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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骅，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现为《走近中国》杂志编辑部主任，《时代动漫》杂志主编。央视二套《今日观察》栏目网络评论员，浙江卫视《新闻深一度》栏目特约评论员。曾在内地某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2005年，为寻求新闻理想孤身南下，从此与传媒结下不解之缘，先后供职于南方多家媒体机构，完成从政治秀场到传媒江湖的完美转身。
编者按：《走近中国》杂志是一本面向全球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众生活、文化艺术、民族风情等多方面内容的华语综合性月刊，以“把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世界”为办刊宗旨。作为香港主流媒体，《走近中国》杂志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推崇，每年特批4名全国“两会”驻会专访记者，全面报道“两会”实况。《走近中国》杂志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语刊物之一，受到世界各地友好人士与华人社团及港澳台同胞的喜爱和欢迎，读者不断增加，影响力与日俱增。
记者：6年以前，您还是内地一家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6年后，您却成为了一名媒体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您从政治舞台转变到媒体行业的？
袁家骅：其实做媒体一直是我内心潜藏多年的一个愿望。在政治舞台上，当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的时候，肯定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呼唤你。我觉得在机关做事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当一有机会，我会随时跳出这个圈子，另寻他途。2006年机会终于来了，南方一位做传媒的同学也力陈在南方做传媒的诸多有利因素，再加之我一直热爱新闻行业，新闻机构能够凭借媒体平台为弱势群体呐喊出有力的声音，所以，那年的一个夏夜，我告别家人，背负行囊，孤身南下，踏上了从政治秀场到媒体江湖的转变之路。
记者：置身媒体江湖，您对中国当下的媒体如何看？
袁家骅：在媒体规模上，中国有3亿多的网民，每年有400亿的报纸发行量，有3.5亿的电视受众；在媒体种类上，中国现有3000多个电视频道、2000多份报纸和9000多种杂志，以上数字足以论证中国是一个传媒大国。作为及时传播信息的一种媒介，各种名目的媒体在我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我国对新闻媒体的监管非常严格，这点和国外传媒存在形式略有不同，这是我国政治生态的特殊要求。市场经济时期，大量的文化传播公司相继成立，许多以内刊形式生存的媒体层出不穷，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期刊做得很不错，当然，这和该刊物背后有很多优势资源分不开。行业类期刊，以主导行业的良性发展为契机，积极探索行业内的发展趋势，为行业内商家互相沟通信息，搭建桥梁，应该说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记者：据说您从高中时代就热爱文学，并在高中时代和大学期间都在办校报，您能不能和我们聊聊这二个阶段的成长历程。
袁家骅：我个人认为，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文化繁荣层面，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都是国家近几十年来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那时候，我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高中和大学时期，豪情满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总想做点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学校的支持下，从高二开始，我就和几个同学创立了《踏浪》文学社，我任社长，各年级同学投稿，两个同学负责刻板（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印机打印，印刷都是用蜡笔在蜡纸上刻板，再油印），两三个同学负责油印，印刷二百多份，再派送给老师和同学们，全部是义务奉献，没有一点报酬，蜡纸和油印纸都是学校财务处给购置的。我的高中时期，学校校风特别正，教师真的是兢兢业业一心教书，学生真的是一丝不苟读书，课外活动丰富而又有意义，那真是一段美好的青春记忆，现在回头想想我的高中生活，的确令人难以忘怀。
进入大学以后，从大二就开始办校报，据说当时高招录取我的大学老师也是看中了我有办校报的经验才优先录取的。在大学办校报，条件自然比高中时期好多了，已经开始有了电脑排版和纸质印刷，属于周报，每期发行600多份，从关注校园动态到报道师生文化生活，再到同学们的文学作品发表，已经有了媒体的雏形。回首那段热血沸腾的校园生活，我认为青春岁月不但点缀了我的多样年华，心中无法割舍的文化情结还把我引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从此，骨子里与新闻理想密不可分。
记者：《走近中国》杂志是一本香港杂志，您觉得，香港传媒和内地传媒的最大区别在于什么？您如何给《走近中国》杂志下一个定位？
