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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给予了很多关注，积累了大量有关西南民族的文献资料，王建民老师首先对中国古代对于西南的著述予以了回顾，其中包括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唐代樊绰根据在南诏实地生活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蛮书》十卷，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是记载少数民族习俗的上乘之作， 清贵州巡抚田雯著《黔书》两卷，书中记述广泛， 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苗族等82个族群的人物形象， 古代西藏著名药学经典《晶珠本草》的作者帝尔玛·丹增彭措在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等地进行了2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
王建民老师认为，由于文化偏见等原因，这些资料记录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著作，现代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肇端是在人类学学科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在西方民族学原著翻译和观点介绍之后不久，部分清末至民国初年赴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与民族学或与民族学有关的零星活动。 1914年，丁文江作西南地质
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并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有关文章。
1919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國人葛维汉（D·C·Graham）等人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在内的各种文物和标本。同时期成立的机构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还开展了许多次大型的田野调查，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编辑员陶云逵、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赴云南进行滇缅边界未定界地区民族调查。1935年，民族史家、历史学家方国瑜参加了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调查，对滇西进行实地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1 1936年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对川西理番、汶川一带羌族进行了调查。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马长寿等人对四川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等地彝族和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羌族、藏族等进行实地调查， 1934年春，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雷马峨屏考察团，1934年春，庄学本对于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地区的藏族和羌族进行调查，历经艰险，前后历时6个月。
二、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对世界人类学的可能贡献
王铭铭这篇文章主要谈到了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他认为，如果说西南在世界人类学界对中国研究有一定地位的话，那这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才开始奠定的。 王铭铭首先回顾了古今中外对于西南研究的一些成果，至今，西方学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开始有了一些成果，王铭铭认为西方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关于西南地区“族群性”的研究，即identity，是身份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学者们都很关心西南地区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这个阶段人类学界才试图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西南这个地区与中华帝国的关系，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国的西南研究起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学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我们有了一些丰厚的研究积累。 国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在解放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学者们只是为了学科的建设，而到西南进行一些体质、语言、文化方面的调查。他们所做的调查涉及面很广，综合性很强，但我们很难从这些经验研究中看出什么理论和观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分类；另一个阶段是对边疆的研究，或者边政学研究，实际上这类研究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恰恰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很多很优秀的作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无论是民族识别，还是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西南都是最核心的地方。王铭铭并不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西南的研究有什么特别值得模仿的东西，也不是说我们国内的研究一无是处。我认为，我们能借西南的研究来思索中国人类学整体的问题，并以此来思考世界人类学对我们有什么启发，以及西南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启发。
王铭铭觉得西南人类学研究应该思考问题有三个，分别是思考费孝通先生与利奇（Edmund Leach）的不同、土司问题、物质文化。费孝通先生与利奇有什么不同呢？费孝通先生和利奇都是做的类型的比较研究，但费先生的类型研究里主要侧重于村社之间的在农业、商业、工业方面的差异比较，而利奇在他的类型研究里面则注意到了不同类型之间是有关系的。 在土司问题方面，王铭铭认为，土司制度是中央和边疆所形成的一种有中华帝国自身特色的上下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中的“国家阴谋”并不明显。因此这类学者看到了中华帝国政体的间接性，也就是说，从土司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向来具有如今所谓的“民族地区自治”的特点。 在对于西南民族研究的土司问题上看，王铭铭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他认为，1950年以前，西南地区土司的复杂心态一直影响着这个地区所有民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但是我们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真正的研究。以往的土司研究都是在谈帝国与边疆的关系，但是假如我们以所谓的边疆为中心，像利奇那样思考西南这里的政治权威人物之所以有着如此复杂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类型，而不是单一的一种。这样我们的土司研究就有可能更深入一步。