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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聊到了林语堂的中国心和西洋脑,现在我们接着聊。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她有一个回忆,她说小的时候在美国读小学,她的同学居然会这么问说:“中国有椅子吗?你用鼓棒吃饭吗?——敲鼓的鼓棒。”那是指筷子!他说:“你也是用鼓棒吃饭吗?”这个小孩对中国不了解。其实,这不单单是美国的小孩、小学生不了解。一直到前些年时隔那么久,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还是很少的。前些年在报纸上面,我看到一则很好玩的、很好笑的事情,他说,一个中国留学生跟一个日本人一起吃饭,那个日本人很惊讶地说:“你们中国人也会用筷子啊!”可见,他们对我们中国太不了解。
《参考消息》里曾载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国际友人在提醒我们,他说:欧美的普通人,其实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在哪里。我们一直以为,全世界肯定都知道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居然到现在还会这样,这就为偏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所以,我們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我们中国的文化要人家认识,还很不容易。到目前为止,西方文化还是占据着主流的地位,我们现在说现代化,往往是指西方化,还没有脱离开这个,所以有些人把它叫做“失语”。中国人失去自己的语言,“失语”。
你想想看,我们的思维方式到现在,还往往是用西方的方式,哪怕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也喜欢用一些西方的那些概念,那些范畴,那些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事情,才能够说清楚,大家才听得来。可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西方文化还是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主流的地位。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林语堂,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能够向西方讲中国的文化,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脱离开来。前面我们讲用“西方脑”来思考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是这样子,要用自己的一套话语,在目前还是不成熟。他介绍中国的道家智慧、儒家智慧,其实也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补充来说的,所谓说用西方的“眼神”来看中国的事情,他自己也是逃不了这个。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林语堂心中有一个追求,他有一副对联很著名,上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下联“一心评宇宙文章”。所谓的宇宙文章,就要整合中西文化,创造出一种新的全人类的文化,所谓的“一加一等于三”,中西结合,要产生一种全人类的全新的一种文化。这是他的一种追求。但是,中西文化要交融,有一个前提叫“平等对话”,不是说我的西方文化吃掉你的东方文化,也不是来“招安”,把中国的文化吸纳到西方文化里,这就不对等了。所以要对话,首先是要让西方人能够普遍了解中国的文化,林语堂的背后的这种追求,远大的理想,是很重要的。纽约的一个大学赠送给林语堂一个博士学位,那个校长在赠送仪式上这么讲:“林语堂……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
林语堂是“世界公民”,这个提法,我觉得很到位,爱国是他的出发点,“世界公民”是他的归宿。他不是说像辜鸿铭那样,死死地守住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而已,他是要中西融合,建立一种高于中方也高于西方的一种全人类的、全新的文化,这是理解林语堂“对中讲西,对西讲中”的一个关键。不然,你把它拆开来,从这边看有很多缺点从那边看也有很多缺点,都很不到位。但是你合起来,去理解他的这种追求,你就会觉得他很伟大。而且你看看,他以单枪匹马、瘦弱的个人,个体的力量,面对着西方来发言,一个人在太平洋的彼岸,在美国,他就大声发言,大声地讲中国文化的优越,大声地批评西方的一些东西,跟西方对等地进行对话。所以说,他又可爱、又伟大,就是这个道理。
他在写《生活的艺术》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创作经历:1937年3月到5月,这期间,他写了260页的稿子,已经写了很多了,但他自己看了看,若有所思,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顺。后来他发现,他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讲。后来,觉得这样不妥。所以痛下决心,把这260页的稿子全部毁掉,重新写起。他新的定位是怎么的一个定位呢?他说,中西文明是殊途同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西人都有追求自由、闲适生活的愿望,都有克服自身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这种诉求,定位在这边,来写这篇文章,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生活的艺术》的成功,体现了林语堂“边缘人”的优势。他对西方人也同样很了解,这是一个前提。一方面,他把握准西方人,在机械文明里面的异化的焦虑;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中国文化中有一些可以跟它互补的东西,所以这是一次很成功的中西文化的对话。当然,我们深一步来讲,我们中国应该拿什么东西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呢?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对中讲西”,林语堂也有很成功的实验。
