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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牧家作客
在秦牧先生家里做客，是1982年5月间的事，已经过去37年了，但仿佛是昨天之事，回想起来就如饮十年陈酿，清醇而醉人。
我先与秦牧夫人有文字之交。有一回，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新出版的《樱桃与茉莉》，即站在书架前读了其中的两篇，觉得自然清新，爱不释手，就买了回来。看完这本书后，又读她之前出版的几本散文集，就写了《紫风散文的诗意美》，发表在1981年第8期的《作品》上。接着，我又写了《秦牧散文的艺术个性及风格》，发表于1982年第1期的《花城》。
因为先前我与紫风先生有了书信的交往，在写完秦牧的长篇评论之后，我将文稿请夫人转给秦牧，想听听他的意见，再行修改。我至今还保留了他的复信。他信中写道：
来信与尊稿读到。
可以看出，稿子是费了很大心力写成的。
其中，关于知识性为思想性服务，杂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议论中的抒情韵味，放纵与控制等方面，我以为见解是贴切的，在这一类评论文章中，我觉得尊稿是出类拔萃的。
我一向对于评论拙作的文章，不愿对其观点提出意见。交给我看的，我只校正其中事实有出入的部分。尊文可能对拙作评价高了一些。但我只酌动了数字（校正事实），其他悉依原状。稿子挂号寄回，请查收。一起自然得由你自己决定。
我以为广东的《花城》，北京的《文藝报》或《文艺研究》，武汉的《艺丛》，比较有可能登这方面的稿子。
（秦牧函的右上方写有紫风的附言：“信稿都读过了……稿子写得很有深度，你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有空望多联系。”）
从回信的正文部分，可见先生的虚怀若谷。后来按先生的提议给了《花城》，顺利得以发表。这一期的《花城》因发表了一篇当时不合时宜的小说，被拉黑注销，我的文章自然也被随之被拉黑。直到我把它收进《散文十二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才真正与读者见面。我当时头脑迷糊，缺了一根筋，应该立即交给其它刊物发表，才是正确的道理。今天想起来，是一个失策与遗憾。
也巧，就在《花城》发表拙评后，我去海南岛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暨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约定代表们提前三天，先行在广州集结。那时交通很不发达，不能直飞海口，海口只有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外地代表在广州中转才行。我从南京乘飞机到广州，接站的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他安排与会代表在“艺邨”招待所食宿，且给了三天的个人自由，我们便有充裕的时间游览与访友。我电话告知紫风先生去拜访的意向，她立告家址，表示她与秦牧先生热忱地等待我去造访。
记得那是一个上午，我约广东民族学院青年老师的郭小东带路且陪同。我随小东转弯抹角地走街串巷，终于到了华侨新村旧楼的三楼。一进秦牧家客厅，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的林非先生和《花城》编辑部的李士非先生在访。彼此招呼之后，林、李两先生起身告辞，大概他们已经交流了一段时间，便前客让后客了。
秦牧见我，俨然一见如故。我造访的本意就是见见这位著名的前辈散文家。他笑着问我，希望我让他谈些什么？我说：“请你谈谈你个人的成长与创作的故事。”他话匣子一打开，就海阔天空地聊，用他广东乡音的普通话，就像他散文那样的自由喷薄，充满激情;而且富有幽默、诙谐与闲适感。渐渐地，他那古铜色的脸庞、高达结实的身躯、大腿翘二腿的架势，不再给我们威严与压迫感，而觉得他是一位书卷气极浓的“士大夫”。我见过一些作家，都拿架子，至少给你一种俯视胁迫你的感觉，让你战战兢兢、敬而远之。而秦牧不是这样，他平视我们，完全把小辈分的我与小东当做他的故友，让你觉得他的平易近人与真诚相待。说到他的儿时，他说童年与少年的他，特别的调皮，总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他常常逃学，与小伙伴爬树摘桑葚等野果，或者下河捞鱼摸虾，弄得脸上与衣服都是脏兮兮的没个人样;于是就遭来了妈妈的棍棒教育，而且妈妈有时出手很重。往往是他的舅舅来救驾，让他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他一生都很感激与感恩舅舅。舅舅特喜欢烟与酒，长大之后，舅舅的烟酒都是由外甥专供。说到青灯儿时的这类事，秦牧不时爽朗地大笑，仿佛他又回到儿时，就像一个“老孩子”，永葆着一颗稚气满满的童心。秦牧后来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自然是他的童心使然。他的散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丰富而瑰丽的想象，自然也是他童心的来复与发酵。
我们聊天时，女主人间或来客厅转一转，加入我们的聊天时也只有三言两语。当秦牧说到自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时候，她说，他是 “以打手的姿态走上文坛的”。不用多说，我理解秦牧的第一本杂文集《秦牧杂文》，就是因为充满着锐利的批判精神，得到伯乐叶圣陶的赏识而得以出版。其实，我觉得秦牧在谈到文坛现状的时候，也是长角带刺的。他说，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会员是文艺干部，他们不创作，专管作家、管作家的意识形态。还说，我们大学里的教授，有些写文章文理都不通还教书，真是误人子弟，等等。这些现象与看法，在今天也还值得我们去思考。从40年代过来的老作家，又经过了“文革”的劫难，还能够像秦牧这样讲真话的人，实在不多。自然，也是因为他遇上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好年代，才口无遮拦地自由议论。但不管怎么说，秦牧谈吐的豪爽与正直，是一般老作家身上所难能的。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我与小东准备告辞。秦牧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吃饭吧。”我惊愕，我们造访，已经占用了他宝贵的写作时间。一般来说，上午是他惯例写作的黄金时间;而下午的时间才是他休闲的自由——用于看杂书、交友、逛书店或浏览街市。再说，我们是小辈，如何担得起如此的礼遇？可秦牧说“别生分了”，女主人也连拽带拖地让我们进入了餐厅。一看，原来紫风与她的姐姐和秦牧的姐姐，三个阿姨一台戏，已经忙乎了满满一桌菜。清蒸鱼、红烧鸡、盐水虾、广东烤鸭等等，已经不是家常菜了，分明是特意招待我的。我心里有数，秦牧夫妇是因为我写了两篇评论文章，留饭，从他俩的心里答谢于我。这一想，我越发感觉得很不是滋味。秦牧见我的窘态，说：“不要拘束啦，就像在家里一样呗。”我这才慢慢地放松心情，开始吃喝起来。 秦牧家的这顿午饭，很有些他家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未开吃就上了两种羹，一种是莲子汤，另一种是枣儿汤。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方人吃饭的习惯。可一开始就上两种羮，而不是一种，这是秦牧待客我的加码礼遇。第二个特点，是无酒。俗话说，无酒不成宴。一般家庭待客都备有酒水，可见秦牧夫妇忌酒，待客人也不备，别说白酒了，连红酒、啤酒也不给准备。第三个特点，每人面前备了两双筷子，一双私用，另一双公筷，以讲究公共卫生。而我很不习惯，老是用私筷去夹菜，乱了他家的规矩，自觉十分尴尬。第四个特点，我们四人用餐，不让两个老姐姐一起上桌;只口劝，但不给客人夹菜;这些显然是为了表示主人对客人的一种尊重。这些待客之道，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主人的个性，尤其是彰显了秦牧那种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作风。他为人为文所诉求的是求异，就是不虚伪的自我真实，就是自我心性不受任何约制与压迫的自由彰显。
