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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北京师范大学2007级免费师范生杨永坤，在两个月的实习期里只讲了7节课。尽管有点沮丧，但与室友相比他还算幸运，有人只得到了一次讲课的机会。
这些来自西部乡村的年轻人，是2007年启动的首批免费师范生中的一部分。杨永坤想起3年前，温家宝总理对自己和同学们的嘱托。那天在学校的英东学术会堂，杨永坤就坐在总理背后，听他阐述穷人教育学。他记得温总理还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
然后，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让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杨永坤感到振奋。虽然在填报免费师范生前，他从未想过当老师，但是，温总理的一番话，一种国家教育的未来寄托于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这一幕发生在2007年9月9日，第一批1.2万名免费师范生刚刚走进全国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开始本科生活。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北师大，看望这里的近500名免费师范生。
温总理热切地希望，在他们中间可以出现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在另一所接纳免费师范生的部属院校——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更是表示，这是一个教育家工程。
如今，这些未来教育家们终于开始走上讲台。而短短一段实习经历，已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和艰辛。
同时，如何在毕业前最后半年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的就业安排制度，也将对这场教育实验的成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新一轮教改启动的背景之下，如何借助这支精锐部队取得突破，当成为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
杨永坤生活在昆明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嵩明，一家4口以务农为生，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算是一般。虽然在中学时从未考虑过上师范，但是在填报志愿那一刻，因为北师大的响亮名声，他选择了这所学校的免费师范生。
这并不是他最心仪的选择，但因为提前录取，他进入北师大政治系。
对于杨永坤的同学段家荣来说，免费师范生则是上大学的唯一选择。在他的家乡，云南楚雄市中山镇法鲁谷村，四面环山，每年全家收入不到3万元，还有个妹妹要念书，很难为他凑齐外出上学的学费。
2007年，他考了楚雄市第一名。市教育局有人通知他，有一个政策上大学免学费。他家没有电话，这个消息是由姑爹转述的，问他要不要去。
段家荣说，那时他就了解免费师范生入学前要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
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他没有其他选择。
杨永坤则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填报志愿时对上述政策一无所知。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他才从信函里附带的“四方协议”中第一次了解到免费师范生的权利和义务。不过入学后，杨永坤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不了解政策”的人。
生物科学系的周姗在被录取后才知道要从教10年，她“有点傻眼了”。她说，在填高考志愿时，班主任给她的说法是，先做两年的中学老师，之后想做什么都没问题。
北师大教师教育研究所讲师赵萍也表示，在2007年的第一批免费师范生中，一些学生的确是在没有弄明白政策的情况下，“误打误撞”进入了免费师范生行列。
不过，无论初衷如何，在北京最初的日子里，光环照耀着这些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段家荣说，每次温总理来学校或者发表讲话，就觉得自己这个群体还是很受重视。
而另一些复杂的感觉也很快降临。
一名学生的实习经费达到8 000元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不少免费师范生的成绩都出现了退步，只有寥寥几个人排名在专业前茅。
其实，免费师范生中有不少是高分录取，也不乏地区高考状元。但是，根据免费师范生协议，他们不能出国、不能考研，于是有人开始逃课，有的甚至不参加考试。到了二年级，终于有人做出了退学的决定。
2008年夏天，本刊记者曾收到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问题调研组”的免费师范生现状调查报告。
这个由学生社团组织的调查报告说，一些免费师范生在简单的课程上无法及格，为此，他们甚至得到了开卷考试的照顾。在有些师范生单独成班的院系，干脆采取两套卷子的模式，以使免费师范生顺利过关。调查报告担忧地向未来发问：“到大三大四后，如果他们已经被安逸磨平了性格的棱角，是否还有足够的进取心去学习呢？”
