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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写过一篇《上学记》的小说，小说里的女孩儿“小美”多少有点儿我的影子，可究竟是虚构，不能一吐为快，今天借《语文世界》约稿的机会，再拿这个题目写写我小时候上学的一段经历。
1976年——毛主席去世那年，我6岁，姐姐8岁。这一年的9月1日，姐姐背着崭新的黄书包蹦蹦跳跳去双梅小学念书。我哭着嚷着也要去。母亲好言相劝：“妹妹还小呢，妹妹再过一年也能去……”我哪里肯听，脑海里满是“我要上学！我要上学！”的呼声——懵懂无知的我，只以为上学好玩儿，上学有新书包新文具。
姐姐走后，我依旧不依不饶地哭，哭哑了嗓子还不罢休——这是我的“杀手锏”。母亲见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气息奄奄终于败下阵来，丢了手中的活计拉我去三里外的双梅小学见校长。
我怀着欢快的心情奔跳在乡间路上。穿过河对岸的计家角，就隐约可见双梅小学的粉墙灰瓦了。这双梅小学，最早叫“双庙小学”，原先是两座庙，后来改作小学，前后两排平房，每排四五间教室。它的历史不短，我的父母小时候也在这里念书——还有个日后母亲常拿来打趣的细节：有一天，下课时分，念二年级的我的父亲母亲各自倚在墙上晒太阳，这时父亲的老爸——我爷爷走过来，他扛着锄头去学校附近的菜地锄地，我母亲见我爷爷弯腰弓背、一脸老态，指着背影问：“这是你爷爷？”我父亲一脸镇定地回答：“他是我爸！”
长大后，母亲再拿这插曲说笑时，我却每每心里发酸。
这会儿，母亲进了校长室，她关照我候在外面别动。走廊里静悄悄的，三两只麻雀飞落在操场边，啄吃泥地上的草籽。姐姐不知坐在哪间教室里。母亲终于出来了，跟着出来的是校长。校长向我招手，肯定还当场“考”了我不少问题，可现在我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手心里都是汗！
路上，母亲说校长同意让我先试读一个月，学费缓交。我欢呼着向前跑去。
当晚，母亲用过年做新衣剩下的边角料为我缝了个布书包，姐姐支援我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我美滋滋地睡觉了。
第二天到校，教语文的颜老师领我到姐姐那个班。我个子矮，被安排在靠走廊的第一排。我回头看姐姐，她坐在第二排中间。她对我的眼神招呼视而不见。上课了，同学们站起来喊“老师好”，我也站起来喊。第一节是颜老师的课。颜老师和颜悦色，却“丑话说在前”，上她的课不能做小动作。颜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用眼睛扫视全班，最后目光停在我的脸上。
我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身上像是有小虫子在爬，浑身难受却不敢伸手去挠。我老老实实双手背在身后，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我只记得“坐如钟，双手背身后”，老师讲的内容，则一头雾水！
好歹熬到下午放学，我像离弦的箭冲出教室。我向学校后面的菜地跑去。那是回家最近的路。吃晚饭时，姐姐恶狠狠地告状：妹妹丢脸死了，像个木头人一样坐了一天，什么都不懂！
我刚才还蔫头耷脑地扒着饭，听了这话“嗵”地跳起来，小脸涨得通红，我是想反击的，可我嘴太笨，想反击，却“你你你”地说不出来。这是我的弱项，我只有哭！母亲等我哭够了，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讲：我看妹妹太小了，还不如明年读……又看着我说：你上课，我悄悄地去看了，就站在窗外，你是坐着一动不动嘛！
没有办法，连母亲也帮着姐姐，憋了一整天的难受、紧张和不安通通爆发出来。我哭叫着冲出门外，我向山冈跑去。已经很晚了，西边天外笼着一层薄薄的茜色晚霞，夜幕马上就要降临了。我不敢再往前，再跑下去是山冈的高处。那里野草丛生，乱坟隆起，我可不想被“山鬼”勾走。我吸着鼻涕往回走，刚走几步，看到姐姐正跑来，我一赌气，又转向山冈……
如此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我还是背着书包去上学了。这一次的“试读”不到半月，我自己放弃了。算上试读，我在双梅小学的读书时间仅有两年，读完二年级，我和姐姐都转到了小镇上的全日制小学。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小学时代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之一是试读那年的9月9日，毛主席去世。那天我穿了一条红裤子去上学。我穿上红裤子走在上学路上的时候，哪晓得老师们的一顿痛骂在等着我！哪晓得这一日是敬爱的毛主席离开的日子！这天早上，校长破例不让我们做操，却排好队（不许出声）站在操场上默哀。我的红裤子太显眼了——那个时候大人小孩儿的穿着都是一片灰和蓝，最注目的颜色是白，红只在过年时露一下脸——操场上所有的老师（记不得有几位了）都对我的红裤子横眉冷对，最后校长勒令我即刻回去把红裤子给换下来！
我抹着眼泪往家跑，恨死了这条该死的红裤子！连带也恨上了叫我穿着去上学的母亲。
还有一件事是写作文。每到周末，语文老师总要布置作文（周记）让我们回家写。小时候我最头疼的是写作文和做应用题。应用题我至今茫然，写作文就另当别论了——从一开始头疼作文，到慢慢不头疼，再到上初中起盼着写作文，及至念大学时热衷投稿、后来爱上写作，我的确经历了不小的转变。