饭虽然拘谨而没有吃饱，但我心满意足地享受了男女主人给予的友情，认知了秦牧作为散文大师得以成功的一个密码，这就是他独有的“长角带刺”。否则，就没有文坛“打手”的称誉;否则，就没有《花城》等多部散文集的诞生;否则，就没有《鬣狗的风格》等新时期的作品。而且，通过与他聊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闲适。那个说话与举止的状态，告诉你什么是传统士大夫的闲适。如果事先与先生有这么一次造访，我就会在《花城》发表的那篇评论中，去充分阐释他散文的闲适。
直到去年《文藝报》“经典作家”栏目约我写秦牧，我才有机会写了《“言志”：从另一视角看秦牧》的文章，算是对秦牧散文的闲适，作了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史识性的定位。我说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说五四现代散文建立了“言志”的传统，那么，上世纪30年代小品热的再度升温，是言志传统的再度发扬。如果说之后几十年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首的“言志”派逐步式微，那么，秦牧则成为“言志”文脉承传的“中间物”。他是共和国17年间“言志”的另类，是承继五四散文“言志”传统少数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而广大读者都喜欢的汪曾祺小品，从史的传承上看，他遥接的是周作人，直承的则是秦牧。
后来1989年秋天，秦牧夫妇悄悄地来过扬州。说悄悄，是他事先关照，不惊动官方。可还是被地方政府知道了。来了一位姓吴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宾馆小范围吃饭，请我作陪。在桌上，我与部长都发现先生特别喜欢吃淮扬菜中的炒蝴蝶片，即以黄鳝背脊切成蝶壮加调料生炒，很嫩、很鲜、独有的河鲜味。见状，其他人几乎就没有动筷子，由先生承包了。第二天，我在西园宾馆餐厅招待夫妇两人吃饭，特意加了一盘加倍量的蝴蝶片，我看着先生就像美食家钱谷融先生吃清炒虾仁那样，津津有味地将一盘蝴蝶片吃完。
我常常想，秦牧喜食蝴蝶片，一定有他自己的故事。自然，传统的闲适派文人都是美食家。但先生独钟蝴蝶片，恐怕与他少儿时代的“捞鱼摸虾”有关，恐怕他那时不知收获了多少黄鳝的“战利品”，与他的舅舅一起享用。他散文中闲适的灵感，也一定是来自他少儿时代的心理体验。如弗洛伊德的思想所言，童年的梦，会冥冥地藏在人的无意识深层，会伴随着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生。
羽仪之舞
我不会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这些艺术门类，也极少去实际操练。但我喜欢。我学的是文学，后来教学与研究的也是文学。从事文学的人，应该从音乐、舞蹈等艺术中触类旁通，一方面借鉴其艺术方法与手法，另一方面，从中获取灵感，有益于文学创作与研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那位热爱跳舞的朋友杨羽仪先生。
与羽仪的相识，并非刻意。我曾经有幸被推上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的位置，学会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与笔会，我经常参加。就在这些活动中，认识了羽仪兄。几次会议上与他相遇，没有人给我俩着意的介绍，也就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流。我对他的了解，多是停留在读他的散文。他常常寄新出版的散文集给我，我会随便读上几篇。他的散文写得有品位，有个人的性情，老练清通;也曾经想给他的散文创作做一个总体的评论。他出于自重，没有对我提过给他写评论的要求;我出于自尊，也没有给他一个写评论的承诺。 在我，凡是给朋友承诺过的事，决不食言。故此，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给他写过评论，成了一件憾事。说到底，也是我的惰性之故，尽管他对我十分尊重，而我对他却少了几分热情。为了弥补遗憾，便是我写此文的一个缘由。
零距离认识羽仪，是在1998年成都的学术讨论会与德阳笔会上。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德阳笔会，安排我与他及其他几位散文作家，去附近的一家工厂参观，我俩有了一个比较充分交流的机会。初看起来，羽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不苟言笑，是个很低调的文人。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自然地也会带到学会这类民间社团组织中来。他真把我当成一个什么“副会长”，故而颇有隔阂之感。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称我“吴会长”，我让他叫“老吴”，可他还是坚持改叫“吴教授”。接待我们的工厂办公室秘书请我们书法留墨的时候，羽仪才放松起来挥毫。我的书法比他差远了，更没有他的谦和与耐心;我写了一些条幅之后，便借故罢手。他写了一幅又一幅，总是写杜甫的两句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或将杜甫的这首《绝句》全写下来。每写一幅，他都叫我看看，倘有什么瑕疵，则撕了，重新来过。主人提供的是普通白纸而不是专供书画的宣纸，吸墨性极差，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重写。主人让他为自己、为妻子、为女儿写，他也不嫌厌烦，一一满足主人的要求。这让我认识到羽仪是个做事严谨认真的君子。而到晚上，他一改君子仪态了。
晚上，德阳宾馆开放了舞厅，参加德阳散文节的作家们在舞厅里双双对对，翩翩起舞。我生性怯舞，有多少场合女学生或女同事邀我，我都婉拒。这次来开会，迫于无奈，只参加过一次苗寨集体舞蹈，众人手拉手围成圆圈左右跳动，十分的简单。虽说简单，可一边拉着原《朔方》主编冯剑华的手，还是觉得有些别扭。我喜欢看别人跳舞。进入舞厅时，就发现众人中有一个女生跳得特别的欢，而且特别的好。借朱自清的笔墨来描述她：“她舞得如飞一般，全身的曲线真是瞬息万变，转转不穷，如闪电吐舌，如星星眨眼，使人眩目心摇，不能自主。”后来换成探戈，我才发现她是羽仪的舞伴。我被他的舞姿所惊诧，这是羽仪吗？平素儒雅、含蓄、安静，有几分阴柔的他如何变成了舞池的精灵？只见他的四肢快捷而又遒劲，阳刚而又挺拔;原先的含蓄统统消失殆尽，变成此刻的生龙活虎，变成了力与美在韵律中交汇与喷发。 下午一起写字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半老头”，而在我眼前完全是一个龙腾虎跃的少年。舞蹈让他变成艺术的精灵。一阵掌声响起，全场的舞者都停了，一起欣赏羽仪这对舞者的表演。
