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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由西方传入中国，最早出现在上海租界，后逐步向华界扩展。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公园、体育场所，不仅是大众的休闲之地，更是上海民众进行政治表达的场所。
关键词 公共空间 政治表达 租界公园 公共体育场
租界公园、公共体育场是上海近代有名的公共场所，它们见证了近代上海新型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在租界公园、公共体育场，上海民众不仅能体验到西方物质文明为表征的现代生活方式，更是上海民众进行政治表达的场所。
一、公园以及上海公共体育场的建设
中国传统园林多以私园为主，甚少向游人开放，如唐诗中所写“主人常不在，春物为谁开”，说明了中国传统园林鲜向民众开放。而上海租界新建的公园则不同，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人人皆可参与之。到1928年租界公园全面开放之后，即成为了上海民众娱乐游玩的场所。
（一）新式公园的建设与发展
上海最早的公园是工部局在苏州河口的一块浅滩上建造起来的黄浦公园（原公共公园）。黄浦公园的英文名为Public Park，意为公共花园，中国人称之为外国花园或外白渡桥公园，其东濒黄浦江，北接苏州河。在黄浦公园建立之后，上海又出现了多个西式花园：鲁迅公园（虹口公园），复兴公园（法国公园），中山公园（兆兴公园）。
1.虹口公园的建设
虹口公园，1901年筹建的时候名为新娱乐场（又称靶子场公园），1903年改称虹口娱乐场，到1922年又改名为虹口公园，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正公园。
早期的虹口公园是一个欧式风格的园林。进入公园大门后，就是一大片圆形的草坪，被一条15英尺宽的道路所环绕着，在草坪中央还设音乐台。草坪的东北角有一座西式岩石花园。草坪的西面有湖，湖中小岛上建亭，亭四周密植翠竹。1923年该园建起了一个花草园，种有各种草花和温室盆栽花卉，例如有大理花、矮牵牛花、金鱼草和菊花。1924年北端建立起亭状紫藤棚，南部筑大假山，溪上建两座平桥，湖边砌了驳岸，在大门内筑圆形大花坛。
虹口公园有着宽敞的草坪，因此园内经常举办体育活动。公园早期开放时就设有网球场，不久陆续增设曲棍球、高尔夫球、板球等球场。在1922年，公园西北角建起了混凝土结构的露天游泳池。到1933年，公园共有足球场2个、草地滚木球场4个、草地网球场83个、硬地网球场5个、九穴高尔夫球场1个。
2.法国公园的建设
908年，公董局会议决定将顾家宅兵营建为公园，当年便开工建设。次年6月完工，在法国国庆日正式开放，名为顾家宅公园，又俗称“法国公园”。
1917年，公董局聘用法国工程师茹少默负责公园的改建工作。改建后的公园是法式公园，但糅合了部分中国风格的园林艺术。复兴公园主要道路呈南北向，两侧树木成荫。全园地形分割呈格子化，公园中部是大片草坪和圆形的喷水池，边沿设有音乐亭，在其四角上还分布着不同的小花园。公园的南部为中国园，内有假山、瀑布、小溪等景物。
3.兆丰公园的建设
兆丰公园英文名为Jess field Park ，中文名是极司菲尔公园。兆丰花园原是英国商人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所建的私园。后几度转手，1914年，工部局买下兆丰花园所在地块，并进行了改建。公园开园后，就陆续购买临近土地，公园面积不断扩大。到1925年面积达到了19.24万平方米。
1925年前后，工部局对公园进行改建，在植物园中引进了一百多种树木，使兆丰公园成为全市种树最多的公园，并在植物园园的南侧建人工瀑布，还在园东北建造一座露天音乐演奏台，音乐台前有2700平方米草地，可放置上千把移动式园椅，供欣赏音乐的游人。建园之初，公园东北部被改为园艺试验场，1930年改为苗圃，由工部局直接管理。
4.上海公共体育场的建设
1917年建立的上海公共体育场（现沪南体育场）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新式体育场。
1915年10月，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委托县教育会会长吴馨等筹集经费，筹办公共体育场事宜。1917年3月体育场竣工，定名为“上海公共体育场”。
上海公共体育场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近代公共体育场。公共体育场的设施，包括两座大楼、一片足球场、一条300米跑道、一座健身房和篮、排、网球及妇孺活动等场地。1937年“八· 一三”事变时，公共体育场遭到日军炮击，成为一片废墟，后被日军占用。此后，虽几经修缮，但其功能和重要性逐渐降低。1946年末，公共体育场重建，又修建田径场、足球场和几间简陋的办公平房，后增建木制看台三座。解放后，公共体育场由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接管，改名“沪南体育场”。