段家荣说，非免费师范生总觉得免费生中的一些人不够努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校方经常请来教育一线的老教师、老校长与他们交流，开展一系列有关“理想、诚信、责任”的教育。
学校的确为了这些未来教育家费尽心机。
比如，为了解决反响强烈的缺少实践的问题，北师大将免费师范生的教育实习由传统的半个月延长为半年，还在第六学期安排了见习。北师大教务处副处长李艳玲说，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实习基地有52所学校，其中不少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实习需求在今年扩充起来的，很不容易。
她告诉记者，北师大对免费师范生的实践学习，在设备上的投入就有1 000多万元。粗略估算，一名学生的实习投入经费就达到8 000元左右。
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各所部属院校都专门为免费师范生设计了教学模块，力求保证这批学生的整体质量。
如何心甘情愿地完成使命
在整个学校内，免费师范生正在变得特殊。上述那份调查报告称，“回到自己的班级上，由于缺乏沟通，很容易造成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之间的隔阂。而由于经济、地域等方面的原因，更容易在自己的班级间形成小团体，从而阻碍班级的文化建设。”
这种缺失渐渐有所弥补。
在学校的种种努力下，免费师范生们逐渐融入学校和这座城市。
段家荣觉得，尽管目标不是特别清晰，但也要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毕竟北师大有那么好的资源，特别是到了三年级，因为有小道消息说免试读研需成绩排名在前30%，他和不少免费师范生开始奋起直追。
“这几年学校生活，经常是听到政策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就相当焦虑和敏感。”段家荣感觉。不过，读研和就业等他们最关心的政策迟迟等到最后一年才有结果，唯一能够明确的是，他们须根据规定回到生源省份中小学任教。
对于曾经的市高考状元段家荣来说，回乡村工作的步履是沉重的。“我们乡镇30年就出了我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如果毕业后再回去，镇上人特别是读书的孩子会不会觉得，辛辛苦苦学习也没啥意思，在北京读完大学，还不是回到这穷地方教书。”
段家荣说，他离开家乡时，乡亲的期待他在大城市里“飞黄腾达”，现在要回乡从教，让他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在他的记忆里，家乡学校最多的就是那些没上过大学、甚至没念过初中的代课老师，每月收入三四百元。他的初中英语老师一个月只挣280元。虽然具有奉献精神，但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难提高，当地400个初中生只有二三十人能考上高中。
即便是正式教师待遇也非常低，每月只有1 000多元，不及外出打工。“如果还是这种待遇，基本留不住好老师。”他有些惆怅。
对于肩负着提高整个家庭生活水平重任的段家荣来说，这是最现实的压力。他下定决心，如果回家教书，“就在村里承包林地搞农业经营，至少证明读大学后的能力和其他年轻人不是一个等级。”
杨永坤则有些自信：“免费师范生在就业中得到了很多重视。”他说，过几天云南最好的中学校长要来北师大，他打算和他们聊一聊。
为了应对免费师范生就业问题，北师大将这一工作从院系移交给就业指导中心。现在的情况是，各省出台细则的进度不一。一些偏远省区的教育厅迟迟不出政策，就业指导中心也没法协调。
对于全国1万多名免费师范生来说，就算不考虑地区政策差异，他们的就业前景也会有些难题——尽管政策要求免费师范生都去中小学工作，但他们就读的专业却并非都适合中小学、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非城市中小学。比如，在西北某部属高校，一些人在学习“食品加工”专业；在东北和西南的学校，则有日语、俄语免费师范生。此外，还有心理学、学前教育以及可能更适合到教育主管部门任职的教育学。
从北师大已落实就业的免费师范生来看，大部分人都通过“双向选择”签到了家乡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这样只要在10年中抽出两年去偏远地区支教即可。许多地方的政策也很宽松，两年的农村任教时间可以分为4个学期分散进行。
一旦赶不及“双选”，就需等待生源地按政策规定安排就业，其中有可能是去最偏远的师资紧缺地区。
“现在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完全让学生奉献，也不能让学生单纯追求个人利益，需要不断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去完成这个使命。”赵萍说。
“国家想让我们到西部地区，提高落后地区教育质量，意图是好的，大部分人也认同。但从内心来讲，谁都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待上10年。”段家荣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矛盾心情——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并不单纯是因为教学条件和待遇，最担心的是去了以后没有深造的机会。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没有书刊、网络，很难赶上知识更新的节奏。
特殊的“旁听生”
在大四开学不久，杨永坤背着行李，来到位于北京南郊的一所学校实习。他说，自己对第一次正式站上三尺讲台充满了期待。
然而，他很快就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帮着指导老师改改作业，或者在各班级之间来回走动，做一个特殊的“旁听生”。两个月里，他只讲了7节课，其中4节课是在不同的班级讲同一内容。
