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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8日，中央纪委对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实施“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新华社援引中央纪委消息称，“经查，周镇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收受礼金、贵重礼品；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生活腐化。”
这是近年来第六名因贪腐被移送司法的本土或粤籍省部级高官。另外五人分别为：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深圳原市长许宗衡，以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尽管级别上不如重庆薄王案与上海社保案，但广东反腐却以连下数城、润物无声的方式推进。
周镇宏“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茂名窝案，据去年4月官方通报涉及广东303名干部，包括该市市委书记罗荫国、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政法委书记倪振雄在内的24名省管干部和218名县处级干部。与之呼应，广东辖区的韶关、深圳、中山等地串案迭起：在韶关，以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为起点，供出行贿商人朱思宜及卖官者陈绍基，朱又供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成勇等31个厅处级干部；在深圳，因许宗衡被查，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诸多政要商贾；中山窝案则涉及“明星市长”李启红，成为首个因内幕交易领刑的厅座。
广东换届之际，强势肃贪再出重拳。仅中共十八大后，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吕英明、英德市原副市长郑北泉、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先后被查。
2013年1月28日，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在工作报告中称，五年来全省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7818件9025人，人数比前五年增加17.2%，其中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629人、厅级干部69人。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30多年来经济成就瞩目。此番诸案曝光，可见腐败亦伴之滋生，并逐步蔓化为灰市。此情此景绝非广东独有，管中窥豹，可见官商勾连、群体腐败等情势严峻，亟待治理。
梳理这场持续数年的多点官场地震，可见无远弗界的权力与如饥似渴的利益需求结合寻租，监督退位，权力之手首先伸向市场，包括行政审批、土地建设、股权收购等已属常态，既而假借金融抬高杠杆，更有甚者打破法权平衡、伤及司法基础，在撤案销案、人事买卖等方面泥沙俱下。
因提名名单和“协商决定”的不透明，现有的政协委员产生机制给暗箱操作留下可能，现实中又存在诸多需要政协委员光环的商人
当笑星周星驰、影星彭丹分别作为广东、甘肃两省的政协委员亮相时，舆论对这一职务的产生程序表露出极大的兴趣。
政协委员的产生不同于人大代表，无需选举，是由各级政协协商“同意”或“邀请”。作为1949年以来首个因贪腐落马的省级政协主席，陈绍基案却揭开了隐秘的一角——政协委员可以买卖。
在当前的政治现实和制度框架下，政协主席一职多由接近退休的官员担任。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虽不具有实权，但“软实力”不容忽视。
2004年，59岁的陈绍基由广东省委副书记改任省政协主席，从实权位置退居二线。曾当选为该省政协第九届常委的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介绍，陈绍基到政协后，在组织政协委员联谊、举办各类比赛、改善政协机关的福利等方面着力不少，并推动成立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
陈绍基并不想在政协有更大的突破。在广东省政协的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王则楚说民盟想就教育投入的问题提出建议案，政协协商讨论后可向同级人大或者政府提出建议，“陈绍基听了之后说，我们不要钻牛角尖了，中央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在政协任职时，陈绍基并不掩饰他和民企商人的关系。“和他去地方考察，总会有一些民企老板请他去唱戏或者聊天。”一名政协委员说。
2009年4月，陈绍基东窗事发，司法认定，其近三分之一的案情缘于买卖广东省政协委员或者常委，并因此收受商人贿赂。
根据全国政协章程，每届政协地方委员会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各级政协常委会协商决定。如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委员名额和人选，经本届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委会协商决定。