（二）公园等娱乐公共空间的开放与民众生活
市民游览公园，是一种放松身心、感受自然的休闲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建立的西式风格的公园，虽然早期拒绝华人进入，仅向租界内的西方侨民开放，但经过华人民众的不断抗争，1928年租界公园开始向全体华人开放，租界公园亦成为了上海民众的休闲娱乐的场所。
1.公园——市民的休闲娱乐空间
租界公园这个新式的开放公共空间，由于有着租界当局市政支持，经常能够有活动举办，这些活动的举办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都市生活。
复兴公园举办最多的活动就是花卉展览。1914年5月，上海园艺公司在复兴公园内举办春节花卉展览，园中不仅百花争艳，还有装饰着各色花卉的彩车环行于展览会的周围，这次的花卉展出很是轰动。当时报纸报道：“法新租界顾家宅法工部局所设之公家花园，园内奇花异草种植甚多，现经局董等择于今昨两天特开品花大会。”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每逢深秋时节，复兴公园都会在公园内举办全市性的菊花展览会。
租界公园中在建设或改造的时候，大多都会建造一个音乐台或音乐亭。如公共公园于1875年建造的木质音乐亭，并在1890年进行了重建。虹口公园大门附近草坪中央就设有音乐台。1925年兆丰公园新建半穹顶式的音乐台。复兴公园大草坪边新建一个音乐台。租界公园中，经常会有音乐会举行。1875年公共公园的音乐亭修建好之后，除隆冬季外，音乐会每周至少一场，夏季甚至会举办一周三到四场。复兴公园在夏季，每周三都会举行一次音乐会。即使是在时局动荡的 1941年，管弦乐队还在法国公园演出了一场。西洋音乐对于当时的上海民众来说摩登时尚，因此每次租界公园音乐会都能吸引诸多民众来欣赏音乐。 上海公共体育场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为上海普通市民进行体育锻炼和提供了重要场所，促进了上海公共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的发展，有助于传统体育向近代体育文明过渡。1917年的“上海体育场设督查管理员一人、助理员一人、体育指导二人、书记一人”，开设五个体育部门，“有柔软体操部、球部、器械部、田赛竞技部、技击部”。上海公共体育场是对全体上海市民开放的，体育场设有体育会会员，但是对会员“概不收入会费及当年费”，体育场对非会员也不收费，为了方便公众体育场需凭券入场，券分“临时入场券、常年入场券两种……概不收费”
二、租界公园、城市公共设施与民众政治表达
公园、体育场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伴随着西方列强开辟的租界一道进入上海。公园、体育场作为一种开放的公共空间，每一位普通市民都有机会能够参与其中。因此近代上海的多种力量都将公园、体育场视为其政治话语表达的场所和公共政治的舞台。
公园作为新式公共空间，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中产阶级都在租界公园的开放问题上都进行过政治表达。
公共花园成立之初，公园并未公开禁止华人入园，只是授令巡捕禁止下层华人入内。但在1885年，工部局以华人不守规则为由，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中规定，租界内花园：“犬及脚踏车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的入内。”因公共公园禁止华人入园游玩。1885年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就致信工部局提出抗议。1889年，唐茂枝等人联名禀请上海道龚照瑗，要求上海华界当局出面与工部局交涉，他们从纳税人义务权利、以及民族尊严角度，指出租界当局不开放公园问题的严重性。工部局先明确表示不准华人入内，后采用酌发华人游园证，有限度地向有地位的华人开放。
到五四运动之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亦又提出租界公园的开放问题，然最后得不到解决。五卅运动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公园开放问题再次被提起，上海有识之士在公园开放问题上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立场。1926年，华人律师冯炳南致函工部局，表示依据《土地章程》第六款，华人理应享有使用租界公园的权利。郑振铎就公开呼吁“公园运动”表面上看来，也许比之最根本的办法，‘收回租界’，是不重要些。然而区区公园运动而尚不能成功，则还谈什么收回租界！廖沫沙也曾撰文《中国人与狗》谈到，在公园门口“那时读书的中国人看见了，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免不了感到侮辱，愤慨万分”。