小的时候，我基本上处于无书读、不读书的状态——除了发下来的课本。父母忙着生计，我和姐姐的功课纯属“自然发展”，没人管的好处是自由，不好的地方是要等到自己意识到了，才幡然醒悟：书到用时方恨少！
写不出作文，我就使出杀手锏：哭。父亲被我哭得没办法，拍了拍手坐下来，帮我想开头。写完开头，他叫我接着写，可我写不了两行又头痛，于是再哭。姐姐过来帮我写，写了两段，我再象征性收个尾。我三四年级的作文就是这么对付过去的。
之所以在这里说出我的“丑事”，是想给怕写作文的小朋友一点信心：没有关系，怕写作文不是坏事——因为害怕，你才会有意识地去思考，就怕你无动于衷！老作家季羡林在《回忆新育小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记得鲁迅先生在答复别人问他怎样才能写通写好文章的时候说过，要多读多看，千万不要相信《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
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现在，对小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同在别的方面一样，管得过多，管得过严，管得过死，这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方法。“无为而治”，我并不完全赞成，但“为”得太多，我是不敢苟同的。
另一位大作家沈从文在写忆童年的文字时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季羡林的“多读多看”，和沈从文的读“小书”“大书”，其实是一样的，都强调了童年阅读的重要。——无论是读小书，还是读大书。
“青灯有味是儿时”，我在双梅小学的学习时间虽短，却给了我今天回想的惆怅！在我和姐姐到小镇读书的第二年，双梅小学就没有了！
[作家登台]
陆梅，1971年生于上海松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报》总编助理。出版有青春散文集《寂寞芬芳》，人物随笔集《谁在畅销》《文学家的星空》，中篇青春小说《天堂来信》，长篇小说《生如夏花》等。
作品多次获奖并收入各类丛书、年选。其中《寂寞芬芳》获第四届全国少儿图书三等奖，《天堂来信》获2005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文学家的星空》获2007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短篇小说《谁能把春天留住》获2007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长篇散文《马不停蹄的忧伤》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儿童文学》，《生如夏花》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等。
1976年——毛主席去世那年，我6岁，姐姐8岁。这一年的9月1日，姐姐背着崭新的黄书包蹦蹦跳跳去双梅小学念书。我哭着嚷着也要去。母亲好言相劝：“妹妹还小呢，妹妹再过一年也能去……”我哪里肯听，脑海里满是“我要上学！我要上学！”的呼声——懵懂无知的我，只以为上学好玩儿，上学有新书包新文具。
姐姐走后，我依旧不依不饶地哭，哭哑了嗓子还不罢休——这是我的“杀手锏”。母亲见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气息奄奄终于败下阵来，丢了手中的活计拉我去三里外的双梅小学见校长。
我怀着欢快的心情奔跳在乡间路上。穿过河对岸的计家角，就隐约可见双梅小学的粉墙灰瓦了。这双梅小学，最早叫“双庙小学”，原先是两座庙，后来改作小学，前后两排平房，每排四五间教室。它的历史不短，我的父母小时候也在这里念书——还有个日后母亲常拿来打趣的细节：有一天，下课时分，念二年级的我的父亲母亲各自倚在墙上晒太阳，这时父亲的老爸——我爷爷走过来，他扛着锄头去学校附近的菜地锄地，我母亲见我爷爷弯腰弓背、一脸老态，指着背影问：“这是你爷爷？”我父亲一脸镇定地回答：“他是我爸！”
长大后，母亲再拿这插曲说笑时，我却每每心里发酸。
这会儿，母亲进了校长室，她关照我候在外面别动。走廊里静悄悄的，三两只麻雀飞落在操场边，啄吃泥地上的草籽。姐姐不知坐在哪间教室里。母亲终于出来了，跟着出来的是校长。校长向我招手，肯定还当场“考”了我不少问题，可现在我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手心里都是汗！
路上，母亲说校长同意让我先试读一个月，学费缓交。我欢呼着向前跑去。
当晚，母亲用过年做新衣剩下的边角料为我缝了个布书包，姐姐支援我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我美滋滋地睡觉了。
第二天到校，教语文的颜老师领我到姐姐那个班。我个子矮，被安排在靠走廊的第一排。我回头看姐姐，她坐在第二排中间。她对我的眼神招呼视而不见。上课了，同学们站起来喊“老师好”，我也站起来喊。第一节是颜老师的课。颜老师和颜悦色，却“丑话说在前”，上她的课不能做小动作。颜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用眼睛扫视全班，最后目光停在我的脸上。
我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身上像是有小虫子在爬，浑身难受却不敢伸手去挠。我老老实实双手背在身后，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我只记得“坐如钟，双手背身后”，老师讲的内容，则一头雾水！
