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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O!这真是一本从封面就开始让人笑出声来的小说——白色的背景之上,四个眯着眼的绅士(哦,还有的戴着夸张的单片眼镜),一个个摆出不看破真相决不罢休的气势,螺旋状环绕着盯看,仿佛真相就如同动物园里的猩猩一样被一众围观似的。可是这四双从不同角度盯着的眼睛就能够看到真相了么?诺克斯的这本《陆桥谋杀案》告诉我们:哦!不,亲爱的。可能那就是一出尴尬的喜剧呢!
符合这种有趣情境的,是我听到过的一个笑话。它的大意是,某天你观察一个车站上等车的人,并像大侦探那样推测他的身份。如果你是福尔摩斯的话,甭管那人手上的伤疤是勇斗歹徒还是不小心刮到的,他的职业一定会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一下子就成了个刚出道的工匠。但不幸你是华生的话,真抱歉,甭管你说什么,一定有三点:第一点,错。第二点,错。第三点,哦,上帝!别冒充福尔摩斯了。《陆桥谋杀案》里就有着四位穷极无聊的“福尔摩斯”,天天期盼着天上掉下个凶案。在真正的凶案发生后,欢天喜地地开始探案,他们嚼舌根、挖个人历史、作出种种看似合理严肃的推测。但打住,尽管这些人这些事看起来的确很滑稽,但出人意料的是,一个个解释都如此精巧细致、创意十足,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一部分解答却依旧散发出惊人的魅力。然而,更绝的是,当结局来临时,我们得知:他们所给出的解答都是错的!瞬间,福尔摩斯都变成了华生……
诺克斯在这部讽刺“推理”为乐的推理小说中,并没有塑造出丑角般的侦探来展示推理的无用。正因为每个解答都那么精巧,那么具有内涵,在读者眼中都是作者花了大力气大功夫去构思想出的诡计,所以它们本质上的错误更让人啧啧称奇。逻辑的塔楼渐次搭起,瑰丽而恢宏,却在最后一刻倾倒崩坏,留下庸俗、平板、简单、现实的真相。如此,这部具有启示意义的作品,在推理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OK,让我们来看一下作品中诡计的设计部分。在整个文章开端就放出了迷惑人心的车票票据、密码纸条以及一张写着各种物品的“购物清单”。到了中盘,迷惑人心的票据摇身一变成了心理诡计的主战场,可直到末尾,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购物清单是一个意料不到的障眼法的道具。还有那个好玩的密码纸条,消失又出现,出现又消失,还得出过啼笑皆非的结果。整个剧情洋溢着热热闹闹的各种喜剧,让这部在逻辑上令人绝望的作品亮点频现。
说在逻辑上令人绝望,是因为《陆桥谋杀案》这部作品如同一部寓言书告诉我们类似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凡事观察,必有误解;凡事推导,必有漏洞。推理真相的逻辑链条必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推导的基石出现些微的偏差,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而完全确认每一个逻辑推导又是不可能的,这何尝不令人沮丧,并且怀疑推理的真实作用呢?
那么,为何《陆桥谋杀案》《特伦特最后一案》《毒巧克力命案》这样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反推理小说又能够轻松地俘获我们的心呢?
因为我们都是贪婪的孩子。反推理小说在讽刺推理的同时,也溶化了推理的严肃性,模糊了它神圣与一本正经的表情,用一个又一个独具匠心的巧思与意外的结局,以轻盈的姿态飞跃而起。这其中,不管是福尔摩斯还是华生,借由他们口中所摆出的一个个解答,都是作者所要展示给我们的图景,让人为之赞叹为之倾倒。
阅读推理小说是为了获得游戏的乐趣,而不是去考虑去探求现实中的真相是如何在罗生门中被掩埋。对推理小说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对每一部小说都会许下一个预设。这个预设可能是密室是死亡留言是不在场证明,而最后别管作者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最重要的就是,他有没有创造出你所惊叹的答案。而无论它多么天马行空,甚至到最后根本不是真相,都会让人满足。推理小说的本质就是挂在你头前的胡萝卜,吊着你的胃口让你和作者一路在阅读的跑道上欢快地奔向美丽的终点。
日本推理作家西泽保彦说过:“所谓的本格,便是不依赖物件证据,只靠逻辑解谜;实际上案件是否解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逻辑是否美丽。”我们都是贪婪的孩子,忘记了自己是华生而不是福尔摩斯,在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尽情地吮吸推理小说中虚构而美丽的逻辑。
罗纳德•A•诺克斯(Ronald•A• Knox,1888-1957),曼彻斯特主教之子,毕业于牛津大学。1919年起担任天主教神父,编译了“诺克斯版”《圣经》。1925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所著作品都是布局奇特、风格幽默的“游戏化”经典之作。同时,诺克斯非常注重推理小说的理论研究,享有“福尔摩斯学之父”的称号。1928年,他制定了“推理十诫”,明确规范了推理小说的创作规条,是推理小说史上先知式的人物。
附罗纳德•A•诺克斯作品列表
长篇作品:
《陆桥谋杀案》(The Viaduct Murder,1925)
《三个水龙头》(The Three Taps: A Detective Story Without a Moral,1927)(布莱顿系列)
《闸边足印》(The Footsteps at the Lock,1928)(布莱顿系列)
《筒仓陈尸》(The Body in the Silo,1933)(布莱顿系列)
《依然死亡》(Still Dead,1934)(布莱顿系列)
《双重反间》(Double Cross Purposes,1937)(布莱顿系列)
合撰作品(与侦探俱乐部成员合撰):
《铲子》(The Scoop,1930)
《屏风后面》(Behind the Screen,1931)
