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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支持“西纠”保稳定
在“文革”中，红卫兵到处造反，在全国范围内成了最“红”和没人敢管的群体。但当时大多数家庭基础教育好的，又有着法制观念的学生们却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下，在家长、亲属和有正义感人的影响下。不仅认识到随意抓人、打人、抄家、砸抢文物等这些做法是错误的，还想挺身而出，制止社会上的这些错误做法。
于是。以北京西城区八中、四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率先发出了组建红卫兵纠察队的建议，并很快得到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的响应。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正式成立，简称“西纠”。他们的名字中有“纠察”二字，“纠察”谁?就是纠察那些专搞“打砸抢抄抓”的红卫兵。这时，正是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忧虑之时，他欣喜地发现了“西纠”，并立即给予肯定和支持。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点名“西纠”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西纠”的做法也同时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大力支持。周恩来特意指派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雍文涛具体指导“西纠”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这时，“西纠”曾发出许多《呼吁书》、《通令》等文告，提出了不准打砸，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这对那些无法元天的“造反”行动有了很好的制约。笔者曾听老舍夫人胡絮青说： “舍予自尽后，我一个人昏天黑地的从八宝山步行走回家中。不知道如何活下去。这时家中又来了一拨红卫兵，其中一个女学生对我说：‘你去弄点吃的，千万不要不明不白地去死。’她还告诉我。‘他们是奉上边的命令来保护的，如果再有人到你家来不讲道理，你就打这个电话，我们马上就来。’说着，她就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还有，你家存在银行的8万元老舍先生生前的稿费，你也可以去取，以贴补家用。’还告诉我这也是上边让解冻的。在那个时代，红卫兵们对待我们都是十分凶狠和蛮横的，而这拨红卫兵的举动让人隐隐感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主持正义的人在影响着他们。而那个女学生对我说的那个‘上边’除了周总理，还能有谁呢?”
“西纠”的这些做法，也就必然招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人员的忌恨。
1966年12月16日，江青等背着周恩来，经过秘密策划，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声嘶力竭地破口大骂：“‘西纠’是什么东西?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保守派、保皇派，这样的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事先不明内情的周恩来虽然在会上据理力争，肯定“西纠”成立以来的成绩。但是他无法改变江青的蛮横和霸道。会后，“西纠”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一些“西纠”骨干成员还被抓捕。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直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动情的申述后，当即表示，把这些孩子全部放出来，一个也不能关。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于1967年4月22日下令把被关押的“西纠”成员全部放出。周恩来还和中央文革的大员们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批遭受中央文革残酷迫害的青年学生们。(秦九凤)
胡耀邦视察湘潭青山桥
青山桥区位于湘潭西南边陲山区，距湘潭城区77公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遭受“五风”危害，山林被毁，水土流失。田园荒芜，生产歉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
1961年2月16日，是农历正月初二，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冒着严寒亲临青山桥区，视察了青山、石鼓、歇马3个公社。
上午9点许，胡耀邦一行来到了青山桥区公所，區委书记张岳辉、副书记彭玉坤、青山公社党委书记李子云等早已在区公所门口迎候。胡耀邦与他们一一握手。在区公所会议室休息片刻后。胡耀邦一行即由青山桥区委、青山公社党委领导陪同前往涓水水土保持站视察。在听取站长王长庚汇报后，胡耀邦当即指示： “青山是个边远山区，也是毛主席故乡，要封山育林，绿化青山，解决水土流失问题。同时，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促进粮食产量提高，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王长庚告诉胡耀邦，封山之后，农民烧柴成了问题，一般都要从双峰等地运煤进来，而歇马至山枣的公路未通，交通运输困难。胡耀邦说：“我可以找张平化同志解决。”不久，由省交通厅拨款修通了这段公路。
10点30分，汽车开到石鼓公社。胡耀邦下车后，先到电话总机室，握着值班话务员朱爱莲的手亲切地说：“小姑娘，新年好，辛苦了!”又问：“你们的书记今天在不在这里?”朱爱莲回答：“在这里。”她立即带胡耀邦来到公社党委书记胡宁祥的办公室兼宿舍里。胡宁祥见是胡耀邦来了，立即电话通知公社相关干部来公社汇报座谈。胡宁祥在汇报中谈到海云大队改水稻间作为连作，两季亩产由250公斤增加到400公斤，为公社振兴农业带了个好头，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嘉奖。胡耀邦连连点头，并高兴地说：“我等一下要去海云大队看看，石鼓公社各大队都要以海云大队为榜样，以点带面。全面推广，并逐步普及到全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确保粮食增产，有了粮食就好办事了。”说到这里，他还挥起手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齐心合力打响石鼓。”并说：“昌山(湘潭县境内的最高山，海拔755.1米)是块宝地，要开发它，发展林副业生产。”
下午1时30分，胡耀邦一行乘车前往歇马公社。在歇马公社会议室稍稍休息了一下后，胡耀邦便在公社主任赵尽斋等陪同下前往双河大队视察。胡耀邦目睹这一带困难景象后说：“歇马要力争上游，快马加鞭!”
