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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试验稿）已经明确关注这种高层次的阅读需要：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新课标”同时还要求，语文阅读活动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进而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很显然，新课程改革已经意识到培养阅读精神高度的重要意义，较之于过去的语文大纲有关要求，新课标更加关注人文精神。这正是对若干年来语文苍白无力状况的大逆转，反映了语文学科向着人文精神的阔步回归。
但是，如今的学生阅读现状依旧令人十分忧虑，读书群体的单一，读书人数的锐减以及读书层次的低浅，且不说阅读的精神高度难以企及，就连最起码的阅读需要也无法保证。这从我国图书的出版销售令人汗颜的“少量”便可窥见一斑，非小说图书只要销售超过一万册，就被认为是畅销书。在我国，据说馈送“脑白金”是流行的馈赠雅行，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也是据说，在美国常以赠书作为见面礼，如果所赠之书有作者本人的签名，那就更是一种荣耀。成人的行为暂且不说，我们的学生在读些什么书呢？
德国人向来把歌德同孔子相提并论，原因之一就是歌德曾是一位执著的中国文化迷，这在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中有记载。歌德在魏玛的伊尔姆河畔居住的时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阅读了中国书籍，涉猎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领域。其间歌德还翻译了不少中国的诗歌，并且试图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歌德曾说：“中国人几乎和我们有同样的思想、行为和感情……在他们那里，这一切显得多么明朗、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我们从这位“魏玛夫子”的身上看到一种阅读的奇妙作用，它使歌德拥有了世界性的眼光，有了人类至高无上的思想。
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王栋生说，阅读，应当尽早考虑读经典。经典既是民族与人类文化的结晶，也是语言艺术的典范。学生学业重，时间紧，更应当直接了解民族与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直接进入精神文化的制高点。唯有如此，才能解决阅读精神高度的问题。
在济南，也许是与孔子比邻的缘故， “四书五经”被搬进了学生的课堂——当地一些学校正式开设了一门阅读课《国学》。这本阅读教材的编写以“四书五经”为主，从《论语》、《孟子》、《易经》、《左传》、《诗经》中精选了部分文段，引导学生读中国精髓，留文化之根。有关专家对此评价甚高，认为此举正好可以医治时下因国学素养匮乏而导致的营养不良等通病，有利于纠正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山东师范大学袁中岳教授对此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沉淀，其精粹之处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主流内核一脉相承，如诚信、自强、修身等无不神游于古今。学习古文化，既可学习古代语言，又可从中汲取智慧，是两全其美的事。
“四书五经”成为学生阅读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有无相悖？对学生创造力有多大帮助？之所以有如此疑虑，大约与现代语文的起源同西方语言学的东传有关，特别是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占优的情形之下，部分人追潮赶浪渐忘文化之根；或许也因中国古代文化确也养过众多“孔乙己”似的人物，人们谈及古代文化便有些底气不足。其实，当今世界经济知识崛起，异域文化的撞击和沟通遍及全球，做好面向新世纪的人文精神建设这篇大文章，才是一个民族能否以独特的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性问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有教育家说，现代教育只能算是“半人”教育，因为它只关注人的“机械属性”一面，亦即使人成为某一工作的合格劳力，而忽视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涵养——所以，现代教育的今天，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个半成品。在古代诗文里，本身也蕴藏中很多极富创造力的智慧之光，如成语里就有“推陈出新、匠心独运”等力倡创新精神；《论语》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差不多就是今天所言的“全面发展”；孔子的“中庸”很讲究做人处事的“度”，“大同”思想岂是今天世界一体化思潮所能比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原本息息相通，很多大科学家的古文底子都很好，即便是如鲁迅先生这类唱响白话文的先驱，其古文的厚积又有几人能望其项背？钱钟书的《围城》很精彩，但他的《管锥篇》似乎更为有名。
东坡有诗“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一种阅读的精神高度。
读古代文化，必然有些困难。不过读书之道，贵在会意，少时存虑，他日通融，也属常事。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最快乐的是能会意，能自悟。会意并非易得之事，只有丰富的积累，才谈得上会意——这一点，与新课标提倡的个性化阅读不谋而合。
读经典力作，树精神高度；读天下之书，张世界之目，是至理。
大世界的构成是按照“人——从——众”的方式构建的，读书的视野理当由己而人而众，在把根留住的基础上，还得把根须伸得远些才好。国外的许多优秀著作值得终身常读。在一个人的阅读世界里，不能漏掉沙士比亚、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不能缺少尼采、康德这类哲人，否则阅读的精神度怎么也高不起来。比如说读尼采吧，就让无数的人读到一种反判、创新和超越交融的圣哲之说。尼采的思想充满创新的激情和活力，他敢于打破偶像，重估一切价值，尊个性而张精神，追求“超人精神”。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自我”，呼吁人们“成为你自己”，渴望“创造出一轮自己的太阳”。尼采对中国读者的影响，过去远比现在要强烈得多。1902年，梁启超就将马克思与尼采同时介绍给国人；陈独秀、鲁迅等人都表现出对尼采的极大热情，思想和创作受到很大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即以尼采为武器，抨击儒家思想中的糟粕。鲁迅先生也期望以尼采思想为旧中国死水般的病态思维注入鲜活血液，改造守旧懦弱的国民劣根性。
