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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梁绍辉先生全盘否定曾国藩的观点，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是肯定曾国藩倡发的洋务运动，比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更具积极意义。二是认为曾国藩及其子孙后代的言行，体现了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命运的入世精神。三是肯定曾国藩是一位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
关键词： 曾国藩 是非功过 客观评判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3-18
2010年底，笔者在《湖南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5期拜读了梁绍辉先生为易孟醇先生新著《曾国藩真相录》所作序言《还曾国藩以真相》一文（以下简称“梁文”），笔者深感该文作者旗帜鲜明、思路清晰地继承并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间，对曾国藩生平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式的政治评判的观点。这既体现了作者坚守传统观点的勇气和态度，又从一个侧面活跃了“曾学”领域的学术氛围，警示人们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 具有重大影响又存在重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不能简单予以全盘肯定或不加区别地加以褒扬抬高，更不能为了追求纯粹商业性功利而去人为美化曾国藩，或者如“梁文”指出的，在“思想深处有着一种对农民政权的反感和仇恨，借歌颂曾国藩以打压太平天国”。的确，对曾国藩的简单肯定或人为美化抬高，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存有“反感和仇恨”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缺乏客观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而用某种先验的原则去评价曾国藩这样一类本来就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会使得其结论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1］。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政治评判替代学术研究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文”，在批评、反对全盘肯定曾国藩的前提下，步入了对曾国藩全盘否定的旧框框而不能自圆其说，其结论也就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为此，笔者拟就如下几个问题谈谈与“梁文”不同的看法，竭诚期盼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关于“曾国藩研究的立足点”问题
“梁文”结尾时提出了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阐述“采取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曾国藩”的基本观点。其中第五点指出，“我们研究曾国藩的立足点，是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还是应该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即强调对曾国藩研究要做到客观科学，就是要“站在今日所处的立场”；再就批评曾国藩研究中存在着“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甚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己’”全盘肯定曾国藩、美化曾国藩的现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梁文”上述观点中确有可取之处，但只强调“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则又步入了很难客观、全面、科学研究曾国藩的“窘境”。笔者主张，对曾国藩这样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应当“站在近代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通过全面分析考察，指出他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同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在研究历史人物思想言行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分析考察造成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寻找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所在。”［2］综合起来是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站在当时所处的时代立场，去分析评判他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才谈得上客观科学评价曾国藩；二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今人的视角”，即“梁文”所强调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指出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中的消极作用，缺点甚或过错。三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当时所处时代和今日所处时代两者相结合的立场，去梳理、总结和分析、考察造成曾国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研究曾国藩才有价值，才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所言。因为，曾国藩和他那个时代虽已成为了历史陈述，但作为昨日中国历史下产生的曾国藩，他的生平思想言行在许多方面还与今人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肯定他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新的东西的同时，指出其“你如果这样做就更好了”，这就可以使今人避免重复前人的过错，这就是我们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可以避免如“梁文”指出的“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的不客观、不科学现象的发生。
还须指出的是，“梁文”提出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的观点，对于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结论很难做到客观、科学。因为，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而不顾及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立场，不仅缺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标准来分析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更谈不上从思想文化上探寻造成其功过是非的深层原因，而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从“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出发，“梁文”认为曾国藩“其为人之残忍好杀，却超过了任何一个军事家”。文章并列举曾国藩自诩“以杀人为业”、反复教诲其弟曾国荃等“克城以多杀为妥”，还以亲信幕僚赵烈文所记安庆一战，“太平军伤亡精锐三万余人，其中死于攻战者万余人，城陷后被杀者万余人，被俘或投降后被杀者又万余人”为证，指称曾国藩是“杀人魔王”。不过，“梁文”所列材料，尽管都有事实依据，但不全面。从更完整事实依据而言，曾国藩对“以杀人为业”多有苦衷，并自言是迫不得已，而且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内心多所自责，而且在攻城掠地时尽可能做到少杀人、少“造孽”。如率湘军出师东征之初，曾国藩即劝导诸弟“切不宜干涉军政。”因为“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3］当得知其弟在此前已参与团练的消息后，他就去信反复叮嘱“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4］此后，曾国藩虽认为“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5］但仍告诫其弟，对太平军与地方哥老会要加以区别对待：“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明知其哥老会，唤到密室，恳切劝谕，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6］他特别劝导曾国荃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7］为此，他特别告诫曾国荃及湘军将领，注意尽量少扰百姓，并制订出《爱民歌》等通俗易懂而又含意深刻的规条在湘军中广为散发。他还说：“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8］“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9］当他看到战争所及各地萧条景象后，并非如“梁文”所言以“市场人肉价多少钱一斤作为谈资”而“那样心平气和”无动于衷。他在家书中就说：“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10］他在《禁扰民之规》中的强调：“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11］故在《爱民歌》中有“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12］的告诫；在《陆军得胜歌》中则规定：“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大喧哗。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13］从上引完整材料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乐意充当“以杀人为业”的“魔王”，而是强制自已及各部将尽量少杀人、少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所以只有全面完整看待曾国藩“以杀人为业”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客观、科学分析考察其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目的和主客观效果。