1917年建成的上海公共体育场也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大型体育场。它的建立为广大的市民提供了体育运动的公共空间，也是民众集会场所，为上海民众开展政治表达和进行公共政治“表演”的舞台。以五四运动期间的集会为例。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谈判失利，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大规模罢课，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逮捕了部分学生。消息传到上海，5月8日上海有两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各界人士自闻外交失败之耗，人心异常激昂，又以北京政府逮捕学生，愈加布平。特于昨日（7日）在西门外体育场，开国民大会。”次年4月，上海各界工人为了庆祝国际五一国际劳动节，计划在西门体育场集合，开劳动纪念大会等，而此次纪念会遭到了淞沪护军使署的武力禁止。为防止工人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集会，护军署、上海警察局派遣军警在公共体育场外阻止工人入场开会。“5月1日（今日）工界开劳动纪念大会，曾经本埠各官厅为布告申禁止，并函县商会转知各该工商代表，劝令工商界切勿集会，届时由军警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阻止开会…禁止工人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外集结……”。
上海租界花园、公共体育场作为近代新式公共空间，由于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租界公园、体育场所不仅是海大众进行休闲娱乐之所，还成为上海人民表达政治呼声和进行爱国政治运动的舞台。民众关于租界花园的政治表达以及发生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里的多次政治集会有助于促进中国近代国民意识之觉醒，实质上更是民众在表达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近代政治权利的追求。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0级研究生）
关键词 公共空间 政治表达 租界公园 公共体育场
租界公园、公共体育场是上海近代有名的公共场所，它们见证了近代上海新型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在租界公园、公共体育场，上海民众不仅能体验到西方物质文明为表征的现代生活方式，更是上海民众进行政治表达的场所。
一、公园以及上海公共体育场的建设
中国传统园林多以私园为主，甚少向游人开放，如唐诗中所写“主人常不在，春物为谁开”，说明了中国传统园林鲜向民众开放。而上海租界新建的公园则不同，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人人皆可参与之。到1928年租界公园全面开放之后，即成为了上海民众娱乐游玩的场所。
（一）新式公园的建设与发展
上海最早的公园是工部局在苏州河口的一块浅滩上建造起来的黄浦公园（原公共公园）。黄浦公园的英文名为Public Park，意为公共花园，中国人称之为外国花园或外白渡桥公园，其东濒黄浦江，北接苏州河。在黄浦公园建立之后，上海又出现了多个西式花园：鲁迅公园（虹口公园），复兴公园（法国公园），中山公园（兆兴公园）。
1.虹口公园的建设
虹口公园，1901年筹建的时候名为新娱乐场（又称靶子场公园），1903年改称虹口娱乐场，到1922年又改名为虹口公园，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正公园。
早期的虹口公园是一个欧式风格的园林。进入公园大门后，就是一大片圆形的草坪，被一条15英尺宽的道路所环绕着，在草坪中央还设音乐台。草坪的东北角有一座西式岩石花园。草坪的西面有湖，湖中小岛上建亭，亭四周密植翠竹。1923年该园建起了一个花草园，种有各种草花和温室盆栽花卉，例如有大理花、矮牵牛花、金鱼草和菊花。1924年北端建立起亭状紫藤棚，南部筑大假山，溪上建两座平桥，湖边砌了驳岸，在大门内筑圆形大花坛。
虹口公园有着宽敞的草坪，因此园内经常举办体育活动。公园早期开放时就设有网球场，不久陆续增设曲棍球、高尔夫球、板球等球场。在1922年，公园西北角建起了混凝土结构的露天游泳池。到1933年，公园共有足球场2个、草地滚木球场4个、草地网球场83个、硬地网球场5个、九穴高尔夫球场1个。
2.法国公园的建设
