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这些年执政者、学界与民间的共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的复兴来支撑”，然而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和传统本身，在过去一百年间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何修复、传承、复兴，是很多学者和思想家共同关系的问题。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牟钟鉴提出，要以常道与变道来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以共相与殊相来梳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南风窗》记者就这个问题与牟先生进行了对话。
　　牟先生出生于1939年的山东烟台，经历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195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87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现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直到今天。他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中讲解过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的相关情况。他的谈话中闪现着老一辈学人的学问根基和深厚的智慧。

常道与变道

　　南风窗：您提到常道与变道，以及冯友兰先生谈及共相与殊相这两对概念对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作用。
　　牟钟鉴：常道与变道更侧重在时间上，贯通古今的问题；共相与殊相主要是空间上，中西文化怎样看待的问题。前者是针对古今，后者是针对中西。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
　　南风窗：那我们先从时间上开始谈。常道与变道的概念怎样理解？何为常道，何为变道？
　　牟钟鉴：我的理解，常道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具有普遍性的超时代的价值。它可以跨越时代，对儒家来讲，叫五常，仁义礼智信。常道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变道来体现。所以常和变是互相结合的。
　　从两汉时期开始，根据当时巩固宗法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三纲。三纲孔子孟子没有提，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的意思就是它说了算。变道并不是不合理，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要巩固宗法制度。但是它具有时代性，离开了特定历史时期就不适用了，还需要变。
　　五常的基本内涵是永恒的，仁，仁者爱人；义者，正义；礼，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是文明礼貌；智，智慧；信，诚信，说话能够守承诺。这五常在具体解释上有一些不一样，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不会过时的。
　　每一个时期除了變道以外，还有一些是完全偏离道的。观点也好行为也好，那不是道。杀人放火，侵略战争，欺压百姓，这不是变道，这在任何时期都是违背社会秩序的，这一点需要区别开来。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讲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也在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你讲君臣关系，已经过时了，现在没有君了。如果你把领导被领导的关系讲成是君臣关系，那就是糟粕了。父子关系，人格是平等的，夫妻关系也是如此，早就妇女解放了。所以说，三纲已经过时了。今天有新的、时代的道德规范来体现五常。
　　一个是超时代的普遍价值，永恒性的，另一个是符合每个时期的，时代改变了就要变革。这就是常道与变道的区别。
　　南风窗：儒家传统本身是个体系，如果用常道变道来划分，就比较清晰了。
　　牟钟鉴：是的。孔子的论语讲到损益，它就是讲常中有变。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是常道丢了，只守变道。不讲仁义，不爱人了，只讲三纲，不讲五常。表面上讲，实际上不讲，那么国家就会处于衰败状态，清代末年就是这个问题。守其变道，灭其常道。
　　五四运动是有贡献的。旧礼教确实阻碍社会的进步，但是比较激进的一派分不清变道和常道，一概地取消，就造成了中国人缺乏文化自信，容易走向全盘西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么现在呢，吸取了教训，但是复苏不是那么快的。因为我们一百年不分青红皂白反传统，我们文化的根系受到了损害，复苏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慢慢来，也不能太着急。要通过教育和传播让它一点一点慢慢复苏，根子还有。常道你想让它完全消灭不可能，民间还有。
　　南风窗：对于常道变道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体现，您可以再说多一点吗？
　　牟钟鉴：汉代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武帝和董仲舒讨论的时候没有说“独尊儒术”，这四个字是汉书以后才开始有的。表彰六经，现在说四书五经，当时还有乐经，后来丢掉了。汉代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上不是多元的—任何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都不是多元的。但是它容纳民间思想的多元，比如黄老，后来又出现了道教，这些都并没有被扼杀。
　　到了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没有统一的文化政策。接下来隋唐，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时期，儒道佛三教鼎立，儒家为主，佛教道教作为补充，同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传进来。所以社会是多元的，开放的。儒家的常道是主要体现在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就是唐太宗用儒家思想来治国，用五常和八德来治国，关心民生，减少赋税，任用君子贤能，远离小人，等等。而且唐太宗有一点非常好，他实行华夷一家，华是华夏，夷是少数民族，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平等，是一家。虽然后来有起伏，后来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等，有政策的起伏，但是基本上还是三教鼎立的关系。

一个是超时代的普遍价值，永恒性的，另一个是符合每个时期的，时代改变了就要变革。这就是常道与变道的区别。

　　到了宋明一直到清前期，也基本上是三教鼎立的态势。一个鼎最牢靠的是三个脚，两个脚四个脚都不稳固，三个脚是最稳固的。儒家的常道，道家的常道，佛教的常道，互相吸收，相互渗透，这样维系发展就比较平稳了。当然每个朝代都不一样，有很多变化的东西。
　　像原来讲五经，《周易》《诗经》《礼经（礼记）》《书经（尚书）》《春秋》，到了宋代朱熹的时候，他特别看重四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是礼记里面的两篇，朱熹觉得这两篇很重要，就单独抽出来，加以注释。今天我们看到的四书章句注释，就是朱熹写的。他推崇的结果就是这两篇地位提高了。到了元代，蒙古族主政，但是用的都是原来儒家治理的一套，把四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本。这样以后，四书的地位就提得很高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美美与共，不是劣劣与共