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点式问题是物质文化，首先，以成都平原边缘向山地高原延伸出来的地理场景下，汉、彝、羌、藏等民族的饮食与宗教以分明的海拔层次表现出清晰可感的物质文化上的差异。这条线很震撼，似乎汉人与少数民族沿着这一线的山麓存在着明显的物质文化情景的差异，同时之间又有关联。 其次是沟壑纵横的西南地区存在着的各式各样的桥。譬如风格汉化的贵州侗族风雨桥，四川西部的铁索桥，还有凉山地区由衙门修建的桥，好像在汉人的势力所到达的地方除了修土司衙门之外，似乎建桥就是第二首业。 最后，西南地区在物质文化上给我的一个触动，是民族识别之后在西南地区曾经广泛存在的不把朝廷的文化当作文物，而只把少数民族的文化被当作文物的现象。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以华北、东南汉区社会为研究主题和以西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二种倾向，中国西南族群文化的探索也开始在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崭露头角。本文简要回顾了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们在中国西南所从事的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概念之争、书写政治与文化展示研究。本文概述了各种类型的基本特点，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进程进行了反思。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谈到美国人类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中国的研究取向逐渐从东南转向西南，从华北、东南转向西南，从汉人社区转向边疆少数民族，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所经历的不仅是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转变，也是学术关怀与研究范式的转型。 遗憾的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似乎这种中国区域问美国人类学家研究兴趣的转型并未真正实现一种跨境文化的视野，对中国族群性的分析并未完全“回归”于美国本土，从而实现对美国的族群问题的比较与批评性研究。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谈了“族群研究的取向”，随着二战的结束，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迁入北美国家，相应的“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机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学中建立起来。此时由于学者们相信在现代“民族一国家”的体系下，要研究的是“社会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因而这些机构针对的议题多为外来移民的生活适应、相关法律、社会平等以及认同矛盾等问题。 从80年代开始，带着对“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一体化、同质化的反思与批判，一些重新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将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内部族群文化的多元异质性与民族问题之上，并着力于从“中心一边缘”的模式，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构架进行一番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析。 从理论范式的取向来看，20世纪80年代正值政治经济学派对美国乃至整个人类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第三部分要回顾了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们在中国西南所从事的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概念之争、书写政治与文化展示研究。第一种范式，从时间上来讲，大致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要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可以归纳为对“族群”与“民族”的概念辨析与争论，这是美国学者远离中国近30年后，在进入西南地区的早期所关注的问题。 第三种范式，主要是通过文化展示（cultura lrepresentation）的理论来探讨少数民族社区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所涉及的族群空问关系、权力格局、发展与保护以及女性性别等问题，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西南研究影响较大的一种研究倾向。严格说来，民族历史的撰述也是一种文化展示，但在这一阶段中，受风靡西方学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潮的影响，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图像（image）与展示（performance）的问题，这与传媒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化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
四、区域民族学与李绍明先生的中国西南研究
文章首先介绍了“西南”的学术概念，李绍明先生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建树卓著，是中国民族学界具有跨时代影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响的重要人物之一。围绕李绍明先生如何定位与表述“西南”以及怎样推动“西南研究”等问题，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进行了学术回顾，思考当代中国民族学的西南研究如何在前人开创的区域研究传统上，获得研究视野和范式的拓展。
文章首先介绍了“西南”的学术概念，在《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一文中，李绍明先生指出：“‘西南民族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 可见，在李绍明先生眼中，西南民族研究有着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归属，其研究的区域范围是一个“大西南”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心中的“西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越了行政区划的学术区域概念。
文章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如何进行西南研究，1981年成立致力于区域研究的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接着学会又在西南地区做了多次的大型调查，在西南研究区域模式兴起的背后，除了有西南学术界在人際关系和项目课题上积极地进行横向联合之因素外，还反映着西南学者区域主体意识的增强。在改革开放学科重建之前，西南实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场景，学者们更多地是关心这一地区的国家化进程，诸如民族识别、国家建构、地方关系整合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而李先生早期参与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以及西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等工作，也都是以西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整合为目的，这也使得其对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研究的边政学传统多有继承。 西南研究区域模式的兴起既标志着学术之西南横向联合的成熟，也突显着人文之西南跨越思考的形成。李绍明先生在这一系列转变中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给予了很多关注，积累了大量有关西南民族的文献资料，王建民老师首先对中国古代对于西南的著述予以了回顾，其中包括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唐代樊绰根据在南诏实地生活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蛮书》十卷，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是记载少数民族习俗的上乘之作， 清贵州巡抚田雯著《黔书》两卷，书中记述广泛， 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苗族等82个族群的人物形象， 古代西藏著名药学经典《晶珠本草》的作者帝尔玛·丹增彭措在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等地进行了2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
