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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3年发表的《话说上海人》一文与在此文基础上扩写而成的《上海人》(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上海话的发展前景有过预测，今天看来，这些探讨与预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似乎正在成为时尚，但我对此现象不知是表示高兴还是忧虑，因为我总觉得今天受到重视、抬举的上海话与我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上海话，似乎不是一回事。
今天对上海话的重视。却仿佛如昆曲一样。已需要抢救与保护，这使我大吃一惊
鲜活在一千多万老上海人与新上海人口头上，更活龙活现在他们心地里且无法替代的上海话，眨眼间变成了濒危的汉语方言，有语言学家甚至提议亟需立法加以保护，正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但我自忖生活在上海这块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上，对上海的变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对曾经有过思考与研究的上海话，自觉还是比较关心的。今天给热爱上海话的人士造成危机感的现象，我在十年前写的《话说上海人》与其后的《上海人》一书中已经说到，但我是作为对上海话的发展前景的展望来提出的。谨将《上海人》中有关论述转录如下：
第一个迹象是我们的下一代——上海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他们的普通话已说得相当纯熟，纯熟到日常口语中普通话的比例已占到二分之一左右，我们这一代说普通话吐字不准……所以平时说话不大愿意讲普通话……他们可以把普通话和上海话说得一样流利，甚至更流利。他们在学校里无论上课下课，是回答提问还是同学间交谈、打闹，基本上说的是普通话。只有回到家里，应答我们大人，才用上海话，这个上海话也不纯粹……十多年后，当这一代上海人长成，占领了上海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上海话的面貌能不发生变化吗……普通话的影响，已在今天的上海话中潜移默化的显露出来。例如今天的青年将“为什么这样”说成“为啥格样子”，而不像我们似的说“为啥迭能”，并且将“为”念作去声，而不是像以前的上海话那样念成阳平。
第二个迹象是今日上海的流行语，不管在具体用词上有无争议，已经越来越适宜于书写，说明新一代上海人，正从普通话中吸取语汇，加以改造，用来表达独特的情感……上海话的口语向书面语的趋同性，看来是不可遏制的。
由上海话变革的苗头，也许可以反过来看出上海话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经过比较能够看到，上海话是吴方言语系中最容易外来语的语种。这种吸纳不仅是词汇，更重要的是语音。通过上海话对舌头的训练，就消除了摹仿外来语音的障碍……上海话的发音特点不那么鲜明，“无我执”，学起外来语来便如鱼得水……上海有折独脚戏《学英语》，摹仿苏北人、广东人、宁波人带着乡音学英语的硬腔别调。这个节目并非向隅虚构，现实生活中我们确能听到这种带方言口音的英语(笔者今按：如不少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对“w”的读音)，而这种情况在上海人身上就较少发生……上海人摹仿外来语，没有先天的困难。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上海话就是为了能灵巧摹仿外来语而生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过五十年、一百年，上海话说不定会脱离吴方言语系，而融入北方方言语系，或者成为北方方言与吴方言的交界地带，给语言学家造成分类的困难。这话我要告诉儿子，沪语改头换面目，家祭无忘告乃翁。
看来上海话的变化与城市建设一样日新月异，也许用不着烦劳儿子，我在有生之年，就看得到沪语的改头换面。
但我对此还是像十年前—样，并不感到失落，更不惊慌，反而有点欣喜。
上海话是中国几百年来产生的唯一的新方言。造方言之难难于造长城，所以，这是上海人对历史作出的最大的文化贡献