我们讲林语堂,如果不讲幽默,就好像要画他的像,却不画他的眼睛,这是不行的,是避不开的。其实,在林语堂的一生里面,最成功的一次“对中讲西”,莫过于提倡幽默,最招来批评的,也莫过于幽默。“幽默”是什么呢?“幽默”是林语堂第一个用这两个字来翻译的一种西方的文化观念,“幽”,幽深;“默”,静默,就是在静默中会心地微笑,是这种意味,用这两个字表达出来。
林语堂很欣赏萧伯纳的幽默,英国作家萧伯纳,他的幽默很出名,林语堂很欣赏。有一个舞蹈家,叫邓肯,身材很好,很会跳舞,有一次,邓肯写了一封信给萧伯纳,她说:我有很美丽的身体,你有很聪明的脑袋,我们两个结婚,你想想看生下的孩子会是怎样一个“宁馨儿”!萧伯纳怎么给她回信呢?他说要是不幸相反呢?——有我的相貌,有你的脑袋,生出来的这个孩子怎么办?这就叫幽默。林语堂看了这则幽默,乐不可支,他很高兴,他说这是“心灵的妙悟”。
林语堂自己的幽默也是这种类型。有一次,去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在他前面有个人先发言,啰里吧嗦,长篇大论,又臭又长,讲了很久,然后轮到林语堂了,他站起来就说:演说要像“迷你裙”(超短裙),越短越好。当时的气氛,整个儿变了,喝了个“满堂彩”。在当时为什么这句就是好呢?就因为他不但“幽”了废话连篇一“默”,而且,也嘲弄了假道学,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东西,他也进行了嘲弄。高头文章,说教似的东西,他居然在那种环境下使大家听着忽然间一悟,这个就是幽默。所以,幽默不是冷嘲,是热讽,让听众、读者得到一种启发,然后自己去反省,自觉地去认同,要这样子才行,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在会心的微笑里面自己去认同,自己去反省。 萧伯纳也是很擅长这种东西。萧伯纳有一则是这么写的:“我们身上每件真实的事,都叫我们害臊,所以一个人该害臊的越多,他就越值得尊敬。”因为人都有一种社会面具,真话讲出来,有时候自己不好说,真正的东西,内心的东西,不敢拿出来示人,会觉得害臊。我们经常说,我心里面有很多丑事,见不得人,这让我们害臊。所以他说,一个人该害臊的越多,他就越值得尊敬。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发现自己的“真”。“真”越多,不加掩饰,那当然,这个人就越可尊敬,他用一种反常的用法。什么值得害臊,本来真相是不用害臊的,用假象,去掩盖真相,才值得害臊。但社会上往往相反,他就用这种反常的方法。
其实,我们中国的孟子很早就有这种语句,他是这么讲的:“无耻之耻,无耻矣。”这话好像是绕口令,“无耻之耻,无耻矣”,意思是说,能认识到“无耻”这个东西的可耻,那他就不会无耻了,因为你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说“恬不知耻”,連“耻”都不知道了,这个才是可耻,能够知道无耻是可耻的,那这个人还是有救的。所以在这种批评里面能够得到一种鼓励,也就是在反省中弃恶从善。这是幽默的一种特殊的功能。所以林语堂说,我们只听女生说“我不会学代数,我几何学不来”,但就从来没有听到哪个女生说“我不会穿高跟鞋”。为什么呢?他说“风气使然,不学而能”。这个话里,他用幽默的口气表现这么一个东西,听者就在微笑中认识到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再为自己学不好功课来找托词。其实,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没有学不会的,你功课学不会,并不是说因为你是女性,而是因为你这边关心不够,穿高跟鞋再难,你都会,因为是“风气使然,不学而能”。所以,他主张一个好的校长应该先抓好学风,有了好学风,谁都可以学得好。意思是这样,他用这样的表达去启发人家的反省。
萧伯纳有一个说法,他认为,只要讲出真相,它就幽默,把真相揭示出来,因为世间的很多真相是被隐瞒起来的,只要在大庭广众中,你把它揭示出来,那它就像“皇帝的新衣”那样,那个小孩说: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大家都哗然大笑,其实他讲的不过是一个真相。所以萧伯纳有这么一则幽默。他说:“既然你专门讲那种违背良心的话,那你最合适的事业是什么呢?做律师。”这就是一种反常的用法,律师本来的职责是干什么呢?是维持正义。但是现实中的一些律师,却昧着良心去维护罪恶,不是维护正义,所以萧伯纳将日常的逻辑给它倒过来,来显示现实中的被颠倒的逻辑。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幽默的效果,所以,他是在“名”和“实”之间找出反差,用很放肆的口气讲出来,它就是一种很好的幽默。
林语堂也经常用这种手法,他办了一个杂志叫《论语》,在里面提倡幽默,报刊有时排版会留下一个空白,要补白。他有一次这么补白,他说:“革命尚未努力,同志仍须成功。”大家记得这个句子从哪里来的吗?孙中山先生不是这么说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句话,林语堂把它掉了一个头,就是革命都还没有努力,不要说成功。连努力都还没努力,“同志仍须成功”,大家已经在那边争权夺利了,就揭示出了这么一个事实,在笑声里面看到一个真相,就是那些打着所谓“革命”旗号的人其实只在谋私利。他就用这一段话掉了一个头,颠倒一下,它的幽默感就出来了。还有一些伪君子,其实是政府的帮凶,是当时军阀政府、反动派的帮凶,但是帮凶有时也来批评政府,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那对这种人林语堂怎么解释呢?他就说:有一次,我看到茶几上面有两只臭虫在相骂,臭虫甲说:你是臭虫。臭虫乙回答说:你才是臭虫。大家在一笑里都认识到,那两个都不是好家伙,这就把伪君子的面目给他揭示出来了,幽默就是有这么一个功效。
但是林语堂提倡幽默,里面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如果去查《简明牛津词典》里面对幽默是怎么一个定义呢?它说:“戏谑、戏剧性,比才智少些见识,但多了些同情。”幽默里面有一种同情,林语堂就抓住“同情”两个字,非常重视这两个字,他将“同情”作为中西文化里面的一个共同点,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契机,将西方的幽默跟中国文化中“悲天悯人”的这种精神,嫁接在一起。所以他说,孔子是中国幽默的祖师。初看,这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孔子怎么会是幽默的祖师?其实细想,在同情心上,确实有些相似之处。