继而，我以为有必要站在曾国藩当时所处时代的立场和“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两者融为一体的立场来分析曾国藩是否是“杀人魔王”的问题。笔者不赞同用“杀人魔王”的定性来对待曾国藩，更不主张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就对其学术与事功而加以全盘否定。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属性所决定了的。饱读诗书身为朝廷求二品大员的曾国藩，面对封建统治秩序大乱已至的现实，勇担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重任，是他的唯一选择；面对皇恩浩荡给予的既得利益，曾国藩只有“夺情出山”以示对清王朝的血性忠诚。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战场，要求曾国藩不杀人、少杀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在，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但为了扼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也曾带着病弱之身区前往广西“剿贼”；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与太平天国对行敌；被人们称之为抵抗沙俄侵略、收复新疆的爱国者左宗棠，杀过不少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等等。可见，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功绩，且被后人加以颂扬的人物，由于他们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在阶级矛盾激化之际，一般都很自然地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为封建王朝效劳卖命。曾国藩也不例外。二是曾国藩、成就“中兴大业”之后，并未像一般顽固守旧派官僚士大夫那样谨守传统，不思变革，而是秉承“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14］的理性认识，揭举理（礼）学经世的大旗，将魏源题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发展命提从理论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勇敢倡导以自立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长技是为了制服西方的新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详述）。就此而言，曾国藩的远见卓识，比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举措更具积极意义，其作用更值得肯定。所以，我们不能以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而对其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梁文”之所以对曾国藩予以全盘否定，将曾国藩定性为“杀人魔王”，就在于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苛求曾国藩。其全盘否定曾国藩的结论，恰恰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表现。
二、关于曾国藩是否“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问题
“梁文”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另一个依据是，认定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而没想到如何去改善它，使众多的人得到好处。”这一观点和结论，同样是不符合事实依据的，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梁文”虽承认曾国藩“严于律己，克勤克俭”，坚持写日记，“视为一门自我修养的功课”，“确实难能可贵”。但以认为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进而，这样结论到：“遗憾的是，曾国藩的关爱心和责任感多限于家庭、家族和朋友，对社会却是另一副心肠和面孔。”为此，列举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不顾时局紧张、朝廷焦灼、百姓呼声，一味寻机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从而，谴责曾国藩“身为一品大员，朝廷倚弼，遇事竟如此自私，其为人不足道，也就十分清楚了。”认为曾国藩“从小处看似是圣人，从大处看却是小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不仅将家庭与社会前途、命运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社会的进退、封建王朝的兴衰放在首位加以认真对待，尽到了义务和责任，起到了应当肯定的作用。为反驳“梁文”所作的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这一结论，笔者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其一，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并非“主要是为了曾氏一家，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更不是引导曾氏家族子弟“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与其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和关切之情密不可分，这在曾氏家族子孙后代中产生有积极效果。有关例证，进多，如，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教导曾国荃等：“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15］对曾国潢说：“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16］对曾纪泽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17］在临危遗嘱中还嘱咐曾纪泽等人，“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如做官，则应“以不要钱为本”，如从军，则应“以不扰民为本。”［18］他常常感到平生有“三耻”，其中一耻就是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考虑到大清王朝的未来，认为只有学习西方长技，重视自然科学，才能“勤远略”。他在家书中郑重告诫曾纪泽：“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19］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教诲、引导和督促子弟们关心国家、社会前途命运，要求他们不要视社会为攫取和掠索对象，不要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而是落实到了行动上。他明确规定，曾家娶儿媳妇、嫁闺女，聘礼不能超过三百金。不管是在军营，还是在两江总督衙署和直隶总督衙署，曾家妇女都亲历纺纱织布、做布鞋等针线活，都要下厨房做饭菜。据曾纪芬回忆说，“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照此遵行”。［20］为了给家人作出表率，曾国藩在总督衙署坚持种菜，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当他得知修理富厚堂花钱进多时，即去信批评曾纪泽：“富圫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21］为使曾家子弟学习西方科技，曾国藩曾在两江总督专辟类似现今科技馆的陈列室，备有地动仪等仪器及西方科技书籍供子弟们亲身领略其旨要所在。总之，曾国藩是希望其子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有用的人。就实际效果而言，曾氏子弟持身清廉，靠自身本领吃饭，并未误入损公肥私、攫取和掠索社会财富一途。曾纪泽既是著名爱国外交家，同时又对近代西方化学、数学、物理、天文学等，都用心钻研过，并能著文介绍推广，如给《几何原本》、《西学述略》等书作过序言，反映出深厚的西学功底。曾纪鸿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撰写出《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受到著名国际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充分肯定。