这一规定并未被切实履行。王则楚任政协常委时，并未协商决定过下届政协委员的名额和界别设置，“当时我作为民盟广东省委专职副主委，我都事先不知道民盟有几个名额。”
实践中，各级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各级政协人士安排问题的通知》，党内的由同级党委组织部提名，党外的由同级党委统战部提名，建议名单由统战部汇总，在征求组织部、政协党组意见后，报党委审定。委员建议名单提交政协常委会会议协商和表决后予以公布。最后把关的表决程序则流于形式，多名政协委员对《财经》记者说，“常委会一般都不会否决建议名单。”
因提名名单和“协商決定”的不透明，现有的政协委员产生机制给暗箱操作留下可能，现实中又存在诸多需要政协委员光环的商人。身为政协委员的一名广州商人说，“商人进政协可以自我标榜为红顶商人，和政府机关如工商、税务等也更好打交道，容易获得政府的信任。”
王则楚介绍，广东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吸收了不少经济界的人士，党派的人数在相应减少。这届政协共有950人，较上届多了103人。
名列这一届政协经济界人士的杨楚贤和蔡如青、工商联詹玉湘、香港人士连卓钊，均被认定曾受益于陈绍基的“帮助”。司法材料显示，陈绍基接受香港嘉长源太平洋公司董事长杨伟程的请托，为杨的姐姐杨楚贤当选广东省政协委员提供了帮助。陈接受深圳市祥瑞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玉湘请托，助其担任这一届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在上一届中，陈即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公海赌王”连卓钊增选为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帮助广东华标集团公司董事长蔡如青增选为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常委。 陈绍基从这一交易中获得的是丰厚的钱财回报，仅蔡如青一人，2008年至2009年先后三次进贡60万港元。
据媒体报道，在2010年1月30日广东省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徐庆安的发言语惊四座——“不应该让商人掏钱进政协，这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信心。”次年9月13日，广东省委下发通知，要求完善政协委员的产生和退出机制。政协党组配合党委有关部门研究换届时有关界别设置、政协委员名额、人选和常务委员人选以及届中委员调整的有关问题，并提出建议。
除了政协委员，名流富商还争相捞取人大代表的光环。韶关腐败窝案中，自曝行贿31名厅处级干部的粤北首富朱思宜，为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曾多次行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成勇。
据判决书，2007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筹备工作启动。朱思宜为此谋划，找到杨成勇，杨指点人大代表选举的流程和换届的总体安排。2008年1月，朱思宜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五次送给杨成勇20万元。
这仅是冰山一角，杨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透露，朱思宜谋求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过程中，收受其财物的官员不少于十人，其中一些人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2008年6月，新任人大代表未几，朱思宜因一名受贿人被查担心案发，咨询杨成勇全国人大代表的逮捕程序；两个月后，再问有关部门能否对人大代表“双规”，并为此分别送上“咨询费”与“礼金”。加上前五次，杨被指控一共收受朱思宜贿赂37万元。
卖官买官的官场顽症，近年来沉渣泛起，并有蔓延之势，这在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案中均有体现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2010年8月，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纪委、监察部印发《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集中整治买官卖官，“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等问题屡禁不止，败坏用人风气，损害党的形象”。之后，组织部门三令五申。
不过，卖官买官的官场顽症，近年来沉渣泛起，并有蔓延之势，这在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案中均有体现。
这一官场潜规，贯穿于叶树养和陈绍基案的分支链条中。引发韶关政商界地震的叶树养，在2008年8月因举报被查。2010年9月，叶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叶被查期间，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曾以省领导身份前往探看，并有叮嘱。
陈绍基曾主政广东公安战线多年，因此与叶有交集。叶树养从公社大队书记起家后，主要任职公安系统，历任新丰县委政法委书记、新丰县委书记、韶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韶关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