《漂浮的旗舰》(The Floating Admiral,1931)
短篇作品:
《密室行者》(Solved by Inspection,1931)
《倒下的偶像》(The Fallen Idol,1935)
《动机》(The Motive,1938)
符合这种有趣情境的,是我听到过的一个笑话。它的大意是,某天你观察一个车站上等车的人,并像大侦探那样推测他的身份。如果你是福尔摩斯的话,甭管那人手上的伤疤是勇斗歹徒还是不小心刮到的,他的职业一定会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一下子就成了个刚出道的工匠。但不幸你是华生的话,真抱歉,甭管你说什么,一定有三点:第一点,错。第二点,错。第三点,哦,上帝!别冒充福尔摩斯了。《陆桥谋杀案》里就有着四位穷极无聊的“福尔摩斯”,天天期盼着天上掉下个凶案。在真正的凶案发生后,欢天喜地地开始探案,他们嚼舌根、挖个人历史、作出种种看似合理严肃的推测。但打住,尽管这些人这些事看起来的确很滑稽,但出人意料的是,一个个解释都如此精巧细致、创意十足,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一部分解答却依旧散发出惊人的魅力。然而,更绝的是,当结局来临时,我们得知:他们所给出的解答都是错的!瞬间,福尔摩斯都变成了华生……
诺克斯在这部讽刺“推理”为乐的推理小说中,并没有塑造出丑角般的侦探来展示推理的无用。正因为每个解答都那么精巧,那么具有内涵,在读者眼中都是作者花了大力气大功夫去构思想出的诡计,所以它们本质上的错误更让人啧啧称奇。逻辑的塔楼渐次搭起,瑰丽而恢宏,却在最后一刻倾倒崩坏,留下庸俗、平板、简单、现实的真相。如此,这部具有启示意义的作品,在推理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OK,让我们来看一下作品中诡计的设计部分。在整个文章开端就放出了迷惑人心的车票票据、密码纸条以及一张写着各种物品的“购物清单”。到了中盘,迷惑人心的票据摇身一变成了心理诡计的主战场,可直到末尾,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购物清单是一个意料不到的障眼法的道具。还有那个好玩的密码纸条,消失又出现,出现又消失,还得出过啼笑皆非的结果。整个剧情洋溢着热热闹闹的各种喜剧,让这部在逻辑上令人绝望的作品亮点频现。
说在逻辑上令人绝望,是因为《陆桥谋杀案》这部作品如同一部寓言书告诉我们类似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凡事观察,必有误解;凡事推导,必有漏洞。推理真相的逻辑链条必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推导的基石出现些微的偏差,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而完全确认每一个逻辑推导又是不可能的,这何尝不令人沮丧,并且怀疑推理的真实作用呢?
那么,为何《陆桥谋杀案》《特伦特最后一案》《毒巧克力命案》这样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反推理小说又能够轻松地俘获我们的心呢?
因为我们都是贪婪的孩子。反推理小说在讽刺推理的同时,也溶化了推理的严肃性,模糊了它神圣与一本正经的表情,用一个又一个独具匠心的巧思与意外的结局,以轻盈的姿态飞跃而起。这其中,不管是福尔摩斯还是华生,借由他们口中所摆出的一个个解答,都是作者所要展示给我们的图景,让人为之赞叹为之倾倒。
阅读推理小说是为了获得游戏的乐趣,而不是去考虑去探求现实中的真相是如何在罗生门中被掩埋。对推理小说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对每一部小说都会许下一个预设。这个预设可能是密室是死亡留言是不在场证明,而最后别管作者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最重要的就是,他有没有创造出你所惊叹的答案。而无论它多么天马行空,甚至到最后根本不是真相,都会让人满足。推理小说的本质就是挂在你头前的胡萝卜,吊着你的胃口让你和作者一路在阅读的跑道上欢快地奔向美丽的终点。
日本推理作家西泽保彦说过:“所谓的本格,便是不依赖物件证据,只靠逻辑解谜;实际上案件是否解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逻辑是否美丽。”我们都是贪婪的孩子,忘记了自己是华生而不是福尔摩斯,在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尽情地吮吸推理小说中虚构而美丽的逻辑。
罗纳德•A•诺克斯(Ronald•A• Knox,1888-1957),曼彻斯特主教之子,毕业于牛津大学。1919年起担任天主教神父,编译了“诺克斯版”《圣经》。1925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所著作品都是布局奇特、风格幽默的“游戏化”经典之作。同时,诺克斯非常注重推理小说的理论研究,享有“福尔摩斯学之父”的称号。1928年,他制定了“推理十诫”,明确规范了推理小说的创作规条,是推理小说史上先知式的人物。
附罗纳德•A•诺克斯作品列表
长篇作品:
《陆桥谋杀案》(The Viaduct Murder,1925)
《三个水龙头》(The Three Taps: A Detective Story Without a Moral,1927)(布莱顿系列)
《闸边足印》(The Footsteps at the Lock,1928)(布莱顿系列)
《筒仓陈尸》(The Body in the Silo,1933)(布莱顿系列)
《依然死亡》(Still Dead,1934)(布莱顿系列)
《双重反间》(Double Cross Purposes,1937)(布莱顿系列)
合撰作品(与侦探俱乐部成员合撰):
《铲子》(The Scoop,1930)
《屏风后面》(Behind the Screen,1931)
《漂浮的旗舰》(The Floating Admiral,1931)
短篇作品:
《密室行者》(Solved by Inspection,1931)
《倒下的偶像》(The Fallen Idol,1935)
《动机》(The Motive,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