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琦兄是出版界的奇士、骑士与士大夫。他文史双栖、出人学术，思接千载、纵横中西，古风犹存、特立独行。以《倾听灵魂》自省于出版界书界，以《批评的风骨》独立于士林书林，以《涵泳经典》觉醒于人生的价值。这三本书的结纂，基本上勾勒出了他迄今三个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
　　一个月来，我集中阅读了世琦兄的四部著作，除以上三本外，还重读了《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作为出版同行，作为同门学弟，对世琦兄的论著我发自内心地敬佩。在《涵泳经典》即将出版之际，世琦兄嘱咐我作为“知者”引言，实不敢当，推又难却，只有遵命，聊发观感。
　　世琦兄以他丰硕的文字成果向我们展示了多重身份。他是学者，又是文艺评论家，但首先是个编辑、出版人、出版家。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职出版社任编辑，之后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历三十余年出版变迁而不改编辑职业之初衷，执着的个性让我心存敬意。其间，他创办并主编人物传记双月刊《名家》，勇敢地刊发于光远的《我所接触和观察到的耀邦》一文，并策划创作编发浩然传记专辑《“浩然”正气，笑傲文坛》，其敏锐的时代意识、选题意识，敢于突破的出版勇气，以及追求创新、追求长久影响力的出版探索，让我看到了风华正茂的出版人的时代担当和出版家的胸怀气魄。出版只有在突破中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无疑，世琦兄以其众多的颇具影响力的精品图书证实了燕赵出版的实力。
　　翻阅《倾听灵魂》，我明显感知到2002年的分界变化。之前世琦兄是以出版人或者说是以编辑掌门人的角度去关注图书的，之后则是以书籍评论家的视野寻觅于中外文史间。之前他感知《全元散曲》中狂放的关汉卿，评说《汤用彤全集》《吴祖光选集》《贾平凹人生小品》，但更多的是解讀本社出版的书籍，比如《中国学生运动简史》《二十世纪中国史》等。之后他的笔锋指向与自己的性情更为息息相通的世界文学巨匠，一步步走近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曼斯菲尔德、海泽、乔治·桑、斯特林堡、罗曼·罗兰、茨威格、里尔克、拉尼茨基等。在文学大家智慧的文字王国，世琦兄找到了“异端的权利”，体验到了“思想的含量和文字的重量”，感受到了“思想的魅力和文字的魅力”。由此，作者完成了由出版人向文艺评论家的转向，这一凤凰浴火般的精神洗礼让我们的书评界多了一些业内的自省。
　　完成精神蜕变的世琦兄找到了独立表达声音的书写方向。出版于2010年的《批评的风骨》向我们展示了作者作为书评家、文艺评论家的精神风骨和精神追求。作者不仅直言评说师友的论著，更将批评的目光聚焦于自己的精神偶像和精神景仰者。前者有曾镇南、吴福辉、谢大光、孙郁、祁淑英、汪淏、范用等人的论著书评，后者则是一方面反复论说鲁迅与黑塞，另一方面又广及余英时、金克木、钱穆、顾随、谢晋、张恨水等一代大家的文艺文化论著。对鲁迅的关注是作者文艺评论中的浓墨重彩，是一以贯之的复视。收人本集的七篇有关鲁迅的文章，将视野从国内扩展至海外，介绍旅美华人作家木心对鲁迅的评价，持续关注了韩国学者、台湾学者对鲁迅研究的起起伏伏的历程和第三方观点。作者不仅生发“鲁迅如海，让人们常读常新”感悟之慨，更从不同角度切人鲁迅不同时期的精神世界。作者摘引的韩国学者的评论观点——“鲁迅是形成东亚地区智的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桥梁”，“鲁迅依然是东亚乃至创导东亚话语的桥梁”，在当今错综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如何重建中华精神，读来依然思绪万千。
　　对黑塞及其作品的持续评论标志着作者作为文艺评论家的成熟，尤其是《赫尔曼·黑塞对禅宗的研究与评价》一文，颇具专业性，这篇论文标志着作者已进入黑塞专业评论家行列。在其研究黑塞的九篇文章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刊发于《河北大学学报》的《人类文化史上伟大的智者黑塞》，此文被选人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师参考书，对扩大黑塞在中国的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作者喜爱黑塞，源自“黑塞特立独行的性格，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对民族前途的忧患，对本民族劣根性的探索，对写作艺术的精益求精”，但更重要的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和喜怒哀乐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感同身受”，同时黑塞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让作者十分感动，对黑塞精神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基因揭示的初衷开启了作者研究黑塞的跋涉之路。凡此种种，通过黑塞研究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的精神追求。