在《二泉映月》的乐声中，他俩演绎了阿炳的情思：这位民间艺术家一辈子都在他心里，恒久地等待着他年青时代的恋人，这对舞者，用《二泉映月》给予的灵感，即兴地用肢体语言演绎着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如同互相追逐的燕子，又如自由翻飞的一对蝴蝶，更像把冰池里男女自由滑搬到了现场……舞蹈与音乐在和谐与浑然中塑造着羽仪和他的舞伴。
羽仪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功，自然是他学养和生活的积累，更是他对自我人文情怀的修炼。他说，二十多年来，他曾两次到广东的水乡挂职，这种生活方式对认识一“点”很有好处，但面不够宽，不利于散文创作。后来，他曾作过三次比较艰险的“漂泊”，一次是沿着丝路西出阳关，走完北线霍尔果斯城、阿拉山口，然后折回南线经博斯腾湖直达米兰、罗布泊;后又转向西南到达喀什、帕米尔高原。第二次行旅是从山东黄河入海处沿河西行，途经鲁、豫、晋、陕、蒙、宁、甘、青等八省，直溯青海黄河之源;第三次是直奔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海拔6000米雪线。三次漂泊，吸天地之大气，聚人间之正气，使他的散文创作有较大的突破。惟其如此，他才自塑了自己的散文家的人格。于是，他认为，他站立的黄土地，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泪，浇铸着民族不屈的精魂。因此，人是在光荣与耻辱的交织中，在功与罪的交织中走出来的，它将是一群有血性的头颅高昂的中国人。于是，他的散文才从直面人生进入人生的“悟道”，而具有了启蒙的批判精神。而在羽仪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我觉得舞蹈给了这个看上去近乎木讷的人，以散文创作的源源灵感。这是我对他的发现。
每一种艺术都能让你忘情，让你改变人生，让你变得年轻，让你从中得到教益而影响你的事业，因为你从中会得到无形的滋养与提升。我想，羽仪的散文写得那么好，尤其内在的激情常常使读者感动不已，与他热爱舞蹈与音乐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或者说，舞蹈与音乐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
羽仪的舞蹈爱好，不被很多人理解。有一次中国散问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是位女士。问：“杨羽仪带女伴了吗？”我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想问对方打电话的缘由，但我对这类莫名其妙的电话是很反感的。我只是回答她：我们开会有男有女，都有男伴与女伴，就挂断了电话。这使我思考作家中很多男女交往的故事，同时也从羽仪的跳舞，联想到文学与性的话题。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表现人性的，而且通过表现人性而观照与曲映社会生活与哲理的真谛;尤其那些表现人性中至性的性爱是否真挚是否深刻是否另类，更是评判一部作品上下优劣的一个审美根据。如果我这样的认知是科学的话，那么，男女作家与异性的交往，甚至在合乎道德的前提下产生爱情，是应该提倡而不是反对。我还以为，异性之间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往往会彼此获得创作的灵感与激情，甚至会因此产生优秀的或经典的作品。有例为证。
柴可夫斯基因为与一生都未谋面的梅克夫人相恋，两地书传递着彼此的情感，才有了第四、第五、第六（悲怆）交响曲等不朽的乐曲，他自己承认，他的很多作品是为梅克夫人所写。只有梅克夫人会给他的创作以灵动的艺术感觉。
风流倜傥的小仲马，爱上了出身孤苦的妓女阿尔劳斯·普莱斯，家庭的责难使他不得不和心爱的女人分手;当他再次去寻找普莱斯而得知她抑郁而死的时候，巨大的悲痛使他创作了《茶花女》。
陀思妥耶夫斯基半生经历了贫困、疾病、饥饿、甚至被判死刑而流放，46岁时，遇上了20岁的姑娘安娜。渴望爱情的陀君把自己的渴望写进了著名小说《赌徒》，并把它交给安娜的时候，安娜的回答是：“我爱您，并将终生爱您！”
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追求到张兆和并与她结婚，就在新婚燕尔之时，他如痴如醉地创作《边城》。灵感却不是来自张兆和。而是来自17年前泸溪小镇成衣店名叫“小翠”的姑娘，那个他一见钟情的女神，他自己坦白，写作《边城》，是“坠入故事里乡下女孩子那种纷乱情感”。（参见拙作论《边城》创作的心理动因，《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张爱玲散文名篇《爱》，写作其时刚刚与花花公子胡兰成相识，明明知道他有家室，却禁不住坠入情网。她在情感纠结中写下奇文《爱》，是借假说的那个“女孩子”而自说自话，所表达的是内心的纠结，又最终向胡兰成表示，“爱”擦肩“不”过。（参见拙作《张爱玲的《爱》与胡兰成情结《语文月刊》2001年第10期》）
这类例子还可以罗列很多。我觉得“性”之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作家、艺术家审美心理构成的一个结构元素。所以，男女作家、艺术家互相交朋友，作家、艺术家跨界与各行各业的异性交朋友，并且在文艺门类中切切实实地交流，会给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创造带来诸多的好处。老实说，羽仪散文创作中的灵感，与他跳舞密切相关。羽仪的跳舞，让我深一步联想到文学与性的问题。前几年我研究“性政治”，写了《“性政治”的诠释与“家庭”母题的演绎》（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6期）与《“性政治”批判的范式及其价值》（刊《上海文学》2016年第2期），也多多少少受到羽仪跳舞而得到的、有益的启迪。
羽仪在天国，一定想不到没有深交于他的我，现在做怀念他的文章;羽仪在天国，一定还想不到他在舞池里幽灵般的表演，会影响我去做性小说的思考和作“性政治”的研究;羽仪在天国，如果读到我这篇文章，一定还会因他木讷道一声“吴会长”，那浅黑色的脸上还会露出一丝笑容。羽仪出生于1939年，比我长两岁。如他健在，应该是81岁了。毫无疑问，如果他还健在，我肯定，他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更多表面沉静、内里却让激情舞蹈起來的散文。
我怀念羽仪兄的时候，在心里总是荡漾着《二泉映月》的韵律，忘不了舞池里的那对精灵，忘不了那个美丽的德阳之夜。
小 妹
