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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照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教育救国思想的坚定倡导者，他鲜明的教育救国思想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王照主张开风气、启民智，再行变法。20世纪初，主张普及下层民众教育。辛亥革命后，提出“救亡以教育为主脑”，坚定教育方能救国。
关键词：王照；教育救国思想；演变过程
王照（1859—1933年），直隶宁河人；近代著名教育救国思想倡导者。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朝野要求变革之风日盛；王照深受感染，积极投身变法；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戊戌维新时期，王照主张办教育、开风气、启民智，再行变法。二十世纪初，王照深感国之危亡，仍以教育作为救国之道，并进行文字改革，创办官话合声字母。辛亥革命后，王照针对时势，提出“救亡以教育为主脑”，更加坚定教育方能救亡图存。王照的一生始终贯穿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但这种主张却在近代中国以失败告終；其思想之利弊我们应予以客观评述。
一、欲先开风气、启民智再行变法
王照幼时家境殷实，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中外掌故，眼界得以开阔，从而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主张向西方学习。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时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宣扬变法；王照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积极投身变法。他虽然赞成康、梁变法，但与康有为主张存在分歧。康有为等人在变法中将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并主张进行全面改革。康有为曾言：“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1] 然而，王照则主张通过教育开风气后再行变法，他将变法受阻归咎于风气未开；他对旧党“谓改旧章为伤元气，谓倡新政为启乱萌。以空谈正学术为纯正······”等做法大加批评。他认为这些人“掣皇上之肘，以致变法无效。抬目见国旗之换，若辈始之灭亡，必且死而不悟，仍归咎皇上之变法。”[2]痛心之余，认为这是国家风气不开之故。王照曾与康有为辩论：“我看只有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有为则辩论到：“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怎能来得及？”[3]尽管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也有关于提倡改革教育的内容，但他认为办教育并非当务之急。
另外，不同于康有为寄希望于光绪帝的变法主张，王照坚持“体皇太后之意变法”，如此便能“以孝治镇服天下，天下谁敢持异议。”[4]对此，康有为力争变法“非去太后不可”，帝后之争也愈演愈烈。然而，王照却认为“今国家危如累卵，岂容两宫又生间隙？”并上书奏请“皇上奉皇太后游日本，以知日本崛兴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以晓论臣民，以变风气”。[5]王照与康有为变法核心的分歧也造成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维新变法的艰巨使王照清晰的认识到，当前社会风气未开，只有少数人言变法，断不可取。但是，若以王照先开风气再行变法之主张，在民族危机关头也实不可行。王照只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言开风气，未从当前国家主要矛盾入手，显示了思想的局限性。另外，王照从改良主义出发，反对政治斗争；对于当时帝后之争，他主张“和两宫”不生间隙，甚至变法也得“体皇太后之意”；其软弱妥协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二、主张普及下层民众教育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王照等人逃亡日本。期间，王照与康有为间隙愈深，并最终分道扬镳。1900年春，王照回国；为防清廷迫害，扮作台湾和尚，游历山东、河北等地。民国年间，王照记述了此次游历经历，并著《行脚山东记》。游历途中深感民之愚昧，感慨国之危亡；王照曾作诗表达了心忧祖国之情。
如：“伤心禹域旧山河，烈烈寒风海岸过。
行李两肩天压重，万山影里一头陀。”[6]
王照以和尚身份游历期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在王照看来，义和团运动实为愚昧无知之举。他认为，义和团盲目排外、造谣惑众的行为引发了暴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王照曾言：“路闻言洋人于井中撒毒药，于门上抹血，行镇压术，实皆拳党所为也。村人蠢为鹿豕，万无觉悟······”。[7]显然，王照对义和团运动是持仇视之眼光。加之途中其他见闻，王照深感民之愚昧，并将之归咎于教育未普及之故。因此，王照力主普及下层民众之教育主张，并以文字改革入手。王照认为，普及教育的根本就在与使人人识字读书。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却是必须要针对当时“文字不随语言，文字不足当语言之符契”，造成“百里或岁不想通，千里或世不相通”的现象进行改革，创制共同的一套语言符号。王照对比了国内与其他国家的文字，“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虽极纯之童解语之年即为能读文之年。······无论智愚贫富老幼男女皆能执编寻释。车夫贩竪，甫定喘息，即于路旁购报纸而读之。根基如此，故能政教划一。”也就达到“朝野一体”。相比之下，“而吾国则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读书半生不能作一书”。[8]此番对比，王照感慨“今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观吾国“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的之现象，王照指出文字改革、教育普及已迫在眉睫。王照在前人文字改革的基础上创办了官话合声字母，目的在于“纯为多数愚智便利之计”。因为此字母取自京话，推广之便莫如京话，故定名为官话，意在公用之话。