袁家骅：《走近中国》杂志秉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各地华人交流，搭建商务平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服务理念，为世界各地华人及懂华语的民众提供中国权威、准确、鲜明、生动的新闻和资讯。它的报道立场是立足香港，侧重于世界华人社会及两岸三地间的资讯报道，关注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从正面向世界介绍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面貌、新人物、新经验，把中国和平崛起与和谐发展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世界。2009年创刊的《走近中国》杂志，迄今已出版近30期，每期印行8万册，每期传阅逾40万人次，发行总量逾240万册。发行以来广受赞誉和多方好评，其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日益显现。
严格意义上说，与其他港媒不同，它更多的是密切关注中国近阶段的发展状况，并对中国时局和世界态势有一个冷静的观察和判断，为中央高层和诸多政商界人士提供详实客观的信息。香港媒体虽然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但如何提高公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度，如何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如何扮演好执政党和受众之问的“纽带”角色则是媒体长期追寻的目标。香港报纸版式的特点是“三大两少”，大图片、大标题、大提要，少文字，少主题。一个版，就一个主题，讲透为止。这样一来，新媒体竞争环境下的现代报纸报道的特色就凸显出来了，与网络相比，阅读报纸就变得轻松得多。因此才能讨读者的欢心。
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港媒与内地媒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中国内地报社的新媒体做得风生水起，但是香港却是波澜不惊，没有出现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大张旗鼓地运作新媒体的现象。论发展程度，香港报业的成熟度远比内地高；论竞争程度，香港二十份日报，在700多万人口的地方展开白热化竞争；论报业体制，香港报业的市场化机制非常充分。香港报业的新媒体是看准了才会上项目，不会跟风，不贪大求全。在香港，没有一家报社会兴办明显不赚钱的新媒体，没有一家报社会创办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新媒体，香港报业的新媒体运作相当谨慎。这种谨慎的态度与香港报业的大环境与香港报业的体制机制密切相关。
记者：您还是《时代动漫》杂志的主编，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杂志的发展历程？
袁家骅：作为一本行业杂志，《时代动漫》杂志以“打造动漫集智平台，做好企业营运伙伴“为办刊宗旨，月发行量达3万册，立足珠三角，面向全国，以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分析力及精辟的舆论导向为众多动漫、玩具企业提供专业、深入、全面的资讯；是企业了解市场动态、政策法规、品牌管理等切实而准确的行业信息的窗口。其特点是：栏目丰富，涵盖动漫产业方方面面。《时代动漫》杂志经过近2年的成功运作，已经在全国动漫企业、玩具行业以及动漫高校都拥有了广泛的资源优势，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时代动漫》杂志拟定了更务实的企业服务模式，并得到了文化部相关领导和中央电视台高层人员的称赞。杂志社不断派出记者报道国内以及香港动漫展、玩具展等，并与欧美、日韩的动漫和玩具企业频繁接触，享有独特的国际资源。作为一本行业杂志，在动漫业的媒体还没有普遍开花的节点，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力求扩张，占领高地，独占鳌头，运用科学的市场经营机制开疆拓土。
记者：您采访过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比如联合国官员、法国服装知名设计师、世界经济学家郎咸平、国内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等等。您觉得，采访这些名人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袁家骅：其实，与这些名人近距离沟通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在预约上。利用“学术论坛讲座”和在各大行业展会上采访名人是一件比较直接的采访方法。2009年在深圳服装节，我见到了中国品牌第一人李光斗先生，并对李先生作了一期专访，请他谈了东莞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才能平稳渡过。
2010年，我在东莞虎门镇一个论坛上结识了郎咸平教授。郎教授2001年进入内地以来，其观点震撼华夏两岸三地，而他所分析的企业案例包括名噪一时的德隆和格林科尔深受业界重视，不但具有诊断性，同时更有预见性。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之为“郎旋风”。在那次采访之后，我发出一篇《指点迷津？传经论道？“郎旋风”莅临东莞论剑“产业链整合新思维”》的专题报道，读者阅读该文之后，耳目为之一新，对杂志社表达了赞许。
记者：中国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传统媒体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有人说，传统媒体将会受到网络媒体的颠覆，您怎么看？您刚才也谈到了新媒体在香港的发展并不像国内那么明显，在香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有那么厉害吗？