北师大曾对免费师范生的实习情况做了许多硬性规定，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至少要讲十节以上的课”。
有些人的情况好些。比如在师大二附中实习的学生受到很多关照，甚至能讲上几十节课，因为那里很多老师都是北师大毕业的。
让杨永坤有些郁闷的是，他报到时学校并不知道他是免费师范生，直到实习结束的欢送会上，他的这个身份才被关注。
这让杨永坤感到失落。他原以为免费师范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很高：他们时常与教育部高官座谈，今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还与8名北师大免费师范生到河北听课并座谈，这使所有免费师范生都有一种被特别关爱的感觉。
其实，为他们建立实习基地已经很难了。北师大一般通过地方教育局与地方中学签订实习基地共建协议。但在地方教育局那里就常遇这种情形：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北师大的免费师范生？因为，当地也有师范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学生实习本身就是个问题。
同时，由于实习时间达到半年，也可能对实习学校的教学进度产生影响。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现有的“教育规矩”。英语系免费师范生周英惠在实习时提出开展讲座，将自己在北师大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与高中生进行交流，结果被年级组否决——理由就是这种讲座会打扰教学进度，且对成绩提高毫无益处。
这让周英惠感到委屈：向高中生展示未来的大学生活，非常有利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周英惠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的都是师范类专业。现在她却觉得，教师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她曾问一个高中班的学生想不想考师范，结果没有一个学生举手。
让周英惠尴尬的还有，家乡很多教师都劝她，千万不要回来当教师。一位中学老师告诉她，自己的很多学生高考成绩不如她，都去了上海等一线城市当白领了。
不过，实习经历还是使周英惠被推荐到乌鲁木齐的一所重点高中，并通过面试取代了原本已被录用的一名研究生。
这样，在半年之后，她将开始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梦想。虽然有着些许普通年轻人的情绪和烦恼，但免费师范生们还是注定要去履行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据《瞭望东方周刊》李静/文）
这些来自西部乡村的年轻人，是2007年启动的首批免费师范生中的一部分。杨永坤想起3年前，温家宝总理对自己和同学们的嘱托。那天在学校的英东学术会堂，杨永坤就坐在总理背后，听他阐述穷人教育学。他记得温总理还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
然后，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让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杨永坤感到振奋。虽然在填报免费师范生前，他从未想过当老师，但是，温总理的一番话，一种国家教育的未来寄托于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这一幕发生在2007年9月9日，第一批1.2万名免费师范生刚刚走进全国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开始本科生活。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北师大，看望这里的近500名免费师范生。
温总理热切地希望，在他们中间可以出现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在另一所接纳免费师范生的部属院校——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更是表示，这是一个教育家工程。
如今，这些未来教育家们终于开始走上讲台。而短短一段实习经历，已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和艰辛。
同时，如何在毕业前最后半年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的就业安排制度，也将对这场教育实验的成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新一轮教改启动的背景之下，如何借助这支精锐部队取得突破，当成为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
杨永坤生活在昆明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嵩明，一家4口以务农为生，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算是一般。虽然在中学时从未考虑过上师范，但是在填报志愿那一刻，因为北师大的响亮名声，他选择了这所学校的免费师范生。
这并不是他最心仪的选择，但因为提前录取，他进入北师大政治系。
对于杨永坤的同学段家荣来说，免费师范生则是上大学的唯一选择。在他的家乡，云南楚雄市中山镇法鲁谷村，四面环山，每年全家收入不到3万元，还有个妹妹要念书，很难为他凑齐外出上学的学费。