小妹夫最近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他对我小妹说，“你救救我。”医生竭尽全力延续他的生命;其实，小妹每天都在竭尽全力在“救他”。患顽疾的五年，小妹一直伺候其左右，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中，时时都在给他烧有营养的饭菜，服药、喝水、擦身、排便等，这一切都离不开她的护理;她巴望着他创造生命奇迹，巴望着他真的能够康复起来。这五年，她心力交瘁地守着他，头上平添了很多白发。我觉得小妹老了许多，心里直觉得生疼。尤其参加妹夫的葬礼之后，见小妹满面泪水，我就想起小妹的许多往事，它们写着她的酸甜苦辣的人生。 我母亲35时，生下了小妹。之前，她有大哥、二哥，还有一个抱养的姐姐;我母亲、父亲本来就想生个女儿，生下小妹，如愿以偿，全家充满了欢乐。那时我9岁，又添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妹妹，似乎比父母更开心。然而，这种快乐维持了三年多，小妹便离开了我家，成了同村凌家的抱养女。
事情是这样的：小妹四岁时，作为共产党员的母亲遇到了“整党”运动。按当时地方党组织的规定，必须到乡政府集中住宿整党整风，且有个把月的时间。家里没人带孩子，父亲常年在外面做砖瓦运输，我与大哥都在上学，还有年迈生病的老祖父，谁也带不了妹妹。怎么办？母亲必须在家庭与党组织之间、在人性与党性之间作出选择，一个农村普通党员出于对党质朴的感情，她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女儿。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当时她有多少泪水与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件事，小妹更无法理解，是她一生的痛。
好在按我们老家的风俗，被抱养孩子与娘家可以作为亲戚一样来往，这样，我家人可以随时见到小妹，小妹也可以随时回到娘家来。她从小懂事乖巧，心地善良，长大了，更是一个性情中人。有两件事，至今难以忘却。一件事，是我暑假期满回大学，她送我去石港乘船，走一路流一路泪。半路上我只好让她回去;我走远了，她还久久地站立在路边，依依不舍地挥着手，还不肯挪步转身。另一件事，是我去她家，想听听我们老家的非物质遗产——新店山歌，她就特地请她名叫桂芳的同学来，唱给我听。我自上初中起就离开老家，第一次认真听老家的山歌，那悠扬高亢、充满激情的劳动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理解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说的“乡愁”。
我对小妹关心甚少。关心的事情也不太多。有两三件事算是认真的关心。
对小妹的婚事的关心，算是一件。也可以说，我在一个节点上做了决策者。谈婚论嫁时，她与后来成为我妹夫的德泉恋爱了。我那年与我妻子寒假回家，听说两人因一件事吵翻，男方决定正月初六相亲，我母亲也决定让妹妹重新选择。我与妻子商量过后，决定让他俩重归于好。我问：“你是不是还想跟他谈？”妹妹流泪说：“是两个人闹憋气。”于是我问她：“我去他家问问他的态度好不好？”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娘家人亲自去说亲，未免伤自尊，但为了小妹的幸福，也顾不得面子。于是，大年夜我去了德泉的家。
德泉是烈士遗孤。父亲、大伯与另一位同村人，是著名的孙桥村“抗战三烈士”，被汉奸出卖被捕，最后被日本人杀害。他的母亲随后改嫁。他从小等于也没了妈，由老祖母辛辛苦苦带大，成了祖母朝夕相依的命根子。且大伯无后，是两房的遗孤。因为被奶奶宠惯了，也就养成了他一生任性、倔强的坏脾气。那个夜晚，我去的时候，他与奶奶早已睡下了。听到我叫门，他大感意外。他是我儿时的朋友，所以一见面，他就热了一壶米酒，端出冻的海鲳鳊等两三个凉菜，与我对饮。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他立即回答我：“我脾气倔，全是我的不好。”表示很愿意娶我妹妹。当时他还说：“我初六肯定不去相亲了，去报名当兵，这样给对方一个说法。”
后来小妹有了他俩的孩子。实话实说，我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但关心得还不够。只是从小引导他，去做一位学者。记得，他读中学时喜欢数理化，尤其喜欢数学。有一次，他做了几道数学难题，我把他做的步骤和答案带回到扬州师院来，给《数学函授》的马主编审看。马主编审后说：“你外甥是个天才，这几道难题一般高中数学老师都难解得出来啊。”他决定马上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可我阻止了，我要暂时埋没一下他的天才。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我读高中时，一位数学老师的儿子，在杂志上发表了一道数学解题，从此狂妄自大，因为骄傲，学习成绩一蹶不振，甚至都不能获得高中毕业文凭。我担心发表外甥的解题，他也会犯骄傲的错误而影响学习。马主编认为我说的在理，认同了我的决定。
我在外甥的成长中，还做出过影响他一生的决定。高考之后要填写志愿，妹夫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填写南京大学，问哪个系为好？我将我的意见告诉他：天文系。我还请南大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关心外甥录取这个专业。后来，他就读天文系，读完本科后又硕博连读，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国内天文机构工作。现在，外甥的学问做得不错，担任博士生导师，他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和学人名号，是服务于祖国、影响走出国门的著名的天文学家。
小妹与妹夫以有这样有出息的儿子而骄傲。有一种关于天资遗传的说法：儿子主要是遗传母亲的基因，女儿则是遗传父母各半的基因。按这个说法，外甥主要是遗传了他妈妈的天分了。可惜，小妹因养父家的意愿只让她读完小学，但后来她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将一个生产队的账目管得滴溜溜的准确，可见她的聪明与才智是不一般的，只是她没有机遇得到智力的开发。儿子的成功，有妈妈的天分遗传之外，更有她的养育之功。尤其妹夫长期在部队服务，由她一个人在老家操劳，做妈妈她的辛苦可想而知。忙的时候，她就把儿子放在外婆家，他就与我的女儿为伴。常常一个鸡蛋两人分着吃，姐姐吃蛋黄，弟弟吃蛋白，这成为后来我母亲——外婆与祖母，最快乐、也是最难忘的一个回忆。
如今，妹妹过了70岁了，憔悴的脸上写满了辛劳。尤其这些年，她在南京与儿子儿媳一起过，忙家务，忙照顾孙辈的吃喝拉撒，还要忙照顾生病的妹夫。从妹妹身上，我看到我母亲、我父亲作为“受苦人”的品行节操，看到我老家新店人鲜活的真实：任劳任怨、宽厚仁慈以及对家庭的那份爱的责任。
从妹夫去世之后，我几乎天天在想：小妹在妹夫生病的五年中对他悉心照顾、不离不弃，这是愛情吗？我的答案是爱情。当然，晚年的爱情，不是年轻时花前月下的狂热与浪漫，不是中年时共筑爱窝的同心与幸福，而是更多的相互扶持与相互付出，表现为对夫妻亲情的不舍与坚守。惟其如此，小妹才有天天救妹夫的平静与宽忍。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情。但在夫妻两人之间，如果一个人久病不愈，往往是对另一个人的考验，考验其是否坚持将爱情进行到底？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厌倦，失去耐心，甚至会远离与放弃。而我小妹是全身心地去“救”她的丈夫;在她的影响下，儿子、儿媳也很孝顺，也与妈妈同心合力，一起怀着满满的希望，去“救”一个生命已经绝望了的亲人。
五年的不离，18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弃！小妹啊，你在我心中，是伟大的道德“英雄”。