袁家骅：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全媒体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了，传统媒体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要说传统媒体受到网络的颠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传统媒体，比如纸质媒体，报纸杂志等等，自有它的受众群体，读者有自己的阅读习惯，拿一张报纸或者杂志随意浏览者大有人在。在喝茶的时候，或者坐在车上，谁也不会故意带一台电脑来阅读新闻。网络信息最大的优势在于宽泛的信息量和即时信息，这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优势。在香港，新媒体对传统的冲击就没有那么生猛。香港是个典型的老龄社会。这也是香港新媒体影响力不大的重要原因。大部分老年人都不喜欢使用网络。正像香港新闻联会会长张国所说，香港市民喝早茶，不可能扛台电视机去，只可能拿一份报纸。香港大部分人上网主要是为了商业方面的需要，比如发邮件之类，到网上看新闻的情况很少。用网络比较多的反而是媒体从业人员，查资料、核对数据等，老百姓用得很少。风靡中国的购物网站，在香港就根本发展不起来，原因在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很高，物流送货成本高企，网络购物价格不可能下降，只会比实体店更高。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来看，报纸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与报纸相比，香港网络就很不发达。比如，政府官员要到网络上与市民对话交流，这种情况在香港根本不会出现，主要是香港的各种媒介渠道信息比较畅通，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能做，就不需要再到网络上去表达需求了。在中国内地，眼下的情形是：新媒体的广告量狂飙式增长，而传统媒体的受众量、广告量被迫无奈地分流下降。新媒体的崛起给传统媒体带来的严峻的生存挑战才是传媒人最应该关注的话题。如何办？我觉得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更进一步地融合才是上策。新媒体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双方要在内容与传播手段上优劣互补，扬其长避其短，二者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记者：从媒体人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转型时期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媒体如何报道它？
袁家骅：中国在转型时期遇到的一些麻烦事被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我认为，无论是反面新闻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新闻报道客观真实，能够引起社会的反思和读者的共鸣，新闻主管部门就应该认可这种报道模式，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就应该为社会正义呐喊助威，而不是成为某些利益群体的附庸产品。在现实的语境下，对于一些负面新闻，媒体及时跟踪报道这是没错的，但是一些媒体以片面夸大负面新闻的效应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以此获取更大的广告量，这种现象应该警惕。尽管中国在转型时期，困难重重，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出现了道德沦丧、欺压良善、见利忘义、金钱至上等各种思潮的确需要大加鞭挞。但是，这么大的国家，13亿多人，难道值得弘扬的事件真的寥若晨星？我觉得，这是一个报道视角和新闻理念的问题。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舆论监督必不可少，但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更不可少。如果新闻媒体到处充斥着情杀、暴力、杀人越货，那媒体界真的需要反思了。
记者：现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可谓如火如荼，这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和以前体制内媒体不同，现在的媒体必定要放到市场上去考量，您如何看待体制内媒体和体制外媒体？
袁家骅：我的理解是以市场运作为主的媒体应该是体制外媒体，它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更积极主动地传达不一样的声音；以党管的媒体应该称之为体制内媒体，它是党的喉舌，是政府与民众当中的沟通桥梁，在运营灵活性方面没有体制外媒体灵活，但它的优势是没有生存之忧。现在时政和经济类纸媒体在公众当中的传播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占比，这一点在综合类报纸和时政类杂志中体现的作为明显。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应该值得报人的警惕：媒介之间的新闻同质化现象严重，真正独家新闻报道过少，大家都是一窝蜂地报道同一个热点事件。更大的隐忧是：新闻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是挖掘可歌可泣的典型正面事件更重要。现在充斥在读者眼前的是许许多多的负面新闻，有些甚至是不经核实的报道，我觉得这是新闻工作者应该注意的关键问题。
记者：有许多媒体人都说，做媒体非常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您做媒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袁家骅：做媒体人很累，这是媒体界的共识。但是，只要能为弱势群体说上一句话，能让无力者更有力，能让奋然前行者见到前面还有丝丝亮光，媒体人苦点累点也心甘情愿。“苦并快乐着”应该是许多媒体人的真实写照。我很崇尚新闻界流行的这样一句话：“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这是告诫媒体人要坚守新闻道德底线。