王照创办官话字母时，还没有摆脱清廷钦犯的身份，但因出于救国心切，迫切想要普及下层民众教育；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幸运的是，王照创制的官话字母得以顺利出版发行，并传习至其他省的拼音官话书报社。但是，王照推行官话合声字母仍然遭到学部堂司各官的反对和掣肘，以至于推行过程是在“十年之中坚忍进行”。至宣统年间，遭到“饬各省严禁传习官话字母，并饬京师巡警局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9]的厄运；王照十余年的努力成果付之东流。
王照希望用文字方式来普及下层民众的教育，认为国之民智程度与国之富强程度直接相关。他目睹了西方工业国家富强与教育息息相关，因而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救国的关键在于普及下层民众教育，因此，他一直以来都将重点放在普及底层群众教育上。为此，他曾不顾生命之危险到处宣传他创办的官话字母，表现了他为普及下层民众教育的极大决心。王照重视普及下层民众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必须指出，王照的思想中表现了对底层民众之轻视，他曾言：“村人蠢为鹿豕，万无觉悟”。他没有看出群众之力量，却单纯地予以轻视，侧面暴露了思想之弊端。 三、提出“救亡以教育为主脑”
20世纪初，清政府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民心尽失，大势所去；最终，辛亥革命结束了其统治。于王照而言，他宣传官话字母十余年的努力成果被清廷抹杀，认为清廷阻碍了教育的实施；当清廷倒台时，他持支持态度：“近年畏民智如蛇蝎之政府，实为教育上一大障碍物，去之良为快事。”民国成立后，王照更是坚持“非教育普及万不能救”的观点，把教育的地位推至极高，并表明教育是救亡图存的根本大计。在王照看来，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育能“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但是，王照也自知办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成效很慢。然而，面对民族危机、帝国侵略，王照却持侥幸心理，避免与之直接冲突，王照期望“教育大进而实力自生”[10]才有与之较量的资本。故而，王照批判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与西方帝国较量海陆军备实为不知轻重，东施效颦。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其种种行为也激起了王照的不满，他认为当前大总统以练兵治国，且政客大多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此种政府阻碍了教育的施行。因此，王照在上海专对袁世凯而作《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期望袁世凯政府以教育为主脑。最终，袁世凯因倒行逆施而自掘坟墓。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集团内战不休。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完成了中国形势上的统一。国民政府成立后，王照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批判了尚武一派诸如曾纪泽、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误国之久；进而驳斥“政治家往往但计本身当国速见之功，不肯费全力以貽他年之效。”故而庆幸武人被灭，创办教育仍有转机。在这一阶段，王照仍然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不容再缓；他主张“治本之道专在普及教育，收效固迟，而举办宜急。” 在此文中，王照表明教育“非期以二十年不可。”他主张首先增设学校，保证全国小学校学童人数必须在三千万左右，以及增加教员解决师资问题。再者，主张以六年作为小学校的义务教育年制，并期望中央政府及省县政府筹备办学校与教员之经费。更有甚者，王照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每年裁兵一百二十师即可腾出此经费。“斯十年后已有蒸腾之势，二十年后元气充盈，三十年后物质文明蓬蓬勃勃发生于社会之中。一切自强之策，始不啻源泉滚滚盈科而进矣。”若不如此，则似“秋潦纵横，气吞河海，其涸可立而待为天下笑而。”[11]
从长远来看，王照主张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实为高瞻远瞩；但若将此主张放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显然不能行之有效。因此，王照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在旧中国注定是不能实现的。所以，王照从戊戌维新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他呈现出的软弱与妥协也最终使他苦心于“教育为主脑”的思想主张只能失败。他将教育视为“速效药”，没有认清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有人民民主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参考文献
[1]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7页。
[2]王照.《戊戌六月礼部遁折》《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7、28页。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小航文存》[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9页。
[4]王照.《戊戌六月礼部代递奏稿》，《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2页。
[5]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戊戌变法》（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1页。
[6][7]王照.《行脚山东记》，《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53、67页。
[8][9]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77、87页。
[10]王照.《教育以救亡为主脑论》，《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44页。
[11]王照.《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小航文存》卷四[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511—517页。