叶树养向陈绍基的利益輸送长达五年。从新丰县到韶关市的跳跃，即得益于陈绍基的帮助。据司法材料，2002年底至2003年8月，时任新丰县委书记叶树养，找到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的陈绍基，向陈请托助其升任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及韶关市委常委。他邀请陈绍基的儿子陈子翊共同出资收购新丰县银梅电站。在银梅电站上，陈子翊未出一分钱便空手净赚460万元。事后，叶树养和陈子翊将这一情况告诉陈绍基，陈默许。
叶树养在仕途升迁中，对上行贿买官，对下卖官收钱。其中一例是掮客刁华烈请叶树养帮忙，为其在韶关市公安局工作的朋友谭某某调整岗位。虽是平调，叶为此收受刁华烈港币20万元。
据调查，叶树养有一个本子专门记载卖官所涉事项，凡送钱给他的官员，均有登记。办成的打钩做记号，办理中的打星号，未成的打上叉表示已退钱。
王华元案中也不乏卖官行为，身为掮客的是上海红子鸡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中良。陈中良为广东省和平县大坝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据司法材料，2002年底至2006年下半年，王华元接受陈中良的请托，为陈的同村老乡、时任广东省和平县政协副主席朱日进的职务调整和其分管工作资金拨付提供帮助；承诺为陈的朋友、时任广东省河源市纪委副书记周伟万职务晋升并避免被交流到外地提供帮助。
公开履历显示，2003年5月，朱日进由和平县政协副主席改任和平县政府副县长。周伟万于2007年1月升任河源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司法认定，2004年春节至2007年9月，王华元共收受陈中良给予的32万港元、价值180.04万元的房屋一套。
许宗衡一案中，经司法材料认定的事实是，许宗衡为深圳市龙岗区原区委书记、原政协主席余伟良和陈胜兴两人的职务升迁提供帮助，收受余120万港元，收受陈66万港元、人民币8万元。
执法司法人员如徇私枉法，必将严重破坏法治环境，甚至影响一地的官场生态
执法司法公信力不足，近年来屡遭指摘，这与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及其利益之下的寻租不无关系，时有发生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即是例证。尤其是一些司法机关、执法部门的领导干部徇私舞弊，严重毁损司法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郑少东案最为典型。
汕头“8·15”特大走私案声震全国，是全国集中打击走私的一大重案，2001年8月中央成立专案组进驻汕头。即便如此，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少东兼任专案组副组长时，即曾对连卓钊和香港中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奕忠“放水”。
当时背景下，走私等经济犯罪抬头，其中出现的弊案已引起重视。1998年5月，广东省公安厅专门发布《关于规范办理走私、诈骗、涉税等经济犯罪案件的通知》，开篇直言“一些地方容易受利益驱动，甚至出现一些人以个人名义干预办案，出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现象”。
这份通知强调，严禁将走私、诈骗、涉税等经济犯罪案件降格处理、以罚代刑，“没有省厅的正式公文，光凭省厅某位干部、某位家属、某个部门的电话、条子，一律不能放人、放货。” 对郭奕忠和连卓钊收网与否，正是郑少东及当时的顶头上司陈绍基的自由裁定范围。郑少东收受的826万余元赃款，全部来自于郭连两人。
连卓钊的另一利益输送对象是王华元，送出财物共计折合200多万元。在2008年12月，王华元得知公安机关正在布控抓捕连卓钊后，为连通风报信，致连卓钊逃脱（参见本期“连氏无间道”）。
王华元是建国以来首位落马的省级纪委书记。王华元何以敢向涉入重案的嫌疑人通风报信？这背后凸显的是纪委书记的权力监管难题。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对同级纪委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但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一个同级党委的主要领导，甚至也少有同級党委的常委是由同级纪委监督检举揭发。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分析认为，“同体监督”的弊端，使各级纪委无法完成职责之重。因违纪违法甚至腐败被查处的比例有限，带来的是腐败越演越烈。这必然带来反腐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性执纪执法越来越大。
干部异地交流被认为是解决权力腐败的一个招数，以打破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形成的关系网、人情网。但司法材料显示，王华元2006年11月调任浙江后，2007年7月即有受贿——深圳中洲集团公司董事长黄光苗的妻兄徐松因向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沿江镇党委班子成员行贿，致有关人员被纪委查处。黄光苗向王华元请托，作出从轻处理的批示，致有关人员被从轻处分。
插手刑事案件，办人情案、金钱案的并不限于执法、司法部门的领导。陈绍基2004年从实权部门退位任职广东省政协后，仍利用其影响力干扰办案。