责编：李京春
在秦牧先生家里做客，是1982年5月间的事，已经过去37年了，但仿佛是昨天之事，回想起来就如饮十年陈酿，清醇而醉人。
我先与秦牧夫人有文字之交。有一回，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新出版的《樱桃与茉莉》，即站在书架前读了其中的两篇，觉得自然清新，爱不释手，就买了回来。看完这本书后，又读她之前出版的几本散文集，就写了《紫风散文的诗意美》，发表在1981年第8期的《作品》上。接着，我又写了《秦牧散文的艺术个性及风格》，发表于1982年第1期的《花城》。
因为先前我与紫风先生有了书信的交往，在写完秦牧的长篇评论之后，我将文稿请夫人转给秦牧，想听听他的意见，再行修改。我至今还保留了他的复信。他信中写道：
来信与尊稿读到。
可以看出，稿子是费了很大心力写成的。
其中，关于知识性为思想性服务，杂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议论中的抒情韵味，放纵与控制等方面，我以为见解是贴切的，在这一类评论文章中，我觉得尊稿是出类拔萃的。
我一向对于评论拙作的文章，不愿对其观点提出意见。交给我看的，我只校正其中事实有出入的部分。尊文可能对拙作评价高了一些。但我只酌动了数字（校正事实），其他悉依原状。稿子挂号寄回，请查收。一起自然得由你自己决定。
我以为广东的《花城》，北京的《文藝报》或《文艺研究》，武汉的《艺丛》，比较有可能登这方面的稿子。
（秦牧函的右上方写有紫风的附言：“信稿都读过了……稿子写得很有深度，你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有空望多联系。”）
从回信的正文部分，可见先生的虚怀若谷。后来按先生的提议给了《花城》，顺利得以发表。这一期的《花城》因发表了一篇当时不合时宜的小说，被拉黑注销，我的文章自然也被随之被拉黑。直到我把它收进《散文十二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才真正与读者见面。我当时头脑迷糊，缺了一根筋，应该立即交给其它刊物发表，才是正确的道理。今天想起来，是一个失策与遗憾。
也巧，就在《花城》发表拙评后，我去海南岛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暨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约定代表们提前三天，先行在广州集结。那时交通很不发达，不能直飞海口，海口只有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外地代表在广州中转才行。我从南京乘飞机到广州，接站的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他安排与会代表在“艺邨”招待所食宿，且给了三天的个人自由，我们便有充裕的时间游览与访友。我电话告知紫风先生去拜访的意向，她立告家址，表示她与秦牧先生热忱地等待我去造访。
记得那是一个上午，我约广东民族学院青年老师的郭小东带路且陪同。我随小东转弯抹角地走街串巷，终于到了华侨新村旧楼的三楼。一进秦牧家客厅，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的林非先生和《花城》编辑部的李士非先生在访。彼此招呼之后，林、李两先生起身告辞，大概他们已经交流了一段时间，便前客让后客了。
秦牧见我，俨然一见如故。我造访的本意就是见见这位著名的前辈散文家。他笑着问我，希望我让他谈些什么？我说：“请你谈谈你个人的成长与创作的故事。”他话匣子一打开，就海阔天空地聊，用他广东乡音的普通话，就像他散文那样的自由喷薄，充满激情;而且富有幽默、诙谐与闲适感。渐渐地，他那古铜色的脸庞、高达结实的身躯、大腿翘二腿的架势，不再给我们威严与压迫感，而觉得他是一位书卷气极浓的“士大夫”。我见过一些作家，都拿架子，至少给你一种俯视胁迫你的感觉，让你战战兢兢、敬而远之。而秦牧不是这样，他平视我们，完全把小辈分的我与小东当做他的故友，让你觉得他的平易近人与真诚相待。说到他的儿时，他说童年与少年的他，特别的调皮，总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他常常逃学，与小伙伴爬树摘桑葚等野果，或者下河捞鱼摸虾，弄得脸上与衣服都是脏兮兮的没个人样;于是就遭来了妈妈的棍棒教育，而且妈妈有时出手很重。往往是他的舅舅来救驾，让他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他一生都很感激与感恩舅舅。舅舅特喜欢烟与酒，长大之后，舅舅的烟酒都是由外甥专供。说到青灯儿时的这类事，秦牧不时爽朗地大笑，仿佛他又回到儿时，就像一个“老孩子”，永葆着一颗稚气满满的童心。秦牧后来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自然是他的童心使然。他的散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丰富而瑰丽的想象，自然也是他童心的来复与发酵。
我们聊天时，女主人间或来客厅转一转，加入我们的聊天时也只有三言两语。当秦牧说到自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时候，她说，他是 “以打手的姿态走上文坛的”。不用多说，我理解秦牧的第一本杂文集《秦牧杂文》，就是因为充满着锐利的批判精神，得到伯乐叶圣陶的赏识而得以出版。其实，我觉得秦牧在谈到文坛现状的时候，也是长角带刺的。他说，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会员是文艺干部，他们不创作，专管作家、管作家的意识形态。还说，我们大学里的教授，有些写文章文理都不通还教书，真是误人子弟，等等。这些现象与看法，在今天也还值得我们去思考。从40年代过来的老作家，又经过了“文革”的劫难，还能够像秦牧这样讲真话的人，实在不多。自然，也是因为他遇上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好年代，才口无遮拦地自由议论。但不管怎么说，秦牧谈吐的豪爽与正直，是一般老作家身上所难能的。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我与小东准备告辞。秦牧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吃饭吧。”我惊愕，我们造访，已经占用了他宝贵的写作时间。一般来说，上午是他惯例写作的黄金时间;而下午的时间才是他休闲的自由——用于看杂书、交友、逛书店或浏览街市。再说，我们是小辈，如何担得起如此的礼遇？可秦牧说“别生分了”，女主人也连拽带拖地让我们进入了餐厅。一看，原来紫风与她的姐姐和秦牧的姐姐，三个阿姨一台戏，已经忙乎了满满一桌菜。清蒸鱼、红烧鸡、盐水虾、广东烤鸭等等，已经不是家常菜了，分明是特意招待我的。我心里有数，秦牧夫妇是因为我写了两篇评论文章，留饭，从他俩的心里答谢于我。这一想，我越发感觉得很不是滋味。秦牧见我的窘态，说：“不要拘束啦，就像在家里一样呗。”我这才慢慢地放松心情，开始吃喝起来。 秦牧家的这顿午饭，很有些他家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未开吃就上了两种羹，一种是莲子汤，另一种是枣儿汤。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方人吃饭的习惯。可一开始就上两种羮，而不是一种，这是秦牧待客我的加码礼遇。第二个特点，是无酒。俗话说，无酒不成宴。一般家庭待客都备有酒水，可见秦牧夫妇忌酒，待客人也不备，别说白酒了，连红酒、啤酒也不给准备。第三个特点，每人面前备了两双筷子，一双私用，另一双公筷，以讲究公共卫生。而我很不习惯，老是用私筷去夹菜，乱了他家的规矩，自觉十分尴尬。第四个特点，我们四人用餐，不让两个老姐姐一起上桌;只口劝，但不给客人夹菜;这些显然是为了表示主人对客人的一种尊重。这些待客之道，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主人的个性，尤其是彰显了秦牧那种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作风。他为人为文所诉求的是求异，就是不虚伪的自我真实，就是自我心性不受任何约制与压迫的自由彰显。
