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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20世纪40年代起西藏在中美关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暂时将西藏问题搁置一边。从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对西藏的关注重又升温。这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深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它提供了人们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所以，美国不会轻易转变其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对西藏地区的政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由两国历史文化、国家利益、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相互差异引起的。
关键词：美国；西藏政策；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75-02
一
关于意识形态，一般说来，是关于人和社会本质的相互关联的价值观、思想和信仰体系。它包括一整套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是对社会最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思想。它也常常包括对改善社会的信仰，包括一个社会的图景以及实现的手段[1]。
对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对权力与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意识形态不过是为这种追求辩护的工具。其二是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具有实质性的影响[2]。本文立意从第二种观点出发，探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
从80年代中后期即里根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对西藏的关注重又升温，西藏成为美国向中国推行人权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许没有任何一种美国外交政策同意识形态的关联比人权外交更明显、更始终如一。”[3]基于此，本文以里根政府为例分析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把涉足中国西藏、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活动视为其在亚洲总体战略中遏制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协助西藏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团体袭扰入藏解放军[4]。此外，在外交上美国继任政府强烈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于1559年、1961年和1965年3次通过决议，督促中国撤出西藏，对西藏人权和自由遭到践踏的情况表示关切，“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文化与宗教生活”[5]。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将西藏问题搁置一边，停止了对达赖喇嘛的财政支持。1978年美国政府首次明确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奉行新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张形势已非常明显，不能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有丝毫妥协，必须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承担起领导民主国家在全世界击退苏联共产主义进攻的责任。其领导班子认为：“福特政府时期战略上的被动和卡特政府时期对人权圣战的过分虔诚，消弱了反共产主义独裁政府的意志，侵蚀了西方盟友的信心，并且鼓动了苏联及其操纵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冒险行动。”[6]在其上台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里根政府放弃了最初忽视人权的做法，开始把人权政策纳入反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之中。
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在美国的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两国战略合作的迫切性开始减弱，于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再次显露出来”[7]。美国对西藏的关注重又升温，西藏成为美国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1984年10月9日，共和党议员戈德华特攻击中国西藏人权状况的言论被列入《国会记录》[8]。这是第一次有议员在国会大会上发表此类言论，引起议员们关注。1985年6月24日，91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北京和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及藏人代表举行直接谈判，推动中国政府考虑达赖喇嘛及其人民公正合理的要求[9]。但此时美国官方立场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主要关注的仍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西藏问题并没有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里根政府后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问题成为80年代末期中美人权分歧最严重的三大问题（西藏、计划生育、民主）之一。国会支持西藏的力度加大，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所谓的“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决议案”[10]。12月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该修正案，并和另外200余项修正案一起捆绑在《1988—1989年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关系授权法案》之中。12月22日，里根总统签署同意，开启了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先例。
同年9月，达赖喇嘛在国会的邀请下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提出关于西藏地位的5点和平计划。中国政府指责美国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喇嘛的华盛顿之行和国会对于西藏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促进了西藏对于中国政府的反抗。1987年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6日，拉萨发生了3次大规模骚乱，这是自1959年西藏发动武装叛乱以来最大的反抗活动。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敦促白宫“把西藏人民的待遇作为发展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要求美国总统今后批准向中国出售和转让军事装备时“必须断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并及时解决西藏人权问题”[11]。随着西藏在美国公众中的关注程度提高，西藏问题已变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理应减少因人权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对此美国著名的中国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由于人权问题是美国人的民族精髓，因此美国人是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的。”[12]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人权政策的原因有军事实力、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美国人权政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是美国例外论[13]。“其核心观点是：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自主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理念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14]这使得美国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并孕育了美国人的“救世”情结，他们相信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应该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榜样[15]。人权政策就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以自己信奉的“四大自由”为标准，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指摘，想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 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主导思想之一，在哲学层面上讲，强调个人尊严、平等、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享有某些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社会层面上，从强调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出发主张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利益[16]。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说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即“真正的人权应该由美国权利法案所列举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所组成”。也就是说“如果国际版的人权不同于美国的版本，那么美国版的就是正宗”[17]。西藏的政治自由是中美在西藏问题上的尖锐分歧之一。美国政府和国会一致断定，西藏没有政治自由，中国是西藏的“外来压迫者”，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西藏。1987年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时，美国国会的立法议案活动非常活跃。他们断定中国政府侵犯言论和集会自由。这就是美国人的版本。他们做出判断的标准是美国的法律和认识方法，从没有真正考察过那些在骚乱中被捕的人是否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是单纯地以侵犯言论和集会自由为由对中国政府大力攻击。