2006年至2007年，陈绍基接受连卓钊的请托，为其同乡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大上村党支部书记连贤明不被调查提供帮助。2008年春节期间，连卓钊送陈50万港元。另外，陈绍基接受广东海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海军的请托，摆平其子故意伤害案。
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人因连卓钊串联而起，滥用职权寻租中均涉及执法弊案。由此可见，执法司法人员如徇私枉法，必将严重破坏法治环境，甚至影响一地的官场生态。如何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监督，促进司法公开、透明，是未来推进司法改革需破解的难题。
叶树养则将执法权商业化，明码标价。2006年11月底，韶关市公安局破获了一制造、贩卖毒品犯罪团伙，刑事拘留了孙浩容等十余名犯罪嫌疑人。叶树养听闻有人愿出巨资保犯罪嫌疑人后，安排民警放出“交2000万元即可放人”的消息。叶树养此后与孙浩容亲友方面接触，谈判释放条件。2007年1月1日，经叶树养指示，韶关市公安局以犯罪证据不足、取保候审继续侦查为由释放孙浩容。仅此一例，叶树养入账800万港元。
官商联盟的背后，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依赖政府的行政行为，行政权力被异化和滥用，甚至越位，导致经济领域非良性发展，商人因此勾结官员寻求利益同盟体
分析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官员的腐败账本，贿金多来自商人。这与近年来腐败案中的贿金来源比例吻合。
陈绍基索取或收受财物共2959万余元，12名行贿人中，有11人是商业公司负责人或董事，如杨伟程、黄光苗、澳门众联集团董事长卢伟硕等这11人的行贿数额约占总贿款的84%。许宗衡收受贿款3318万余元，来自商人的贿款约占79%。
王华元和郑少东的贿款全部来自商人。王华元还有894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近年来，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件多发、易发，而官员腐败背后多有一张张官商裙带关系网。有渠道者不断织网，无渠道者寻找掮客，通过各种方式达成官商联盟，以期在工程建设、土地审批、稀缺资源等方面，攫取经济利益。
韶关系列腐败案涉案230人，包括当地31名厅级干部、100多位政府官员及企业老总。其中，粤北首富朱思宜织就了一张涉及韶关市公安、检察院、人大、组织部等部门的关系网。
叶树养为自己确立了“五要计划”：一是要给自己留2000万元，在广州买套豪华别墅；二是要在加拿大购置住宅，备探亲时使用；三是要领家人周游国内外名胜之地；四是要给儿子留2000万元，让他毕业后不愁吃穿住；五是要给女儿、女婿留2000万元，让他们做生意。
官员滥用手中之权，插手经济事务、行政审批等，通过变现权力谋利。
观察陈绍基、叶树养等案，他们的职责都与土地审批无关，但案情均涉及土地事项中的寻租。如2006年7月至2008年3月，陈绍基接受杨伟程的请托，为对方开发大亚湾上杨地段提供帮助；接受广州市越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王少和的请托，帮助变更房屋使用性质以经营“新冶酒吧”，还为王的违章加建地下室及顶层建筑通过规划审批提供帮助。
除了土地审批，陈、王等官员还染指其他行政事项的审批。如陈绍基为杨伟程公司取得50个粤港两地客运直通车营运指标提供帮助。王华元接受中山市迪高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伟明的请托，为张在香港落户的汽车办理出入内地行驶牌证提供帮助。
在企业资产重组等市场行为中，亦有权力之手的挥舞。王华元利用其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职务的便利，接受请托，为中山市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庆中收购浙江省部分水务资产事项提供帮助。陈绍基利用其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帮助黄光苗之友黄振达所在的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收购深圳长城投资控股股份公司的国有股份提供帮助。
由此可见，高级官员的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
在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案中，官商的结合和变现更为典型，已表现在新兴的金融领域。2007年，与王华元案有间接关联的谭庆中，筹划将公用集团公司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公用科技（000685.SZ）并实现公用集团整体上市。为此，谭庆中多次向李启红汇报，李表示支持。作为回报，谭泄露公司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李的家人在股票停牌前买入，账面收益1983万余元（参见《财经》2011年第9期“‘权庄’李启红”）。
既往案件中，官员一般是通过获取商人的内幕消息买卖股票获利。此案不同之处在于，李启红动用国有资产系统地配合商人的资本运作，并从中渔利，此等手法在司法审判中亦为罕见。
官商联盟的背后，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依赖政府的行政行为，行政权力被异化和滥用，甚至越位，导致经济领域非良性发展，商人因此勾结官员寻求利益同盟体。一些商人为了做生意方便，花钱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寻求政治光环的庇护，自然也并不意外。