2007年，他考了楚雄市第一名。市教育局有人通知他，有一个政策上大学免学费。他家没有电话，这个消息是由姑爹转述的，问他要不要去。
段家荣说，那时他就了解免费师范生入学前要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
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他没有其他选择。
杨永坤则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填报志愿时对上述政策一无所知。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他才从信函里附带的“四方协议”中第一次了解到免费师范生的权利和义务。不过入学后，杨永坤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不了解政策”的人。
生物科学系的周姗在被录取后才知道要从教10年，她“有点傻眼了”。她说，在填高考志愿时，班主任给她的说法是，先做两年的中学老师，之后想做什么都没问题。
北师大教师教育研究所讲师赵萍也表示，在2007年的第一批免费师范生中，一些学生的确是在没有弄明白政策的情况下，“误打误撞”进入了免费师范生行列。
不过，无论初衷如何，在北京最初的日子里，光环照耀着这些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段家荣说，每次温总理来学校或者发表讲话，就觉得自己这个群体还是很受重视。
而另一些复杂的感觉也很快降临。
一名学生的实习经费达到8 000元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不少免费师范生的成绩都出现了退步，只有寥寥几个人排名在专业前茅。
其实，免费师范生中有不少是高分录取，也不乏地区高考状元。但是，根据免费师范生协议，他们不能出国、不能考研，于是有人开始逃课，有的甚至不参加考试。到了二年级，终于有人做出了退学的决定。
2008年夏天，本刊记者曾收到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问题调研组”的免费师范生现状调查报告。
这个由学生社团组织的调查报告说，一些免费师范生在简单的课程上无法及格，为此，他们甚至得到了开卷考试的照顾。在有些师范生单独成班的院系，干脆采取两套卷子的模式，以使免费师范生顺利过关。调查报告担忧地向未来发问：“到大三大四后，如果他们已经被安逸磨平了性格的棱角，是否还有足够的进取心去学习呢？”
段家荣说，非免费师范生总觉得免费生中的一些人不够努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校方经常请来教育一线的老教师、老校长与他们交流，开展一系列有关“理想、诚信、责任”的教育。
学校的确为了这些未来教育家费尽心机。
比如，为了解决反响强烈的缺少实践的问题，北师大将免费师范生的教育实习由传统的半个月延长为半年，还在第六学期安排了见习。北师大教务处副处长李艳玲说，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实习基地有52所学校，其中不少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实习需求在今年扩充起来的，很不容易。
她告诉记者，北师大对免费师范生的实践学习，在设备上的投入就有1 000多万元。粗略估算，一名学生的实习投入经费就达到8 000元左右。
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各所部属院校都专门为免费师范生设计了教学模块，力求保证这批学生的整体质量。
如何心甘情愿地完成使命
在整个学校内，免费师范生正在变得特殊。上述那份调查报告称，“回到自己的班级上，由于缺乏沟通，很容易造成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之间的隔阂。而由于经济、地域等方面的原因，更容易在自己的班级间形成小团体，从而阻碍班级的文化建设。”
这种缺失渐渐有所弥补。
在学校的种种努力下，免费师范生们逐渐融入学校和这座城市。
段家荣觉得，尽管目标不是特别清晰，但也要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毕竟北师大有那么好的资源，特别是到了三年级，因为有小道消息说免试读研需成绩排名在前30%，他和不少免费师范生开始奋起直追。
“这几年学校生活，经常是听到政策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就相当焦虑和敏感。”段家荣感觉。不过，读研和就业等他们最关心的政策迟迟等到最后一年才有结果，唯一能够明确的是，他们须根据规定回到生源省份中小学任教。
对于曾经的市高考状元段家荣来说，回乡村工作的步履是沉重的。“我们乡镇30年就出了我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如果毕业后再回去，镇上人特别是读书的孩子会不会觉得，辛辛苦苦学习也没啥意思，在北京读完大学，还不是回到这穷地方教书。”
段家荣说，他离开家乡时，乡亲的期待他在大城市里“飞黄腾达”，现在要回乡从教，让他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在他的记忆里，家乡学校最多的就是那些没上过大学、甚至没念过初中的代课老师，每月收入三四百元。他的初中英语老师一个月只挣280元。虽然具有奉献精神，但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难提高，当地400个初中生只有二三十人能考上高中。
即便是正式教师待遇也非常低，每月只有1 000多元，不及外出打工。“如果还是这种待遇，基本留不住好老师。”他有些惆怅。