好歹熬到下午放学，我像离弦的箭冲出教室。我向学校后面的菜地跑去。那是回家最近的路。吃晚饭时，姐姐恶狠狠地告状：妹妹丢脸死了，像个木头人一样坐了一天，什么都不懂！
我刚才还蔫头耷脑地扒着饭，听了这话“嗵”地跳起来，小脸涨得通红，我是想反击的，可我嘴太笨，想反击，却“你你你”地说不出来。这是我的弱项，我只有哭！母亲等我哭够了，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讲：我看妹妹太小了，还不如明年读……又看着我说：你上课，我悄悄地去看了，就站在窗外，你是坐着一动不动嘛！
没有办法，连母亲也帮着姐姐，憋了一整天的难受、紧张和不安通通爆发出来。我哭叫着冲出门外，我向山冈跑去。已经很晚了，西边天外笼着一层薄薄的茜色晚霞，夜幕马上就要降临了。我不敢再往前，再跑下去是山冈的高处。那里野草丛生，乱坟隆起，我可不想被“山鬼”勾走。我吸着鼻涕往回走，刚走几步，看到姐姐正跑来，我一赌气，又转向山冈……
如此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我还是背着书包去上学了。这一次的“试读”不到半月，我自己放弃了。算上试读，我在双梅小学的读书时间仅有两年，读完二年级，我和姐姐都转到了小镇上的全日制小学。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小学时代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之一是试读那年的9月9日，毛主席去世。那天我穿了一条红裤子去上学。我穿上红裤子走在上学路上的时候，哪晓得老师们的一顿痛骂在等着我！哪晓得这一日是敬爱的毛主席离开的日子！这天早上，校长破例不让我们做操，却排好队（不许出声）站在操场上默哀。我的红裤子太显眼了——那个时候大人小孩儿的穿着都是一片灰和蓝，最注目的颜色是白，红只在过年时露一下脸——操场上所有的老师（记不得有几位了）都对我的红裤子横眉冷对，最后校长勒令我即刻回去把红裤子给换下来！
我抹着眼泪往家跑，恨死了这条该死的红裤子！连带也恨上了叫我穿着去上学的母亲。
还有一件事是写作文。每到周末，语文老师总要布置作文（周记）让我们回家写。小时候我最头疼的是写作文和做应用题。应用题我至今茫然，写作文就另当别论了——从一开始头疼作文，到慢慢不头疼，再到上初中起盼着写作文，及至念大学时热衷投稿、后来爱上写作，我的确经历了不小的转变。
小的时候，我基本上处于无书读、不读书的状态——除了发下来的课本。父母忙着生计，我和姐姐的功课纯属“自然发展”，没人管的好处是自由，不好的地方是要等到自己意识到了，才幡然醒悟：书到用时方恨少！
写不出作文，我就使出杀手锏：哭。父亲被我哭得没办法，拍了拍手坐下来，帮我想开头。写完开头，他叫我接着写，可我写不了两行又头痛，于是再哭。姐姐过来帮我写，写了两段，我再象征性收个尾。我三四年级的作文就是这么对付过去的。
之所以在这里说出我的“丑事”，是想给怕写作文的小朋友一点信心：没有关系，怕写作文不是坏事——因为害怕，你才会有意识地去思考，就怕你无动于衷！老作家季羡林在《回忆新育小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记得鲁迅先生在答复别人问他怎样才能写通写好文章的时候说过，要多读多看，千万不要相信《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
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现在，对小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同在别的方面一样，管得过多，管得过严，管得过死，这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方法。“无为而治”，我并不完全赞成，但“为”得太多，我是不敢苟同的。
另一位大作家沈从文在写忆童年的文字时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季羡林的“多读多看”，和沈从文的读“小书”“大书”，其实是一样的，都强调了童年阅读的重要。——无论是读小书，还是读大书。
“青灯有味是儿时”，我在双梅小学的学习时间虽短，却给了我今天回想的惆怅！在我和姐姐到小镇读书的第二年，双梅小学就没有了！
[作家登台]
陆梅，1971年生于上海松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报》总编助理。出版有青春散文集《寂寞芬芳》，人物随笔集《谁在畅销》《文学家的星空》，中篇青春小说《天堂来信》，长篇小说《生如夏花》等。
作品多次获奖并收入各类丛书、年选。其中《寂寞芬芳》获第四届全国少儿图书三等奖，《天堂来信》获2005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文学家的星空》获2007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短篇小说《谁能把春天留住》获2007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长篇散文《马不停蹄的忧伤》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儿童文学》，《生如夏花》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