回到石鼓公社海云大队，党支部书记拿来间作改连作的规划向胡耀邦汇报说：“海云全靠这一改，粮食产量有了新的突破。我们计划来年普及到全大队。”胡耀邦欣然同意并指示说：“海云农业搞得不错，是全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我这次是来听听你们间作改连作的具体情况的。连作双季稻要大力推广，要因地制宜，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你们在有新的突破的基础上要更上一层楼。”接着胡耀邦一行又乘车到万家咀，并步行到青洲坪。这里地势开阔，下可看到青山桥与南岳衡山。上可看到石鼓与昌山、铜梁山。胡耀邦站在这里举目四望。见到四面都是荒山秃岭。临行前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对大家说：“青山不青，石鼓不响，歇马不走，令人深思。”并提出期望：封山育林绿化青山，齐心合力打响石鼓，歇马要力争上游……
40多年过去了，青山、石鼓、歇马人民按照胡耀邦的指示，狠抓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颜家友)
萧劲光的家乡情
1949年8月，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军渡江南下，接管和平解放的长沙市。
进驻长沙后，萧劲光出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和长沙市军管会主任，尽管除了处理地方军政要务外，还要指挥衡宝战役，可他还是挤出时间回了一趟老家——长沙市郊岳麓山乡天马村赵洲港探望乡亲。 9月的一天上午，萧劲光身着白布衬衣、黄布军裤，脚穿方口布鞋，手拿蒲扇，乘一辆吉普车，渡过湘江向岳麓山奔来。一路上，他尽情地观赏阔别近30年的家乡山水。汽车距赵洲港还有半公里，他便急着下车步行，沿着当年砍柴走过的山间小路，边走边看。看到有人在山上砍柴，他一眼认出是小时候砍柴的同伴，急忙走上前去，亲切地叫道：“周菊生!”
“萧满哥!”周菊生也认出了他。“早就听说你带兵回来了，乡亲们都想见到你哩!”
“我多时想回来看望大家，只因公务缠身。不得空哕!”萧劲光乐呵呵地说。自1921年走上革命道路离家多年，但他乡音未改。还是满口地道的长沙话。
乡亲们听说萧劲光回来了，奔走相告，纷纷赶来看望他，与他拉家常。
“搭帮你带兵解放了长沙……”陈二奶奶动情地说道。
“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解放的。”萧劲光拉着陈二奶奶的手说，“今后，乡亲们就能过好日子了。”当乡亲们祝贺他立了大功、当上大干部时，他总是说：“我还是赵洲港的儿子。”
萧劲光走东家，看西家，每到一户，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当看到当年那座土地庙两边依旧是那幅“土生万物，地降千祥”的庙联时，他风趣地对乡亲们说：“这个庙联，看来只写了一半，应当改作‘土生万物靠劳动，地降千祥在人为’。如今解放了，要靠劳动，要靠共产党领导，才能富裕起来，过上幸福生活。”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都会心地笑了。
1950年初，萧劲光调任海军司令员，一别家乡又是20年，直到1970年12月，他才再次回到家乡。乡亲们闻迅后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相问候。他一个个握手问道：“周菊爹还砍柴么?”“谢六哥还硬朗么?”
见到乡亲，又叙乡情，萧劲光的心情是兴奋的，但也是沉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埋头致力于海军建设，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单纯军事观点”、“不突出政治”等罪名，遭到打击迫害。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愤懑叉怎么能瞒过乡亲!