在曾氏兄弟后裔中，出现了不少有能力、有学识的专家学者，如曾昭抡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新中国高教部副部长等要职；曾昭燏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约农、曾宝荪是著名的教育家；曾昭权、曾昭棪、曾昭亿、曾昭桓、曾宪模、曾宪栋、曾宪植等，或是有名的化学家，或是有名的机电专家，或是有名的铁路工程专家，或是有名的工矿学家，或是有影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成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多有贡献的有用人才。对于曾国藩及其子弟们，我们无法找到其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明显例证。相反，他们自身清廉，并以自身言行为他人作出了榜样。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22］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就曾纪鸿请他转向刘锦棠借钱为例大发感慨说：“曾栗诚托我向毅斋借钱，闻亦由家有病人，缺资调养之故。毅斋光景非裕，劼刚又出使外洋，栗诚景况之窘可知。……栗诚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23］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无论是做千金小姐，还是做官太太，做资本家的母亲，均能节俭以处世，曾在晚年撰有《廉俭救国说》长文，大倡勤俭之风，主张“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24］这些材料足以从一个重要侧面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位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小人”。他的子弟后裔延续了他的家训、家风，大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其二，应当全面看待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及其全过程。曾国藩奉到清廷要他查办“天津教案”的谕旨后，虽感到极度惶恐不安，在家书中即称：“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25］在奏疏中说：“此次赴津，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26］但这并非如“梁文”所言，是“一味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如，曾国藩之所以感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其深层原因，除了他当时体弱多病，精力日衰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他处于战争第一线，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了解 “坚船利炮”的厉害，西方列强是“论势不论理”。更使曾国藩忧虑的是，中国与西方各国并未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守旧派官僚士大夫并未认识到运用外交途径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仍企图套用和谨守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那样的“古方”去应对的西方列强。曾国藩，对于此中不利因素看得很清楚，故为此忧忡忡。
我们还应当看到，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全过程中，尽力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利益，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曾国藩到达天津之初，将办案方针确定为：对于天津百姓为“义愤所激”伤洋人，焚教堂的举动，“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27］还将法国与英、美、俄、等国加以区别对待，“以免岐混”［28］。面对外国公使百端要挟和武力威逼，和清廷“早日完案，免滋后患”［29］的严旨急催，曾国藩在向清廷表示“万难迅速”了结的同时，与西方列强进行了必要的抗争，甚至还调遣李鸿章的淮军“由秦入燕”［30］，配合他与侵略者的谈判。他在奏折中明确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31］在家书中表示：洋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32］然而，掌握清政府外交大权的慈禧等人，不准曾国藩再拖延时日，决意对外妥协迁就，“一日一函，迫于星火。”［33］外国公使则“猖獗无忌，肆意要挟”。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曾国藩不得不以捕杀“闹事首犯”、充军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赔款、修造外国教堂的代价来取得西方列强的“谅解”。平心而论，曾国藩在当时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再看曾国藩当时参与处理其他对外交涉事务的表现，如面对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花钱组建的舰队时，曾国藩坚决主张“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34］，强调以维护主权为重。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欲凭借不平等条约以扩大侵华特权时，曾国藩建议奕訢“不欲率行允准”，并向朝廷建议派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35］的不利局面。为了抵制外国商品对中国的冲击，曾国藩主张制订“征收落地税”新章程，禁止洋商不得藉口于子口半税而扩大侵华利权，达到既保护国家税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华商待遇不如洋商优厚的目的。对于洋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他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对于西方列强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的要求，企图控制中国交通命脉时，曾国藩表示即使“因此而致决裂”，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36］
事实还说明，先儒那种爱人为仁、为民做主、公而忘私、舍身体国的精神，在曾国藩身上不是“几乎找不到痕迹”，而是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此外，如为国家培养、储备、举荐人才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编辑出版《船山遗书》等古籍和组织专家学者校勘、出版经典书籍，创办印书局和恢复、扩建江南各地书院，倡办洋务自强新政造船制炮、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以及派遗幼童出国留学等（下文将有专题叙述），尤其是他与彭玉麟等人经过四年左右时间，合创《长江水师章程》，为筹建中国近代海军之前身长江水师作出的重要贡献，都明显体现了曾国藩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命运的积极入世精神，是无法用“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的结论来加以否定得了的。
三、关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社会究竟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梁文”之所以将曾国藩定性为对中国社会起了阻碍作用的人物，将其思想言行予以全盘否定的原因，就在于“梁文”仅仅“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曾国藩。然而撇开站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这个立场，去对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作全面、深刻的分析考察，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违背了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相结合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原则，其结论当然不会令人信服。
从总体而言，曾国藩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起了推动社会进步作用的人物。最主要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曾国藩在封建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过渡的19世纪50、60年代，在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尖锐激烈，交流、融合刚刚开始的时代背景下，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视西方科技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守旧观念占据主流社会的特定氛围中，他能够勇敢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方的地方，积极思考“勤远略”之方，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付诸于实践，倡发旨在自立自强的洋务运动。这需要有远见、有学识、有勇气、有胆量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而不对内改革，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将会步入更加灾难深重的境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要承担风险的，是要受到反对和责难的。因为，近代中国人始终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两难，在抵御侵略者的同时，还必须向侵略者学习。这个道理，当时的中国人中只有曾国藩等少数人清楚，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曾国藩倡发洋务运动，尽管只从科技层面认同并学习西方长处，但它已经挪动了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在实质上涉及到了学习西方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深层内涵。
