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民:“装饰性强”也是一种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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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页的两幅画作,一幅于1972年入选上海美展,后又被选入上海美术出版和社出版的《中国画小辑(二)》,与程十发等画院画家的作品合辑出版;另一幅则是于2015年被米兰世博会选中,被展示于世博会的“中国艺术大师展”主题展区,向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展示了“中国画”的另一种可能。讲真,这两幅艺术特色迥异的画作各自在不同领域获得殊荣也都在情理之中——毕竟《试针》的时代烙印如此鲜明,而《钟馗嫁妹图》把西方的抽象主义与中国画的笔墨线条完美融合,非常符合“世博”的文化大融合审美——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它们竟然出自同一位画家之手,他正是在“中国画创新”之路上颇受争议的画家周正民。
  如果不是《家试针》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光看周正民后期的“当代仕女图”系列,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近七旬的画家的作品:虽然运用了传统中国画的线条和水墨技法,但画作里那些变形的线条和夸张的色块却非常摩登,充满活力。事实上,身为国家一级美术师的周正民出生于1946年,今年正是孔子口中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他自小居于浦东杨思,童年生活在杨思周家宅的一户建于清代的大宅院里。上世纪50年代,他因父亲工作变动来到陕西,并在黄土地上生活了10余年。从柔美的江南水乡,到祖国西北的大山大水,巨大的环境反差使周正民开阔了眼界,并激发了他对艺术的初步感知。在汉中市略阳县生活的5年里,周正民因为爱好而常常主动接触到一些前往郊外写生的画家,其中就包括著名画家李可染。“那时候没有相机,我看到那些画家们用一支笔就可以把眼前的风光人物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觉得特别触动,于是一心想学画画。”年轻的周正民是不幸的,他遇到了一个难以实现梦想的年代——当他高中毕业前夕一心想要报考美术院校的时候,一场举国的文化浩劫让他从此再没有机会进入专业学府;但他同时也是幸运的,在坚持梦想的自学道路上,他机缘巧合地得到了很多机会——因为当时的大艺术家和专业画家基本都被斗倒了,而社会上又有很多画“宣传画”的需求,并非科班出身的周正民就这样在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从一个“爱好者”很快成为了一名宣传画画家。1972年,当时的上海川沙县政府组织了一群艺术工作者前去采风创作“革命作品”,周正民以一幅表现川沙特色“赤脚医生”的中国画《试针》脱颖而出,入选了当年的上海美展,次年又加入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中国画创作组,不到30岁就以“自学成才”的身份在上海美术界小有所成。说起那幅“成名作”,周正民至今还印象深刻:“你们年轻人恐怕不知道,‘赤脚医生’这个名词首创就在上海的川沙县(现为浦东新区川沙镇)江镇公社,当地有这么首儿歌:赤脚医生好阿姨,一顶草帽两腿泥;放下药箱就种地,贫下中农欢迎伊……”
  以“自学”的起点而走到如此艺术高度,虽有机缘巧合却也实属不易,然而周正民却并没有满足。上世纪80年代,当大量西方当代艺术理念涌入中国的时候,以“写实的人物画”起家的周正民却从中嗅到了不一样的清新气息:“以前封闭啊,只能看到宣传画、连环画,别说外国的作品,就是正宗的传统中国画也看不大到。改革开放之后,忽然一下子眼界大开,特别是看了林风眠的作品后,我深受触动——原来中国画还可以这么画,原来人物画还可以这么画。” 于是他逐渐与传统的写实风格作别,开始探索在中国画的框架内,尝试表现主义的革新。然而,在周正民的好友、艺评家杨晓炎看来,他这样的改变无疑是冒的险,因为任何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从来都是饱受“传统是否需要创新”的是非争议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周正民的中国画是以传统笔墨写实著称的。现今,周正民彻底与写实风格告别,用表现主义手法,给古典仕女添上都市化、现代化的装饰,吸取传统国画笔墨技法,运用西画色彩鲜艳的冷暖色对比,结合书法线条,创作成自成一体的现代仕女系列符号,形成了他的周氏风格。可就是这样的‘风格’,却受到了同行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送我包东西都不要’,也有人说‘他的画很当代’。”
  事实上,杨晓炎曾把周正民的画上传在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现如今“朋友圈”的展示效应不输办展,“朋友圈”的好友评论也不输研讨会。结果在他的朋友圈里,果然有画家犀利评论:“作为一种绘画之类看看可以,但算中国画,我不认可。什么叫中国画?用中国画颜料、中国的毛笔、画在宣纸上就算中国画?”对此,杨晓炎表示力挺好友:“今日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画家和评论家,死抱着传统笔墨技法,看不顺眼这类新型的中国画,甚至于连黄宾虹的山水画都看不懂,称山水船只歪歪扭扭,事实上黄的画是很超前的,是山水国画的创新。古代中国画也在创新,八大山人的画在当时可能也被古人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装饰画’。鸟、鱼翻白眼?石头可以这样画?八大山人完全打破了同时代的传统画法,寥寥几笔显得很有张力,而且有漫画幽默空灵的绘画语言,与同时代的古人画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创新。艺术不创新,就死路一条!”
