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东侧，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历史画卷”——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品两万多件中大部分为国宝。在陈列殷商文物的大厅中，醒目地陈列着一尊硕大的青铜四足方鼎，它那简朴浑厚的造型，神秘谲丽的纹饰，巨大的体量，完好的铸件外观，反映了中国殷商时期高超的青铜冶铸技艺，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司母戊鼎”。司母戊鼎是1939年在河南安阳发掘出上的，高 133厘米，长166厘米，宽79厘米，重达875千克，铸成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晚期，被视为中国商周青铜器的代表作之一。
　　
　　殷商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
　　
　　从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可以判言，殷商晚期冶铸场是很大的，以当时技术设备之简陋，没有千人以上的通力合作，很难连续铸成这样的大型铸件。此铸件巨大而无明显铸造缺陷，通体金属成分相对地稳定均匀，反映此时铸造工作组织良好，技术精湛。确实，即便以现在的科技水平，要铸如此巨型铸件而求完美无缺陷也非容易之事，何况 3000年前完全用人力和简单的工具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殷商时期中国青铜铸造的规模和技艺都是居于世界前列的。河南郑州、安阳等地殷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有规模宏大的冶铸场地，其占地面积达数千或万余平方米，残留大量熔炉残壁，坩埚碎片，铸造模子等冶炼设施和用具，还有木炭(燃料)、铜锭、铅块等原材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中下游的郑州、安阳等地并非盛产铜锡的地区，据古籍记载，当时长江以南是盛产铜锡的，这些金属原材料很可能是从数千里外的南方运来。这一方面反映当时商业、运输业的发达，另一方面则反映当时青铜冶铸技术已脱离铜矿石和锡矿石混合冶炼成青铜的早期青铜技艺；进步到先将铜、锡、铅矿物分别冶炼成金属，然后在铸造场地将这些金属按比例重熔再铸成铸件。也就是将冶炼金属和铸造器物分两步进行，这就能更好地控制铸件的成分和性能，也就是有了“合金”概念。
　　青铜主要是铜和锡(有时也用铅和砷)的合金，石器时代晚期某些地区也曾用纯铜(红铜)制作小件器物，称“铜石并用时期”，但在中国发现甚少。青铜的铸造熔点低、流动性好，冷却时体积稍有膨胀，使铸模充填良好，铸件缺陷少，而且青铜的硬度、强度都比红铜好，所以青铜器很快就取代了红铜制品。青铜使用两种以上金属混合熔炼制成，因此其成分的控制就要很讲究，中国古代典籍《周礼，考工记》中“金有六齐”的记述，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这方面的卓越贡献。
　　两种以上金属合炼成的金属材料称合金，中国古代称之为“齐”，读作药物方剂的“剂”。《周礼·考工记》大约成书在春秋年间，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参考文献。此书内记述了“金有六齐”，即青铜器有6种合金配方以适用于制作不同性能的器物，原文是：“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后人对文字中“金”，有不同的理解。如果“金”指青铜则“五分其金而锡居一”就是铜占80％，而锡占20％。如果“金”指铜则“五分其金而锡居一”就成为铜占83％而锡占约 17％。从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化学分析来考察，也与这记述有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理解为，冶铸技术条件和原料成分各有所不同，而书中记述只是官方规范的理想成分，事实执行中大有偏差。不论如何争议，“金有六齐”所陈述的原则是正确的，即青铜中含锡量愈高，青铜器物的硬度愈高而韧性下降。用作“镜燧”的青铜含锡量高的目的是希望器具偏白色、增加反射光的能力。“金有六齐”是人类最早有关合金成分和性能之间关系的论述，是中国古代冶铸匠师经验的结晶，就这点而言，是毫无疑义的。
　　青铜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的青铜时代约始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延绵1500年之久，而在此后还继续使用青铜武器约二三百年，形成了强盛的奴隶王朝夏、商、周，古代文字(甲骨文、金文)已成熟应用，最早的文化典籍如诗经、易经、尚书流传至今，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如周公旦，管仲、孔丘、老子、墨子等一一登上历史舞台。事实上金属材料(青铜)结束了人类的史前时期，从此人类文明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其势头之猛，速度之快，数千年之成就已远非百万年的石器时代所能比拟。
　　欧洲的青铜时代反映在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成就上，为欧洲文化奠定了基础。由于地区技艺资源和社会因素的差异，直到14世纪，尽管铁器在欧洲已普及，而铜和青铜仍是生产最多的金属。美洲则在16世纪欧洲殖民者大举侵人前一直停留在青铜时代。中国则自战国时期 (公元前5世纪)推广铁农具，到西汉初(公元前2世纪)在工具、农具、兵器上已全盘铁器化了。从金属材料的角度来看，强盛的西汉王朝就是一个睥睨世界的铁器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