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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贺娜娜捐献了一对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其中肾脏、肝脏用于救治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16岁的贺娜娜成为新疆红十安会自2013年年初筹备人体器官无偿捐献工作以来，首例器官捐献者。
2013年11月7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新医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会议室里，身穿蓝色ICU工作服的科室主任于湘友和他的9位同事在开会。每个人都神色严肃。
其中一位穿着便装的男子，用不流畅的普通话询问着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距此30多米远的地方，是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弟弟。这位弟弟昏迷前留给哥哥的最后一句话是：死后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
接待他的护士长宋蓓，此前也接待过贺娜娜的父亲。谈话间，她总是时不时搓下鼻子，担心噙在眼眶里的泪水会流下来。
死后10分钟 必须摘取器官
贺娜娜捐献器官被媒体报道后，宋蓓明显感到大家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度比以前高多了。
“感谢那个姑娘”，宋蓓忘不了2013年9月5日，一个还留有夏日余热的初秋中午。
心电监护仪上，曲线状的心电波纹彻底变为一条直线，16岁女孩闭上眼睛。随即，她被推往手术室，体内的一对肾脏、一个肝脏将用于救治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
虽然器官来源有死囚器官、亲属间活体移植和公民死后的器官捐献三个渠道，但可供移植器官严重匮乏却成为一道高高的壁垒。
据卫生部统计，在我国每年有150万的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其中约有30万人能够通过器官移植挽回生命，可最终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
目前，新疆只有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4家医院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其中，自治区人民医院指定开展器官移植项目为心脏、肾脏；新医大一附院指定开展器官移植项目为肝脏、肺脏、肾脏；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指定开展器官移植项目为肾脏；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指定移植项目为肾脏。
参与移植手术的新医大一附院肝脏腹腔镜外科副主任医师季学闻和他的同事们花了5分钟，将带着体温的移植脏器摘取出来。之后脏器用保存液冲洗，将原有的内部血液冲洗干净，防止血栓形成。十几米外的地方，躺着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他们都在等待着能够延续自己生命的稻草。
2013年贺娜娜捐献了一对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其中肾脏、肝脏用于救治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器官移植的一个前提就是，供体的移植脏器是健康的。”一附院肝脏腹腔镜外科主任张金辉解释，从医学角度来说，在供体未出现心脏停跳的情况下，即便是没有自主呼吸，需要借助呼吸机进行辅助呼吸的情况下，血液循环并没有停止，细胞还在新陈代谢，这时的器官更适于移植。
“超过10分钟，将对脏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新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伦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梅介绍，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是无自主呼吸，具有永久、不可逆性。而中国医学临床一直认定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才是死亡，这使很多死者的脏器因长时间缺血导致损伤，无法用于移植。
新肾变色 无法预料的排异反应
相对于众多病患者来说，获得贺娜娜器官捐献的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无疑是幸运的。但有了移植器官，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手术台上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不能确定。
季学闻将移植脏器摘取出后，肝肾移植手术在同时进行。
手术台上，泌尿外科主任王玉杰将肾植入患者体内，这个起死回生的肾开始了血循环。但几分钟后，突然变成了暗紫色，质地变软。肾病科主任医师热依汗·西里普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超急性排斥”反应。
据了解，排斥反应一般分为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由于近年来对移植前配型的完善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超急性排斥反应已极为少见，三者中危害最大的便是急性排斥反应。一旦出现急性排斥反应，移植受体的身体机能会迅速破坏移植器官。
目前，对于超急性排斥反应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唯一的方法则是切除移植肾，以免强烈反应危及患者生命。
热依汗·西里普身陷在办公桌前的座椅上，被一种无力感所包围。她想起了，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刚刚推行的2011年，自己经历的一起活体肾移植手术。手术后出现了肾脏破裂，而供体因为对缝针线过敏，致使伤口迟迟无法愈合。
“我们一直很想抓住，但是，要知道，有些事情……”
从这个角度说，器官移植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长期所从事的工作超越了一般医学的范畴：仅从供体的取得层面上，就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速度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肾移植手术开始后的半个多小时后，略显疲惫的王玉杰走出了手术室，其中一名接受肾移植的患者，将恢复此前的透析治疗，等待下一次的移植。