编者按：《走近中国》杂志是一本面向全球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众生活、文化艺术、民族风情等多方面内容的华语综合性月刊，以“把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世界”为办刊宗旨。作为香港主流媒体，《走近中国》杂志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推崇，每年特批4名全国“两会”驻会专访记者，全面报道“两会”实况。《走近中国》杂志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语刊物之一，受到世界各地友好人士与华人社团及港澳台同胞的喜爱和欢迎，读者不断增加，影响力与日俱增。
记者：6年以前，您还是内地一家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6年后，您却成为了一名媒体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您从政治舞台转变到媒体行业的？
袁家骅：其实做媒体一直是我内心潜藏多年的一个愿望。在政治舞台上，当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的时候，肯定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呼唤你。我觉得在机关做事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当一有机会，我会随时跳出这个圈子，另寻他途。2006年机会终于来了，南方一位做传媒的同学也力陈在南方做传媒的诸多有利因素，再加之我一直热爱新闻行业，新闻机构能够凭借媒体平台为弱势群体呐喊出有力的声音，所以，那年的一个夏夜，我告别家人，背负行囊，孤身南下，踏上了从政治秀场到媒体江湖的转变之路。
记者：置身媒体江湖，您对中国当下的媒体如何看？
袁家骅：在媒体规模上，中国有3亿多的网民，每年有400亿的报纸发行量，有3.5亿的电视受众；在媒体种类上，中国现有3000多个电视频道、2000多份报纸和9000多种杂志，以上数字足以论证中国是一个传媒大国。作为及时传播信息的一种媒介，各种名目的媒体在我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我国对新闻媒体的监管非常严格，这点和国外传媒存在形式略有不同，这是我国政治生态的特殊要求。市场经济时期，大量的文化传播公司相继成立，许多以内刊形式生存的媒体层出不穷，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期刊做得很不错，当然，这和该刊物背后有很多优势资源分不开。行业类期刊，以主导行业的良性发展为契机，积极探索行业内的发展趋势，为行业内商家互相沟通信息，搭建桥梁，应该说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记者：据说您从高中时代就热爱文学，并在高中时代和大学期间都在办校报，您能不能和我们聊聊这二个阶段的成长历程。
袁家骅：我个人认为，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文化繁荣层面，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都是国家近几十年来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那时候，我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高中和大学时期，豪情满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总想做点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学校的支持下，从高二开始，我就和几个同学创立了《踏浪》文学社，我任社长，各年级同学投稿，两个同学负责刻板（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印机打印，印刷都是用蜡笔在蜡纸上刻板，再油印），两三个同学负责油印，印刷二百多份，再派送给老师和同学们，全部是义务奉献，没有一点报酬，蜡纸和油印纸都是学校财务处给购置的。我的高中时期，学校校风特别正，教师真的是兢兢业业一心教书，学生真的是一丝不苟读书，课外活动丰富而又有意义，那真是一段美好的青春记忆，现在回头想想我的高中生活，的确令人难以忘怀。
进入大学以后，从大二就开始办校报，据说当时高招录取我的大学老师也是看中了我有办校报的经验才优先录取的。在大学办校报，条件自然比高中时期好多了，已经开始有了电脑排版和纸质印刷，属于周报，每期发行600多份，从关注校园动态到报道师生文化生活，再到同学们的文学作品发表，已经有了媒体的雏形。回首那段热血沸腾的校园生活，我认为青春岁月不但点缀了我的多样年华，心中无法割舍的文化情结还把我引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从此，骨子里与新闻理想密不可分。
记者：《走近中国》杂志是一本香港杂志，您觉得，香港传媒和内地传媒的最大区别在于什么？您如何给《走近中国》杂志下一个定位？
袁家骅：《走近中国》杂志秉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各地华人交流，搭建商务平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服务理念，为世界各地华人及懂华语的民众提供中国权威、准确、鲜明、生动的新闻和资讯。它的报道立场是立足香港，侧重于世界华人社会及两岸三地间的资讯报道，关注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从正面向世界介绍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面貌、新人物、新经验，把中国和平崛起与和谐发展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世界。2009年创刊的《走近中国》杂志，迄今已出版近30期，每期印行8万册，每期传阅逾40万人次，发行总量逾240万册。发行以来广受赞誉和多方好评，其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日益显现。
