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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对目前关于“唐豪先生生平行谊的一些年日的记述错误”进行考证，得出以下结论：唐豪先生生于1896年；唐豪先生于1929年初东渡日本，并与同年底回国；1930年1月24日，唐豪先生就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1931年5月辞职；1941年秋，唐豪先生迁居安徽，先寄居于歙县烟村，1942年迁居屯溪，1949年6月初回到上海；唐豪先生墓碑碑文有7处明显错误。
关键词：体育史；民族传统体育；唐豪生平行谊；武术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6-0127-05
唐豪，字范生，号棣华。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唐豪先生的一生，正处于社会激变的年代，经历过太多的坎坷，幼年家贫，17岁丧母、34岁痛失幼子，45岁夫人辞世，晚年疾病缠身。青年时代积极投身于救国运动之中，并以律师为业，进行正义的辩护，营救爱国人士。先生对武术亦用心颇多，早年组织参加各种武术活动，中年致力于武术理论的研究，著述颇丰，并成为中国武术史的拓荒者，武术文献整理的先驱，晚年致力于中国民族体育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先生在中国武术理论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唐豪先生于1959年1月20日病逝，迄今已53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先生的某些生平事迹，已鲜为人知，某些活动的具体时间记述也语焉不详，或有讹误。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对有关唐豪先生的几个行谊时间，做以下考订，望各路方家指正。此文所选的几个时间，在唐豪先生的一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1 出生年月考
现今可见的几乎所有资料，包括唐豪先生的生前好友、官方权威出版物等，在记载唐豪先生的出生年月时，都写做“生于1897年”。如，顾留馨《忆唐豪》，“唐豪（1897-1959），字范生……”[1]18，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的《中国武术史》，“唐豪（1897-1959）：字范生……”[2]，《中国武术百科全书》第568页载，“唐豪（1897-1959），武术史学家……”[3]586等等。然而据笔者所得资料显示，唐豪先生的出生日期并非1897年，而实为1896年。
2010年3月下旬，笔者专程赴上海访求唐豪先生的一些生平资料，在上海逗留期间得到一纸唐豪先生1946年的“订婚证书”，其内容如下：
“唐豪，系江苏省吴县人，五十一岁，丙申年正月十一日午时生。沈荫陶，系浙江省吴兴县人，三十五岁，壬子年九月初九日申时生。今由吴大同、朱子阴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下午申时，在屯溪阳湖沈宅举行订婚仪式，恭请潘莹、吴蔚武先生莅场证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谨订”。
丙申年正月十一日系清光绪丙申年正月十一日，即公历1896年2月23日，也就是说，唐豪先生的具体出生年月为1896年2月23日。
或许有人认为此为孤证，不足以确认唐豪先生的出生年月，故笔者再举一更有分量的证据，同年清明节，笔者特意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唐豪先生，嗣后观其碑文云：“唐豪同志，字范生，生于1896年……”
另外，唐豪先生病逝后，1964年出版了《太极拳研究》一书，①书内页有唐豪先生与顾留馨先生的肖像各一张，其中唐豪先生肖像下的生卒年为“生于1896年初，殁于1959年1月20日”，这是现有的出版物中少有的记载其年龄为1896年的，这也是唐豪先生出生年月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唐豪先生的出生年月为1896年2月23日。
2 20世纪20年代末赴日、回国时间考
1982年，已故著名太极拳家顾留馨先生在其文《忆唐豪》中写道：“1927年，唐豪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入狱。练形意拳和摔跤的朱国福也拜刘震南为师，与唐豪友善。朱率全家去镇江，向江苏省长钮永建要求，以全家入狱来保释唐豪。唐获释后，得朱资助去日本学习政法，也学了劈刺……”[1]18