这与我对上海话的总的看法有关。上海话是中国几百年来产生的唯一的新方言，造方言之难难于造长城，所以，这是上海人对历史作出的最大的文化贡献。而上海人没有凭着一度在报刊、出版物、电影、话剧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乃至实际的文化中心地位，使上海话推广为书面语，进入“雅言”的殿堂，则反映了上海人志在四方，着眼于便于交流、沟通的心态。所以，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觉得一入书面便俗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正是上海人作为中国最具现代城市意识的文化人群的健康精神的曲折的反映。我从这反常现象的背后，看到了上海人的文化“野心”。因此，我在此文中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上海今天在语言上的自卑与苦恼，实际上是文化心理萎缩的一种表现，只因在心理上不再以文化中心自居，以兼济天下自许，所以才对方言人文生羡慕之心。弃大道而重小术，比起上一辈野心勃勃的上海作家来，我们这一代的视野与气度确实是小得多了……由此推论，什么时候上海人忘记提‘大上海’，提‘海派文化’，倒正是‘大上海’、‘海派文化’重新大放异彩的日子。”
我写此文的时候，也许是上海人自信心最低落的时候，大部分上海人以外地人说他(她)不像上海人为荣耀，报上讨论“上海人”这个话题，许多文章以绝大部分上海人都是移民的后代，籍贯都不是“上海”，来消解“上海人”，甚至认为“上海人”是个虚构的概念。这促使我去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上海人是以上海话为内心语言的文化人群”这样一个定义，得到了赵长天、王晓明、陈恩和、毛时安、沈嘉禄等文友的响应。应该说，我对上海话于上海人的精神构成的重要性是看得非常高的，但我至今并不认为这是对上海话的变化现状感到忧虑，需要对上海话加以保护，使之标准化、规范化、纯正化的理由。而且，一些保护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要选拔、培训能说一口标准沪语的电台播音员，那么，标准沪语发音字典有没有呢?有不少字的上海话发音，用汉语拼音是无法表明的，还得先制定一套沪语拼音方案。但是，从根子上说，当年不是先有了一套标准沪语，再让沪语播音员去照本宣科的，沪语播音员不仅参与了，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了上海话的成型；然而，不能以此来规范今天的沪语播音员的发音，就像当初没有以鼻音相对较重的沪剧上海话去规范沪语播音员的发音。凭什么说万仰租的发音绝对标准、万世不移呢?今天的沪语播音员只能对之亦步亦趋，不可越雷池半步呢?
作为汉族人，他的母语就是汉语，而不是他首先接触到的方言
我看到一篇对一位语言学家的访谈，他说：“正在使用的上海话就是标准的上海话”，“使用百分比最高的上海话就是最标准的上海话”，我很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他又说，他不久前还有一个关于“立法保护母语方言”的提议，而此提议是受到报上一则消息的触发，2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母语日”，这则消息的题目是《我国几十种语言濒危传统文化保护法今年审批》，他认为，文中只说了少数民族语言，没提到中国最大的汉族人母语的保护问题，是不对的。从访谈看，我觉得他似乎混淆了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保护的“母语”，应该是民族语言，作为汉族人，他的母语就是汉语，而不是他首先接触到的方言；所谓“一个人的第一语言”，并不“即每个人生下来最初学会的语言”，否则的话，一个因故出生在美国的汉族小孩，他最初学会的是英语，后来他随父母回国了，也学会了汉语，但他的母语却只能永远是英语了。民族语言，除了语音，一般还有文字，这两样都需要保护，而从文化传承意义上说，文字更加重要。秦统一后的“书同文”，在汉族发展史上一直居有相当高的地位，就是这个道理。今天的普通话，先秦时称为“雅言”，是适宜于文字表达的语言，“雅言”对传承中华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现代汉语作适当的规范，也是完全正确的。不应把推广普通话与保持方言的自由、适度的使用对立起来。一方面，确有狭隘地理解推广普通话政策的言论与报道，也有在“纯洁母语”的名义下，似乎以抑制方言与活泼的口语为己任的；我反对这种观念，我认为“雅言”与方言本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鱼水关系，以抑制方言来实现母语的纯洁化，可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釜底抽薪之举。