从学习西方到抵制西方，在洋务运动那里并非空洞的名词。洋务运动牵涉到相当广泛的内容，诸如造船制炮等军工企业，开采矿山、修造铁路、纺纱织布、电信航运等民用企业，还有新式陆军的训练和近代海军的创建，派遗幼童到国外留学和新式学堂的兴办等，由曾国藩倡发并在李鸿章主持下，前所未有地在中华大地艰难开展起来。通过洋务运动，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金矿，第一个大型纺织厂，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电报局，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等等。“这些都在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开了风气，至少在小农经济的荆棘从中踩出了一条小路，为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7］还须引起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在曾国藩在生之时，就由对枪炮轮船的制造，引发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出版。1867年冬，曾国藩采纳著名科学家徐寿的建议，为解决制炮造船过程中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由中外专家学者合作译书，次年即译出“《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38］至1899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出书126种，加上已译未及印行者，共计约有两百种，差不多占了全国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这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占据主要数量，尤以化学和数学书籍的翻译出版最多［39］。这是因为，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与兵工制造尤其是造船工业关系密切，其译书的目的又重在致用，所以特别注重工艺之学的引进。曾国藩将《几何原本》后九卷在金陵重校付印，并命曾纪泽代为作序加以推介，就是一例。正如梁启超指出：“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40］
尽管对于洋务运动的目的和作用，至今仍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持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洋务运动由“靖内寇”镇压农民起义而兴办，由于它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从而其反动性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但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勤远略”，主要是为了“自强御夷”。曾国藩强调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达到“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41］的长远目的。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笔者明确认为对中国社会不是起了阻碍作用，而是起了促进作用。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洋务企业尤其是后期兴办的民用企业，大都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公开招收商股，标志着官府默许投资工商业并以此获利并非低贱行为，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思维观念的更新，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42］。二是洋务运动中大量译著的印行，为中国近代众多新的学科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逐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43］在洋务运动期间，专门化的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西医学等相继建立，古老的数学、地理学等学科，也获得新生。同时，洋务动动期间的译书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基本书籍入门的。他们在西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强调科学技术与国家存亡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如谭嗣同就曾著有《以太说》、《论电灯之益》等科学论文，并在南学会讲义中提出了“学问救国”的主张。总之，洋务运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曾国藩未能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但它对洋务运动的倡导之功、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就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规律而言，洋务运动则是这一演变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进程中，有识之士们所作的贡献、所起的作用，都应当予以历史的肯定。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倡导者、开拓者，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紧随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理应受到肯定。
综上所述，还曾国藩以真相，应当还历史的曾国藩以真相，而不是还今人所要求的曾国藩真相。
参考文献：
［1］［37］［42］ 成晓军著：《曾国藩论稿》，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26、326页。
［2］ 成晓军著：《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3］［4］［5］［7］［8］［9］［15］［16］［17］［18］［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09、302~303、737、638、560、548~549、540、592、324、662、418页。
［6］［10］［21］［22］［25］［32］［3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75、1326、1325、1370、1369、1376、1383页。
［11］［12］［13］［1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66、430、428、141页。
［20］［24］《曾宝荪回忆录——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66页。
［23］《左宗棠全集》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85页。
［26］［27］［28］［29］［30］［31］《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75、6982、6975、6984、6998、6998页。
［34］汪世棠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35］《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59页。
［36］《曾国藩全集•奏稿》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786页。
［38］《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093页。
［39］参见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26页。
［40］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页。
［41］《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01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8页。
Abstract:Contrary to Mr. Liang Shaohui’s view that tends to completely negate Zeng Guofan, this paper proposes view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irstly, Zeng Guofan initiated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hich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Uprising; secondly, Zeng Guofan and his descendants carried on the spirit of caring the country, nation and society, in both words and deeds; thirdly, Zeng Guofan was a historical figure who facilitate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Zeng Guofan; Rights and wrongs; Merits and faults; Impartial judgment