萧劲光这次回家，看到各家门牌上都写着“红旗港”，似乎不感兴趣，对乡亲们说：“将姓赵的‘赵’改为照耀的‘照’，赵洲港就成‘照洲港’了，毛主席的光辉照九洲嘛!”说得乡亲们都笑了。
1979年6月，萧劲光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了晚年，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愈加深切，曾多次要儿子、媳妇到长沙看望乡亲。(彭益和)
华国锋与石门血吸虫病防治
20世纪50年代，石门县血吸虫病患者达1.2万多人。因此病死亡3000多人。當时湖南也不止石门有血吸虫病患者。但在一个山区小县竟有一万多名患者，并死亡了3000多人。疫情十分严重，引起了国家、省、市的高度重视。时任湖南省文教办主任华国锋看到石门县血吸虫病疫情报告后，极为震惊。1956年10月25日，华国锋带领秘书、省血防办主任赵畅、常务主任刘高科，乘车前往石门进行血吸虫病防治的调查研究。一到石门，华国锋一行就在县委书记赵树理，县委副书记贺敏功，副书记、县长吕定元，县卫生局副局长邓兆云等陪同下驱车到血吸虫疫情严重地区易市乡双溪村，看望和慰问血吸虫患者刘光群，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当了解到该地区有不少人死时还不知道患的是血吸虫病时，华国锋为之震惊，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失误啊!”
调查期间，华国锋一行在邓兆云陪同下，串村人户，调查疫情。每天要召开两次群众和村组干部座谈会，倾听群众的疾苦与呼声，每次会议他亲自做笔记。华国锋每天晚上第一件事是自己整理笔记，并叮嘱身边工作人员要写成可信的调查报告。
在回长沙的前一天晚上。石门县委召开了专题会议，华国锋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就石门县的血吸虫病防治问题，县里要加强对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要关心群众，消灭钉螺，不消灭中间宿主，血吸虫病就不能治好，血吸虫病对人民生命的威胁，要遵循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解除人民的疾苦。回省里后，我会争取省里重视，要拨款，多供应药物。实实在在的打好消灭血吸虫病的歼灭战，要把水田改成旱地，老河沟要填掉，池塘要填掉，杜绝传染源……”
10月29日，华国锋一行离开石门。
回到长沙后，华国锋根据石门血吸虫病调查情况，结合湖南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向省里作了专题汇报，为石门县争取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资金和药物。
石门县委、县政府根据华国锋的指示，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部署安排，对血吸虫病传染区域内派了80多位干部，将血防组医务人员配齐，健全医疗机构，将老河道埋掉改道，并在上面撒上五氯芬纳，传染区域把水田全部改成旱地。到1956年底，石门县血吸虫传染源得到有效的控制，血吸虫病患者逐渐减少。
1958年后，石门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突破，杜绝了病源。1959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时，他又为石门的血吸虫病防治争取了资金。直到调入北京，他仍然关注石门的血吸虫病防治情况。 (邓兆云 闫国太口述 覃波整理)
在“文革”中，红卫兵到处造反，在全国范围内成了最“红”和没人敢管的群体。但当时大多数家庭基础教育好的，又有着法制观念的学生们却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下，在家长、亲属和有正义感人的影响下。不仅认识到随意抓人、打人、抄家、砸抢文物等这些做法是错误的，还想挺身而出，制止社会上的这些错误做法。
于是。以北京西城区八中、四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率先发出了组建红卫兵纠察队的建议，并很快得到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的响应。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正式成立，简称“西纠”。他们的名字中有“纠察”二字，“纠察”谁?就是纠察那些专搞“打砸抢抄抓”的红卫兵。这时，正是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忧虑之时，他欣喜地发现了“西纠”，并立即给予肯定和支持。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点名“西纠”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西纠”的做法也同时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大力支持。周恩来特意指派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雍文涛具体指导“西纠”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这时，“西纠”曾发出许多《呼吁书》、《通令》等文告，提出了不准打砸，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这对那些无法元天的“造反”行动有了很好的制约。笔者曾听老舍夫人胡絮青说： “舍予自尽后，我一个人昏天黑地的从八宝山步行走回家中。不知道如何活下去。这时家中又来了一拨红卫兵，其中一个女学生对我说：‘你去弄点吃的，千万不要不明不白地去死。’她还告诉我。‘他们是奉上边的命令来保护的，如果再有人到你家来不讲道理，你就打这个电话，我们马上就来。’说着，她就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还有，你家存在银行的8万元老舍先生生前的稿费，你也可以去取，以贴补家用。’还告诉我这也是上边让解冻的。在那个时代，红卫兵们对待我们都是十分凶狠和蛮横的，而这拨红卫兵的举动让人隐隐感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主持正义的人在影响着他们。而那个女学生对我说的那个‘上边’除了周总理，还能有谁呢?”