《史记》之《孔子世家》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孔子有一次到郑国去,跟他的弟子走散了,结果孔子自己一个人站在东门那边等,他的弟子就问路人: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有一个郑国人就跟他讲说:东门外站着一个人,“累累然若丧家之狗。”说这个人像一条狗,丧了家一样,很失落的样子站在那边,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老师。孔子的这些弟子赶快到东门一看,果然是孔子。有个学生把这些话讲给孔子听,孔子听了欣然曰——很高兴地笑起来,说:“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说路人讲的真对、真像。这种自嘲里面就是一种幽默感。为什么呢?在逆境当中,这种自嘲的口吻就跟平常不一样。其实,孔子还有些东西我觉得比这个还幽默。比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看起来很严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很有幽默感。为什么呢?鬼神有还是没有,在当时是讲不清楚的事情,那孔子就不说它,把它撂在一边,不是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吗?孔子从来不讲奇怪的事情和摸不着边的东西,还有神仙鬼神,他都不说。敬之,却远之,也就是所谓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本来,你既然是“敬之”,那么就要亲近之,他居然会说,把它放在一边,撂在一边。
孟子呢?像这样的东西也有。他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远离厨房。为什么呢?作为君子要有仁人之心,要不忍心看到鸡被杀、鱼被杀,但君子要不要吃鱼肉?要不要吃鸡肉?还要吃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那你就离厨房远一点儿嘛,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幽默。所以林语堂认为,幽默中国也有,从陶渊明、杜甫、《儒林外史》、《西游记》,这些里面,中国早就有自己的幽默感。
我们举例苏东坡。林语堂最喜欢苏东坡。苏东坡被贬到岭南的时候,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但他在惠州却怡然自得,被贬到那边——当然,现在我们到广东不会感到很苦,但在古代在唐代、宋代是不一样的,那时候那边很荒芜,天气又热又潮,容易生病。过去,一些小小的病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所以到那边就很难存活。但是苏东坡到那边,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说:我到这边不错啊,每天吃上三百颗荔枝,我在这边住得挺好的,就在这边住下去吧!而且他还写了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白头,像我这样子白头发,都是霜白,像下过霜一样,“小阁藤床寄病容”,病恹恹的躺在藤椅上面,“报道先生春睡美”,春天很好睡的时候,我在睡,“道人轻打五更钟”,道人请你打钟的时候小声一点儿,不要把我吵醒了。这就是一种内在的怡然自得的样子。其实那个时候是苦得要死,他还能够怡然处之,结果这首诗传到京都的时候,他的政敌章惇,看了以后很恼火,他说,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把你贬到那边还不够是吧?就把他贬到海南岛。那时的海南岛,更是糟糕,所以幽默里面往往有种诀窍。 有一种花草叫“死不了”,你把它扔在什么地方,哪怕是水泥地上,它都开花。而幽默往往就是这种诀窍的表现。苏东坡确实是这样,越困难的事,他越表现得悠然自得,往往就把政敌给气死。所以,我们福建的林纾,很著名的林纾,他就有一个说法,他说,把苏东坡跟陶渊明两个人对调一下位置,让苏东坡到彭泽去,然后让陶渊明来到海南岛,他说,陶渊明必死,陶渊明肯定受不了,苏东坡没事儿!就是因为苏东坡有这种乐观的精神,往往用幽默来解脱自己。所以,林语堂特别欣赏这种困境中幽默的态度。他自己说,他自己像什么?像一个皮球。皮球,你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摁到水底,但是你手一出水,它马上跟着出来。所以幽默是有一种自我化解的这么一个功能,使人能够自己经过调节以后适应新的环境。所以林语堂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所有的动物都会哭,但是惟独人才会笑。确实,笑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果,笑自己或者笑别人所犯的错误。
这是一种反省,是一种自觉的认同,它能使人在笑声里面调整自己,重新获取一种信心和力量,一种活力。所以林语堂这么说:“中国人生活苦闷,得以不至于神经、变态,全靠此一点游乐的雅趣。”确实,西方的歇斯底里比我们还厉害,调节不过来,往往走到死胡同,所以,他把提倡幽默的情怀作为一种改造国民性的手段。他确信幽默可以解放个性,使人敢说、敢笑,去伪存真,能够改变一种狭隘的心态。所以他在《吾国与吾民》里很明确地说:中国正经历着长期的危难,但“她总能秉一种可怕的幽默,与近乎犷野的沉毅气态,冒万难而前进!”可见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并不是玩笑主义,有这种寓沉痛于悠闲的意思在里面。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大饥荒里的灾民,能够莞尔一笑,也是属于这种“可怕的幽默”:你让我死,我不但死不了,我还要笑!当然,事情都是双方面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来提倡幽默,而且延伸到提倡金圣叹、袁中郎式的小品,是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但从长远来看,有的事情你要把它拉长时间,扩大空间,再给它定位才好,长远地看,幽默不但在中国扎了根,而且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中国自己的幽默。