顾留馨先生言唐豪是获释后赴日的，此处并未言及唐豪先生获释的具体时间，故赴日的时间并非1927年，然而现今的一些资料却依据顾先生的这段文字，认为唐豪先生是1927年赴日的，如《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之“人物词条唐豪”所云：“1927年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经朱国福等力保获释。同年去日本留学，攻政法，兼习柔道、劈刺等术。”[3]586
然而笔者于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似乎可以补充顾先生之不足。
首先，吴中杰先生的《信徒的天路历程——记乐嗣炳先生》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记载：“1927年冬，上海法科大学副校长潘大道开出黑名单，准备让国民党当局来镇压，共产党得知后，派两名军委武工队员，在校门口处决了潘大道……这样一来，却使“黑名单”中西特支党员变成了杀人嫌疑犯，在上海更无立足之地了。乐嗣炳和唐豪等十余人转移到了镇江，而且混进县政府当了小职员。但革命者是不能过平静生活的，他们一旦立住了足，又开始了革命活动。他们也发动本地区的农民起来暴动，收缴地主武装，拘捕土豪劣绅。事情一闹起来，他们的身份自然也就暴露了，来历也被查出来。于是江苏省警务处就以‘鼓动农民暴动，企图危害首都’罪，将他们逮捕，送交南京特别刑事法庭。他们在上海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老战友史良，已从法科大学毕业，刚好分配到这个特别法庭做见习书记员，乐师母（乐嗣炳夫人）杨景昭赶快找她帮忙，在史良的帮助下，乐嗣炳等人就以各种名义假释出狱。出狱之后，他们赶快避到日本东京去。”[4]
《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与《黄逸峰传奇》两本书都是写共产党员黄逸峰革命的一生，其中有提到唐豪先生的地方，两书的内容一样，此处选《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一书记载：“1928年3月，事有凑巧，镇江县政府两个科长是黄（笔者注：黄逸峰）的熟人：一个是唐豪，上海学联会的朋友；另一个是乐嗣炳，暨南大学教员，还是镇江县长的女婿。唐豪并告知黄逸峰，他的同学史良在南京特别法庭当书记官，当去信托她营救。”[5] 同样，从此则记载可以得知，至迟1928年3月的时候，唐豪还在镇江县政府任职。
日本人小野信尔所著《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云：“关于四一二事件以后的情况，乐音先生（乐嗣炳先生儿子）的信中是这样说的：‘1927年因政治原因（乐嗣炳）与唐豪等十余人转移到镇江。1928年底，为镇江土豪告发，与唐等人被关押在南京监狱。1929年初，由史良将他们营救出狱。当时未能找到党组织关系，后来又和唐等人同往日本。1930年8月回国，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并被告知，他与唐豪从十人团联合会以来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6]121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推断，唐豪先生在1928年时应还在国内。从乐音先生至小野信尔的信中可以看出，唐豪、乐嗣炳等人应是1929年初才被营救出狱，之后去日本的，由于当时唐豪先生是同乐嗣炳等人一起被捕、赴日的，而乐音为乐嗣炳先生的儿子，故其所言有相当的可靠性。
唐豪先生何时回国的呢？目前可见的资料也无具体记载。据乐音先生所言“1930年8月回国”一句，当是乐嗣炳先生回国的时间，唐豪先生应该早于乐嗣炳先生回国。据笔者分析，唐豪应当是在1929年年底左右回国的，因为唐豪先生在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内家拳·自序》中说：“十八年冬，愚至温之陈沟，访求太极拳史料……”。
十八年冬即1929年冬，唐豪先生于1929年初东渡日本，1929年冬却在温县陈家沟访求太极拳史料，由此可知唐豪先生当为1929年底回到国内。
从唐豪先生赴日回国的时间可以确定，唐豪先生在日本逗留的时间约为半年之久。在日本时，唐豪先生在东京“大黄学社”（一专门教中国留学生日语的补习学校）学习日语，此外还学习法律、劈刺，并把劈刺一术带回国内，勤习不止，并把此术教于好友顾留馨，在1937年“七君子”被拘期间，作为被保释在外的顾留馨先生的辩护律师，曾在同顾留馨先生赴江苏高院出庭期间，偕顾先生为“七君子”表演劈刺一术，顾留馨先生后来写有《劈刺实验录》一诗，以记载劈刺技术。