王建民老师认为，由于文化偏见等原因，这些资料记录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著作，现代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肇端是在人类学学科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在西方民族学原著翻译和观点介绍之后不久，部分清末至民国初年赴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与民族学或与民族学有关的零星活动。 1914年，丁文江作西南地质
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并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有关文章。
1919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國人葛维汉（D·C·Graham）等人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在内的各种文物和标本。同时期成立的机构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还开展了许多次大型的田野调查，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编辑员陶云逵、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赴云南进行滇缅边界未定界地区民族调查。1935年，民族史家、历史学家方国瑜参加了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调查，对滇西进行实地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1 1936年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对川西理番、汶川一带羌族进行了调查。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马长寿等人对四川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等地彝族和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羌族、藏族等进行实地调查， 1934年春，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雷马峨屏考察团，1934年春，庄学本对于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地区的藏族和羌族进行调查，历经艰险，前后历时6个月。
二、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对世界人类学的可能贡献
王铭铭这篇文章主要谈到了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他认为，如果说西南在世界人类学界对中国研究有一定地位的话，那这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才开始奠定的。 王铭铭首先回顾了古今中外对于西南研究的一些成果，至今，西方学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开始有了一些成果，王铭铭认为西方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关于西南地区“族群性”的研究，即identity，是身份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学者们都很关心西南地区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这个阶段人类学界才试图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西南这个地区与中华帝国的关系，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国的西南研究起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学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我们有了一些丰厚的研究积累。 国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在解放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学者们只是为了学科的建设，而到西南进行一些体质、语言、文化方面的调查。他们所做的调查涉及面很广，综合性很强，但我们很难从这些经验研究中看出什么理论和观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分类；另一个阶段是对边疆的研究，或者边政学研究，实际上这类研究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恰恰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很多很优秀的作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无论是民族识别，还是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西南都是最核心的地方。王铭铭并不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西南的研究有什么特别值得模仿的东西，也不是说我们国内的研究一无是处。我认为，我们能借西南的研究来思索中国人类学整体的问题，并以此来思考世界人类学对我们有什么启发，以及西南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启发。
王铭铭觉得西南人类学研究应该思考问题有三个，分别是思考费孝通先生与利奇（Edmund Leach）的不同、土司问题、物质文化。费孝通先生与利奇有什么不同呢？费孝通先生和利奇都是做的类型的比较研究，但费先生的类型研究里主要侧重于村社之间的在农业、商业、工业方面的差异比较，而利奇在他的类型研究里面则注意到了不同类型之间是有关系的。 在土司问题方面，王铭铭认为，土司制度是中央和边疆所形成的一种有中华帝国自身特色的上下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中的“国家阴谋”并不明显。因此这类学者看到了中华帝国政体的间接性，也就是说，从土司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向来具有如今所谓的“民族地区自治”的特点。 在对于西南民族研究的土司问题上看，王铭铭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他认为，1950年以前，西南地区土司的复杂心态一直影响着这个地区所有民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但是我们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真正的研究。以往的土司研究都是在谈帝国与边疆的关系，但是假如我们以所谓的边疆为中心，像利奇那样思考西南这里的政治权威人物之所以有着如此复杂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类型，而不是单一的一种。这样我们的土司研究就有可能更深入一步。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点式问题是物质文化，首先，以成都平原边缘向山地高原延伸出来的地理场景下，汉、彝、羌、藏等民族的饮食与宗教以分明的海拔层次表现出清晰可感的物质文化上的差异。