中国式幽默,很强调的一个就是“悲天悯人”,丰富了幽默的内涵。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或者是在世界文化史上,应该说,林语堂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功不可没!这里还有一个经验教训,说林语堂是一个“自由主義”者,他自己在阶级社会里生活,却不承认阶级斗争,所以在提倡幽默的时候,缺乏一种强势的思想指导。他在办《论语》《宇宙风》这些杂志的时候,人家形容他是“轰的一声,普天下都来讲幽默”。结果鱼龙混杂,他又兼收并蓄,结果是起哄的多,把现实中一些很严肃的东西,很沉重的话题,甚至很残忍的现象,通通化为玩笑,一笑了之,那当然就招来了很多的批评。但如果你反思一下,你就会发现,林语堂到底只是一个理想家,他把人生观分成了“低地人生观”和“高地人生观”,他说,低地人生观是平的,从来不抬头向上看。而高地人生观相反,总是抬头往上看,眼睛只顾往上看,那脚下不留神,有时候就要踩空。
你看,林语堂的很多想法,都被人家认为是脱离现实,也就是因为他操作上有问题,比如说,他想走“第三条道路”,他说我不要左也不要右,不左不右刚刚好,结果是左派骂,右派也骂。在生活中,他就变得很孤立。他想在新加坡一步到位,办一个全世界最一流的大学,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那些叫他办学的华侨董事会的财力到底够不够,一下子要盖那么多高大的房子,要买那么多高档的仪器、设备,要请那么多名家来,名家的薪水那么高。他没有考虑那么多的实际问题,结果,这个大学当然就办不起来,不欢而散。他又想用自己个人的力量,来发明“中文明快打字机”,又缺少一种操作的手段,结果是被人家拖了一下,弄得倾家荡产;他的那个打字机,一直都没有投入到生产中去。
在创作中也是这样,他创造了一些人物,像《京华烟云》里面塑造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女性——姚木兰,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是道家的女儿,也是儒家的儿媳妇,通达、超脱、开朗、质朴、贤惠、果敢,识大体,明是非,不问政治却是非分明,处理问题利索,无往不利,有勇有谋,反正能加上去的优点都加上去给姚木兰这个人。其实他也明白,古老的文化在现代并没有如此这般的活力,一个道家的女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他又给她加上了一些西方的东西,让木兰也懂得一些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意识,有开放、浪漫的平民作风,讲平等、讲民主、讲人道,甚至还带上西方现代女性的不修边幅。所以可以说,这个人被他塑造成中西和古今的合璧,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你只要书一合上,回到现实里面,你就会明白,这种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你想想看,儒家的价值取向怎么能够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取向兼容呢?其他的很多东西都一样,其实这只是一个拼图的游戏,拼图的游戏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就像说,一个玻璃杯,你放到搅拌机里面去搅拌,你说它能不破吗?现实就像一个搅拌机,你想的那些拼凑的东西,一下子就要散掉。
但是回想过来,林语堂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贡献不在于怎么操作这些事情,而是在于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也就是说,他的贡献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提出了问题。“但开风气不为师”,比如说,林语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公开在刊物上提倡简化字。他是最早提倡简化字的语言学家,虽然在他的手里没有操作成功,但我们现在,不是整个大陆都是用简化字吗?“始作俑者”还是他呢!比如说,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虽然没有投产,没有应用,但是他把汉字分解成上下形检字法,后来还是台湾的一个公司开发电脑软件时做为一种检索的方法、电脑中文处理的方法来应用的。
还有,他坚持“五四运动”里的启蒙精神,提倡个体精神的自由,因当时大家忙于救亡,忽视了启蒙,后来“五四运动”就没有完成启蒙,就开始救亡了,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做为一个历史课题,启蒙还是一个必修课。《共产党宣言》就很明确地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不是说个人也要一些自由,而是说它是一个前提,要一切人都有自由发展,前提条件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随着当代物质文明快速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
总之,有些东西是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大框架里面,长距离地、大面积地,才能够看清楚它,看准它。所以,林语堂也必须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在全人类文化史的这一个大框架下来重新审视,才会发现他的意义。所以,有时提出问题的意义并不亚于解决问题的意义。我们知道的“歌德巴赫猜想”,提出问题的人并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猜想,但他提出来以后,不就激发了数学家们的一些灵感?我们说,“没有蛋,哪来的鸡”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民族不能够没有理想家,一个容不得理想家的民族,我看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就讲到这里。《话说林语堂》这个话题也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再见!