移植“生产线” 评估体系亟待建立
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张总刚毫不避讳地说，早期的器官移植并不规范，甚至对器官都没有进行评估。
他口中的评估，既包括供体的健康状况，捐献脏器功能的掌握，也有与之匹配的受体。
张总刚归纳为“将移植脏器给最适合的人。”说这话时，他的眉头紧皱了一下。
在他看来，在血型相同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位点配合率最好的那位患者进行移植手术。这不仅能降低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远期术后恢复效果也会好，同时减少资源的浪费。
但上文提到的那位处于昏迷状态的捐献者，由于家在内地，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医生只能静候家人的同意。而等相关手续完备后，留给他们寻找“最合适的人”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和热依汗·西里普不同的是，张总刚距离上一次的心脏移植手术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由于供体短缺，这位为新疆第一例“换心人”操刀的医生，之后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手术。
“这是一条生产线，器官移植医生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前期评估，受体筛选、手术具体操作，甚至包括后期对病人进行整套的管理服务。”张总刚认为，新疆需要的是这种用于器官移植的统筹协调体系。器官捐献、移植除了与医院之间的协调外，还会涉及公安、交通、司法、民政等职能部门，器官获取组织，需要在评估团队、摘取团队和移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快速对有捐献意愿的供体进行脏器评估。另一方面，对受体进行筛选。对此，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吕海峰亦认同。
吕海峰介绍说：2012年，中华骨髓库与世界骨髓库开始了数据对接共享。此后，建立区域内的共享系统，各部门间的联动机制，以及用于器官捐献、移植的专家库应该是此后的发展方向。
如果这些能够实现，张总刚的很多患者都不必远赴内地寻求生存的希望，器官移植医生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也将取得更多的优势。
人体器官移植
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者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而器官来源有死囚器官、亲属间活体移植和公民死后的器官捐献。
新闻链接
如今西班牙是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目前全球每100名器官捐献者中，至少有7名是西班牙人。在器官捐献移植事业中，西班牙政府各部门的紧密配合令人称道。2011年12月23日至25日三天里发生的事情令西班牙器官移植地区协调员卡洛斯·费尔南德斯·雷内多终身难忘。在72小时里，在39名器官捐献者和42家医院的协助下，西班牙破纪录地完成了94例器官移植手术。这94例器官移植手术共调动了西班牙全国10个机场的12架次航班，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爱心接力”。
2013年11月7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新医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会议室里，身穿蓝色ICU工作服的科室主任于湘友和他的9位同事在开会。每个人都神色严肃。
其中一位穿着便装的男子，用不流畅的普通话询问着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距此30多米远的地方，是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弟弟。这位弟弟昏迷前留给哥哥的最后一句话是：死后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
接待他的护士长宋蓓，此前也接待过贺娜娜的父亲。谈话间，她总是时不时搓下鼻子，担心噙在眼眶里的泪水会流下来。
死后10分钟 必须摘取器官
贺娜娜捐献器官被媒体报道后，宋蓓明显感到大家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度比以前高多了。
“感谢那个姑娘”，宋蓓忘不了2013年9月5日，一个还留有夏日余热的初秋中午。
心电监护仪上，曲线状的心电波纹彻底变为一条直线，16岁女孩闭上眼睛。随即，她被推往手术室，体内的一对肾脏、一个肝脏将用于救治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
虽然器官来源有死囚器官、亲属间活体移植和公民死后的器官捐献三个渠道，但可供移植器官严重匮乏却成为一道高高的壁垒。
据卫生部统计，在我国每年有150万的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其中约有30万人能够通过器官移植挽回生命，可最终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
目前，新疆只有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4家医院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其中，自治区人民医院指定开展器官移植项目为心脏、肾脏；新医大一附院指定开展器官移植项目为肝脏、肺脏、肾脏；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指定开展器官移植项目为肾脏；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指定移植项目为肾脏。
参与移植手术的新医大一附院肝脏腹腔镜外科副主任医师季学闻和他的同事们花了5分钟，将带着体温的移植脏器摘取出来。之后脏器用保存液冲洗，将原有的内部血液冲洗干净，防止血栓形成。十几米外的地方，躺着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他们都在等待着能够延续自己生命的稻草。
2013年贺娜娜捐献了一对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其中肾脏、肝脏用于救治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器官移植的一个前提就是，供体的移植脏器是健康的。”一附院肝脏腹腔镜外科主任张金辉解释，从医学角度来说，在供体未出现心脏停跳的情况下，即便是没有自主呼吸，需要借助呼吸机进行辅助呼吸的情况下，血液循环并没有停止，细胞还在新陈代谢，这时的器官更适于移植。