严格意义上说，与其他港媒不同，它更多的是密切关注中国近阶段的发展状况，并对中国时局和世界态势有一个冷静的观察和判断，为中央高层和诸多政商界人士提供详实客观的信息。香港媒体虽然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但如何提高公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度，如何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如何扮演好执政党和受众之问的“纽带”角色则是媒体长期追寻的目标。香港报纸版式的特点是“三大两少”，大图片、大标题、大提要，少文字，少主题。一个版，就一个主题，讲透为止。这样一来，新媒体竞争环境下的现代报纸报道的特色就凸显出来了，与网络相比，阅读报纸就变得轻松得多。因此才能讨读者的欢心。
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港媒与内地媒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中国内地报社的新媒体做得风生水起，但是香港却是波澜不惊，没有出现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大张旗鼓地运作新媒体的现象。论发展程度，香港报业的成熟度远比内地高；论竞争程度，香港二十份日报，在700多万人口的地方展开白热化竞争；论报业体制，香港报业的市场化机制非常充分。香港报业的新媒体是看准了才会上项目，不会跟风，不贪大求全。在香港，没有一家报社会兴办明显不赚钱的新媒体，没有一家报社会创办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新媒体，香港报业的新媒体运作相当谨慎。这种谨慎的态度与香港报业的大环境与香港报业的体制机制密切相关。
记者：您还是《时代动漫》杂志的主编，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杂志的发展历程？
袁家骅：作为一本行业杂志，《时代动漫》杂志以“打造动漫集智平台，做好企业营运伙伴“为办刊宗旨，月发行量达3万册，立足珠三角，面向全国，以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分析力及精辟的舆论导向为众多动漫、玩具企业提供专业、深入、全面的资讯；是企业了解市场动态、政策法规、品牌管理等切实而准确的行业信息的窗口。其特点是：栏目丰富，涵盖动漫产业方方面面。《时代动漫》杂志经过近2年的成功运作，已经在全国动漫企业、玩具行业以及动漫高校都拥有了广泛的资源优势，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时代动漫》杂志拟定了更务实的企业服务模式，并得到了文化部相关领导和中央电视台高层人员的称赞。杂志社不断派出记者报道国内以及香港动漫展、玩具展等，并与欧美、日韩的动漫和玩具企业频繁接触，享有独特的国际资源。作为一本行业杂志，在动漫业的媒体还没有普遍开花的节点，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力求扩张，占领高地，独占鳌头，运用科学的市场经营机制开疆拓土。
记者：您采访过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比如联合国官员、法国服装知名设计师、世界经济学家郎咸平、国内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等等。您觉得，采访这些名人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袁家骅：其实，与这些名人近距离沟通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在预约上。利用“学术论坛讲座”和在各大行业展会上采访名人是一件比较直接的采访方法。2009年在深圳服装节，我见到了中国品牌第一人李光斗先生，并对李先生作了一期专访，请他谈了东莞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才能平稳渡过。
2010年，我在东莞虎门镇一个论坛上结识了郎咸平教授。郎教授2001年进入内地以来，其观点震撼华夏两岸三地，而他所分析的企业案例包括名噪一时的德隆和格林科尔深受业界重视，不但具有诊断性，同时更有预见性。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之为“郎旋风”。在那次采访之后，我发出一篇《指点迷津？传经论道？“郎旋风”莅临东莞论剑“产业链整合新思维”》的专题报道，读者阅读该文之后，耳目为之一新，对杂志社表达了赞许。
记者：中国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传统媒体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有人说，传统媒体将会受到网络媒体的颠覆，您怎么看？您刚才也谈到了新媒体在香港的发展并不像国内那么明显，在香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有那么厉害吗？