但是，如今的学生阅读现状依旧令人十分忧虑，读书群体的单一，读书人数的锐减以及读书层次的低浅，且不说阅读的精神高度难以企及，就连最起码的阅读需要也无法保证。这从我国图书的出版销售令人汗颜的“少量”便可窥见一斑，非小说图书只要销售超过一万册，就被认为是畅销书。在我国，据说馈送“脑白金”是流行的馈赠雅行，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也是据说，在美国常以赠书作为见面礼，如果所赠之书有作者本人的签名，那就更是一种荣耀。成人的行为暂且不说，我们的学生在读些什么书呢？
德国人向来把歌德同孔子相提并论，原因之一就是歌德曾是一位执著的中国文化迷，这在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中有记载。歌德在魏玛的伊尔姆河畔居住的时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阅读了中国书籍，涉猎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领域。其间歌德还翻译了不少中国的诗歌，并且试图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歌德曾说：“中国人几乎和我们有同样的思想、行为和感情……在他们那里，这一切显得多么明朗、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我们从这位“魏玛夫子”的身上看到一种阅读的奇妙作用，它使歌德拥有了世界性的眼光，有了人类至高无上的思想。
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王栋生说，阅读，应当尽早考虑读经典。经典既是民族与人类文化的结晶，也是语言艺术的典范。学生学业重，时间紧，更应当直接了解民族与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直接进入精神文化的制高点。唯有如此，才能解决阅读精神高度的问题。
在济南，也许是与孔子比邻的缘故， “四书五经”被搬进了学生的课堂——当地一些学校正式开设了一门阅读课《国学》。这本阅读教材的编写以“四书五经”为主，从《论语》、《孟子》、《易经》、《左传》、《诗经》中精选了部分文段，引导学生读中国精髓，留文化之根。有关专家对此评价甚高，认为此举正好可以医治时下因国学素养匮乏而导致的营养不良等通病，有利于纠正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山东师范大学袁中岳教授对此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沉淀，其精粹之处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主流内核一脉相承，如诚信、自强、修身等无不神游于古今。学习古文化，既可学习古代语言，又可从中汲取智慧，是两全其美的事。
“四书五经”成为学生阅读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有无相悖？对学生创造力有多大帮助？之所以有如此疑虑，大约与现代语文的起源同西方语言学的东传有关，特别是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占优的情形之下，部分人追潮赶浪渐忘文化之根；或许也因中国古代文化确也养过众多“孔乙己”似的人物，人们谈及古代文化便有些底气不足。其实，当今世界经济知识崛起，异域文化的撞击和沟通遍及全球，做好面向新世纪的人文精神建设这篇大文章，才是一个民族能否以独特的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性问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有教育家说，现代教育只能算是“半人”教育，因为它只关注人的“机械属性”一面，亦即使人成为某一工作的合格劳力，而忽视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涵养——所以，现代教育的今天，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个半成品。在古代诗文里，本身也蕴藏中很多极富创造力的智慧之光，如成语里就有“推陈出新、匠心独运”等力倡创新精神；《论语》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差不多就是今天所言的“全面发展”；孔子的“中庸”很讲究做人处事的“度”，“大同”思想岂是今天世界一体化思潮所能比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原本息息相通，很多大科学家的古文底子都很好，即便是如鲁迅先生这类唱响白话文的先驱，其古文的厚积又有几人能望其项背？钱钟书的《围城》很精彩，但他的《管锥篇》似乎更为有名。
东坡有诗“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一种阅读的精神高度。
读古代文化，必然有些困难。不过读书之道，贵在会意，少时存虑，他日通融，也属常事。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最快乐的是能会意，能自悟。会意并非易得之事，只有丰富的积累，才谈得上会意——这一点，与新课标提倡的个性化阅读不谋而合。
读经典力作，树精神高度；读天下之书，张世界之目，是至理。
大世界的构成是按照“人——从——众”的方式构建的，读书的视野理当由己而人而众，在把根留住的基础上，还得把根须伸得远些才好。国外的许多优秀著作值得终身常读。在一个人的阅读世界里，不能漏掉沙士比亚、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不能缺少尼采、康德这类哲人，否则阅读的精神度怎么也高不起来。比如说读尼采吧，就让无数的人读到一种反判、创新和超越交融的圣哲之说。尼采的思想充满创新的激情和活力，他敢于打破偶像，重估一切价值，尊个性而张精神，追求“超人精神”。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自我”，呼吁人们“成为你自己”，渴望“创造出一轮自己的太阳”。尼采对中国读者的影响，过去远比现在要强烈得多。1902年，梁启超就将马克思与尼采同时介绍给国人；陈独秀、鲁迅等人都表现出对尼采的极大热情，思想和创作受到很大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即以尼采为武器，抨击儒家思想中的糟粕。鲁迅先生也期望以尼采思想为旧中国死水般的病态思维注入鲜活血液，改造守旧懦弱的国民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