　　即将出版的《涵泳经典》以及已经出版的《申涵光与河朔诗派》让我体会到了世琦兄的另一精神转向——与古今士大夫的声气相投，以人文学者为价值追求的精神取向终于成型。从早年撰写的《中国古代十大公子》《颜氏家训校注》等书中，我们已经追寻到了世琦兄的士大夫情结。而对孙奇逢、申涵光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则让我们坚定地相信，在世琦兄的精神世界里，士是理想，也是行动。在《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一书中旁及顾炎武、傅山、孙奇逢、魏裔介、魏象枢、杨思圣、王士禛、朱彝尊等明清易代之际众多南北文士，在他追寻这批文人士大夫的游学过程中，世琦兄实际上也是在寻找自己的‘、灵归止。
　　在继续挖掘鲁迅、黑塞的特立精神之外，世琦兄也不断地拓展他的精神同道圈。他关注梁启超、余英时的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是为研究申涵光做前期准备;他评论台静农、顾随、孙犁，一任“酒旗风暖”，苦涩之中遍洒脱，蕴含心领神会之交接;他两评李泽厚的中国哲学登场问题，并审视安东尼·肯尼的《牛津西方哲学简史》，将学术批评的视野延展至中西哲学新视阈，追寻终极意义的努力开始走向自觉。与当代学人的交游以及对他们论著的评论成为世琦兄近年的写作主题之一，他阅读陈涌、净慧、蒋寅、孙郁、管士光、吴福辉笔下的精神世界，充满两情相悦的激越文字，让我体会到了他读到一本与之精神相通的好书之后的喜悦，向世人推荐成为他毫不迟疑的责任与担当，这才是评论家的真正底色。
　　在我看来，世琦兄的文艺评论文章至少有三点是深深打动我的：首先，其文犹如大河，初看波澜不惊，但反复端详却雄浑博大，厚味十足。世琦兄的专业是历史学，他的视角往往是历史的，他的评论文字常常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譬如，他在总结黑塞时说：“现在回顾黑塞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对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继承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滔天巨浪中，立定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夜郎自大，又不崇洋媚外，应该是很有益处的。”这类高点俯视、文风朴实、不尚华丽但又充满历史通识的语句时时可见，其史家风范也时时显见。其次，其古典文学功底十分深厚，尤其是对古典诗词的把握十分稳熟，在行文之中常常信手拈来。例如，他评价黑塞的小品文时说：“他描写提契诺的小品文字涉笔成趣，篇篇珠玑，令人想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所不同的是柳宗元峭洁清远，情绪压抑，而黑塞是天朗气清，其乐无穷，与‘孤舟蓑笠翁，独钓江寒雪’不同，黑塞让人想起‘来时不似人间世，日暖花香山鸟啼’。”这类诗文引征在世琦兄的评论中俯拾即是，几成一个特有的文评特色。再者，其观点独立，独抒己见，与其所评书籍、所评作家神气相投，思想相接，绝不矫揉造作。他每评论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对其文字的阅读几乎是竭泽而渔的。他在读拉尼茨基《我的一生》时说：“由于这部自传巨大的思想和人文精神含量，我阅读的时候能够明显地感到它文字的重量，它对我的心灵产生的冲击，每每引起我感情的共鸣和思想深处的震撼，以至我每读完一章就要强迫自己停下来，消化、吸收它文字中的思想，品味文字的弦外之音。”这种评论的态度、阅读的认真、思索的专注以及对精神世界探索的执着，让我肃然起敬。
　　世琦兄早年编辑、中年文学、壮年史学、一生出版的跌宕文字生涯，不可谓不奇;其勇闯书评、出人文艺批评、指点文史哲的勇气，不可谓不是评论界骑士;其以人文学者自许，甘与古今壮怀激烈的文人雅士交游、不懈寻求精神同道的士大夫情怀，不可谓不属士人之列。遵世琦兄之嘱，我已知无不言，但是否贴切，唯一的评判路径是——翻开作者的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