3 中央国术馆任、离职时间考
唐豪先生于1929年年底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担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一职，负责编审教材、整理资料、教授学生文化课程，同时还负责主办《国术周刊》等。
1930年1月30日出版《中央国术旬刊》刊载了一则新委任消息：“唐君豪，字范生，娴国术，而优文学，久为国术界所称道，日前由日本回国，正思闭门休息，中央国术馆张馆长闻之，即委任唐君担任本馆编审处处长，唐君已于本月廿四日到差，该处自经吴处长志青因事辞职后，位已久悬，今委唐君接任，可谓得人，该处一切工作，必更有可观也。”[7]
据此可知，唐豪先生于1930年1月24日，正式就任中央国术馆任编审处处长一职。
1930年，唐豪先生所撰写的《少林武当考》一书，由中央国术馆出版发行。《少林武当考》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少林考”，下编为“武当考”。另外，还有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先生、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先生为之作序，唐豪先生的自序以及后来任国术馆教务处处长朱国福所作的跋。张之江先生在序里讲到：“‘武当、少林’之源流上的意义，及历史过程上的事迹，不独知道的如凤毛麟角，即自命为武当嫡派、少林正宗的技击家，也只有俚俗谬误不经之谈。”唐豪先生在自序中写道：“现在一班职业武士，嚣然短长于少林武当之间，未免所见者太小了！读了这本小册子，或者可以把天地放宽些看……不要再坐在枯井里老嚷着天小。这本小册子，得罪人的地方颇多。著者希望被批评者，能够体会到这是学术上的探求，并不是故意要开罪于诸位。”[11]除此之外，作者主要以大量史料证明了达摩并非少林之鼻祖，张三丰亦非武当之祖先，行文言辞激烈，其中被唐豪先生点名批评者，不乏某些被圈内称为大家的人物。如“近人著作中，依声学舌称述少林宗派者，有民国六年出版之朱鸿寿《拳法讲义》……民国十三年出版之孙禄堂《太极拳学》……于是此类附益伪妄之说，遂弥漫于所谓现代进步之中国社会间矣！”、“今人动辄以少林武当为市招，余谓其动机多出于惑世诬人博名射利之一念……今人则不以混而为冒，不求真实而务标榜，无怪所谓少林武当教师，多于过江之鲫矣！”
诸如此类言辞激烈或点其姓名的文字，在全书中多有出现。在当时的武术界中，有如此之魄力者，无人能出其右！
民国年间，武术界流派纷陈，宗派门户之争相当严重，江湖习气弥漫武坛，这成为武术发展的障碍。中央国术馆建馆初期，分别设立了少林门和武当门，由于门派积习，后来发生了少林门和武当门打斗的事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唐豪先生的《少林武当考》一经发行，立即引起了两派嫡孙们的发难，鉴于此，唐豪先生已无法在中央国术馆立足，不久遂离开南京赴上海从事律师职业。
《国术周刊》1936年第161期至169期刊载唐豪先生的《清代压迫下的武士及其著作》一文，文末有唐豪先生的附识云：“华北风云日恶，老友金一明兄，为中央国术馆八周年纪念特刊征文于予，予离馆五载，物换星移，时事日非，因感而为此文，俯仰国家前途，不禁怆怀今古也，唐豪附识。”
1936年3月24日为中央国术馆成立8周年的纪念日，文中提及“予离馆五载”，可见唐豪先生是于1931年离开了中央国术馆。
查阅《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目录索引》及《我国近代体育报刊目录索引》中有关《国术周刊》的目录，笔者发现从第4期开始，一直到第45期，每一期都有署名唐豪或范生的文章，有时甚至是三四篇，然而从第46期时戛然而止，此后的目录里再也找不到唐豪先生的名或字了，直到第161期至第169期才连载了唐豪先生为中央国术馆8周年纪念写的征文——《清代压迫下的武士及其著作》。
《国术周刊》中除了1936年唐豪为中央国术馆8周年纪念写的征文外，其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31年5月10日出版的第45期，在这一期中，唐豪先生只有一篇复信——《复一个尊重国术者的信》——刊于《国术周刊》上。《国术周刊》由中央国术馆编审处负责编辑发行，而这样的复信毫无疑问应由编审处的负责人执笔，由此推测，1931年5月10日时唐豪先生还是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 由于1930年《少林武当考》的出版发行，唐豪先生受到了空前的威胁，这样唐豪先生无法继续在中央国术馆待下去，于是在1931年5月10日最后一封复信刊出之后，即离开了中央国术馆，回上海从事律师职业。故认为唐豪先生于1931年5月离开中央国术馆。