“西纠”的这些做法，也就必然招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人员的忌恨。
1966年12月16日，江青等背着周恩来，经过秘密策划，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声嘶力竭地破口大骂：“‘西纠’是什么东西?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保守派、保皇派，这样的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事先不明内情的周恩来虽然在会上据理力争，肯定“西纠”成立以来的成绩。但是他无法改变江青的蛮横和霸道。会后，“西纠”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一些“西纠”骨干成员还被抓捕。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直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动情的申述后，当即表示，把这些孩子全部放出来，一个也不能关。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于1967年4月22日下令把被关押的“西纠”成员全部放出。周恩来还和中央文革的大员们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批遭受中央文革残酷迫害的青年学生们。(秦九凤)
胡耀邦视察湘潭青山桥
青山桥区位于湘潭西南边陲山区，距湘潭城区77公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遭受“五风”危害，山林被毁，水土流失。田园荒芜，生产歉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
1961年2月16日，是农历正月初二，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冒着严寒亲临青山桥区，视察了青山、石鼓、歇马3个公社。
上午9点许，胡耀邦一行来到了青山桥区公所，區委书记张岳辉、副书记彭玉坤、青山公社党委书记李子云等早已在区公所门口迎候。胡耀邦与他们一一握手。在区公所会议室休息片刻后。胡耀邦一行即由青山桥区委、青山公社党委领导陪同前往涓水水土保持站视察。在听取站长王长庚汇报后，胡耀邦当即指示： “青山是个边远山区，也是毛主席故乡，要封山育林，绿化青山，解决水土流失问题。同时，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促进粮食产量提高，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王长庚告诉胡耀邦，封山之后，农民烧柴成了问题，一般都要从双峰等地运煤进来，而歇马至山枣的公路未通，交通运输困难。胡耀邦说：“我可以找张平化同志解决。”不久，由省交通厅拨款修通了这段公路。
10点30分，汽车开到石鼓公社。胡耀邦下车后，先到电话总机室，握着值班话务员朱爱莲的手亲切地说：“小姑娘，新年好，辛苦了!”又问：“你们的书记今天在不在这里?”朱爱莲回答：“在这里。”她立即带胡耀邦来到公社党委书记胡宁祥的办公室兼宿舍里。胡宁祥见是胡耀邦来了，立即电话通知公社相关干部来公社汇报座谈。胡宁祥在汇报中谈到海云大队改水稻间作为连作，两季亩产由250公斤增加到400公斤，为公社振兴农业带了个好头，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嘉奖。胡耀邦连连点头，并高兴地说：“我等一下要去海云大队看看，石鼓公社各大队都要以海云大队为榜样，以点带面。全面推广，并逐步普及到全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确保粮食增产，有了粮食就好办事了。”说到这里，他还挥起手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齐心合力打响石鼓。”并说：“昌山(湘潭县境内的最高山，海拔755.1米)是块宝地，要开发它，发展林副业生产。”
下午1时30分，胡耀邦一行乘车前往歇马公社。在歇马公社会议室稍稍休息了一下后，胡耀邦便在公社主任赵尽斋等陪同下前往双河大队视察。胡耀邦目睹这一带困难景象后说：“歇马要力争上游，快马加鞭!”
回到石鼓公社海云大队，党支部书记拿来间作改连作的规划向胡耀邦汇报说：“海云全靠这一改，粮食产量有了新的突破。我们计划来年普及到全大队。”胡耀邦欣然同意并指示说：“海云农业搞得不错，是全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我这次是来听听你们间作改连作的具体情况的。连作双季稻要大力推广，要因地制宜，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你们在有新的突破的基础上要更上一层楼。”接着胡耀邦一行又乘车到万家咀，并步行到青洲坪。这里地势开阔，下可看到青山桥与南岳衡山。上可看到石鼓与昌山、铜梁山。胡耀邦站在这里举目四望。见到四面都是荒山秃岭。临行前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对大家说：“青山不青，石鼓不响，歇马不走，令人深思。”并提出期望：封山育林绿化青山，齐心合力打响石鼓，歇马要力争上游……
40多年过去了，青山、石鼓、歇马人民按照胡耀邦的指示，狠抓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颜家友)
萧劲光的家乡情
1949年8月，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军渡江南下，接管和平解放的长沙市。
进驻长沙后，萧劲光出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和长沙市军管会主任，尽管除了处理地方军政要务外，还要指挥衡宝战役，可他还是挤出时间回了一趟老家——长沙市郊岳麓山乡天马村赵洲港探望乡亲。 9月的一天上午，萧劲光身着白布衬衣、黄布军裤，脚穿方口布鞋，手拿蒲扇，乘一辆吉普车，渡过湘江向岳麓山奔来。一路上，他尽情地观赏阔别近30年的家乡山水。汽车距赵洲港还有半公里，他便急着下车步行，沿着当年砍柴走过的山间小路，边走边看。看到有人在山上砍柴，他一眼认出是小时候砍柴的同伴，急忙走上前去，亲切地叫道：“周菊生!”