但这不能成为将方言抬高到母语地位，与普通话分别长短，分庭抗礼的理由。作为语言学家，本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何况他又发表过《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文章，一直在思考汉语的规范问题，我怀疑是不是访谈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然而，我今天不仅要重申十年前的一些看法，主要兴趣也不在上海话的语言学意义方面，而是因为我发现上海话的文化底蕴中有非常优秀的内涵似乎被遮蔽了，且随着对上海话表面热情的升温，这种遮蔽可能会更严重。我以前主要是从体现了现代城市文明精神方面去理解上海话的文化意义的，由于近几年对老庄哲学的研究有所心得，再来审视上海话，我发现上海话中更多蕴藏着与老庄哲学一脉相承的精神，要说城市文明，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文明。这就是“柔弱胜刚强”、“道唯小”的精神。“柔弱胜刚强”，这个“牲”，不是“性过”、“争强斗性”之“性”，而是“胜任”之“胜”，“承受”的意思。“唯小”，就是“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即处于实际的优势地位，而克服或根本没有优势意识，谦虚谨慎，不事声张，更不得意忘形、刚愎自用。仔细分析，可见从上海话中体现出来的上海人的文化性格，本具有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从上海话的腔调看，它保持了吴侬软语的柔性，但去了些许妩媚，代之以平直；它善于吸收外来语，可以惟妙惟肖地摹仿各种外国语与汉语方言，它吸收时可以完全融合，摹仿时可以不露痕迹，以不强调自己的个性为个性。这使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带着各自浓重乡音的移民，对这种新产生的方言——上海话，乐于接受，愿意学习。有一种现象很值得寻味，学习上海话学得最弊脚的，恰恰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他们原来的乡音与上海话最接近，也许他们在学习上海话方面的优势意识太浓重，甚至对学习上海话有些不属一顾，认为上海话是他们的乡音的衍生产品，是不正宗的，结果这种集体无意识使本地话始终不能与上海话融为一体，福兮祸兮，且不讨论，此现象正可以从反面来显示上海话谦下平易的特性。从审美趣味方面来看，上海人比追捧本地剧种——沪剧更捧越剧，这也是上海人淡化地方意识的心情流露。
今天对上海话的重视。却仿佛如昆曲一样。已需要抢救与保护，这使我大吃一惊
鲜活在一千多万老上海人与新上海人口头上，更活龙活现在他们心地里且无法替代的上海话，眨眼间变成了濒危的汉语方言，有语言学家甚至提议亟需立法加以保护，正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但我自忖生活在上海这块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上，对上海的变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对曾经有过思考与研究的上海话，自觉还是比较关心的。今天给热爱上海话的人士造成危机感的现象，我在十年前写的《话说上海人》与其后的《上海人》一书中已经说到，但我是作为对上海话的发展前景的展望来提出的。谨将《上海人》中有关论述转录如下：
第一个迹象是我们的下一代——上海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他们的普通话已说得相当纯熟，纯熟到日常口语中普通话的比例已占到二分之一左右，我们这一代说普通话吐字不准……所以平时说话不大愿意讲普通话……他们可以把普通话和上海话说得一样流利，甚至更流利。他们在学校里无论上课下课，是回答提问还是同学间交谈、打闹，基本上说的是普通话。只有回到家里，应答我们大人，才用上海话，这个上海话也不纯粹……十多年后，当这一代上海人长成，占领了上海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上海话的面貌能不发生变化吗……普通话的影响，已在今天的上海话中潜移默化的显露出来。例如今天的青年将“为什么这样”说成“为啥格样子”，而不像我们似的说“为啥迭能”，并且将“为”念作去声，而不是像以前的上海话那样念成阳平。