饭虽然拘谨而没有吃饱，但我心满意足地享受了男女主人给予的友情，认知了秦牧作为散文大师得以成功的一个密码，这就是他独有的“长角带刺”。否则，就没有文坛“打手”的称誉;否则，就没有《花城》等多部散文集的诞生;否则，就没有《鬣狗的风格》等新时期的作品。而且，通过与他聊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闲适。那个说话与举止的状态，告诉你什么是传统士大夫的闲适。如果事先与先生有这么一次造访，我就会在《花城》发表的那篇评论中，去充分阐释他散文的闲适。
直到去年《文藝报》“经典作家”栏目约我写秦牧，我才有机会写了《“言志”：从另一视角看秦牧》的文章，算是对秦牧散文的闲适，作了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史识性的定位。我说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说五四现代散文建立了“言志”的传统，那么，上世纪30年代小品热的再度升温，是言志传统的再度发扬。如果说之后几十年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首的“言志”派逐步式微，那么，秦牧则成为“言志”文脉承传的“中间物”。他是共和国17年间“言志”的另类，是承继五四散文“言志”传统少数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而广大读者都喜欢的汪曾祺小品，从史的传承上看，他遥接的是周作人，直承的则是秦牧。
后来1989年秋天，秦牧夫妇悄悄地来过扬州。说悄悄，是他事先关照，不惊动官方。可还是被地方政府知道了。来了一位姓吴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宾馆小范围吃饭，请我作陪。在桌上，我与部长都发现先生特别喜欢吃淮扬菜中的炒蝴蝶片，即以黄鳝背脊切成蝶壮加调料生炒，很嫩、很鲜、独有的河鲜味。见状，其他人几乎就没有动筷子，由先生承包了。第二天，我在西园宾馆餐厅招待夫妇两人吃饭，特意加了一盘加倍量的蝴蝶片，我看着先生就像美食家钱谷融先生吃清炒虾仁那样，津津有味地将一盘蝴蝶片吃完。
我常常想，秦牧喜食蝴蝶片，一定有他自己的故事。自然，传统的闲适派文人都是美食家。但先生独钟蝴蝶片，恐怕与他少儿时代的“捞鱼摸虾”有关，恐怕他那时不知收获了多少黄鳝的“战利品”，与他的舅舅一起享用。他散文中闲适的灵感，也一定是来自他少儿时代的心理体验。如弗洛伊德的思想所言，童年的梦，会冥冥地藏在人的无意识深层，会伴随着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生。
羽仪之舞
我不会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这些艺术门类，也极少去实际操练。但我喜欢。我学的是文学，后来教学与研究的也是文学。从事文学的人，应该从音乐、舞蹈等艺术中触类旁通，一方面借鉴其艺术方法与手法，另一方面，从中获取灵感，有益于文学创作与研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那位热爱跳舞的朋友杨羽仪先生。
与羽仪的相识，并非刻意。我曾经有幸被推上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的位置，学会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与笔会，我经常参加。就在这些活动中，认识了羽仪兄。几次会议上与他相遇，没有人给我俩着意的介绍，也就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流。我对他的了解，多是停留在读他的散文。他常常寄新出版的散文集给我，我会随便读上几篇。他的散文写得有品位，有个人的性情，老练清通;也曾经想给他的散文创作做一个总体的评论。他出于自重，没有对我提过给他写评论的要求;我出于自尊，也没有给他一个写评论的承诺。 在我，凡是给朋友承诺过的事，决不食言。故此，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给他写过评论，成了一件憾事。说到底，也是我的惰性之故，尽管他对我十分尊重，而我对他却少了几分热情。为了弥补遗憾，便是我写此文的一个缘由。
零距离认识羽仪，是在1998年成都的学术讨论会与德阳笔会上。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德阳笔会，安排我与他及其他几位散文作家，去附近的一家工厂参观，我俩有了一个比较充分交流的机会。初看起来，羽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不苟言笑，是个很低调的文人。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自然地也会带到学会这类民间社团组织中来。他真把我当成一个什么“副会长”，故而颇有隔阂之感。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称我“吴会长”，我让他叫“老吴”，可他还是坚持改叫“吴教授”。接待我们的工厂办公室秘书请我们书法留墨的时候，羽仪才放松起来挥毫。我的书法比他差远了，更没有他的谦和与耐心;我写了一些条幅之后，便借故罢手。他写了一幅又一幅，总是写杜甫的两句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或将杜甫的这首《绝句》全写下来。每写一幅，他都叫我看看，倘有什么瑕疵，则撕了，重新来过。主人提供的是普通白纸而不是专供书画的宣纸，吸墨性极差，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重写。主人让他为自己、为妻子、为女儿写，他也不嫌厌烦，一一满足主人的要求。这让我认识到羽仪是个做事严谨认真的君子。而到晚上，他一改君子仪态了。
晚上，德阳宾馆开放了舞厅，参加德阳散文节的作家们在舞厅里双双对对，翩翩起舞。我生性怯舞，有多少场合女学生或女同事邀我，我都婉拒。这次来开会，迫于无奈，只参加过一次苗寨集体舞蹈，众人手拉手围成圆圈左右跳动，十分的简单。虽说简单，可一边拉着原《朔方》主编冯剑华的手，还是觉得有些别扭。我喜欢看别人跳舞。进入舞厅时，就发现众人中有一个女生跳得特别的欢，而且特别的好。借朱自清的笔墨来描述她：“她舞得如飞一般，全身的曲线真是瞬息万变，转转不穷，如闪电吐舌，如星星眨眼，使人眩目心摇，不能自主。”后来换成探戈，我才发现她是羽仪的舞伴。我被他的舞姿所惊诧，这是羽仪吗？平素儒雅、含蓄、安静，有几分阴柔的他如何变成了舞池的精灵？只见他的四肢快捷而又遒劲，阳刚而又挺拔;原先的含蓄统统消失殆尽，变成此刻的生龙活虎，变成了力与美在韵律中交汇与喷发。 下午一起写字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半老头”，而在我眼前完全是一个龙腾虎跃的少年。舞蹈让他变成艺术的精灵。一阵掌声响起，全场的舞者都停了，一起欣赏羽仪这对舞者的表演。