2012年12月，总书记习近平履新后，首次出访地即为广东。他强调：“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广东的经济特区已有经验可循，诸案教训更可为全国借鉴。或可借此契机，推进“政改特区”试点。
新华社援引中央纪委消息称，“经查，周镇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收受礼金、贵重礼品；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生活腐化。”
这是近年来第六名因贪腐被移送司法的本土或粤籍省部级高官。另外五人分别为：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深圳原市长许宗衡，以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尽管级别上不如重庆薄王案与上海社保案，但广东反腐却以连下数城、润物无声的方式推进。
周镇宏“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茂名窝案，据去年4月官方通报涉及广东303名干部，包括该市市委书记罗荫国、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政法委书记倪振雄在内的24名省管干部和218名县处级干部。与之呼应，广东辖区的韶关、深圳、中山等地串案迭起：在韶关，以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为起点，供出行贿商人朱思宜及卖官者陈绍基，朱又供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成勇等31个厅处级干部；在深圳，因许宗衡被查，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诸多政要商贾；中山窝案则涉及“明星市长”李启红，成为首个因内幕交易领刑的厅座。
广东换届之际，强势肃贪再出重拳。仅中共十八大后，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吕英明、英德市原副市长郑北泉、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先后被查。
2013年1月28日，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在工作报告中称，五年来全省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7818件9025人，人数比前五年增加17.2%，其中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629人、厅级干部69人。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30多年来经济成就瞩目。此番诸案曝光，可见腐败亦伴之滋生，并逐步蔓化为灰市。此情此景绝非广东独有，管中窥豹，可见官商勾连、群体腐败等情势严峻，亟待治理。
梳理这场持续数年的多点官场地震，可见无远弗界的权力与如饥似渴的利益需求结合寻租，监督退位，权力之手首先伸向市场，包括行政审批、土地建设、股权收购等已属常态，既而假借金融抬高杠杆，更有甚者打破法权平衡、伤及司法基础，在撤案销案、人事买卖等方面泥沙俱下。
代表委员的价码
因提名名单和“协商决定”的不透明，现有的政协委员产生机制给暗箱操作留下可能，现实中又存在诸多需要政协委员光环的商人
当笑星周星驰、影星彭丹分别作为广东、甘肃两省的政协委员亮相时，舆论对这一职务的产生程序表露出极大的兴趣。
政协委员的产生不同于人大代表，无需选举，是由各级政协协商“同意”或“邀请”。作为1949年以来首个因贪腐落马的省级政协主席，陈绍基案却揭开了隐秘的一角——政协委员可以买卖。
在当前的政治现实和制度框架下，政协主席一职多由接近退休的官员担任。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虽不具有实权，但“软实力”不容忽视。
2004年，59岁的陈绍基由广东省委副书记改任省政协主席，从实权位置退居二线。曾当选为该省政协第九届常委的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介绍，陈绍基到政协后，在组织政协委员联谊、举办各类比赛、改善政协机关的福利等方面着力不少，并推动成立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
陈绍基并不想在政协有更大的突破。在广东省政协的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王则楚说民盟想就教育投入的问题提出建议案，政协协商讨论后可向同级人大或者政府提出建议，“陈绍基听了之后说，我们不要钻牛角尖了，中央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在政协任职时，陈绍基并不掩饰他和民企商人的关系。“和他去地方考察，总会有一些民企老板请他去唱戏或者聊天。”一名政协委员说。
2009年4月，陈绍基东窗事发，司法认定，其近三分之一的案情缘于买卖广东省政协委员或者常委，并因此收受商人贿赂。
根据全国政协章程，每届政协地方委员会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各级政协常委会协商决定。如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委员名额和人选，经本届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委会协商决定。
这一规定并未被切实履行。王则楚任政协常委时，并未协商决定过下届政协委员的名额和界别设置，“当时我作为民盟广东省委专职副主委，我都事先不知道民盟有几个名额。”