对于肩负着提高整个家庭生活水平重任的段家荣来说，这是最现实的压力。他下定决心，如果回家教书，“就在村里承包林地搞农业经营，至少证明读大学后的能力和其他年轻人不是一个等级。”
杨永坤则有些自信：“免费师范生在就业中得到了很多重视。”他说，过几天云南最好的中学校长要来北师大，他打算和他们聊一聊。
为了应对免费师范生就业问题，北师大将这一工作从院系移交给就业指导中心。现在的情况是，各省出台细则的进度不一。一些偏远省区的教育厅迟迟不出政策，就业指导中心也没法协调。
对于全国1万多名免费师范生来说，就算不考虑地区政策差异，他们的就业前景也会有些难题——尽管政策要求免费师范生都去中小学工作，但他们就读的专业却并非都适合中小学、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非城市中小学。比如，在西北某部属高校，一些人在学习“食品加工”专业；在东北和西南的学校，则有日语、俄语免费师范生。此外，还有心理学、学前教育以及可能更适合到教育主管部门任职的教育学。
从北师大已落实就业的免费师范生来看，大部分人都通过“双向选择”签到了家乡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这样只要在10年中抽出两年去偏远地区支教即可。许多地方的政策也很宽松，两年的农村任教时间可以分为4个学期分散进行。
一旦赶不及“双选”，就需等待生源地按政策规定安排就业，其中有可能是去最偏远的师资紧缺地区。
“现在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完全让学生奉献，也不能让学生单纯追求个人利益，需要不断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去完成这个使命。”赵萍说。
“国家想让我们到西部地区，提高落后地区教育质量，意图是好的，大部分人也认同。但从内心来讲，谁都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待上10年。”段家荣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矛盾心情——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并不单纯是因为教学条件和待遇，最担心的是去了以后没有深造的机会。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没有书刊、网络，很难赶上知识更新的节奏。
特殊的“旁听生”
在大四开学不久，杨永坤背着行李，来到位于北京南郊的一所学校实习。他说，自己对第一次正式站上三尺讲台充满了期待。
然而，他很快就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帮着指导老师改改作业，或者在各班级之间来回走动，做一个特殊的“旁听生”。两个月里，他只讲了7节课，其中4节课是在不同的班级讲同一内容。
北师大曾对免费师范生的实习情况做了许多硬性规定，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至少要讲十节以上的课”。
有些人的情况好些。比如在师大二附中实习的学生受到很多关照，甚至能讲上几十节课，因为那里很多老师都是北师大毕业的。
让杨永坤有些郁闷的是，他报到时学校并不知道他是免费师范生，直到实习结束的欢送会上，他的这个身份才被关注。
这让杨永坤感到失落。他原以为免费师范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很高：他们时常与教育部高官座谈，今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还与8名北师大免费师范生到河北听课并座谈，这使所有免费师范生都有一种被特别关爱的感觉。
其实，为他们建立实习基地已经很难了。北师大一般通过地方教育局与地方中学签订实习基地共建协议。但在地方教育局那里就常遇这种情形：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北师大的免费师范生？因为，当地也有师范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学生实习本身就是个问题。
同时，由于实习时间达到半年，也可能对实习学校的教学进度产生影响。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现有的“教育规矩”。英语系免费师范生周英惠在实习时提出开展讲座，将自己在北师大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与高中生进行交流，结果被年级组否决——理由就是这种讲座会打扰教学进度，且对成绩提高毫无益处。
这让周英惠感到委屈：向高中生展示未来的大学生活，非常有利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周英惠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的都是师范类专业。现在她却觉得，教师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她曾问一个高中班的学生想不想考师范，结果没有一个学生举手。
让周英惠尴尬的还有，家乡很多教师都劝她，千万不要回来当教师。一位中学老师告诉她，自己的很多学生高考成绩不如她，都去了上海等一线城市当白领了。
不过，实习经历还是使周英惠被推荐到乌鲁木齐的一所重点高中，并通过面试取代了原本已被录用的一名研究生。
这样，在半年之后，她将开始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梦想。虽然有着些许普通年轻人的情绪和烦恼，但免费师范生们还是注定要去履行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据《瞭望东方周刊》李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