作者简介：
丁敏，1992，女，貴州湄潭县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中国史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关键词：王照；教育救国思想；演变过程
王照（1859—1933年），直隶宁河人；近代著名教育救国思想倡导者。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朝野要求变革之风日盛；王照深受感染，积极投身变法；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戊戌维新时期，王照主张办教育、开风气、启民智，再行变法。二十世纪初，王照深感国之危亡，仍以教育作为救国之道，并进行文字改革，创办官话合声字母。辛亥革命后，王照针对时势，提出“救亡以教育为主脑”，更加坚定教育方能救亡图存。王照的一生始终贯穿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但这种主张却在近代中国以失败告終；其思想之利弊我们应予以客观评述。
一、欲先开风气、启民智再行变法
王照幼时家境殷实，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中外掌故，眼界得以开阔，从而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主张向西方学习。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时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宣扬变法；王照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积极投身变法。他虽然赞成康、梁变法，但与康有为主张存在分歧。康有为等人在变法中将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并主张进行全面改革。康有为曾言：“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1] 然而，王照则主张通过教育开风气后再行变法，他将变法受阻归咎于风气未开；他对旧党“谓改旧章为伤元气，谓倡新政为启乱萌。以空谈正学术为纯正······”等做法大加批评。他认为这些人“掣皇上之肘，以致变法无效。抬目见国旗之换，若辈始之灭亡，必且死而不悟，仍归咎皇上之变法。”[2]痛心之余，认为这是国家风气不开之故。王照曾与康有为辩论：“我看只有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有为则辩论到：“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怎能来得及？”[3]尽管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也有关于提倡改革教育的内容，但他认为办教育并非当务之急。
另外，不同于康有为寄希望于光绪帝的变法主张，王照坚持“体皇太后之意变法”，如此便能“以孝治镇服天下，天下谁敢持异议。”[4]对此，康有为力争变法“非去太后不可”，帝后之争也愈演愈烈。然而，王照却认为“今国家危如累卵，岂容两宫又生间隙？”并上书奏请“皇上奉皇太后游日本，以知日本崛兴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以晓论臣民，以变风气”。[5]王照与康有为变法核心的分歧也造成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维新变法的艰巨使王照清晰的认识到，当前社会风气未开，只有少数人言变法，断不可取。但是，若以王照先开风气再行变法之主张，在民族危机关头也实不可行。王照只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言开风气，未从当前国家主要矛盾入手，显示了思想的局限性。另外，王照从改良主义出发，反对政治斗争；对于当时帝后之争，他主张“和两宫”不生间隙，甚至变法也得“体皇太后之意”；其软弱妥协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二、主张普及下层民众教育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王照等人逃亡日本。期间，王照与康有为间隙愈深，并最终分道扬镳。1900年春，王照回国；为防清廷迫害，扮作台湾和尚，游历山东、河北等地。民国年间，王照记述了此次游历经历，并著《行脚山东记》。游历途中深感民之愚昧，感慨国之危亡；王照曾作诗表达了心忧祖国之情。
如：“伤心禹域旧山河，烈烈寒风海岸过。
行李两肩天压重，万山影里一头陀。”[6]
王照以和尚身份游历期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在王照看来，义和团运动实为愚昧无知之举。他认为，义和团盲目排外、造谣惑众的行为引发了暴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王照曾言：“路闻言洋人于井中撒毒药，于门上抹血，行镇压术，实皆拳党所为也。村人蠢为鹿豕，万无觉悟······”。[7]显然，王照对义和团运动是持仇视之眼光。加之途中其他见闻，王照深感民之愚昧，并将之归咎于教育未普及之故。因此，王照力主普及下层民众之教育主张，并以文字改革入手。王照认为，普及教育的根本就在与使人人识字读书。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却是必须要针对当时“文字不随语言，文字不足当语言之符契”，造成“百里或岁不想通，千里或世不相通”的现象进行改革，创制共同的一套语言符号。王照对比了国内与其他国家的文字，“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虽极纯之童解语之年即为能读文之年。······无论智愚贫富老幼男女皆能执编寻释。车夫贩竪，甫定喘息，即于路旁购报纸而读之。根基如此，故能政教划一。”也就达到“朝野一体”。相比之下，“而吾国则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读书半生不能作一书”。[8]此番对比，王照感慨“今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观吾国“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的之现象，王照指出文字改革、教育普及已迫在眉睫。王照在前人文字改革的基础上创办了官话合声字母，目的在于“纯为多数愚智便利之计”。因为此字母取自京话，推广之便莫如京话，故定名为官话，意在公用之话。
王照创办官话字母时，还没有摆脱清廷钦犯的身份，但因出于救国心切，迫切想要普及下层民众教育；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幸运的是，王照创制的官话字母得以顺利出版发行，并传习至其他省的拼音官话书报社。但是，王照推行官话合声字母仍然遭到学部堂司各官的反对和掣肘，以至于推行过程是在“十年之中坚忍进行”。至宣统年间，遭到“饬各省严禁传习官话字母，并饬京师巡警局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9]的厄运；王照十余年的努力成果付之东流。