关键词： 曾国藩 是非功过 客观评判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3-18
2010年底，笔者在《湖南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5期拜读了梁绍辉先生为易孟醇先生新著《曾国藩真相录》所作序言《还曾国藩以真相》一文（以下简称“梁文”），笔者深感该文作者旗帜鲜明、思路清晰地继承并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间，对曾国藩生平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式的政治评判的观点。这既体现了作者坚守传统观点的勇气和态度，又从一个侧面活跃了“曾学”领域的学术氛围，警示人们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 具有重大影响又存在重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不能简单予以全盘肯定或不加区别地加以褒扬抬高，更不能为了追求纯粹商业性功利而去人为美化曾国藩，或者如“梁文”指出的，在“思想深处有着一种对农民政权的反感和仇恨，借歌颂曾国藩以打压太平天国”。的确，对曾国藩的简单肯定或人为美化抬高，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存有“反感和仇恨”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缺乏客观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而用某种先验的原则去评价曾国藩这样一类本来就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会使得其结论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1］。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政治评判替代学术研究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文”，在批评、反对全盘肯定曾国藩的前提下，步入了对曾国藩全盘否定的旧框框而不能自圆其说，其结论也就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为此，笔者拟就如下几个问题谈谈与“梁文”不同的看法，竭诚期盼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关于“曾国藩研究的立足点”问题
“梁文”结尾时提出了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阐述“采取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曾国藩”的基本观点。其中第五点指出，“我们研究曾国藩的立足点，是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还是应该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即强调对曾国藩研究要做到客观科学，就是要“站在今日所处的立场”；再就批评曾国藩研究中存在着“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甚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己’”全盘肯定曾国藩、美化曾国藩的现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梁文”上述观点中确有可取之处，但只强调“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则又步入了很难客观、全面、科学研究曾国藩的“窘境”。笔者主张，对曾国藩这样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应当“站在近代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通过全面分析考察，指出他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同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在研究历史人物思想言行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分析考察造成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寻找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所在。”［2］综合起来是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站在当时所处的时代立场，去分析评判他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才谈得上客观科学评价曾国藩；二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今人的视角”，即“梁文”所强调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指出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中的消极作用，缺点甚或过错。三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当时所处时代和今日所处时代两者相结合的立场，去梳理、总结和分析、考察造成曾国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研究曾国藩才有价值，才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所言。因为，曾国藩和他那个时代虽已成为了历史陈述，但作为昨日中国历史下产生的曾国藩，他的生平思想言行在许多方面还与今人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肯定他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新的东西的同时，指出其“你如果这样做就更好了”，这就可以使今人避免重复前人的过错，这就是我们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可以避免如“梁文”指出的“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的不客观、不科学现象的发生。
还须指出的是，“梁文”提出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的观点，对于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结论很难做到客观、科学。因为，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而不顾及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立场，不仅缺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标准来分析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更谈不上从思想文化上探寻造成其功过是非的深层原因，而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从“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出发，“梁文”认为曾国藩“其为人之残忍好杀，却超过了任何一个军事家”。文章并列举曾国藩自诩“以杀人为业”、反复教诲其弟曾国荃等“克城以多杀为妥”，还以亲信幕僚赵烈文所记安庆一战，“太平军伤亡精锐三万余人，其中死于攻战者万余人，城陷后被杀者万余人，被俘或投降后被杀者又万余人”为证，指称曾国藩是“杀人魔王”。不过，“梁文”所列材料，尽管都有事实依据，但不全面。从更完整事实依据而言，曾国藩对“以杀人为业”多有苦衷，并自言是迫不得已，而且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内心多所自责，而且在攻城掠地时尽可能做到少杀人、少“造孽”。如率湘军出师东征之初，曾国藩即劝导诸弟“切不宜干涉军政。”因为“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3］当得知其弟在此前已参与团练的消息后，他就去信反复叮嘱“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4］此后，曾国藩虽认为“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5］但仍告诫其弟，对太平军与地方哥老会要加以区别对待：“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明知其哥老会，唤到密室，恳切劝谕，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6］他特别劝导曾国荃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7］为此，他特别告诫曾国荃及湘军将领，注意尽量少扰百姓，并制订出《爱民歌》等通俗易懂而又含意深刻的规条在湘军中广为散发。他还说：“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8］“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9］当他看到战争所及各地萧条景象后，并非如“梁文”所言以“市场人肉价多少钱一斤作为谈资”而“那样心平气和”无动于衷。他在家书中就说：“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10］他在《禁扰民之规》中的强调：“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11］故在《爱民歌》中有“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12］的告诫；在《陆军得胜歌》中则规定：“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大喧哗。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13］从上引完整材料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乐意充当“以杀人为业”的“魔王”，而是强制自已及各部将尽量少杀人、少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所以只有全面完整看待曾国藩“以杀人为业”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客观、科学分析考察其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目的和主客观效果。
