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年，消费性公共风险不断出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消费性公共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笔者分析认为，虽然分权制改革后中国的财政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消费领域则出现了丛生的公共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进而更好地降低公共风险的危害。
　　关键词：消费性公共风险 公共产品 公共财政体制
　　
　　 一、公共风险与消费性公共风险
　　所谓“公共风险”，即是能产生“群体性事件或影响”、而又无法由社会个体承担的风险。现阶段可见的与财政相关的公共风险主要是消费领域的公共风险，主要包括：
　　（一）可获得性风险，买不起的风险
　　即没钱或钱不够而买不起的风险，如食品、教育、医疗、养老等，如果没钱就不能消费。
　　（二）可及性风险，买不到的风险
　　即有钱也买不到所期望的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如洁净的水和空气、流行病防治、宜居的环境、良好的治安等。
　　（三）信息不对称风险，买得到，但不安全的风险
　　对诸如汽车、各种家电、家具的质量以及医疗、教育的有效性，由于受知识水平和劳动分工的限制，人们对此类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是不清楚的，往往是被动接受，等到出现了严重后果才知晓。
　　 二、公共品供给不足引发消费性公共风险
　　城市转型加剧，人口数量持续扩张，自然灾害、各类矛盾和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这些公共风险却没有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鼓吹的“下溢假设”那样逐步消失，反而越来越突出。诱发这些公共风险的根源在哪?仔细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公共风险，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公共风险的出现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短缺有关。当前我国本末倒置的财政体制改革在诱导政府收入权意识的同时，还扭曲和降低了政府的公共支出意愿，政府掠夺式的敛财行为和公共职能的缺失，使财政活动偏离了公众利益的轨道。
　　（一）农村公共品短缺形成的消费性公共风险
　　分税制后，收入层层集中而上，支出层层分向下的收支体制下，基层财政及其派出机构几乎成为一个资源吸收的大海绵，基层政府的这种逆财政公共性行为导致农民负担加重。这让无话语权和无法有投票机会的农民只能采取无声的反抗，即对农业投入的意愿下降，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持续，收入差距水平一再扩大。
　　不仅如此，城乡公共品和服务供给在政府城市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作用下也表现出明显差距。相关研究表明，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能享用到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22:1。收入能力的下降与农村公共品消费较低的普及性，使得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总人口55%以上的农村居民占比不到25%。农村居民较低的消费能力使农村消费市场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可以说，基层政府财政支出公共性的严重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
　　（二）公共事业过度市场化带来的消费性公共风险
　　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一些原本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的社会事业逐步走向市场。在一切以效率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社会政策的严重缺失，再加上分税制并没有对政府与市场的责任以及政府之间的责任作出明确划分，使得原本属于政府职责的公共事业在这场市场化过程中也被一并推向了市场，从而导致公共事业的过度市场化。
　　 三、风险倒逼促使公共财政体制完善
　　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责任缺失，不仅对经济和社会甚至对政府执政基础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即便如此，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不可能也不会突破已有的利益结构作出自发式的支出意愿调整。在现行财政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解决公共风险只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雄厚的资金作保障，当前我们的中央财政除了在政策上表现出对公共风险高度关注外，还通过自身财政支出意愿调整和各项转移支付制度主动介入公共事业领域。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范、降低消费领域的公共风险，我们必须重塑财政体制，深化财政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调整财政的支出范围以及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消费的可获得性风险、可及性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促进我国财政体制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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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永友.体制激励、支出结构与公共风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
　　［3］布坎南.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5）(责任编辑：韩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