这条线很震撼，似乎汉人与少数民族沿着这一线的山麓存在着明显的物质文化情景的差异，同时之间又有关联。 其次是沟壑纵横的西南地区存在着的各式各样的桥。譬如风格汉化的贵州侗族风雨桥，四川西部的铁索桥，还有凉山地区由衙门修建的桥，好像在汉人的势力所到达的地方除了修土司衙门之外，似乎建桥就是第二首业。 最后，西南地区在物质文化上给我的一个触动，是民族识别之后在西南地区曾经广泛存在的不把朝廷的文化当作文物，而只把少数民族的文化被当作文物的现象。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以华北、东南汉区社会为研究主题和以西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二种倾向，中国西南族群文化的探索也开始在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崭露头角。本文简要回顾了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们在中国西南所从事的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概念之争、书写政治与文化展示研究。本文概述了各种类型的基本特点，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进程进行了反思。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谈到美国人类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中国的研究取向逐渐从东南转向西南，从华北、东南转向西南，从汉人社区转向边疆少数民族，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所经历的不仅是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转变，也是学术关怀与研究范式的转型。 遗憾的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似乎这种中国区域问美国人类学家研究兴趣的转型并未真正实现一种跨境文化的视野，对中国族群性的分析并未完全“回归”于美国本土，从而实现对美国的族群问题的比较与批评性研究。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谈了“族群研究的取向”，随着二战的结束，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迁入北美国家，相应的“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机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学中建立起来。此时由于学者们相信在现代“民族一国家”的体系下，要研究的是“社会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因而这些机构针对的议题多为外来移民的生活适应、相关法律、社会平等以及认同矛盾等问题。 从80年代开始，带着对“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一体化、同质化的反思与批判，一些重新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将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内部族群文化的多元异质性与民族问题之上，并着力于从“中心一边缘”的模式，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构架进行一番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析。 从理论范式的取向来看，20世纪80年代正值政治经济学派对美国乃至整个人类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第三部分要回顾了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们在中国西南所从事的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概念之争、书写政治与文化展示研究。第一种范式，从时间上来讲，大致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要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可以归纳为对“族群”与“民族”的概念辨析与争论，这是美国学者远离中国近30年后，在进入西南地区的早期所关注的问题。 第三种范式，主要是通过文化展示（cultura lrepresentation）的理论来探讨少数民族社区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所涉及的族群空问关系、权力格局、发展与保护以及女性性别等问题，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西南研究影响较大的一种研究倾向。严格说来，民族历史的撰述也是一种文化展示，但在这一阶段中，受风靡西方学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潮的影响，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图像（image）与展示（performance）的问题，这与传媒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化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
四、区域民族学与李绍明先生的中国西南研究
文章首先介绍了“西南”的学术概念，李绍明先生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建树卓著，是中国民族学界具有跨时代影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响的重要人物之一。围绕李绍明先生如何定位与表述“西南”以及怎样推动“西南研究”等问题，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进行了学术回顾，思考当代中国民族学的西南研究如何在前人开创的区域研究传统上，获得研究视野和范式的拓展。
文章首先介绍了“西南”的学术概念，在《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一文中，李绍明先生指出：“‘西南民族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 可见，在李绍明先生眼中，西南民族研究有着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归属，其研究的区域范围是一个“大西南”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心中的“西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越了行政区划的学术区域概念。
文章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如何进行西南研究，1981年成立致力于区域研究的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接着学会又在西南地区做了多次的大型调查，在西南研究区域模式兴起的背后，除了有西南学术界在人際关系和项目课题上积极地进行横向联合之因素外，还反映着西南学者区域主体意识的增强。在改革开放学科重建之前，西南实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场景，学者们更多地是关心这一地区的国家化进程，诸如民族识别、国家建构、地方关系整合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而李先生早期参与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以及西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等工作，也都是以西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整合为目的，这也使得其对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研究的边政学传统多有继承。 西南研究区域模式的兴起既标志着学术之西南横向联合的成熟，也突显着人文之西南跨越思考的形成。李绍明先生在这一系列转变中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