继而，我以为有必要站在曾国藩当时所处时代的立场和“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两者融为一体的立场来分析曾国藩是否是“杀人魔王”的问题。笔者不赞同用“杀人魔王”的定性来对待曾国藩，更不主张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就对其学术与事功而加以全盘否定。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属性所决定了的。饱读诗书身为朝廷求二品大员的曾国藩，面对封建统治秩序大乱已至的现实，勇担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重任，是他的唯一选择；面对皇恩浩荡给予的既得利益，曾国藩只有“夺情出山”以示对清王朝的血性忠诚。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战场，要求曾国藩不杀人、少杀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在，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但为了扼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也曾带着病弱之身区前往广西“剿贼”；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与太平天国对行敌；被人们称之为抵抗沙俄侵略、收复新疆的爱国者左宗棠，杀过不少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等等。可见，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功绩，且被后人加以颂扬的人物，由于他们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在阶级矛盾激化之际，一般都很自然地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为封建王朝效劳卖命。曾国藩也不例外。二是曾国藩、成就“中兴大业”之后，并未像一般顽固守旧派官僚士大夫那样谨守传统，不思变革，而是秉承“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14］的理性认识，揭举理（礼）学经世的大旗，将魏源题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发展命提从理论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勇敢倡导以自立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长技是为了制服西方的新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详述）。就此而言，曾国藩的远见卓识，比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举措更具积极意义，其作用更值得肯定。所以，我们不能以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而对其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梁文”之所以对曾国藩予以全盘否定，将曾国藩定性为“杀人魔王”，就在于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苛求曾国藩。其全盘否定曾国藩的结论，恰恰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表现。
二、关于曾国藩是否“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问题
“梁文”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另一个依据是，认定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而没想到如何去改善它，使众多的人得到好处。”这一观点和结论，同样是不符合事实依据的，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梁文”虽承认曾国藩“严于律己，克勤克俭”，坚持写日记，“视为一门自我修养的功课”，“确实难能可贵”。但以认为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进而，这样结论到：“遗憾的是，曾国藩的关爱心和责任感多限于家庭、家族和朋友，对社会却是另一副心肠和面孔。”为此，列举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不顾时局紧张、朝廷焦灼、百姓呼声，一味寻机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从而，谴责曾国藩“身为一品大员，朝廷倚弼，遇事竟如此自私，其为人不足道，也就十分清楚了。”认为曾国藩“从小处看似是圣人，从大处看却是小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不仅将家庭与社会前途、命运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社会的进退、封建王朝的兴衰放在首位加以认真对待，尽到了义务和责任，起到了应当肯定的作用。为反驳“梁文”所作的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这一结论，笔者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其一，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并非“主要是为了曾氏一家，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更不是引导曾氏家族子弟“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与其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和关切之情密不可分，这在曾氏家族子孙后代中产生有积极效果。有关例证，进多，如，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教导曾国荃等：“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15］对曾国潢说：“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16］对曾纪泽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17］在临危遗嘱中还嘱咐曾纪泽等人，“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如做官，则应“以不要钱为本”，如从军，则应“以不扰民为本。”［18］他常常感到平生有“三耻”，其中一耻就是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考虑到大清王朝的未来，认为只有学习西方长技，重视自然科学，才能“勤远略”。他在家书中郑重告诫曾纪泽：“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19］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教诲、引导和督促子弟们关心国家、社会前途命运，要求他们不要视社会为攫取和掠索对象，不要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而是落实到了行动上。他明确规定，曾家娶儿媳妇、嫁闺女，聘礼不能超过三百金。不管是在军营，还是在两江总督衙署和直隶总督衙署，曾家妇女都亲历纺纱织布、做布鞋等针线活，都要下厨房做饭菜。据曾纪芬回忆说，“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照此遵行”。［20］为了给家人作出表率，曾国藩在总督衙署坚持种菜，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当他得知修理富厚堂花钱进多时，即去信批评曾纪泽：“富圫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21］为使曾家子弟学习西方科技，曾国藩曾在两江总督专辟类似现今科技馆的陈列室，备有地动仪等仪器及西方科技书籍供子弟们亲身领略其旨要所在。总之，曾国藩是希望其子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有用的人。就实际效果而言，曾氏子弟持身清廉，靠自身本领吃饭，并未误入损公肥私、攫取和掠索社会财富一途。曾纪泽既是著名爱国外交家，同时又对近代西方化学、数学、物理、天文学等，都用心钻研过，并能著文介绍推广，如给《几何原本》、《西学述略》等书作过序言，反映出深厚的西学功底。曾纪鸿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撰写出《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受到著名国际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充分肯定。在曾氏兄弟后裔中，出现了不少有能力、有学识的专家学者，如曾昭抡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新中国高教部副部长等要职；曾昭燏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约农、曾宝荪是著名的教育家；曾昭权、曾昭棪、曾昭亿、曾昭桓、曾宪模、曾宪栋、曾宪植等，或是有名的化学家，或是有名的机电专家，或是有名的铁路工程专家，或是有名的工矿学家，或是有影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成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多有贡献的有用人才。