  其实在周正民看来,自己的这条“创新”之路倒也无关于“生死”,却有另一份“海派画家的担当”之心。当初画“写实”,既是时代需要,也是受限于自己的笔墨技艺和文化底蕴的积累;如今画“写意”,既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也是多年来“厚积薄发”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我觉得传统不是静止不变的,即使是最传统的中国画,也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经历着历朝历代画家的更新和完善。”说到这个话题,周正民很郑重:“每个时代都应该有人对中国画有所推动,当代来讲,我们‘海派画家’尤其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不要畏惧别人的议论,甚至不要计较后果是对是错,这样努力过之后,我觉得至少我是问心无愧的。”
  记者:谈及中国画,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工笔花鸟或者写意山水,大多淡雅细致,但你的“中国画”却如此色彩明丽、线条夸张,让我想到了毕加索……
  周正民:的确,我最早决定在中国画里引进西画元素的时候,许多人都说我画的不是中国画了——但我用毛笔描绘线条,用墨色进行构图,这完全符合传统中国画的精神。事实上,现在传统国画界有种倾向,一味追求古风的文人画,“孤帆远影碧空尽”“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些在当时可能是绘画的最高境界,但这样的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那些画中情境也与现代人的审美不够协调。如果还沉湎于过去的旧形式,过分强调笔墨的玩赏性,实则无从建立具有当代意义的“水墨话语”。而我的绘画线条简约,色彩明快,具有很好的装饰性,让很符合现代都市人的审美需求。
  记者:的确,有人评说你的作品在中国画里属于“装饰性强”的,但这种说法好像也并不算褒义?
  周正民:我知道“装饰性强”相对于“艺术性强”来讲,在专业领域并不是个好词儿,但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个词至少表达了一种肯定——这幅画是“好看的”,是“美的”。而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不正是艺术最质朴的功能之一么?在这个角度上讲,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坏词儿。艺术应该顺应时代,最直观来讲,传统中国画里的枯藤老树和宫装仕女是优美的,置于古人的书房居室也是相得益彰,但如果现代家庭挂一幅那样的画在墙上难免不伦不类;而我的绘画主要是以传统的大写意线条为主,再运用了西方的冷暖色对比,来提高绘画的现代感,因此即使放置于现代居室也会和谐好看,如果这就算“装饰性强”的话,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记者:所以你是个“创新”派。
  周正明:与其强调“创新”,不如说,我认为当代艺术家首先要有“创造性”。如果一味的重复前人就叫守住了传统,我觉得那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艺术家要有自我,在艺术上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要勇于寻找新的艺术话题、新的艺术符号和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样他的作品才会生机勃勃。当然,在“求新”这件事上我们始终要掌握好尺度,那就是中国画要有中国的面貌和精神,具体就是不能丢掉“线条”和“墨韵”。我十分推崇前辈画家梁楷、八大山人、齐白石、李可染、林风眠、黄胄、石鲁等,在我眼里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鲜明的创造性,可谁又能说他们不是中国画大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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