“超过10分钟，将对脏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新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伦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梅介绍，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是无自主呼吸，具有永久、不可逆性。而中国医学临床一直认定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才是死亡，这使很多死者的脏器因长时间缺血导致损伤，无法用于移植。
新肾变色 无法预料的排异反应
相对于众多病患者来说，获得贺娜娜器官捐献的3名肝肾疾病的重症患者无疑是幸运的。但有了移植器官，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手术台上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不能确定。
季学闻将移植脏器摘取出后，肝肾移植手术在同时进行。
手术台上，泌尿外科主任王玉杰将肾植入患者体内，这个起死回生的肾开始了血循环。但几分钟后，突然变成了暗紫色，质地变软。肾病科主任医师热依汗·西里普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超急性排斥”反应。
据了解，排斥反应一般分为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由于近年来对移植前配型的完善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超急性排斥反应已极为少见，三者中危害最大的便是急性排斥反应。一旦出现急性排斥反应，移植受体的身体机能会迅速破坏移植器官。
目前，对于超急性排斥反应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唯一的方法则是切除移植肾，以免强烈反应危及患者生命。
热依汗·西里普身陷在办公桌前的座椅上，被一种无力感所包围。她想起了，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刚刚推行的2011年，自己经历的一起活体肾移植手术。手术后出现了肾脏破裂，而供体因为对缝针线过敏，致使伤口迟迟无法愈合。
“我们一直很想抓住，但是，要知道，有些事情……”
从这个角度说，器官移植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长期所从事的工作超越了一般医学的范畴：仅从供体的取得层面上，就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速度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肾移植手术开始后的半个多小时后，略显疲惫的王玉杰走出了手术室，其中一名接受肾移植的患者，将恢复此前的透析治疗，等待下一次的移植。
移植“生产线” 评估体系亟待建立
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张总刚毫不避讳地说，早期的器官移植并不规范，甚至对器官都没有进行评估。
他口中的评估，既包括供体的健康状况，捐献脏器功能的掌握，也有与之匹配的受体。
张总刚归纳为“将移植脏器给最适合的人。”说这话时，他的眉头紧皱了一下。
在他看来，在血型相同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位点配合率最好的那位患者进行移植手术。这不仅能降低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远期术后恢复效果也会好，同时减少资源的浪费。
但上文提到的那位处于昏迷状态的捐献者，由于家在内地，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医生只能静候家人的同意。而等相关手续完备后，留给他们寻找“最合适的人”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和热依汗·西里普不同的是，张总刚距离上一次的心脏移植手术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由于供体短缺，这位为新疆第一例“换心人”操刀的医生，之后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手术。
“这是一条生产线，器官移植医生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前期评估，受体筛选、手术具体操作，甚至包括后期对病人进行整套的管理服务。”张总刚认为，新疆需要的是这种用于器官移植的统筹协调体系。器官捐献、移植除了与医院之间的协调外，还会涉及公安、交通、司法、民政等职能部门，器官获取组织，需要在评估团队、摘取团队和移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快速对有捐献意愿的供体进行脏器评估。另一方面，对受体进行筛选。对此，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吕海峰亦认同。
吕海峰介绍说：2012年，中华骨髓库与世界骨髓库开始了数据对接共享。此后，建立区域内的共享系统，各部门间的联动机制，以及用于器官捐献、移植的专家库应该是此后的发展方向。
如果这些能够实现，张总刚的很多患者都不必远赴内地寻求生存的希望，器官移植医生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也将取得更多的优势。
人体器官移植
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者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而器官来源有死囚器官、亲属间活体移植和公民死后的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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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西班牙是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目前全球每100名器官捐献者中，至少有7名是西班牙人。在器官捐献移植事业中，西班牙政府各部门的紧密配合令人称道。2011年12月23日至25日三天里发生的事情令西班牙器官移植地区协调员卡洛斯·费尔南德斯·雷内多终身难忘。在72小时里，在39名器官捐献者和42家医院的协助下，西班牙破纪录地完成了94例器官移植手术。这94例器官移植手术共调动了西班牙全国10个机场的12架次航班，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爱心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