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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南方闯荡已经七个年头。这七年中，我到了很多地方，跳过无数次槽，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阅过的人历过的事渐渐变得模糊，但不知为何，我经常十分清晰地记起海涛。
去年，我在虎门豪安电子厂做人事经理。十月初，厂里接到一个电话线的大单。那一阵，厂里每天加班到深夜，但按照这种进度仍然无法如期交货。星期六，我去了劳动力市场。
那天招工特别顺利，11点，我便开始收拾资料准备赶回厂安排下午的见工和培训。突然，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站在面前。我问他：“你有事吗？”
他涨红了脸，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我想去你们厂上班。”
我上下打量这个男孩，发现他瘦得跟绿豆芽似的，便面带职业性的微笑，说：“我们厂现在赶货，每晚都要加班，很辛苦的，你吃得消吗？”
他哀求着说：“我什么苦都能吃，您就收下我吧。”
看着他急切的眼神，想到厂里急需用人，我点点头，说：“好，你试试。”我接过他的身份证做了登记，然后告诉他下午去厂里见工。他笑了，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他叫陈海涛，1986年出生，湖南人。
见工结束，海涛被分到包装部。没过几天，一向对新手十分苛刻的领班阿霞告诉我：“阿梅，这回派到我们组的海涛真不错，人很老实，手脚麻利，又细心，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你没留意吗？最近的标签写得比以前漂亮多了。”听到有人如此赞扬我招来的员工，我颇感欣慰。
虽然很忙，但月底发工资，厂里还是如往常一样放了假。我去了超市，出来时提着大包小包。我正想招呼路边的摩的，海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接过我手中的重物，说：“梅姐，我帮你。”超市离厂不过两里远，我和他边走边聊。
“在厂里做得习惯吗？”我问。
他说：“还好。”
“以前做过什么？”
“在家上学。”
“怎么不上了呢？多读点书才有大出息啊！”
他停顿了一下，向我讲起他的身世。他出生在湖南隆回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非常穷。7岁那年，他母亲离家出走，两年后，在外打工的父亲也没了音信，爷爷奶奶靠种田和捡破烂供他读书。他很争气，年年考第一。但高中的最后一年，爷爷去世了。他实在不忍心年迈的奶奶为了给他交学费成天跪在大街上乞讨，毅然离开了学校。回家后，他把奶奶托付给邻居，自己只身来到广东。海涛的故事让我唏嘘不已。我鼓励他先打两年工，存点钱，争取重返校园。
说着说着，不觉进了厂门，他一直送我到宿舍。进屋后，我倒橙汁给他喝，而他的目光却落在床头的一摞《江门文艺》上。
我微笑着说：“要是喜欢，可以拿几本去看。”
他非常高兴，抱起杂志，一溜烟跑了。日后，他便隔三差五地去我宿舍换杂志，而且每次都会对我说：“梅姐，这里头的文章写得太棒了！”
11月份，南方的天气开始变凉，厂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请病假，老板对此非常恼火。一天早上，我坐在办公桌前看各部门送来的考勤表，突然发现包装部的缺勤栏里赫然写着海涛的名字。我下到包装车间，阿霞告诉我，海涛病了。
我去了男工宿舍，轻轻推开门，远远望见海涛蜷缩在最里边靠墙的床上，身上搭着薄薄的被单。也许是听到响动，他慢慢地抬起头，看见我，有点难为情的样子。我走过去，没好气地说：“天气冷了，怎么盖得这么单薄？你成心感冒是不是？没听见老板昨天在车间骂人呀？”
他低下头，说：“我没有被子，准备发了工资才去买。”
我心里酸酸的，返回自己的宿舍，把我没用上的毯子拿去给了他。将东西递过去时，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从那天起，他改口叫我姐姐。
11月29日，即厂里按惯例发工资的前一天，仓管报告很多成卷的电话线有被剪过的痕迹。老板叫来保安，询问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出入，保安说没有。老板铁青着脸，领着所有的管理人员去了宿舍。结果，我们在海涛的床铺上发现了一根十多米长的电话线。