(此稿根据2013年作者在福建省教育电视台讲林语堂时的录音整理的文字。形势不断变化,内容难免有不合时宜者,但雪泥鸿爪,也算是对林语堂的记念吧。)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她有一个回忆,她说小的时候在美国读小学,她的同学居然会这么问说:“中国有椅子吗?你用鼓棒吃饭吗?——敲鼓的鼓棒。”那是指筷子!他说:“你也是用鼓棒吃饭吗?”这个小孩对中国不了解。其实,这不单单是美国的小孩、小学生不了解。一直到前些年时隔那么久,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还是很少的。前些年在报纸上面,我看到一则很好玩的、很好笑的事情,他说,一个中国留学生跟一个日本人一起吃饭,那个日本人很惊讶地说:“你们中国人也会用筷子啊!”可见,他们对我们中国太不了解。
《参考消息》里曾载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国际友人在提醒我们,他说:欧美的普通人,其实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在哪里。我们一直以为,全世界肯定都知道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居然到现在还会这样,这就为偏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所以,我們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我们中国的文化要人家认识,还很不容易。到目前为止,西方文化还是占据着主流的地位,我们现在说现代化,往往是指西方化,还没有脱离开这个,所以有些人把它叫做“失语”。中国人失去自己的语言,“失语”。
你想想看,我们的思维方式到现在,还往往是用西方的方式,哪怕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也喜欢用一些西方的那些概念,那些范畴,那些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事情,才能够说清楚,大家才听得来。可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西方文化还是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主流的地位。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林语堂,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能够向西方讲中国的文化,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脱离开来。前面我们讲用“西方脑”来思考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是这样子,要用自己的一套话语,在目前还是不成熟。他介绍中国的道家智慧、儒家智慧,其实也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补充来说的,所谓说用西方的“眼神”来看中国的事情,他自己也是逃不了这个。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林语堂心中有一个追求,他有一副对联很著名,上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下联“一心评宇宙文章”。所谓的宇宙文章,就要整合中西文化,创造出一种新的全人类的文化,所谓的“一加一等于三”,中西结合,要产生一种全人类的全新的一种文化。这是他的一种追求。但是,中西文化要交融,有一个前提叫“平等对话”,不是说我的西方文化吃掉你的东方文化,也不是来“招安”,把中国的文化吸纳到西方文化里,这就不对等了。所以要对话,首先是要让西方人能够普遍了解中国的文化,林语堂的背后的这种追求,远大的理想,是很重要的。纽约的一个大学赠送给林语堂一个博士学位,那个校长在赠送仪式上这么讲:“林语堂……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
林语堂是“世界公民”,这个提法,我觉得很到位,爱国是他的出发点,“世界公民”是他的归宿。他不是说像辜鸿铭那样,死死地守住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而已,他是要中西融合,建立一种高于中方也高于西方的一种全人类的、全新的文化,这是理解林语堂“对中讲西,对西讲中”的一个关键。不然,你把它拆开来,从这边看有很多缺点从那边看也有很多缺点,都很不到位。但是你合起来,去理解他的这种追求,你就会觉得他很伟大。而且你看看,他以单枪匹马、瘦弱的个人,个体的力量,面对着西方来发言,一个人在太平洋的彼岸,在美国,他就大声发言,大声地讲中国文化的优越,大声地批评西方的一些东西,跟西方对等地进行对话。所以说,他又可爱、又伟大,就是这个道理。
他在写《生活的艺术》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创作经历:1937年3月到5月,这期间,他写了260页的稿子,已经写了很多了,但他自己看了看,若有所思,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顺。后来他发现,他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讲。后来,觉得这样不妥。所以痛下决心,把这260页的稿子全部毁掉,重新写起。他新的定位是怎么的一个定位呢?他说,中西文明是殊途同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西人都有追求自由、闲适生活的愿望,都有克服自身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这种诉求,定位在这边,来写这篇文章,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生活的艺术》的成功,体现了林语堂“边缘人”的优势。他对西方人也同样很了解,这是一个前提。一方面,他把握准西方人,在机械文明里面的异化的焦虑;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中国文化中有一些可以跟它互补的东西,所以这是一次很成功的中西文化的对话。当然,我们深一步来讲,我们中国应该拿什么东西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呢?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对中讲西”,林语堂也有很成功的实验。