实践中，各级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各级政协人士安排问题的通知》，党内的由同级党委组织部提名，党外的由同级党委统战部提名，建议名单由统战部汇总，在征求组织部、政协党组意见后，报党委审定。委员建议名单提交政协常委会会议协商和表决后予以公布。最后把关的表决程序则流于形式，多名政协委员对《财经》记者说，“常委会一般都不会否决建议名单。”
因提名名单和“协商決定”的不透明，现有的政协委员产生机制给暗箱操作留下可能，现实中又存在诸多需要政协委员光环的商人。身为政协委员的一名广州商人说，“商人进政协可以自我标榜为红顶商人，和政府机关如工商、税务等也更好打交道，容易获得政府的信任。”
王则楚介绍，广东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吸收了不少经济界的人士，党派的人数在相应减少。这届政协共有950人，较上届多了103人。
名列这一届政协经济界人士的杨楚贤和蔡如青、工商联詹玉湘、香港人士连卓钊，均被认定曾受益于陈绍基的“帮助”。司法材料显示，陈绍基接受香港嘉长源太平洋公司董事长杨伟程的请托，为杨的姐姐杨楚贤当选广东省政协委员提供了帮助。陈接受深圳市祥瑞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玉湘请托，助其担任这一届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在上一届中，陈即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公海赌王”连卓钊增选为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帮助广东华标集团公司董事长蔡如青增选为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常委。 陈绍基从这一交易中获得的是丰厚的钱财回报，仅蔡如青一人，2008年至2009年先后三次进贡60万港元。
据媒体报道，在2010年1月30日广东省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徐庆安的发言语惊四座——“不应该让商人掏钱进政协，这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信心。”次年9月13日，广东省委下发通知，要求完善政协委员的产生和退出机制。政协党组配合党委有关部门研究换届时有关界别设置、政协委员名额、人选和常务委员人选以及届中委员调整的有关问题，并提出建议。
除了政协委员，名流富商还争相捞取人大代表的光环。韶关腐败窝案中，自曝行贿31名厅处级干部的粤北首富朱思宜，为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曾多次行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成勇。
据判决书，2007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筹备工作启动。朱思宜为此谋划，找到杨成勇，杨指点人大代表选举的流程和换届的总体安排。2008年1月，朱思宜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五次送给杨成勇20万元。
这仅是冰山一角，杨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透露，朱思宜谋求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过程中，收受其财物的官员不少于十人，其中一些人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2008年6月，新任人大代表未几，朱思宜因一名受贿人被查担心案发，咨询杨成勇全国人大代表的逮捕程序；两个月后，再问有关部门能否对人大代表“双规”，并为此分别送上“咨询费”与“礼金”。加上前五次，杨被指控一共收受朱思宜贿赂37万元。
党政人事买卖
卖官买官的官场顽症，近年来沉渣泛起，并有蔓延之势，这在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案中均有体现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2010年8月，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纪委、监察部印发《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集中整治买官卖官，“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等问题屡禁不止，败坏用人风气，损害党的形象”。之后，组织部门三令五申。
不过，卖官买官的官场顽症，近年来沉渣泛起，并有蔓延之势，这在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案中均有体现。
这一官场潜规，贯穿于叶树养和陈绍基案的分支链条中。引发韶关政商界地震的叶树养，在2008年8月因举报被查。2010年9月，叶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叶被查期间，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曾以省领导身份前往探看，并有叮嘱。
陈绍基曾主政广东公安战线多年，因此与叶有交集。叶树养从公社大队书记起家后，主要任职公安系统，历任新丰县委政法委书记、新丰县委书记、韶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韶关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