对于曾国藩及其子弟们，我们无法找到其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明显例证。相反，他们自身清廉，并以自身言行为他人作出了榜样。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22］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就曾纪鸿请他转向刘锦棠借钱为例大发感慨说：“曾栗诚托我向毅斋借钱，闻亦由家有病人，缺资调养之故。毅斋光景非裕，劼刚又出使外洋，栗诚景况之窘可知。……栗诚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23］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无论是做千金小姐，还是做官太太，做资本家的母亲，均能节俭以处世，曾在晚年撰有《廉俭救国说》长文，大倡勤俭之风，主张“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24］这些材料足以从一个重要侧面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位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小人”。他的子弟后裔延续了他的家训、家风，大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其二，应当全面看待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及其全过程。曾国藩奉到清廷要他查办“天津教案”的谕旨后，虽感到极度惶恐不安，在家书中即称：“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25］在奏疏中说：“此次赴津，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26］但这并非如“梁文”所言，是“一味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如，曾国藩之所以感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其深层原因，除了他当时体弱多病，精力日衰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他处于战争第一线，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了解 “坚船利炮”的厉害，西方列强是“论势不论理”。更使曾国藩忧虑的是，中国与西方各国并未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守旧派官僚士大夫并未认识到运用外交途径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仍企图套用和谨守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那样的“古方”去应对的西方列强。曾国藩，对于此中不利因素看得很清楚，故为此忧忡忡。
我们还应当看到，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全过程中，尽力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利益，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曾国藩到达天津之初，将办案方针确定为：对于天津百姓为“义愤所激”伤洋人，焚教堂的举动，“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27］还将法国与英、美、俄、等国加以区别对待，“以免岐混”［28］。面对外国公使百端要挟和武力威逼，和清廷“早日完案，免滋后患”［29］的严旨急催，曾国藩在向清廷表示“万难迅速”了结的同时，与西方列强进行了必要的抗争，甚至还调遣李鸿章的淮军“由秦入燕”［30］，配合他与侵略者的谈判。他在奏折中明确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31］在家书中表示：洋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32］然而，掌握清政府外交大权的慈禧等人，不准曾国藩再拖延时日，决意对外妥协迁就，“一日一函，迫于星火。”［33］外国公使则“猖獗无忌，肆意要挟”。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曾国藩不得不以捕杀“闹事首犯”、充军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赔款、修造外国教堂的代价来取得西方列强的“谅解”。平心而论，曾国藩在当时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再看曾国藩当时参与处理其他对外交涉事务的表现，如面对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花钱组建的舰队时，曾国藩坚决主张“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34］，强调以维护主权为重。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欲凭借不平等条约以扩大侵华特权时，曾国藩建议奕訢“不欲率行允准”，并向朝廷建议派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35］的不利局面。为了抵制外国商品对中国的冲击，曾国藩主张制订“征收落地税”新章程，禁止洋商不得藉口于子口半税而扩大侵华利权，达到既保护国家税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华商待遇不如洋商优厚的目的。对于洋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他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对于西方列强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的要求，企图控制中国交通命脉时，曾国藩表示即使“因此而致决裂”，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36］
事实还说明，先儒那种爱人为仁、为民做主、公而忘私、舍身体国的精神，在曾国藩身上不是“几乎找不到痕迹”，而是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此外，如为国家培养、储备、举荐人才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编辑出版《船山遗书》等古籍和组织专家学者校勘、出版经典书籍，创办印书局和恢复、扩建江南各地书院，倡办洋务自强新政造船制炮、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以及派遗幼童出国留学等（下文将有专题叙述），尤其是他与彭玉麟等人经过四年左右时间，合创《长江水师章程》，为筹建中国近代海军之前身长江水师作出的重要贡献，都明显体现了曾国藩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命运的积极入世精神，是无法用“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的结论来加以否定得了的。
三、关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社会究竟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梁文”之所以将曾国藩定性为对中国社会起了阻碍作用的人物，将其思想言行予以全盘否定的原因，就在于“梁文”仅仅“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曾国藩。然而撇开站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这个立场，去对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作全面、深刻的分析考察，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违背了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相结合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原则，其结论当然不会令人信服。
从总体而言，曾国藩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起了推动社会进步作用的人物。最主要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曾国藩在封建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过渡的19世纪50、60年代，在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尖锐激烈，交流、融合刚刚开始的时代背景下，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视西方科技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守旧观念占据主流社会的特定氛围中，他能够勇敢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方的地方，积极思考“勤远略”之方，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付诸于实践，倡发旨在自立自强的洋务运动。这需要有远见、有学识、有勇气、有胆量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而不对内改革，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将会步入更加灾难深重的境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要承担风险的，是要受到反对和责难的。因为，近代中国人始终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两难，在抵御侵略者的同时，还必须向侵略者学习。这个道理，当时的中国人中只有曾国藩等少数人清楚，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曾国藩倡发洋务运动，尽管只从科技层面认同并学习西方长处，但它已经挪动了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在实质上涉及到了学习西方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深层内涵。