袁家骅：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全媒体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了，传统媒体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要说传统媒体受到网络的颠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传统媒体，比如纸质媒体，报纸杂志等等，自有它的受众群体，读者有自己的阅读习惯，拿一张报纸或者杂志随意浏览者大有人在。在喝茶的时候，或者坐在车上，谁也不会故意带一台电脑来阅读新闻。网络信息最大的优势在于宽泛的信息量和即时信息，这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优势。在香港，新媒体对传统的冲击就没有那么生猛。香港是个典型的老龄社会。这也是香港新媒体影响力不大的重要原因。大部分老年人都不喜欢使用网络。正像香港新闻联会会长张国所说，香港市民喝早茶，不可能扛台电视机去，只可能拿一份报纸。香港大部分人上网主要是为了商业方面的需要，比如发邮件之类，到网上看新闻的情况很少。用网络比较多的反而是媒体从业人员，查资料、核对数据等，老百姓用得很少。风靡中国的购物网站，在香港就根本发展不起来，原因在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很高，物流送货成本高企，网络购物价格不可能下降，只会比实体店更高。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来看，报纸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与报纸相比，香港网络就很不发达。比如，政府官员要到网络上与市民对话交流，这种情况在香港根本不会出现，主要是香港的各种媒介渠道信息比较畅通，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能做，就不需要再到网络上去表达需求了。在中国内地，眼下的情形是：新媒体的广告量狂飙式增长，而传统媒体的受众量、广告量被迫无奈地分流下降。新媒体的崛起给传统媒体带来的严峻的生存挑战才是传媒人最应该关注的话题。如何办？我觉得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更进一步地融合才是上策。新媒体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双方要在内容与传播手段上优劣互补，扬其长避其短，二者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记者：从媒体人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转型时期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媒体如何报道它？
袁家骅：中国在转型时期遇到的一些麻烦事被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我认为，无论是反面新闻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新闻报道客观真实，能够引起社会的反思和读者的共鸣，新闻主管部门就应该认可这种报道模式，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就应该为社会正义呐喊助威，而不是成为某些利益群体的附庸产品。在现实的语境下，对于一些负面新闻，媒体及时跟踪报道这是没错的，但是一些媒体以片面夸大负面新闻的效应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以此获取更大的广告量，这种现象应该警惕。尽管中国在转型时期，困难重重，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出现了道德沦丧、欺压良善、见利忘义、金钱至上等各种思潮的确需要大加鞭挞。但是，这么大的国家，13亿多人，难道值得弘扬的事件真的寥若晨星？我觉得，这是一个报道视角和新闻理念的问题。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舆论监督必不可少，但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更不可少。如果新闻媒体到处充斥着情杀、暴力、杀人越货，那媒体界真的需要反思了。
记者：现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可谓如火如荼，这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和以前体制内媒体不同，现在的媒体必定要放到市场上去考量，您如何看待体制内媒体和体制外媒体？
袁家骅：我的理解是以市场运作为主的媒体应该是体制外媒体，它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更积极主动地传达不一样的声音；以党管的媒体应该称之为体制内媒体，它是党的喉舌，是政府与民众当中的沟通桥梁，在运营灵活性方面没有体制外媒体灵活，但它的优势是没有生存之忧。现在时政和经济类纸媒体在公众当中的传播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占比，这一点在综合类报纸和时政类杂志中体现的作为明显。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应该值得报人的警惕：媒介之间的新闻同质化现象严重，真正独家新闻报道过少，大家都是一窝蜂地报道同一个热点事件。更大的隐忧是：新闻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是挖掘可歌可泣的典型正面事件更重要。现在充斥在读者眼前的是许许多多的负面新闻，有些甚至是不经核实的报道，我觉得这是新闻工作者应该注意的关键问题。
记者：有许多媒体人都说，做媒体非常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您做媒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袁家骅：做媒体人很累，这是媒体界的共识。但是，只要能为弱势群体说上一句话，能让无力者更有力，能让奋然前行者见到前面还有丝丝亮光，媒体人苦点累点也心甘情愿。“苦并快乐着”应该是许多媒体人的真实写照。我很崇尚新闻界流行的这样一句话：“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这是告诫媒体人要坚守新闻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