叶树养向陈绍基的利益輸送长达五年。从新丰县到韶关市的跳跃，即得益于陈绍基的帮助。据司法材料，2002年底至2003年8月，时任新丰县委书记叶树养，找到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的陈绍基，向陈请托助其升任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及韶关市委常委。他邀请陈绍基的儿子陈子翊共同出资收购新丰县银梅电站。在银梅电站上，陈子翊未出一分钱便空手净赚460万元。事后，叶树养和陈子翊将这一情况告诉陈绍基，陈默许。
叶树养在仕途升迁中，对上行贿买官，对下卖官收钱。其中一例是掮客刁华烈请叶树养帮忙，为其在韶关市公安局工作的朋友谭某某调整岗位。虽是平调，叶为此收受刁华烈港币20万元。
据调查，叶树养有一个本子专门记载卖官所涉事项，凡送钱给他的官员，均有登记。办成的打钩做记号，办理中的打星号，未成的打上叉表示已退钱。
王华元案中也不乏卖官行为，身为掮客的是上海红子鸡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中良。陈中良为广东省和平县大坝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据司法材料，2002年底至2006年下半年，王华元接受陈中良的请托，为陈的同村老乡、时任广东省和平县政协副主席朱日进的职务调整和其分管工作资金拨付提供帮助；承诺为陈的朋友、时任广东省河源市纪委副书记周伟万职务晋升并避免被交流到外地提供帮助。
公开履历显示，2003年5月，朱日进由和平县政协副主席改任和平县政府副县长。周伟万于2007年1月升任河源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司法认定，2004年春节至2007年9月，王华元共收受陈中良给予的32万港元、价值180.04万元的房屋一套。
许宗衡一案中，经司法材料认定的事实是，许宗衡为深圳市龙岗区原区委书记、原政协主席余伟良和陈胜兴两人的职务升迁提供帮助，收受余120万港元，收受陈66万港元、人民币8万元。
寻租“销案撤案”
执法司法人员如徇私枉法，必将严重破坏法治环境，甚至影响一地的官场生态
执法司法公信力不足，近年来屡遭指摘，这与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及其利益之下的寻租不无关系，时有发生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即是例证。尤其是一些司法机关、执法部门的领导干部徇私舞弊，严重毁损司法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郑少东案最为典型。
汕头“8·15”特大走私案声震全国，是全国集中打击走私的一大重案，2001年8月中央成立专案组进驻汕头。即便如此，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少东兼任专案组副组长时，即曾对连卓钊和香港中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奕忠“放水”。
当时背景下，走私等经济犯罪抬头，其中出现的弊案已引起重视。1998年5月，广东省公安厅专门发布《关于规范办理走私、诈骗、涉税等经济犯罪案件的通知》，开篇直言“一些地方容易受利益驱动，甚至出现一些人以个人名义干预办案，出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现象”。
这份通知强调，严禁将走私、诈骗、涉税等经济犯罪案件降格处理、以罚代刑，“没有省厅的正式公文，光凭省厅某位干部、某位家属、某个部门的电话、条子，一律不能放人、放货。” 对郭奕忠和连卓钊收网与否，正是郑少东及当时的顶头上司陈绍基的自由裁定范围。郑少东收受的826万余元赃款，全部来自于郭连两人。
连卓钊的另一利益输送对象是王华元，送出财物共计折合200多万元。在2008年12月，王华元得知公安机关正在布控抓捕连卓钊后，为连通风报信，致连卓钊逃脱（参见本期“连氏无间道”）。
王华元是建国以来首位落马的省级纪委书记。王华元何以敢向涉入重案的嫌疑人通风报信？这背后凸显的是纪委书记的权力监管难题。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对同级纪委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但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一个同级党委的主要领导，甚至也少有同級党委的常委是由同级纪委监督检举揭发。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分析认为，“同体监督”的弊端，使各级纪委无法完成职责之重。因违纪违法甚至腐败被查处的比例有限，带来的是腐败越演越烈。这必然带来反腐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性执纪执法越来越大。
干部异地交流被认为是解决权力腐败的一个招数，以打破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形成的关系网、人情网。但司法材料显示，王华元2006年11月调任浙江后，2007年7月即有受贿——深圳中洲集团公司董事长黄光苗的妻兄徐松因向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沿江镇党委班子成员行贿，致有关人员被纪委查处。黄光苗向王华元请托，作出从轻处理的批示，致有关人员被从轻处分。
插手刑事案件，办人情案、金钱案的并不限于执法、司法部门的领导。陈绍基2004年从实权部门退位任职广东省政协后，仍利用其影响力干扰办案。
2006年至2007年，陈绍基接受连卓钊的请托，为其同乡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大上村党支部书记连贤明不被调查提供帮助。2008年春节期间，连卓钊送陈50万港元。另外，陈绍基接受广东海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海军的请托，摆平其子故意伤害案。