在《二泉映月》的乐声中，他俩演绎了阿炳的情思：这位民间艺术家一辈子都在他心里，恒久地等待着他年青时代的恋人，这对舞者，用《二泉映月》给予的灵感，即兴地用肢体语言演绎着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如同互相追逐的燕子，又如自由翻飞的一对蝴蝶，更像把冰池里男女自由滑搬到了现场……舞蹈与音乐在和谐与浑然中塑造着羽仪和他的舞伴。
羽仪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功，自然是他学养和生活的积累，更是他对自我人文情怀的修炼。他说，二十多年来，他曾两次到广东的水乡挂职，这种生活方式对认识一“点”很有好处，但面不够宽，不利于散文创作。后来，他曾作过三次比较艰险的“漂泊”，一次是沿着丝路西出阳关，走完北线霍尔果斯城、阿拉山口，然后折回南线经博斯腾湖直达米兰、罗布泊;后又转向西南到达喀什、帕米尔高原。第二次行旅是从山东黄河入海处沿河西行，途经鲁、豫、晋、陕、蒙、宁、甘、青等八省，直溯青海黄河之源;第三次是直奔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海拔6000米雪线。三次漂泊，吸天地之大气，聚人间之正气，使他的散文创作有较大的突破。惟其如此，他才自塑了自己的散文家的人格。于是，他认为，他站立的黄土地，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泪，浇铸着民族不屈的精魂。因此，人是在光荣与耻辱的交织中，在功与罪的交织中走出来的，它将是一群有血性的头颅高昂的中国人。于是，他的散文才从直面人生进入人生的“悟道”，而具有了启蒙的批判精神。而在羽仪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我觉得舞蹈给了这个看上去近乎木讷的人，以散文创作的源源灵感。这是我对他的发现。
每一种艺术都能让你忘情，让你改变人生，让你变得年轻，让你从中得到教益而影响你的事业，因为你从中会得到无形的滋养与提升。我想，羽仪的散文写得那么好，尤其内在的激情常常使读者感动不已，与他热爱舞蹈与音乐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或者说，舞蹈与音乐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
羽仪的舞蹈爱好，不被很多人理解。有一次中国散问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是位女士。问：“杨羽仪带女伴了吗？”我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想问对方打电话的缘由，但我对这类莫名其妙的电话是很反感的。我只是回答她：我们开会有男有女，都有男伴与女伴，就挂断了电话。这使我思考作家中很多男女交往的故事，同时也从羽仪的跳舞，联想到文学与性的话题。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表现人性的，而且通过表现人性而观照与曲映社会生活与哲理的真谛;尤其那些表现人性中至性的性爱是否真挚是否深刻是否另类，更是评判一部作品上下优劣的一个审美根据。如果我这样的认知是科学的话，那么，男女作家与异性的交往，甚至在合乎道德的前提下产生爱情，是应该提倡而不是反对。我还以为，异性之间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往往会彼此获得创作的灵感与激情，甚至会因此产生优秀的或经典的作品。有例为证。
柴可夫斯基因为与一生都未谋面的梅克夫人相恋，两地书传递着彼此的情感，才有了第四、第五、第六（悲怆）交响曲等不朽的乐曲，他自己承认，他的很多作品是为梅克夫人所写。只有梅克夫人会给他的创作以灵动的艺术感觉。
风流倜傥的小仲马，爱上了出身孤苦的妓女阿尔劳斯·普莱斯，家庭的责难使他不得不和心爱的女人分手;当他再次去寻找普莱斯而得知她抑郁而死的时候，巨大的悲痛使他创作了《茶花女》。
陀思妥耶夫斯基半生经历了贫困、疾病、饥饿、甚至被判死刑而流放，46岁时，遇上了20岁的姑娘安娜。渴望爱情的陀君把自己的渴望写进了著名小说《赌徒》，并把它交给安娜的时候，安娜的回答是：“我爱您，并将终生爱您！”
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追求到张兆和并与她结婚，就在新婚燕尔之时，他如痴如醉地创作《边城》。灵感却不是来自张兆和。而是来自17年前泸溪小镇成衣店名叫“小翠”的姑娘，那个他一见钟情的女神，他自己坦白，写作《边城》，是“坠入故事里乡下女孩子那种纷乱情感”。（参见拙作论《边城》创作的心理动因，《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张爱玲散文名篇《爱》，写作其时刚刚与花花公子胡兰成相识，明明知道他有家室，却禁不住坠入情网。她在情感纠结中写下奇文《爱》，是借假说的那个“女孩子”而自说自话，所表达的是内心的纠结，又最终向胡兰成表示，“爱”擦肩“不”过。（参见拙作《张爱玲的《爱》与胡兰成情结《语文月刊》2001年第10期》）
这类例子还可以罗列很多。我觉得“性”之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作家、艺术家审美心理构成的一个结构元素。所以，男女作家、艺术家互相交朋友，作家、艺术家跨界与各行各业的异性交朋友，并且在文艺门类中切切实实地交流，会给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创造带来诸多的好处。老实说，羽仪散文创作中的灵感，与他跳舞密切相关。羽仪的跳舞，让我深一步联想到文学与性的问题。前几年我研究“性政治”，写了《“性政治”的诠释与“家庭”母题的演绎》（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6期）与《“性政治”批判的范式及其价值》（刊《上海文学》2016年第2期），也多多少少受到羽仪跳舞而得到的、有益的启迪。
羽仪在天国，一定想不到没有深交于他的我，现在做怀念他的文章;羽仪在天国，一定还想不到他在舞池里幽灵般的表演，会影响我去做性小说的思考和作“性政治”的研究;羽仪在天国，如果读到我这篇文章，一定还会因他木讷道一声“吴会长”，那浅黑色的脸上还会露出一丝笑容。羽仪出生于1939年，比我长两岁。如他健在，应该是81岁了。毫无疑问，如果他还健在，我肯定，他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更多表面沉静、内里却让激情舞蹈起來的散文。
我怀念羽仪兄的时候，在心里总是荡漾着《二泉映月》的韵律，忘不了舞池里的那对精灵，忘不了那个美丽的德阳之夜。
小 妹
小妹夫最近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他对我小妹说，“你救救我。”医生竭尽全力延续他的生命;其实，小妹每天都在竭尽全力在“救他”。患顽疾的五年，小妹一直伺候其左右，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中，时时都在给他烧有营养的饭菜，服药、喝水、擦身、排便等，这一切都离不开她的护理;她巴望着他创造生命奇迹，巴望着他真的能够康复起来。这五年，她心力交瘁地守着他，头上平添了很多白发。我觉得小妹老了许多，心里直觉得生疼。尤其参加妹夫的葬礼之后，见小妹满面泪水，我就想起小妹的许多往事，它们写着她的酸甜苦辣的人生。 我母亲35时，生下了小妹。之前，她有大哥、二哥，还有一个抱养的姐姐;我母亲、父亲本来就想生个女儿，生下小妹，如愿以偿，全家充满了欢乐。那时我9岁，又添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妹妹，似乎比父母更开心。然而，这种快乐维持了三年多，小妹便离开了我家，成了同村凌家的抱养女。