我们讲林语堂,如果不讲幽默,就好像要画他的像,却不画他的眼睛,这是不行的,是避不开的。其实,在林语堂的一生里面,最成功的一次“对中讲西”,莫过于提倡幽默,最招来批评的,也莫过于幽默。“幽默”是什么呢?“幽默”是林语堂第一个用这两个字来翻译的一种西方的文化观念,“幽”,幽深;“默”,静默,就是在静默中会心地微笑,是这种意味,用这两个字表达出来。
林语堂很欣赏萧伯纳的幽默,英国作家萧伯纳,他的幽默很出名,林语堂很欣赏。有一个舞蹈家,叫邓肯,身材很好,很会跳舞,有一次,邓肯写了一封信给萧伯纳,她说:我有很美丽的身体,你有很聪明的脑袋,我们两个结婚,你想想看生下的孩子会是怎样一个“宁馨儿”!萧伯纳怎么给她回信呢?他说要是不幸相反呢?——有我的相貌,有你的脑袋,生出来的这个孩子怎么办?这就叫幽默。林语堂看了这则幽默,乐不可支,他很高兴,他说这是“心灵的妙悟”。
林语堂自己的幽默也是这种类型。有一次,去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在他前面有个人先发言,啰里吧嗦,长篇大论,又臭又长,讲了很久,然后轮到林语堂了,他站起来就说:演说要像“迷你裙”(超短裙),越短越好。当时的气氛,整个儿变了,喝了个“满堂彩”。在当时为什么这句就是好呢?就因为他不但“幽”了废话连篇一“默”,而且,也嘲弄了假道学,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东西,他也进行了嘲弄。高头文章,说教似的东西,他居然在那种环境下使大家听着忽然间一悟,这个就是幽默。所以,幽默不是冷嘲,是热讽,让听众、读者得到一种启发,然后自己去反省,自觉地去认同,要这样子才行,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在会心的微笑里面自己去认同,自己去反省。 萧伯纳也是很擅长这种东西。萧伯纳有一则是这么写的:“我们身上每件真实的事,都叫我们害臊,所以一个人该害臊的越多,他就越值得尊敬。”因为人都有一种社会面具,真话讲出来,有时候自己不好说,真正的东西,内心的东西,不敢拿出来示人,会觉得害臊。我们经常说,我心里面有很多丑事,见不得人,这让我们害臊。所以他说,一个人该害臊的越多,他就越值得尊敬。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发现自己的“真”。“真”越多,不加掩饰,那当然,这个人就越可尊敬,他用一种反常的用法。什么值得害臊,本来真相是不用害臊的,用假象,去掩盖真相,才值得害臊。但社会上往往相反,他就用这种反常的方法。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sout/sout202105/sout20210505-1-l.jpg)
其实,我们中国的孟子很早就有这种语句,他是这么讲的:“无耻之耻,无耻矣。”这话好像是绕口令,“无耻之耻,无耻矣”,意思是说,能认识到“无耻”这个东西的可耻,那他就不会无耻了,因为你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说“恬不知耻”,連“耻”都不知道了,这个才是可耻,能够知道无耻是可耻的,那这个人还是有救的。所以在这种批评里面能够得到一种鼓励,也就是在反省中弃恶从善。这是幽默的一种特殊的功能。所以林语堂说,我们只听女生说“我不会学代数,我几何学不来”,但就从来没有听到哪个女生说“我不会穿高跟鞋”。为什么呢?他说“风气使然,不学而能”。这个话里,他用幽默的口气表现这么一个东西,听者就在微笑中认识到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再为自己学不好功课来找托词。其实,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没有学不会的,你功课学不会,并不是说因为你是女性,而是因为你这边关心不够,穿高跟鞋再难,你都会,因为是“风气使然,不学而能”。所以,他主张一个好的校长应该先抓好学风,有了好学风,谁都可以学得好。意思是这样,他用这样的表达去启发人家的反省。
萧伯纳有一个说法,他认为,只要讲出真相,它就幽默,把真相揭示出来,因为世间的很多真相是被隐瞒起来的,只要在大庭广众中,你把它揭示出来,那它就像“皇帝的新衣”那样,那个小孩说: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大家都哗然大笑,其实他讲的不过是一个真相。所以萧伯纳有这么一则幽默。他说:“既然你专门讲那种违背良心的话,那你最合适的事业是什么呢?做律师。”这就是一种反常的用法,律师本来的职责是干什么呢?是维持正义。但是现实中的一些律师,却昧着良心去维护罪恶,不是维护正义,所以萧伯纳将日常的逻辑给它倒过来,来显示现实中的被颠倒的逻辑。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幽默的效果,所以,他是在“名”和“实”之间找出反差,用很放肆的口气讲出来,它就是一种很好的幽默。
林语堂也经常用这种手法,他办了一个杂志叫《论语》,在里面提倡幽默,报刊有时排版会留下一个空白,要补白。他有一次这么补白,他说:“革命尚未努力,同志仍须成功。”大家记得这个句子从哪里来的吗?孙中山先生不是这么说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句话,林语堂把它掉了一个头,就是革命都还没有努力,不要说成功。连努力都还没努力,“同志仍须成功”,大家已经在那边争权夺利了,就揭示出了这么一个事实,在笑声里面看到一个真相,就是那些打着所谓“革命”旗号的人其实只在谋私利。他就用这一段话掉了一个头,颠倒一下,它的幽默感就出来了。还有一些伪君子,其实是政府的帮凶,是当时军阀政府、反动派的帮凶,但是帮凶有时也来批评政府,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那对这种人林语堂怎么解释呢?他就说:有一次,我看到茶几上面有两只臭虫在相骂,臭虫甲说:你是臭虫。臭虫乙回答说:你才是臭虫。大家在一笑里都认识到,那两个都不是好家伙,这就把伪君子的面目给他揭示出来了,幽默就是有这么一个功效。
但是林语堂提倡幽默,里面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如果去查《简明牛津词典》里面对幽默是怎么一个定义呢?它说:“戏谑、戏剧性,比才智少些见识,但多了些同情。”幽默里面有一种同情,林语堂就抓住“同情”两个字,非常重视这两个字,他将“同情”作为中西文化里面的一个共同点,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契机,将西方的幽默跟中国文化中“悲天悯人”的这种精神,嫁接在一起。所以他说,孔子是中国幽默的祖师。初看,这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孔子怎么会是幽默的祖师?其实细想,在同情心上,确实有些相似之处。