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人因连卓钊串联而起，滥用职权寻租中均涉及执法弊案。由此可见，执法司法人员如徇私枉法，必将严重破坏法治环境，甚至影响一地的官场生态。如何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监督，促进司法公开、透明，是未来推进司法改革需破解的难题。
叶树养则将执法权商业化，明码标价。2006年11月底，韶关市公安局破获了一制造、贩卖毒品犯罪团伙，刑事拘留了孙浩容等十余名犯罪嫌疑人。叶树养听闻有人愿出巨资保犯罪嫌疑人后，安排民警放出“交2000万元即可放人”的消息。叶树养此后与孙浩容亲友方面接触，谈判释放条件。2007年1月1日，经叶树养指示，韶关市公安局以犯罪证据不足、取保候审继续侦查为由释放孙浩容。仅此一例，叶树养入账800万港元。
官商联盟关系网
官商联盟的背后，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依赖政府的行政行为，行政权力被异化和滥用，甚至越位，导致经济领域非良性发展，商人因此勾结官员寻求利益同盟体
分析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官员的腐败账本，贿金多来自商人。这与近年来腐败案中的贿金来源比例吻合。
陈绍基索取或收受财物共2959万余元，12名行贿人中，有11人是商业公司负责人或董事，如杨伟程、黄光苗、澳门众联集团董事长卢伟硕等这11人的行贿数额约占总贿款的84%。许宗衡收受贿款3318万余元，来自商人的贿款约占79%。
王华元和郑少东的贿款全部来自商人。王华元还有894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近年来，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件多发、易发，而官员腐败背后多有一张张官商裙带关系网。有渠道者不断织网，无渠道者寻找掮客，通过各种方式达成官商联盟，以期在工程建设、土地审批、稀缺资源等方面，攫取经济利益。
韶关系列腐败案涉案230人，包括当地31名厅级干部、100多位政府官员及企业老总。其中，粤北首富朱思宜织就了一张涉及韶关市公安、检察院、人大、组织部等部门的关系网。
叶树养为自己确立了“五要计划”：一是要给自己留2000万元，在广州买套豪华别墅；二是要在加拿大购置住宅，备探亲时使用；三是要领家人周游国内外名胜之地；四是要给儿子留2000万元，让他毕业后不愁吃穿住；五是要给女儿、女婿留2000万元，让他们做生意。
官员滥用手中之权，插手经济事务、行政审批等，通过变现权力谋利。
观察陈绍基、叶树养等案，他们的职责都与土地审批无关，但案情均涉及土地事项中的寻租。如2006年7月至2008年3月，陈绍基接受杨伟程的请托，为对方开发大亚湾上杨地段提供帮助；接受广州市越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王少和的请托，帮助变更房屋使用性质以经营“新冶酒吧”，还为王的违章加建地下室及顶层建筑通过规划审批提供帮助。
除了土地审批，陈、王等官员还染指其他行政事项的审批。如陈绍基为杨伟程公司取得50个粤港两地客运直通车营运指标提供帮助。王华元接受中山市迪高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伟明的请托，为张在香港落户的汽车办理出入内地行驶牌证提供帮助。
在企业资产重组等市场行为中，亦有权力之手的挥舞。王华元利用其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职务的便利，接受请托，为中山市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庆中收购浙江省部分水务资产事项提供帮助。陈绍基利用其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帮助黄光苗之友黄振达所在的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收购深圳长城投资控股股份公司的国有股份提供帮助。
由此可见，高级官员的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
在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案中，官商的结合和变现更为典型，已表现在新兴的金融领域。2007年，与王华元案有间接关联的谭庆中，筹划将公用集团公司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公用科技（000685.SZ）并实现公用集团整体上市。为此，谭庆中多次向李启红汇报，李表示支持。作为回报，谭泄露公司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李的家人在股票停牌前买入，账面收益1983万余元（参见《财经》2011年第9期“‘权庄’李启红”）。
既往案件中，官员一般是通过获取商人的内幕消息买卖股票获利。此案不同之处在于，李启红动用国有资产系统地配合商人的资本运作，并从中渔利，此等手法在司法审判中亦为罕见。
官商联盟的背后，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依赖政府的行政行为，行政权力被异化和滥用，甚至越位，导致经济领域非良性发展，商人因此勾结官员寻求利益同盟体。一些商人为了做生意方便，花钱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寻求政治光环的庇护，自然也并不意外。
2012年12月，总书记习近平履新后，首次出访地即为广东。他强调：“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广东的经济特区已有经验可循，诸案教训更可为全国借鉴。或可借此契机，推进“政改特区”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