从学习西方到抵制西方，在洋务运动那里并非空洞的名词。洋务运动牵涉到相当广泛的内容，诸如造船制炮等军工企业，开采矿山、修造铁路、纺纱织布、电信航运等民用企业，还有新式陆军的训练和近代海军的创建，派遗幼童到国外留学和新式学堂的兴办等，由曾国藩倡发并在李鸿章主持下，前所未有地在中华大地艰难开展起来。通过洋务运动，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金矿，第一个大型纺织厂，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电报局，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等等。“这些都在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开了风气，至少在小农经济的荆棘从中踩出了一条小路，为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7］还须引起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在曾国藩在生之时，就由对枪炮轮船的制造，引发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出版。1867年冬，曾国藩采纳著名科学家徐寿的建议，为解决制炮造船过程中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由中外专家学者合作译书，次年即译出“《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38］至1899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出书126种，加上已译未及印行者，共计约有两百种，差不多占了全国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这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占据主要数量，尤以化学和数学书籍的翻译出版最多［39］。这是因为，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与兵工制造尤其是造船工业关系密切，其译书的目的又重在致用，所以特别注重工艺之学的引进。曾国藩将《几何原本》后九卷在金陵重校付印，并命曾纪泽代为作序加以推介，就是一例。正如梁启超指出：“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40］
尽管对于洋务运动的目的和作用，至今仍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持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洋务运动由“靖内寇”镇压农民起义而兴办，由于它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从而其反动性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但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勤远略”，主要是为了“自强御夷”。曾国藩强调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达到“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41］的长远目的。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笔者明确认为对中国社会不是起了阻碍作用，而是起了促进作用。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洋务企业尤其是后期兴办的民用企业，大都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公开招收商股，标志着官府默许投资工商业并以此获利并非低贱行为，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思维观念的更新，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42］。二是洋务运动中大量译著的印行，为中国近代众多新的学科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逐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43］在洋务运动期间，专门化的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西医学等相继建立，古老的数学、地理学等学科，也获得新生。同时，洋务动动期间的译书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基本书籍入门的。他们在西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强调科学技术与国家存亡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如谭嗣同就曾著有《以太说》、《论电灯之益》等科学论文，并在南学会讲义中提出了“学问救国”的主张。总之，洋务运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曾国藩未能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但它对洋务运动的倡导之功、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就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规律而言，洋务运动则是这一演变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进程中，有识之士们所作的贡献、所起的作用，都应当予以历史的肯定。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倡导者、开拓者，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紧随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理应受到肯定。
综上所述，还曾国藩以真相，应当还历史的曾国藩以真相，而不是还今人所要求的曾国藩真相。
参考文献：
［1］［37］［42］ 成晓军著：《曾国藩论稿》，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26、326页。
［2］ 成晓军著：《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3］［4］［5］［7］［8］［9］［15］［16］［17］［18］［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09、302~303、737、638、560、548~549、540、592、324、662、418页。
［6］［10］［21］［22］［25］［32］［3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75、1326、1325、1370、1369、1376、1383页。
［11］［12］［13］［1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66、430、428、141页。
［20］［24］《曾宝荪回忆录——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66页。
［23］《左宗棠全集》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85页。
［26］［27］［28］［29］［30］［31］《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75、6982、6975、6984、6998、6998页。
［34］汪世棠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35］《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59页。
［36］《曾国藩全集•奏稿》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786页。
［38］《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093页。
［39］参见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26页。
［40］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页。
［41］《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01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8页。
Abstract:Contrary to Mr. Liang Shaohui’s view that tends to completely negate Zeng Guofan, this paper proposes view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irstly, Zeng Guofan initiated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hich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Uprising; secondly, Zeng Guofan and his descendants carried on the spirit of caring the country, nation and society, in both words and deeds; thirdly, Zeng Guofan was a historical figure who facilitate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Zeng Guofan; Rights and wrongs; Merits and faults; Impartial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