事情是这样的：小妹四岁时，作为共产党员的母亲遇到了“整党”运动。按当时地方党组织的规定，必须到乡政府集中住宿整党整风，且有个把月的时间。家里没人带孩子，父亲常年在外面做砖瓦运输，我与大哥都在上学，还有年迈生病的老祖父，谁也带不了妹妹。怎么办？母亲必须在家庭与党组织之间、在人性与党性之间作出选择，一个农村普通党员出于对党质朴的感情，她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女儿。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当时她有多少泪水与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件事，小妹更无法理解，是她一生的痛。
好在按我们老家的风俗，被抱养孩子与娘家可以作为亲戚一样来往，这样，我家人可以随时见到小妹，小妹也可以随时回到娘家来。她从小懂事乖巧，心地善良，长大了，更是一个性情中人。有两件事，至今难以忘却。一件事，是我暑假期满回大学，她送我去石港乘船，走一路流一路泪。半路上我只好让她回去;我走远了，她还久久地站立在路边，依依不舍地挥着手，还不肯挪步转身。另一件事，是我去她家，想听听我们老家的非物质遗产——新店山歌，她就特地请她名叫桂芳的同学来，唱给我听。我自上初中起就离开老家，第一次认真听老家的山歌，那悠扬高亢、充满激情的劳动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理解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说的“乡愁”。
我对小妹关心甚少。关心的事情也不太多。有两三件事算是认真的关心。
对小妹的婚事的关心，算是一件。也可以说，我在一个节点上做了决策者。谈婚论嫁时，她与后来成为我妹夫的德泉恋爱了。我那年与我妻子寒假回家，听说两人因一件事吵翻，男方决定正月初六相亲，我母亲也决定让妹妹重新选择。我与妻子商量过后，决定让他俩重归于好。我问：“你是不是还想跟他谈？”妹妹流泪说：“是两个人闹憋气。”于是我问她：“我去他家问问他的态度好不好？”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娘家人亲自去说亲，未免伤自尊，但为了小妹的幸福，也顾不得面子。于是，大年夜我去了德泉的家。
德泉是烈士遗孤。父亲、大伯与另一位同村人，是著名的孙桥村“抗战三烈士”，被汉奸出卖被捕，最后被日本人杀害。他的母亲随后改嫁。他从小等于也没了妈，由老祖母辛辛苦苦带大，成了祖母朝夕相依的命根子。且大伯无后，是两房的遗孤。因为被奶奶宠惯了，也就养成了他一生任性、倔强的坏脾气。那个夜晚，我去的时候，他与奶奶早已睡下了。听到我叫门，他大感意外。他是我儿时的朋友，所以一见面，他就热了一壶米酒，端出冻的海鲳鳊等两三个凉菜，与我对饮。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他立即回答我：“我脾气倔，全是我的不好。”表示很愿意娶我妹妹。当时他还说：“我初六肯定不去相亲了，去报名当兵，这样给对方一个说法。”
后来小妹有了他俩的孩子。实话实说，我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但关心得还不够。只是从小引导他，去做一位学者。记得，他读中学时喜欢数理化，尤其喜欢数学。有一次，他做了几道数学难题，我把他做的步骤和答案带回到扬州师院来，给《数学函授》的马主编审看。马主编审后说：“你外甥是个天才，这几道难题一般高中数学老师都难解得出来啊。”他决定马上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可我阻止了，我要暂时埋没一下他的天才。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我读高中时，一位数学老师的儿子，在杂志上发表了一道数学解题，从此狂妄自大，因为骄傲，学习成绩一蹶不振，甚至都不能获得高中毕业文凭。我担心发表外甥的解题，他也会犯骄傲的错误而影响学习。马主编认为我说的在理，认同了我的决定。
我在外甥的成长中，还做出过影响他一生的决定。高考之后要填写志愿，妹夫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填写南京大学，问哪个系为好？我将我的意见告诉他：天文系。我还请南大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关心外甥录取这个专业。后来，他就读天文系，读完本科后又硕博连读，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国内天文机构工作。现在，外甥的学问做得不错，担任博士生导师，他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和学人名号，是服务于祖国、影响走出国门的著名的天文学家。
小妹与妹夫以有这样有出息的儿子而骄傲。有一种关于天资遗传的说法：儿子主要是遗传母亲的基因，女儿则是遗传父母各半的基因。按这个说法，外甥主要是遗传了他妈妈的天分了。可惜，小妹因养父家的意愿只让她读完小学，但后来她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将一个生产队的账目管得滴溜溜的准确，可见她的聪明与才智是不一般的，只是她没有机遇得到智力的开发。儿子的成功，有妈妈的天分遗传之外，更有她的养育之功。尤其妹夫长期在部队服务，由她一个人在老家操劳，做妈妈她的辛苦可想而知。忙的时候，她就把儿子放在外婆家，他就与我的女儿为伴。常常一个鸡蛋两人分着吃，姐姐吃蛋黄，弟弟吃蛋白，这成为后来我母亲——外婆与祖母，最快乐、也是最难忘的一个回忆。
如今，妹妹过了70岁了，憔悴的脸上写满了辛劳。尤其这些年，她在南京与儿子儿媳一起过，忙家务，忙照顾孙辈的吃喝拉撒，还要忙照顾生病的妹夫。从妹妹身上，我看到我母亲、我父亲作为“受苦人”的品行节操，看到我老家新店人鲜活的真实：任劳任怨、宽厚仁慈以及对家庭的那份爱的责任。
从妹夫去世之后，我几乎天天在想：小妹在妹夫生病的五年中对他悉心照顾、不离不弃，这是愛情吗？我的答案是爱情。当然，晚年的爱情，不是年轻时花前月下的狂热与浪漫，不是中年时共筑爱窝的同心与幸福，而是更多的相互扶持与相互付出，表现为对夫妻亲情的不舍与坚守。惟其如此，小妹才有天天救妹夫的平静与宽忍。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情。但在夫妻两人之间，如果一个人久病不愈，往往是对另一个人的考验，考验其是否坚持将爱情进行到底？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厌倦，失去耐心，甚至会远离与放弃。而我小妹是全身心地去“救”她的丈夫;在她的影响下，儿子、儿媳也很孝顺，也与妈妈同心合力，一起怀着满满的希望，去“救”一个生命已经绝望了的亲人。
五年的不离，18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弃！小妹啊，你在我心中，是伟大的道德“英雄”。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