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张爱玲的小说原著《色·戒》中，对于“性”的描写不过是间接性的闲闲一笔，而且作者写“性”的用意恰恰在于否定“性”的重要性。
　　那是在王佳芝回首检点、评估自己与汉奸易先生之间关系的本质时方才涉及“性”事：“有这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辜鸿铭——引者注)说的”，但是，王佳芝“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她的性经验可以为她的判断作证：当初，为了使她这位处女在勾引易先生时不至于露怯。邝裕民等人安排有过宿娼经历的梁闰生为她“启蒙”，可是，此种颇富诡异张力的性爱并未使梁闰生真的能够“到”王佳芝的“心里”去，相反，“像她自己，不是本来讨厌梁闰生，只有更讨厌他?”至于易先生，更谈不上给她带来快感：“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
　　毫无疑问，在小说(以及电影)的情节结构中，王佳芝的临阵反水是高潮、是拐点、是使作品耸动人心、骇人听闻的力量所在。当然，背叛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更何况，此次背叛的代价如此惨重，断送了自己和“同志们”的性命，遗落了家国千秋大义。那么。促使王佳芝这位业余特务在刺杀行动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突然反水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且看原著，在约定动手的珠宝店中，王佳芝佯装挑选钻戒以拖住易先生，等待同伴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可是，就在最后关头，王佳芝投向易先生那一瞥的所见所感，却要命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于是她迅速做出选择：“‘快走’，她低声说。”原来有爱!原来如此!
　　张爱玲自是带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哀悯凝视王佳芝为爱而死的极端清醒与极端糊涂。在创作《色·戒》之时，小说主人公的男女原型及其“本事”(国民党女特工郑萍如刺汪伪情报要员丁默村)必与作者自己和汪伪高官胡兰成的爱恨情仇互文生义吧?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既然王佳芝／易先生(郑萍如／丁默村)是张爱玲映照自身难堪岁月的镜像，那么，无怪乎小说原著坚斥“性”的意义而力挺“爱情”了。试想，背叛“同志”、背叛民族，放过易先生这样满手同胞血污的日特精英、汉奸翘楚，本身便是百口莫辩的自污名节之事。若沉迷的原因竟然是卑劣的肉欲，那将令人情何以堪!?相反，根据某些颇为“特殊”的“人道”、“人性”、“小资”的逻辑方式，爱情却是可以获得特赦的。只要有爱，世间一切话语都可以当作耳旁风，任它起落聚散。因而，老易毫不迟疑地处死王佳芝和她的同学的举动，却能得到作者明抑暗扬的款款体悟：“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俨俨然成就一曲地老天荒的爱情绝唱。
　　
　　二
　　
　　小说自然可以用叙述性的语言细致地描述王佳芝心理状况微妙而意义重大的变化，从而使情节的陡转不至于生硬突兀、逻辑断裂。可是，若电影导演不愿以画外音插入的方式破坏故事的生活质感(毕竟，谁能在生活中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呢)，那么，瞬间心理转换的表现对于电影而言，就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不过，李安却自有辣手狠招，于是，电影版《色·戒》“创造性”地放大、厚描、铺陈了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性事，其热烈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尽管《色·戒》的内地公映版已经剪辑、净化了所谓的“床戏”，但是，通过纸质媒体、新闻网站数月以来对于围绕影片的种种事件、花絮所作的连篇累牍的全方位报道。我们还是大体知晓了其构成内容：首先，性虐待——梁朝伟所饰的易先生抽出皮带抽打汤唯饰演的已然衣不蔽体的王佳芝；其次，全裸的男女主角摆出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性姿势无休无止的翻滚折腾、口交，直到精疲力竭；第三，也是最“出彩”之处，名震两岸四地乃至东南亚地区，并且因为《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因而也小有国际知名度的梁朝伟，居然在一个镜头中裸露出自己的“私处”。
　　电影中王佳芝确然体验到小说中王佳芝所未能体验的快感(“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所以才会有王佳芝性事之中每每抑制不住激情而主动亲吻易先生的撩人举动和性事之后因满足而松弛的神色(这一切剪辑版中也可以看到)，以及王佳芝对于上级为了获得更多情报而迟迟不愿动手的爆发性愤怒：“他不但要往我身体里钻，还要像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这可真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啊!这一点无疑使观众在极度震惊的同时极为兴奋：原来王佳芝(乃至于女人)可以在为性而性的性事中体验到如此强烈的快感高潮!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在小说中，王佳芝既不相信名学者能说出“那样下作的话”，也“不相信那话”，并且得到来自于自身体验的证明。这就意味着，小说对于辜鸿铭骇世之言的否定性引用在电影中竟然成为判断的基础。