美国是一个宗教情结很浓的国家，他们的祖辈就是为逃避欧洲大陆的宗教迫害追求政治自由而来，所以对宗教信仰格外关注。美国宣称西藏地区的寺庙和宗教文化被破坏、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散布得最广的言论恐怕就是指责中国破坏西藏文化。美国的人权卫士很少有人真正实地考察过西藏，他们依据的大部分是西藏分裂势力提供的材料。这种“‘西藏情结’与他们被独特的藏族风情、语言、文化所深深吸引有关”[18]，但缺乏的是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和态度。
美国的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博弈贯穿其中。“人权外交与意识形态联结的环节之一就是理想主义传统。人权外交政策表明，美国不仅要在国内保护和扩大美国人所尊崇的人权，而且要在全世界追求人权，把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价值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这就显示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19]“现实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和其他强制性权力均衡或优势，来推进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20]两者很多时候会有冲突。虽然国会强烈批评中国在西藏地区侵犯人权，但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白宫不希望西藏问题影响更广泛的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仍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力图使战略利益与人权平衡起来。但是国会与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合作”，把西藏问题作为美国打击中国的一张牌。
意识形态深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它提供了人们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所以，美国不会轻易转变其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对西藏地区的政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由两国历史文化、国家利益、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相互差异引起的。为此双方必须加强对话，扩大合作的领域，“找出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基础的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各自国家的人权”[21]，“制定一些指导原则来处理人权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分歧”[22]，以打破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
参考文献：
〔1〕〔2〕〔15〕〔16〕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1，10-15，85-86.
〔3〕〔7〕〔19〕〔20〕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29，580，557，121.
〔4〕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M].The University Press Kansas，2002.199.
〔5〕〔11〕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79-80.
〔6〕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
〔8〕〔9〕刘连第，王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167，80.
〔10〕〔12〕〔22〕埃兹拉·沃格尔.田斌，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中美关系[C].新华出版社，1998.80，12，157.
〔13〕陶美心.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9-104.
〔14〕〔17〕周琪.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108-109.
〔18〕〔21〕王芳.美国国会与西藏问题（1980-2003）：一种历史的考察[J].国际观察，2004，（2）.21，155.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美国；西藏政策；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75-02
一
关于意识形态，一般说来，是关于人和社会本质的相互关联的价值观、思想和信仰体系。它包括一整套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是对社会最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思想。它也常常包括对改善社会的信仰，包括一个社会的图景以及实现的手段[1]。
对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对权力与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意识形态不过是为这种追求辩护的工具。其二是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具有实质性的影响[2]。本文立意从第二种观点出发，探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
从80年代中后期即里根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对西藏的关注重又升温，西藏成为美国向中国推行人权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许没有任何一种美国外交政策同意识形态的关联比人权外交更明显、更始终如一。”[3]基于此，本文以里根政府为例分析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把涉足中国西藏、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活动视为其在亚洲总体战略中遏制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协助西藏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团体袭扰入藏解放军[4]。此外，在外交上美国继任政府强烈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于1559年、1961年和1965年3次通过决议，督促中国撤出西藏，对西藏人权和自由遭到践踏的情况表示关切，“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文化与宗教生活”[5]。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将西藏问题搁置一边，停止了对达赖喇嘛的财政支持。1978年美国政府首次明确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奉行新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张形势已非常明显，不能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有丝毫妥协，必须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承担起领导民主国家在全世界击退苏联共产主义进攻的责任。其领导班子认为：“福特政府时期战略上的被动和卡特政府时期对人权圣战的过分虔诚，消弱了反共产主义独裁政府的意志，侵蚀了西方盟友的信心，并且鼓动了苏联及其操纵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冒险行动。”[6]在其上台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里根政府放弃了最初忽视人权的做法，开始把人权政策纳入反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之中。
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在美国的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两国战略合作的迫切性开始减弱，于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再次显露出来”[7]。美国对西藏的关注重又升温，西藏成为美国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1984年10月9日，共和党议员戈德华特攻击中国西藏人权状况的言论被列入《国会记录》[8]。这是第一次有议员在国会大会上发表此类言论，引起议员们关注。1985年6月24日，91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北京和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及藏人代表举行直接谈判，推动中国政府考虑达赖喇嘛及其人民公正合理的要求[9]。但此时美国官方立场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主要关注的仍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西藏问题并没有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里根政府后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问题成为80年代末期中美人权分歧最严重的三大问题（西藏、计划生育、民主）之一。国会支持西藏的力度加大，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所谓的“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决议案”[10]。12月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该修正案，并和另外200余项修正案一起捆绑在《1988—1989年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关系授权法案》之中。12月22日，里根总统签署同意，开启了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先例。