王照希望用文字方式来普及下层民众的教育，认为国之民智程度与国之富强程度直接相关。他目睹了西方工业国家富强与教育息息相关，因而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救国的关键在于普及下层民众教育，因此，他一直以来都将重点放在普及底层群众教育上。为此，他曾不顾生命之危险到处宣传他创办的官话字母，表现了他为普及下层民众教育的极大决心。王照重视普及下层民众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必须指出，王照的思想中表现了对底层民众之轻视，他曾言：“村人蠢为鹿豕，万无觉悟”。他没有看出群众之力量，却单纯地予以轻视，侧面暴露了思想之弊端。 三、提出“救亡以教育为主脑”
20世纪初，清政府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民心尽失，大势所去；最终，辛亥革命结束了其统治。于王照而言，他宣传官话字母十余年的努力成果被清廷抹杀，认为清廷阻碍了教育的实施；当清廷倒台时，他持支持态度：“近年畏民智如蛇蝎之政府，实为教育上一大障碍物，去之良为快事。”民国成立后，王照更是坚持“非教育普及万不能救”的观点，把教育的地位推至极高，并表明教育是救亡图存的根本大计。在王照看来，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育能“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但是，王照也自知办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成效很慢。然而，面对民族危机、帝国侵略，王照却持侥幸心理，避免与之直接冲突，王照期望“教育大进而实力自生”[10]才有与之较量的资本。故而，王照批判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与西方帝国较量海陆军备实为不知轻重，东施效颦。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其种种行为也激起了王照的不满，他认为当前大总统以练兵治国，且政客大多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此种政府阻碍了教育的施行。因此，王照在上海专对袁世凯而作《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期望袁世凯政府以教育为主脑。最终，袁世凯因倒行逆施而自掘坟墓。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集团内战不休。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完成了中国形势上的统一。国民政府成立后，王照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批判了尚武一派诸如曾纪泽、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误国之久；进而驳斥“政治家往往但计本身当国速见之功，不肯费全力以貽他年之效。”故而庆幸武人被灭，创办教育仍有转机。在这一阶段，王照仍然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不容再缓；他主张“治本之道专在普及教育，收效固迟，而举办宜急。” 在此文中，王照表明教育“非期以二十年不可。”他主张首先增设学校，保证全国小学校学童人数必须在三千万左右，以及增加教员解决师资问题。再者，主张以六年作为小学校的义务教育年制，并期望中央政府及省县政府筹备办学校与教员之经费。更有甚者，王照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每年裁兵一百二十师即可腾出此经费。“斯十年后已有蒸腾之势，二十年后元气充盈，三十年后物质文明蓬蓬勃勃发生于社会之中。一切自强之策，始不啻源泉滚滚盈科而进矣。”若不如此，则似“秋潦纵横，气吞河海，其涸可立而待为天下笑而。”[11]
从长远来看，王照主张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实为高瞻远瞩；但若将此主张放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显然不能行之有效。因此，王照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在旧中国注定是不能实现的。所以，王照从戊戌维新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他呈现出的软弱与妥协也最终使他苦心于“教育为主脑”的思想主张只能失败。他将教育视为“速效药”，没有认清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有人民民主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参考文献
[1]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7页。
[2]王照.《戊戌六月礼部遁折》《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7、28页。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小航文存》[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9页。
[4]王照.《戊戌六月礼部代递奏稿》，《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2页。
[5]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戊戌变法》（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1页。
[6][7]王照.《行脚山东记》，《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53、67页。
[8][9]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77、87页。
[10]王照.《教育以救亡为主脑论》，《小航文存》卷一[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44页。
[11]王照.《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小航文存》卷四[M].文海出版社印行第511—517页。
作者简介：
丁敏，1992，女，貴州湄潭县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中国史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