　　南风窗：清代的变化就比较大了，对吗？
　　牟钟鉴：五经和四书，但是其实里面具体的基本内涵，还是一致的。后来到了清代，又出现问题了，搞文字狱，特别乾隆以后，渐渐人们都不敢像朱熹那样去发挥义理，都去搞考据去了。到这个时候儒家就慢慢衰落了。那时学者只讲文字考证，政府只讲三纲。结果呢？如果不讲五常只讲三纲，是很可怕的。后来鲁迅讲吃人的礼教，就是说没有五常的三纲，是会吃人的。
　　后来清代有个大学者戴震，提出“以理杀人”，理就是理学的理。他说理学如果不讲仁，不讲五常的话就会杀人。所以清代到了后期，仁义都没有了，生活里面不关心老百姓，整个国家没有生气，闭关锁国，不知道世界的样子。清代后期越来越糟糕，它想改革，但是搞不通，康梁搞改革不成功。后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才把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就是皇帝统治的社会给推翻了。
　　推翻以后，我认为传统的常道渐渐恢复了。你到过台湾没有？台湾有几条马路：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这几条路我去过。孙中山提出的是八德，就是新八德。中国古代五常讲的仁义礼智信，展开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把它改了一下，叫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南风窗：其实新八德也是儒家传统。
　　牟钟鉴：是的，不过孙中山觉得中国要走共和的道路才能强盛起来，所以他把中西结合起来了。三民主义是结合中西的，民主是要国家独立，民权就是要搞民主，民生就是类似要搞共同富裕。所以你看，孙中山的思想是中西结合的，它不是像五四那样简单要把中华文化否定掉。
　　南风窗：这是一个如何抽丝剥茧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时代在变，每个时代都有变化的来发展基本价值。
　　牟钟鉴：解放以后，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在文化上不要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里面，很多人还是把孔子的思想看作封建文化。很多人分不清常道和变道。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掌握常道和变道的辩证关系，可以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今后我们的头脑就会比较清晰，看哪些是精华，就是今天适用的常道，哪些是糟粕，就是已经过时了的，然后结合今天的情况来提出很多新的理念。我覺得常变的关系掌握好了，就可以改变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严重的文化自卑。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老校长费孝通先生，提出过文化自觉，有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完全符合常道，这就是儒家的精华，是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新的创造。
　　现在到时候了。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的复兴来支撑。他还给海外华侨的代表说过，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这个说的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应该有文化自觉了。文化自觉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不要文化自卑，要有一种自豪感，另一个是不盲目，我们文化的优缺点在哪，西方文化的优缺点在哪，把两种文化结合起来。所以费孝通先生讲的是美美与共，不是劣劣与共。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倾向，把中国好的东西当成糟粕，把西方的糟粕当成是好的，那就糟糕了。
　　所以这个关系，是解决从古代到今天传承的问题。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主体，世界眼光

　　南风窗：那么另一对概念是共相与殊相，怎样通过它来理解中西文化的关系呢？

如果不讲五常只讲三纲，是很可怕的。后来鲁迅讲吃人的礼教，就是说没有五常的三纲，是会吃人的。

　　牟钟鉴：共相与殊相，这是冯友兰先生在他的著作里特别强调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里也说到了，即一般和个别、具体和抽象的关系问题。一般不等于个别，但是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般就是共相，它不是单独的。共相不等于殊相，但是共相又寓于殊相之中。
　　冯友兰先生在1940年代就提出，中国一定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是全人类的共相。不管原来的制度怎么样，到了全球化的今天，必须都要实现现代化。用他的话来说，要有发达的工商业，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冯先生很早就认为，中国人要走自己特色的路。虽然要现代化，但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因为国情不同。美国有美国模式，法国有法国模式，英国有英国模式。要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现实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五四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他有一句话说，“我们百事不如人”。解放以后，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当时确实照搬过苏联模式，比如它搞计划经济，所有企业都由国家来管。这样一来没有民间的东西，生产力发展不起来。邓小平倡导下的改革开放，要走出自己工业化道路。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国情不一样，社会制度也不应该完全一样，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
　　曾经我们中国什么商品都缺乏，都要用票证来买，现在就怕你没有钱，什么东西都有。这样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改革开放在中西文化之间，是用其共相，别其殊相。把共相的东西、普遍规律的东西用起来，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加以区别。
　　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的时候，陈来教授在演讲时提出两句话我挺赞赏。他说，我们今后的发展应该是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以我为主，不去附和别人，但是我们应该有世界眼光。中国为主体现了共相，世界眼光体现了殊相。
　　南风窗：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角度了。
　　牟钟鉴：我觉得有了这个理念以后，我们就会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全盘西化，崇洋媚外；一种倾向是夜郎自大，好像中国经验普遍适用。中国经验可以传播出去，但是在实际实行中要尊重对方，不强加于任何人。这就是今天我们实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