同年9月，达赖喇嘛在国会的邀请下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提出关于西藏地位的5点和平计划。中国政府指责美国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喇嘛的华盛顿之行和国会对于西藏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促进了西藏对于中国政府的反抗。1987年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6日，拉萨发生了3次大规模骚乱，这是自1959年西藏发动武装叛乱以来最大的反抗活动。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敦促白宫“把西藏人民的待遇作为发展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要求美国总统今后批准向中国出售和转让军事装备时“必须断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并及时解决西藏人权问题”[11]。随着西藏在美国公众中的关注程度提高，西藏问题已变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理应减少因人权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对此美国著名的中国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由于人权问题是美国人的民族精髓，因此美国人是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的。”[12]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人权政策的原因有军事实力、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美国人权政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是美国例外论[13]。“其核心观点是：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自主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理念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14]这使得美国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并孕育了美国人的“救世”情结，他们相信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应该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榜样[15]。人权政策就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以自己信奉的“四大自由”为标准，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指摘，想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 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主导思想之一，在哲学层面上讲，强调个人尊严、平等、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享有某些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社会层面上，从强调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出发主张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利益[16]。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说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即“真正的人权应该由美国权利法案所列举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所组成”。也就是说“如果国际版的人权不同于美国的版本，那么美国版的就是正宗”[17]。西藏的政治自由是中美在西藏问题上的尖锐分歧之一。美国政府和国会一致断定，西藏没有政治自由，中国是西藏的“外来压迫者”，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西藏。1987年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时，美国国会的立法议案活动非常活跃。他们断定中国政府侵犯言论和集会自由。这就是美国人的版本。他们做出判断的标准是美国的法律和认识方法，从没有真正考察过那些在骚乱中被捕的人是否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是单纯地以侵犯言论和集会自由为由对中国政府大力攻击。
美国是一个宗教情结很浓的国家，他们的祖辈就是为逃避欧洲大陆的宗教迫害追求政治自由而来，所以对宗教信仰格外关注。美国宣称西藏地区的寺庙和宗教文化被破坏、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散布得最广的言论恐怕就是指责中国破坏西藏文化。美国的人权卫士很少有人真正实地考察过西藏，他们依据的大部分是西藏分裂势力提供的材料。这种“‘西藏情结’与他们被独特的藏族风情、语言、文化所深深吸引有关”[18]，但缺乏的是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和态度。
美国的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博弈贯穿其中。“人权外交与意识形态联结的环节之一就是理想主义传统。人权外交政策表明，美国不仅要在国内保护和扩大美国人所尊崇的人权，而且要在全世界追求人权，把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价值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这就显示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19]“现实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和其他强制性权力均衡或优势，来推进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20]两者很多时候会有冲突。虽然国会强烈批评中国在西藏地区侵犯人权，但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白宫不希望西藏问题影响更广泛的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仍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力图使战略利益与人权平衡起来。但是国会与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合作”，把西藏问题作为美国打击中国的一张牌。
意识形态深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它提供了人们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所以，美国不会轻易转变其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对西藏地区的政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由两国历史文化、国家利益、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相互差异引起的。为此双方必须加强对话，扩大合作的领域，“找出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基础的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各自国家的人权”[21]，“制定一些指导原则来处理人权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分歧”[22]，以打破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
参考文献：
〔1〕〔2〕〔15〕〔16〕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1，10-15，85-86.
〔3〕〔7〕〔19〕〔20〕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29，580，557，121.
〔4〕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M].The University Press Kansas，2002.199.
〔5〕〔11〕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79-80.
〔6〕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
〔8〕〔9〕刘连第，王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167，80.
〔10〕〔12〕〔22〕埃兹拉·沃格尔.田斌，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中美关系[C].新华出版社，1998.80，12，157.
〔13〕陶美心.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9-104.
〔14〕〔17〕周琪.人权与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108-109.
〔18〕〔21〕王芳.美国国会与西藏问题（1980-2003）：一种历史的考察[J].国际观察，2004，（2）.21，155.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