的郑观应开始，就提出了“商戰甚于兵战”的理念，但对权力的依赖和痴迷仍然是真实的存在。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人最长于商”。其实只是“长于”“官商”而已。从晚清以来，即便是纯粹的私人企业，也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弄顶“红帽子”。如今走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公司，不论大小，一定是悬挂着公司老板与当地政要的合影。仿佛门神一般。其中，当然有被动的因素，为的是“避害”，但亦有主动的因素，为的是“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