908年，公董局会议决定将顾家宅兵营建为公园，当年便开工建设。次年6月完工，在法国国庆日正式开放，名为顾家宅公园，又俗称“法国公园”。
1917年，公董局聘用法国工程师茹少默负责公园的改建工作。改建后的公园是法式公园，但糅合了部分中国风格的园林艺术。复兴公园主要道路呈南北向，两侧树木成荫。全园地形分割呈格子化，公园中部是大片草坪和圆形的喷水池，边沿设有音乐亭，在其四角上还分布着不同的小花园。公园的南部为中国园，内有假山、瀑布、小溪等景物。
3.兆丰公园的建设
兆丰公园英文名为Jess field Park ，中文名是极司菲尔公园。兆丰花园原是英国商人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所建的私园。后几度转手，1914年，工部局买下兆丰花园所在地块，并进行了改建。公园开园后，就陆续购买临近土地，公园面积不断扩大。到1925年面积达到了19.24万平方米。
1925年前后，工部局对公园进行改建，在植物园中引进了一百多种树木，使兆丰公园成为全市种树最多的公园，并在植物园园的南侧建人工瀑布，还在园东北建造一座露天音乐演奏台，音乐台前有2700平方米草地，可放置上千把移动式园椅，供欣赏音乐的游人。建园之初，公园东北部被改为园艺试验场，1930年改为苗圃，由工部局直接管理。
4.上海公共体育场的建设
1917年建立的上海公共体育场（现沪南体育场）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新式体育场。
1915年10月，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委托县教育会会长吴馨等筹集经费，筹办公共体育场事宜。1917年3月体育场竣工，定名为“上海公共体育场”。
上海公共体育场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近代公共体育场。公共体育场的设施，包括两座大楼、一片足球场、一条300米跑道、一座健身房和篮、排、网球及妇孺活动等场地。1937年“八· 一三”事变时，公共体育场遭到日军炮击，成为一片废墟，后被日军占用。此后，虽几经修缮，但其功能和重要性逐渐降低。1946年末，公共体育场重建，又修建田径场、足球场和几间简陋的办公平房，后增建木制看台三座。解放后，公共体育场由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接管，改名“沪南体育场”。
（二）公园等娱乐公共空间的开放与民众生活
市民游览公园，是一种放松身心、感受自然的休闲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建立的西式风格的公园，虽然早期拒绝华人进入，仅向租界内的西方侨民开放，但经过华人民众的不断抗争，1928年租界公园开始向全体华人开放，租界公园亦成为了上海民众的休闲娱乐的场所。
1.公园——市民的休闲娱乐空间
租界公园这个新式的开放公共空间，由于有着租界当局市政支持，经常能够有活动举办，这些活动的举办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都市生活。
复兴公园举办最多的活动就是花卉展览。1914年5月，上海园艺公司在复兴公园内举办春节花卉展览，园中不仅百花争艳，还有装饰着各色花卉的彩车环行于展览会的周围，这次的花卉展出很是轰动。当时报纸报道：“法新租界顾家宅法工部局所设之公家花园，园内奇花异草种植甚多，现经局董等择于今昨两天特开品花大会。”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每逢深秋时节，复兴公园都会在公园内举办全市性的菊花展览会。
租界公园中在建设或改造的时候，大多都会建造一个音乐台或音乐亭。如公共公园于1875年建造的木质音乐亭，并在1890年进行了重建。虹口公园大门附近草坪中央就设有音乐台。1925年兆丰公园新建半穹顶式的音乐台。复兴公园大草坪边新建一个音乐台。租界公园中，经常会有音乐会举行。1875年公共公园的音乐亭修建好之后，除隆冬季外，音乐会每周至少一场，夏季甚至会举办一周三到四场。复兴公园在夏季，每周三都会举行一次音乐会。即使是在时局动荡的 1941年，管弦乐队还在法国公园演出了一场。西洋音乐对于当时的上海民众来说摩登时尚，因此每次租界公园音乐会都能吸引诸多民众来欣赏音乐。 上海公共体育场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为上海普通市民进行体育锻炼和提供了重要场所，促进了上海公共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的发展，有助于传统体育向近代体育文明过渡。1917年的“上海体育场设督查管理员一人、助理员一人、体育指导二人、书记一人”，开设五个体育部门，“有柔软体操部、球部、器械部、田赛竞技部、技击部”。上海公共体育场是对全体上海市民开放的，体育场设有体育会会员，但是对会员“概不收入会费及当年费”，体育场对非会员也不收费，为了方便公众体育场需凭券入场，券分“临时入场券、常年入场券两种……概不收费”