　　于是，影片中的王佳芝完全因为性而被易先生俘获，肉体的快感使得国家、民族、抗日、救亡等等话语对于她本来就不彻底的主体意识塑造结果终而土崩瓦解。姑且不论王佳芝行为的青红皂白，无论如何，她的背叛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性”，电影情节也因此具有了可以自证合理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内地观众往往指责剪辑后王佳芝的转变过于僵硬。
　　所以，尽管电影《色·戒》的广告宣传始终以张爱玲开道，李安在一切发布会场合每每言必称张爱玲，而且，某享有“盛誉”的华裔美籍教授亦盛赞李安版《色·戒》改编极其成功，尽显原著幽微之意云云，但是，将王佳芝心理转换的深层动因干脆利落地归结为性，并以火爆激烈、震人心魄(在香港被界定为三级片、在美国则是顶级限制NC-17)的性场景说服观众接受这一心理转化，无疑是大违张爱玲本意的一次极为强悍的改写，若张爱玲泉下有知，不免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三
　　
　　李安的改写获得了可观的效益，当然，以七分钟的“床戏”获得十倍于男女主角始终在床上翻翻滚滚的三级片的票房收益，《色·戒》自有其特定的原因。首先，电影情节建基其上的原著“故事”的艺术水准与可观赏性远远高于三级片那些胡编乱凑的情节；其次，李安一流大导演的身份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不过，我们也必须心平气和地承认李安对于电影艺术出色的感觉，光、影、镜头的运用往往恰到好处，营造了具有一流艺术表达水准的佳品；第三，梁朝伟自非三级片中那些藉藉无名之辈(若侥幸成名例如某某者，则要“把衣服再穿起来”，而断然不愿再演裸戏)，对于华语观众、影迷而言，他几乎已经具有熟人甚至亲人的心理意义，“伟仔”于声名显赫之际慨然露体，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号召力。将以上三点综合起来就是《色·戒》的深层本质：大导演、大 明星、大制作，以高度的艺术水准赋予情色内容(直接来自于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色情片的性虐待、口交、花样翻新的性动作等等)以艺术合法性，所以，电影虽然名为《色·戒》，却以勃勃的兴致描摹性事奇观，正是“劝百讽一”之古谕的生动注释。上述种种也是其票房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同时意味着，李安并非因为电影语言难以描摹微妙的心理状态方才替代性的着意于可以形诸银幕的“性”，事实上，“性”正是李安处心积虑的目标。这也是李安继武侠题材、同性恋题材之后又一次“铤而走险”，果然是不老的宝刀、永远的先锋。
　　以情色为中心甚至引发了种种增殖性的话语，人民网刊发文章《影迷模仿<色戒>性爱动作受伤欲告李安》并为各大网站转载，《信息日报》(2007年11月7日)于是刊载专家文章告诫观众不可模仿高难度动作。此外，内地删剪激情戏也招致物议沸腾，深圳观众于是组团去香港观赏所谓的完整版，而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董彦斌则状诉有关管理部门和放映影院，讨要消费平等权。此讯息一经网上媒体和纸质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得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进入更为广泛的话语空间，并使得我们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我们真的能够允许在分级制度之下使情色电影获得合法放映的空间吗?最后，奥斯卡金像奖评委组拒绝《色·戒》参评，乃至诱发了美国影评界的一番论辩，等等。无论如何，李安的情色操演是成功的，足足酿造了一场此刻依然在升温的全球性话语事件，这一切，最终无疑都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票房收入。
　　尽管李安以“性”易“爱”使得电影版《色·戒》有所不同于小说原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若说沉溺一己之肉欲而甘愿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行止可恨、可笑、可怜、可耻，那么，为了所谓的爱情而背弃家国正义也并不能稍减其可恨、可笑、可怜、可耻之分毫，裴多菲传唱世界的名诗本是如此内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以，就王佳芝因为一己之私(不管是私欲还是私情)自甘沉沦这一点而言，二者一模一样，电影不过撕破了温情的面纱直现肉欲真实而已。不过，最令人惊诧的是，小说发表的当年便招致严厉的批评(“为汉奸张目”)，而影片自放映以来却只有一边倒的赞美唱和之声，难道我们真的伤疤已好，可以全然忘记历史的剧烈怆痛了?若说医学专家告诫观众不可盲目模仿影片中的性爱动作以免受伤是出于生理考虑的提醒，那么文艺评论者也应当出于价值考虑提醒观众，千万不可忘记易先生本是汉奸，而露骨的情色内容也不能因为包装的精美便成为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