第二个迹象是今日上海的流行语，不管在具体用词上有无争议，已经越来越适宜于书写，说明新一代上海人，正从普通话中吸取语汇，加以改造，用来表达独特的情感……上海话的口语向书面语的趋同性，看来是不可遏制的。
由上海话变革的苗头，也许可以反过来看出上海话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经过比较能够看到，上海话是吴方言语系中最容易外来语的语种。这种吸纳不仅是词汇，更重要的是语音。通过上海话对舌头的训练，就消除了摹仿外来语音的障碍……上海话的发音特点不那么鲜明，“无我执”，学起外来语来便如鱼得水……上海有折独脚戏《学英语》，摹仿苏北人、广东人、宁波人带着乡音学英语的硬腔别调。这个节目并非向隅虚构，现实生活中我们确能听到这种带方言口音的英语(笔者今按：如不少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对“w”的读音)，而这种情况在上海人身上就较少发生……上海人摹仿外来语，没有先天的困难。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上海话就是为了能灵巧摹仿外来语而生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过五十年、一百年，上海话说不定会脱离吴方言语系，而融入北方方言语系，或者成为北方方言与吴方言的交界地带，给语言学家造成分类的困难。这话我要告诉儿子，沪语改头换面目，家祭无忘告乃翁。
看来上海话的变化与城市建设一样日新月异，也许用不着烦劳儿子，我在有生之年，就看得到沪语的改头换面。
但我对此还是像十年前—样，并不感到失落，更不惊慌，反而有点欣喜。
上海话是中国几百年来产生的唯一的新方言。造方言之难难于造长城，所以，这是上海人对历史作出的最大的文化贡献
这与我对上海话的总的看法有关。上海话是中国几百年来产生的唯一的新方言，造方言之难难于造长城，所以，这是上海人对历史作出的最大的文化贡献。而上海人没有凭着一度在报刊、出版物、电影、话剧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乃至实际的文化中心地位，使上海话推广为书面语，进入“雅言”的殿堂，则反映了上海人志在四方，着眼于便于交流、沟通的心态。所以，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觉得一入书面便俗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正是上海人作为中国最具现代城市意识的文化人群的健康精神的曲折的反映。我从这反常现象的背后，看到了上海人的文化“野心”。因此，我在此文中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上海今天在语言上的自卑与苦恼，实际上是文化心理萎缩的一种表现，只因在心理上不再以文化中心自居，以兼济天下自许，所以才对方言人文生羡慕之心。弃大道而重小术，比起上一辈野心勃勃的上海作家来，我们这一代的视野与气度确实是小得多了……由此推论，什么时候上海人忘记提‘大上海’，提‘海派文化’，倒正是‘大上海’、‘海派文化’重新大放异彩的日子。”
我写此文的时候，也许是上海人自信心最低落的时候，大部分上海人以外地人说他(她)不像上海人为荣耀，报上讨论“上海人”这个话题，许多文章以绝大部分上海人都是移民的后代，籍贯都不是“上海”，来消解“上海人”，甚至认为“上海人”是个虚构的概念。这促使我去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上海人是以上海话为内心语言的文化人群”这样一个定义，得到了赵长天、王晓明、陈恩和、毛时安、沈嘉禄等文友的响应。应该说，我对上海话于上海人的精神构成的重要性是看得非常高的，但我至今并不认为这是对上海话的变化现状感到忧虑，需要对上海话加以保护，使之标准化、规范化、纯正化的理由。而且，一些保护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要选拔、培训能说一口标准沪语的电台播音员，那么，标准沪语发音字典有没有呢?有不少字的上海话发音，用汉语拼音是无法表明的，还得先制定一套沪语拼音方案。但是，从根子上说，当年不是先有了一套标准沪语，再让沪语播音员去照本宣科的，沪语播音员不仅参与了，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了上海话的成型；然而，不能以此来规范今天的沪语播音员的发音，就像当初没有以鼻音相对较重的沪剧上海话去规范沪语播音员的发音。凭什么说万仰租的发音绝对标准、万世不移呢?今天的沪语播音员只能对之亦步亦趋，不可越雷池半步呢?