《史记》之《孔子世家》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孔子有一次到郑国去,跟他的弟子走散了,结果孔子自己一个人站在东门那边等,他的弟子就问路人: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有一个郑国人就跟他讲说:东门外站着一个人,“累累然若丧家之狗。”说这个人像一条狗,丧了家一样,很失落的样子站在那边,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老师。孔子的这些弟子赶快到东门一看,果然是孔子。有个学生把这些话讲给孔子听,孔子听了欣然曰——很高兴地笑起来,说:“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说路人讲的真对、真像。这种自嘲里面就是一种幽默感。为什么呢?在逆境当中,这种自嘲的口吻就跟平常不一样。其实,孔子还有些东西我觉得比这个还幽默。比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看起来很严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很有幽默感。为什么呢?鬼神有还是没有,在当时是讲不清楚的事情,那孔子就不说它,把它撂在一边,不是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吗?孔子从来不讲奇怪的事情和摸不着边的东西,还有神仙鬼神,他都不说。敬之,却远之,也就是所谓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本来,你既然是“敬之”,那么就要亲近之,他居然会说,把它放在一边,撂在一边。
孟子呢?像这样的东西也有。他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远离厨房。为什么呢?作为君子要有仁人之心,要不忍心看到鸡被杀、鱼被杀,但君子要不要吃鱼肉?要不要吃鸡肉?还要吃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那你就离厨房远一点儿嘛,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幽默。所以林语堂认为,幽默中国也有,从陶渊明、杜甫、《儒林外史》、《西游记》,这些里面,中国早就有自己的幽默感。
我们举例苏东坡。林语堂最喜欢苏东坡。苏东坡被贬到岭南的时候,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但他在惠州却怡然自得,被贬到那边——当然,现在我们到广东不会感到很苦,但在古代在唐代、宋代是不一样的,那时候那边很荒芜,天气又热又潮,容易生病。过去,一些小小的病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所以到那边就很难存活。但是苏东坡到那边,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说:我到这边不错啊,每天吃上三百颗荔枝,我在这边住得挺好的,就在这边住下去吧!而且他还写了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白头,像我这样子白头发,都是霜白,像下过霜一样,“小阁藤床寄病容”,病恹恹的躺在藤椅上面,“报道先生春睡美”,春天很好睡的时候,我在睡,“道人轻打五更钟”,道人请你打钟的时候小声一点儿,不要把我吵醒了。这就是一种内在的怡然自得的样子。其实那个时候是苦得要死,他还能够怡然处之,结果这首诗传到京都的时候,他的政敌章惇,看了以后很恼火,他说,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把你贬到那边还不够是吧?就把他贬到海南岛。那时的海南岛,更是糟糕,所以幽默里面往往有种诀窍。 有一种花草叫“死不了”,你把它扔在什么地方,哪怕是水泥地上,它都开花。而幽默往往就是这种诀窍的表现。苏东坡确实是这样,越困难的事,他越表现得悠然自得,往往就把政敌给气死。所以,我们福建的林纾,很著名的林纾,他就有一个说法,他说,把苏东坡跟陶渊明两个人对调一下位置,让苏东坡到彭泽去,然后让陶渊明来到海南岛,他说,陶渊明必死,陶渊明肯定受不了,苏东坡没事儿!就是因为苏东坡有这种乐观的精神,往往用幽默来解脱自己。所以,林语堂特别欣赏这种困境中幽默的态度。他自己说,他自己像什么?像一个皮球。皮球,你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摁到水底,但是你手一出水,它马上跟着出来。所以幽默是有一种自我化解的这么一个功能,使人能够自己经过调节以后适应新的环境。所以林语堂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所有的动物都会哭,但是惟独人才会笑。确实,笑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果,笑自己或者笑别人所犯的错误。
这是一种反省,是一种自觉的认同,它能使人在笑声里面调整自己,重新获取一种信心和力量,一种活力。所以林语堂这么说:“中国人生活苦闷,得以不至于神经、变态,全靠此一点游乐的雅趣。”确实,西方的歇斯底里比我们还厉害,调节不过来,往往走到死胡同,所以,他把提倡幽默的情怀作为一种改造国民性的手段。他确信幽默可以解放个性,使人敢说、敢笑,去伪存真,能够改变一种狭隘的心态。所以他在《吾国与吾民》里很明确地说:中国正经历着长期的危难,但“她总能秉一种可怕的幽默,与近乎犷野的沉毅气态,冒万难而前进!”可见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并不是玩笑主义,有这种寓沉痛于悠闲的意思在里面。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大饥荒里的灾民,能够莞尔一笑,也是属于这种“可怕的幽默”:你让我死,我不但死不了,我还要笑!当然,事情都是双方面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来提倡幽默,而且延伸到提倡金圣叹、袁中郎式的小品,是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但从长远来看,有的事情你要把它拉长时间,扩大空间,再给它定位才好,长远地看,幽默不但在中国扎了根,而且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中国自己的幽默。