我把海涛叫进办公室，问他为什么要偷厂里的东西。他不知所措，哭了起来：“我没偷，真的没偷……”
老板气急败坏地说：“电话线是在你那里找到的，你还敢狡辩！给我滚！”
听语气，老板打算开除海涛。我忙说：“老板，他是初犯，教育一下算了。”
“我绝不允许品行如此恶劣的人留在厂里！”老板吼道。
海涛在众目睽睽之下交出厂牌，怯生生地说：“我的工资……”
老板火冒三丈：“你这次给厂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还想要工资？”
海涛没再说什么，泪流满面地走出去。
那天事情特别多，晚饭时我才稍稍缓下来，突然想起海涛在厂里干了近两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出了厂怎么办？我决定去宿舍看看。刚起身，阿杰便抱着一床毯子和几本杂志走了进来：“梅姐，这是海涛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人呢？”我急问。
“中午就走了。”
“去了哪里？”
“不知道。”
一个星期后，保安在厂门口抓住了真正偷电话线的人——睡在海涛上铺的大曹。我猛然醒悟：如果电话线真是海涛偷的，他怎么会傻到明目张胆地将其放在床上？
事后，老板对我说：“看见海涛，叫他来领工资，并欢迎他回来。”可是，茫茫人海，我上哪儿去寻他呀？
我们终于按期把货交给了客户，厂里因此放了两天假。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头，顺手抽出一本《江门文艺》。忽然，一张小纸片滑落下来，我捡起来一看，上面是海涛的字：
姐姐，我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很小的时候，奶奶就教育我人穷不能志短。谢谢你在老板面前替我说话，姐姐，你是个好人，无论在哪里，我都会记着你。
顿时，我的心像被人拧了一把。以后的日子，我一看到那毯子和杂志，心里便会自责。如果当初我把工作做得细致些，并在老板面前据理力争，海涛就不会受那么大的委屈。
年底，我不顾老板的再三挽留，离开了那家厂，离开了虎门。
海涛，你还好吗？这段日子你去了哪里？是否依然喜欢《江门文艺》？我的手机号码一直没变，这篇文章若有幸被你看到，请你联系姐姐，好吗？
去年，我在虎门豪安电子厂做人事经理。十月初，厂里接到一个电话线的大单。那一阵，厂里每天加班到深夜，但按照这种进度仍然无法如期交货。星期六，我去了劳动力市场。
那天招工特别顺利，11点，我便开始收拾资料准备赶回厂安排下午的见工和培训。突然，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站在面前。我问他：“你有事吗？”
他涨红了脸，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我想去你们厂上班。”
我上下打量这个男孩，发现他瘦得跟绿豆芽似的，便面带职业性的微笑，说：“我们厂现在赶货，每晚都要加班，很辛苦的，你吃得消吗？”
他哀求着说：“我什么苦都能吃，您就收下我吧。”
看着他急切的眼神，想到厂里急需用人，我点点头，说：“好，你试试。”我接过他的身份证做了登记，然后告诉他下午去厂里见工。他笑了，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他叫陈海涛，1986年出生，湖南人。
见工结束，海涛被分到包装部。没过几天，一向对新手十分苛刻的领班阿霞告诉我：“阿梅，这回派到我们组的海涛真不错，人很老实，手脚麻利，又细心，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你没留意吗？最近的标签写得比以前漂亮多了。”听到有人如此赞扬我招来的员工，我颇感欣慰。
虽然很忙，但月底发工资，厂里还是如往常一样放了假。我去了超市，出来时提着大包小包。我正想招呼路边的摩的，海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接过我手中的重物，说：“梅姐，我帮你。”超市离厂不过两里远，我和他边走边聊。
“在厂里做得习惯吗？”我问。
他说：“还好。”
“以前做过什么？”
“在家上学。”
“怎么不上了呢？多读点书才有大出息啊！”