作为汉族人，他的母语就是汉语，而不是他首先接触到的方言
我看到一篇对一位语言学家的访谈，他说：“正在使用的上海话就是标准的上海话”，“使用百分比最高的上海话就是最标准的上海话”，我很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他又说，他不久前还有一个关于“立法保护母语方言”的提议，而此提议是受到报上一则消息的触发，2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母语日”，这则消息的题目是《我国几十种语言濒危传统文化保护法今年审批》，他认为，文中只说了少数民族语言，没提到中国最大的汉族人母语的保护问题，是不对的。从访谈看，我觉得他似乎混淆了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保护的“母语”，应该是民族语言，作为汉族人，他的母语就是汉语，而不是他首先接触到的方言；所谓“一个人的第一语言”，并不“即每个人生下来最初学会的语言”，否则的话，一个因故出生在美国的汉族小孩，他最初学会的是英语，后来他随父母回国了，也学会了汉语，但他的母语却只能永远是英语了。民族语言，除了语音，一般还有文字，这两样都需要保护，而从文化传承意义上说，文字更加重要。秦统一后的“书同文”，在汉族发展史上一直居有相当高的地位，就是这个道理。今天的普通话，先秦时称为“雅言”，是适宜于文字表达的语言，“雅言”对传承中华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现代汉语作适当的规范，也是完全正确的。不应把推广普通话与保持方言的自由、适度的使用对立起来。一方面，确有狭隘地理解推广普通话政策的言论与报道，也有在“纯洁母语”的名义下，似乎以抑制方言与活泼的口语为己任的；我反对这种观念，我认为“雅言”与方言本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鱼水关系，以抑制方言来实现母语的纯洁化，可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釜底抽薪之举。但这不能成为将方言抬高到母语地位，与普通话分别长短，分庭抗礼的理由。作为语言学家，本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何况他又发表过《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文章，一直在思考汉语的规范问题，我怀疑是不是访谈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然而，我今天不仅要重申十年前的一些看法，主要兴趣也不在上海话的语言学意义方面，而是因为我发现上海话的文化底蕴中有非常优秀的内涵似乎被遮蔽了，且随着对上海话表面热情的升温，这种遮蔽可能会更严重。我以前主要是从体现了现代城市文明精神方面去理解上海话的文化意义的，由于近几年对老庄哲学的研究有所心得，再来审视上海话，我发现上海话中更多蕴藏着与老庄哲学一脉相承的精神，要说城市文明，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文明。这就是“柔弱胜刚强”、“道唯小”的精神。“柔弱胜刚强”，这个“牲”，不是“性过”、“争强斗性”之“性”，而是“胜任”之“胜”，“承受”的意思。“唯小”，就是“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即处于实际的优势地位，而克服或根本没有优势意识，谦虚谨慎，不事声张，更不得意忘形、刚愎自用。仔细分析，可见从上海话中体现出来的上海人的文化性格，本具有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从上海话的腔调看，它保持了吴侬软语的柔性，但去了些许妩媚，代之以平直；它善于吸收外来语，可以惟妙惟肖地摹仿各种外国语与汉语方言，它吸收时可以完全融合，摹仿时可以不露痕迹，以不强调自己的个性为个性。这使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带着各自浓重乡音的移民，对这种新产生的方言——上海话，乐于接受，愿意学习。有一种现象很值得寻味，学习上海话学得最弊脚的，恰恰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他们原来的乡音与上海话最接近，也许他们在学习上海话方面的优势意识太浓重，甚至对学习上海话有些不属一顾，认为上海话是他们的乡音的衍生产品，是不正宗的，结果这种集体无意识使本地话始终不能与上海话融为一体，福兮祸兮，且不讨论，此现象正可以从反面来显示上海话谦下平易的特性。从审美趣味方面来看，上海人比追捧本地剧种——沪剧更捧越剧，这也是上海人淡化地方意识的心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