中国式幽默,很强调的一个就是“悲天悯人”,丰富了幽默的内涵。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或者是在世界文化史上,应该说,林语堂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功不可没!这里还有一个经验教训,说林语堂是一个“自由主義”者,他自己在阶级社会里生活,却不承认阶级斗争,所以在提倡幽默的时候,缺乏一种强势的思想指导。他在办《论语》《宇宙风》这些杂志的时候,人家形容他是“轰的一声,普天下都来讲幽默”。结果鱼龙混杂,他又兼收并蓄,结果是起哄的多,把现实中一些很严肃的东西,很沉重的话题,甚至很残忍的现象,通通化为玩笑,一笑了之,那当然就招来了很多的批评。但如果你反思一下,你就会发现,林语堂到底只是一个理想家,他把人生观分成了“低地人生观”和“高地人生观”,他说,低地人生观是平的,从来不抬头向上看。而高地人生观相反,总是抬头往上看,眼睛只顾往上看,那脚下不留神,有时候就要踩空。
你看,林语堂的很多想法,都被人家认为是脱离现实,也就是因为他操作上有问题,比如说,他想走“第三条道路”,他说我不要左也不要右,不左不右刚刚好,结果是左派骂,右派也骂。在生活中,他就变得很孤立。他想在新加坡一步到位,办一个全世界最一流的大学,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那些叫他办学的华侨董事会的财力到底够不够,一下子要盖那么多高大的房子,要买那么多高档的仪器、设备,要请那么多名家来,名家的薪水那么高。他没有考虑那么多的实际问题,结果,这个大学当然就办不起来,不欢而散。他又想用自己个人的力量,来发明“中文明快打字机”,又缺少一种操作的手段,结果是被人家拖了一下,弄得倾家荡产;他的那个打字机,一直都没有投入到生产中去。
在创作中也是这样,他创造了一些人物,像《京华烟云》里面塑造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女性——姚木兰,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是道家的女儿,也是儒家的儿媳妇,通达、超脱、开朗、质朴、贤惠、果敢,识大体,明是非,不问政治却是非分明,处理问题利索,无往不利,有勇有谋,反正能加上去的优点都加上去给姚木兰这个人。其实他也明白,古老的文化在现代并没有如此这般的活力,一个道家的女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他又给她加上了一些西方的东西,让木兰也懂得一些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意识,有开放、浪漫的平民作风,讲平等、讲民主、讲人道,甚至还带上西方现代女性的不修边幅。所以可以说,这个人被他塑造成中西和古今的合璧,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你只要书一合上,回到现实里面,你就会明白,这种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你想想看,儒家的价值取向怎么能够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取向兼容呢?其他的很多东西都一样,其实这只是一个拼图的游戏,拼图的游戏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就像说,一个玻璃杯,你放到搅拌机里面去搅拌,你说它能不破吗?现实就像一个搅拌机,你想的那些拼凑的东西,一下子就要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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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想过来,林语堂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贡献不在于怎么操作这些事情,而是在于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也就是说,他的贡献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提出了问题。“但开风气不为师”,比如说,林语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公开在刊物上提倡简化字。他是最早提倡简化字的语言学家,虽然在他的手里没有操作成功,但我们现在,不是整个大陆都是用简化字吗?“始作俑者”还是他呢!比如说,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虽然没有投产,没有应用,但是他把汉字分解成上下形检字法,后来还是台湾的一个公司开发电脑软件时做为一种检索的方法、电脑中文处理的方法来应用的。
还有,他坚持“五四运动”里的启蒙精神,提倡个体精神的自由,因当时大家忙于救亡,忽视了启蒙,后来“五四运动”就没有完成启蒙,就开始救亡了,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做为一个历史课题,启蒙还是一个必修课。《共产党宣言》就很明确地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不是说个人也要一些自由,而是说它是一个前提,要一切人都有自由发展,前提条件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随着当代物质文明快速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
总之,有些东西是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大框架里面,长距离地、大面积地,才能够看清楚它,看准它。所以,林语堂也必须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在全人类文化史的这一个大框架下来重新审视,才会发现他的意义。所以,有时提出问题的意义并不亚于解决问题的意义。我们知道的“歌德巴赫猜想”,提出问题的人并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猜想,但他提出来以后,不就激发了数学家们的一些灵感?我们说,“没有蛋,哪来的鸡”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民族不能够没有理想家,一个容不得理想家的民族,我看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就讲到这里。《话说林语堂》这个话题也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再见!
(此稿根据2013年作者在福建省教育电视台讲林语堂时的录音整理的文字。形势不断变化,内容难免有不合时宜者,但雪泥鸿爪,也算是对林语堂的记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