二、租界公园、城市公共设施与民众政治表达
公园、体育场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伴随着西方列强开辟的租界一道进入上海。公园、体育场作为一种开放的公共空间，每一位普通市民都有机会能够参与其中。因此近代上海的多种力量都将公园、体育场视为其政治话语表达的场所和公共政治的舞台。
公园作为新式公共空间，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中产阶级都在租界公园的开放问题上都进行过政治表达。
公共花园成立之初，公园并未公开禁止华人入园，只是授令巡捕禁止下层华人入内。但在1885年，工部局以华人不守规则为由，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中规定，租界内花园：“犬及脚踏车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的入内。”因公共公园禁止华人入园游玩。1885年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就致信工部局提出抗议。1889年，唐茂枝等人联名禀请上海道龚照瑗，要求上海华界当局出面与工部局交涉，他们从纳税人义务权利、以及民族尊严角度，指出租界当局不开放公园问题的严重性。工部局先明确表示不准华人入内，后采用酌发华人游园证，有限度地向有地位的华人开放。
到五四运动之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亦又提出租界公园的开放问题，然最后得不到解决。五卅运动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公园开放问题再次被提起，上海有识之士在公园开放问题上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立场。1926年，华人律师冯炳南致函工部局，表示依据《土地章程》第六款，华人理应享有使用租界公园的权利。郑振铎就公开呼吁“公园运动”表面上看来，也许比之最根本的办法，‘收回租界’，是不重要些。然而区区公园运动而尚不能成功，则还谈什么收回租界！廖沫沙也曾撰文《中国人与狗》谈到，在公园门口“那时读书的中国人看见了，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免不了感到侮辱，愤慨万分”。
1917年建成的上海公共体育场也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大型体育场。它的建立为广大的市民提供了体育运动的公共空间，也是民众集会场所，为上海民众开展政治表达和进行公共政治“表演”的舞台。以五四运动期间的集会为例。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谈判失利，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大规模罢课，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逮捕了部分学生。消息传到上海，5月8日上海有两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各界人士自闻外交失败之耗，人心异常激昂，又以北京政府逮捕学生，愈加布平。特于昨日（7日）在西门外体育场，开国民大会。”次年4月，上海各界工人为了庆祝国际五一国际劳动节，计划在西门体育场集合，开劳动纪念大会等，而此次纪念会遭到了淞沪护军使署的武力禁止。为防止工人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集会，护军署、上海警察局派遣军警在公共体育场外阻止工人入场开会。“5月1日（今日）工界开劳动纪念大会，曾经本埠各官厅为布告申禁止，并函县商会转知各该工商代表，劝令工商界切勿集会，届时由军警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阻止开会…禁止工人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外集结……”。
上海租界花园、公共体育场作为近代新式公共空间，由于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租界公园、体育场所不仅是海大众进行休闲娱乐之所，还成为上海人民表达政治呼声和进行爱国政治运动的舞台。民众关于租界花园的政治表达以及发生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里的多次政治集会有助于促进中国近代国民意识之觉醒，实质上更是民众在表达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近代政治权利的追求。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