“萧满哥!”周菊生也认出了他。“早就听说你带兵回来了，乡亲们都想见到你哩!”
“我多时想回来看望大家，只因公务缠身。不得空哕!”萧劲光乐呵呵地说。自1921年走上革命道路离家多年，但他乡音未改。还是满口地道的长沙话。
乡亲们听说萧劲光回来了，奔走相告，纷纷赶来看望他，与他拉家常。
“搭帮你带兵解放了长沙……”陈二奶奶动情地说道。
“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解放的。”萧劲光拉着陈二奶奶的手说，“今后，乡亲们就能过好日子了。”当乡亲们祝贺他立了大功、当上大干部时，他总是说：“我还是赵洲港的儿子。”
萧劲光走东家，看西家，每到一户，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当看到当年那座土地庙两边依旧是那幅“土生万物，地降千祥”的庙联时，他风趣地对乡亲们说：“这个庙联，看来只写了一半，应当改作‘土生万物靠劳动，地降千祥在人为’。如今解放了，要靠劳动，要靠共产党领导，才能富裕起来，过上幸福生活。”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都会心地笑了。
1950年初，萧劲光调任海军司令员，一别家乡又是20年，直到1970年12月，他才再次回到家乡。乡亲们闻迅后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相问候。他一个个握手问道：“周菊爹还砍柴么?”“谢六哥还硬朗么?”
见到乡亲，又叙乡情，萧劲光的心情是兴奋的，但也是沉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埋头致力于海军建设，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单纯军事观点”、“不突出政治”等罪名，遭到打击迫害。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愤懑叉怎么能瞒过乡亲!
萧劲光这次回家，看到各家门牌上都写着“红旗港”，似乎不感兴趣，对乡亲们说：“将姓赵的‘赵’改为照耀的‘照’，赵洲港就成‘照洲港’了，毛主席的光辉照九洲嘛!”说得乡亲们都笑了。
1979年6月，萧劲光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了晚年，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愈加深切，曾多次要儿子、媳妇到长沙看望乡亲。(彭益和)
华国锋与石门血吸虫病防治
20世纪50年代，石门县血吸虫病患者达1.2万多人。因此病死亡3000多人。當时湖南也不止石门有血吸虫病患者。但在一个山区小县竟有一万多名患者，并死亡了3000多人。疫情十分严重，引起了国家、省、市的高度重视。时任湖南省文教办主任华国锋看到石门县血吸虫病疫情报告后，极为震惊。1956年10月25日，华国锋带领秘书、省血防办主任赵畅、常务主任刘高科，乘车前往石门进行血吸虫病防治的调查研究。一到石门，华国锋一行就在县委书记赵树理，县委副书记贺敏功，副书记、县长吕定元，县卫生局副局长邓兆云等陪同下驱车到血吸虫疫情严重地区易市乡双溪村，看望和慰问血吸虫患者刘光群，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当了解到该地区有不少人死时还不知道患的是血吸虫病时，华国锋为之震惊，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失误啊!”
调查期间，华国锋一行在邓兆云陪同下，串村人户，调查疫情。每天要召开两次群众和村组干部座谈会，倾听群众的疾苦与呼声，每次会议他亲自做笔记。华国锋每天晚上第一件事是自己整理笔记，并叮嘱身边工作人员要写成可信的调查报告。
在回长沙的前一天晚上。石门县委召开了专题会议，华国锋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就石门县的血吸虫病防治问题，县里要加强对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要关心群众，消灭钉螺，不消灭中间宿主，血吸虫病就不能治好，血吸虫病对人民生命的威胁，要遵循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解除人民的疾苦。回省里后，我会争取省里重视，要拨款，多供应药物。实实在在的打好消灭血吸虫病的歼灭战，要把水田改成旱地，老河沟要填掉，池塘要填掉，杜绝传染源……”
10月29日，华国锋一行离开石门。
回到长沙后，华国锋根据石门血吸虫病调查情况，结合湖南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向省里作了专题汇报，为石门县争取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资金和药物。
石门县委、县政府根据华国锋的指示，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部署安排，对血吸虫病传染区域内派了80多位干部，将血防组医务人员配齐，健全医疗机构，将老河道埋掉改道，并在上面撒上五氯芬纳，传染区域把水田全部改成旱地。到1956年底，石门县血吸虫传染源得到有效的控制，血吸虫病患者逐渐减少。
1958年后，石门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突破，杜绝了病源。1959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时，他又为石门的血吸虫病防治争取了资金。直到调入北京，他仍然关注石门的血吸虫病防治情况。 (邓兆云 闫国太口述 覃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