他停顿了一下，向我讲起他的身世。他出生在湖南隆回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非常穷。7岁那年，他母亲离家出走，两年后，在外打工的父亲也没了音信，爷爷奶奶靠种田和捡破烂供他读书。他很争气，年年考第一。但高中的最后一年，爷爷去世了。他实在不忍心年迈的奶奶为了给他交学费成天跪在大街上乞讨，毅然离开了学校。回家后，他把奶奶托付给邻居，自己只身来到广东。海涛的故事让我唏嘘不已。我鼓励他先打两年工，存点钱，争取重返校园。
说着说着，不觉进了厂门，他一直送我到宿舍。进屋后，我倒橙汁给他喝，而他的目光却落在床头的一摞《江门文艺》上。
我微笑着说：“要是喜欢，可以拿几本去看。”
他非常高兴，抱起杂志，一溜烟跑了。日后，他便隔三差五地去我宿舍换杂志，而且每次都会对我说：“梅姐，这里头的文章写得太棒了！”
11月份，南方的天气开始变凉，厂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请病假，老板对此非常恼火。一天早上，我坐在办公桌前看各部门送来的考勤表，突然发现包装部的缺勤栏里赫然写着海涛的名字。我下到包装车间，阿霞告诉我，海涛病了。
我去了男工宿舍，轻轻推开门，远远望见海涛蜷缩在最里边靠墙的床上，身上搭着薄薄的被单。也许是听到响动，他慢慢地抬起头，看见我，有点难为情的样子。我走过去，没好气地说：“天气冷了，怎么盖得这么单薄？你成心感冒是不是？没听见老板昨天在车间骂人呀？”
他低下头，说：“我没有被子，准备发了工资才去买。”
我心里酸酸的，返回自己的宿舍，把我没用上的毯子拿去给了他。将东西递过去时，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从那天起，他改口叫我姐姐。
11月29日，即厂里按惯例发工资的前一天，仓管报告很多成卷的电话线有被剪过的痕迹。老板叫来保安，询问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出入，保安说没有。老板铁青着脸，领着所有的管理人员去了宿舍。结果，我们在海涛的床铺上发现了一根十多米长的电话线。
我把海涛叫进办公室，问他为什么要偷厂里的东西。他不知所措，哭了起来：“我没偷，真的没偷……”
老板气急败坏地说：“电话线是在你那里找到的，你还敢狡辩！给我滚！”
听语气，老板打算开除海涛。我忙说：“老板，他是初犯，教育一下算了。”
“我绝不允许品行如此恶劣的人留在厂里！”老板吼道。
海涛在众目睽睽之下交出厂牌，怯生生地说：“我的工资……”
老板火冒三丈：“你这次给厂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还想要工资？”
海涛没再说什么，泪流满面地走出去。
那天事情特别多，晚饭时我才稍稍缓下来，突然想起海涛在厂里干了近两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出了厂怎么办？我决定去宿舍看看。刚起身，阿杰便抱着一床毯子和几本杂志走了进来：“梅姐，这是海涛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人呢？”我急问。
“中午就走了。”
“去了哪里？”
“不知道。”
一个星期后，保安在厂门口抓住了真正偷电话线的人——睡在海涛上铺的大曹。我猛然醒悟：如果电话线真是海涛偷的，他怎么会傻到明目张胆地将其放在床上？
事后，老板对我说：“看见海涛，叫他来领工资，并欢迎他回来。”可是，茫茫人海，我上哪儿去寻他呀？
我们终于按期把货交给了客户，厂里因此放了两天假。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头，顺手抽出一本《江门文艺》。忽然，一张小纸片滑落下来，我捡起来一看，上面是海涛的字：
姐姐，我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很小的时候，奶奶就教育我人穷不能志短。谢谢你在老板面前替我说话，姐姐，你是个好人，无论在哪里，我都会记着你。
顿时，我的心像被人拧了一把。以后的日子，我一看到那毯子和杂志，心里便会自责。如果当初我把工作做得细致些，并在老板面前据理力争，海涛就不会受那么大的委屈。
年底，我不顾老板的再三挽留，离开了那家厂，离开了虎门。
海涛，你还好吗？这段日子你去了哪里？是否依然喜欢《江门文艺》？我的手机号码一直没变，这篇文章若有幸被你看到，请你联系姐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