1930年7月，唐豪先生的3篇文章《柔道击剑选手和其他竞技运动选手的死亡率的比较》、《两份不完备的体力测定表》、《从杭州国术比试统计上得到的结论》被辑入翁国勋、朱国福[8]主编的《国术论丛》一书。唐豪先生在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期间所有的文章除了出版单行本之外，全部刊载于中央国术馆主办的《国术周刊》，而独这几篇没有。这也可作为唐豪先生于1931年5月就已离开中央国术馆的佐证。
又据《上海体育志》载：“民国20年10月20日，国术馆（上海国术馆）成员唐豪等组成上海抗日同志救国会。提出接受军训，共赴国难……”[9]，由此可知唐豪先生离开中央国术馆后，是年秋，已在上海国术馆任职。
4 寓居屯溪及解放后回到上海的时间考
1941年，上海在汪伪政府的控制之下，加快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是年年初，南京汪伪政府警政部准备缉捕唐豪先生，南京玲玲食品公司总经理马燮庆接到田毓荣的消息后马上到上海转告唐豪，得此消息后，唐豪立即携带自己搜集的部分武术史料，匿居拳友杨孝文家的米店楼上，在此花费两月的功夫，写成了此后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一书。
写成此书后，唐豪见汪伪警政部无动静，于是回到家中。此时的唐豪，虽为律师，然而由于坚持民族气节，不接受案件，也不愿在日伪控制下的法院出庭，以致没有经济来源，加之子女较多，又不惜重金搜求武术等方面的史料，使之生活更为贫困。避难回家后，他发现平日收藏、拓印的武术史料被鼠所噬，一时性急的他责怪夫人没有保管好，不料夫人竟因此服DDT自尽，遭此巨变，唐豪的心身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然而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唐豪先生因共产党嫌疑又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遭受鞭刑，但他口供不变，日本人无法得到证据，后来在顾留馨先生和上海纸业商人虞连笙的营救下，不久释放回家[1]19。此时孤寂落魄的唐豪先生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了，不久应安徽友人方梦樵之约，携子女迁居安徽屯溪。
2010年5月，笔者去安徽屯溪拜访方梦樵先生的哲嗣方道行先生，据方先生讲：“唐豪先生是乘坐我父亲所开公司（大生公司）的船到我家（毗邻屯溪的歙县烟村）的，据我母亲生前说，‘唐豪是1941年到我家的，当时两个女儿穿的是单裤子，旧凉鞋，看起来很冷的样子’。”“单裤子、旧凉鞋，看起来很冷的样子”，这当然不是夏天，也不是冬天，因为冬天穿那样的衣服根本就受不了，所以笔者认为，唐豪先生是1941年秋迁居安徽的。
初到安徽，方梦樵安排唐豪一家暂时住在歙县烟村自己的家里，随后安排唐豪子女到自己捐资修建的烟村小学读书，并由方梦樵夫人照顾唐豪先生的孩子。1942年，方梦樵先生在屯溪老街所开的大生公司生意颇为兴隆，该公司对面85号是一家“新纪元”京货店，因股东不合而拆伙歇业。这是一间古朴的石库店门，店址幽深安静，方梦樵当即租赁下来，作为唐豪先生的安身之处。之后在方梦樵先生的帮助下，唐豪先生成立了唐豪律师事务所。嗣后，从歙县烟村接来自己的孩子，安排在屯溪天山学校上学。
1949年4月30日，屯溪和平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据方道行先生讲，上海解放后唐豪很快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要他回上海的电报，唐豪立即收拾行李，准备奔赴上海。适值屯溪淫雨霏霏，新安江暴涨，方梦樵大生公司的运货船无法航行，就这样，唐豪在船上逗留了几天，等天晴后携家人回到了上海。
可知唐豪先生当于1949年6月初回到了上海。
5 唐豪先生墓碑碑文的几处错误
1959年1月20日，唐豪先生因病不幸逝世，1月23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嘉兴寺举行公祭，之后移灵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唐豪先生逝世51年后的清明节（2010年4月5日），笔者特意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访寻唐豪先生的陵墓，以便祭奠唐豪先生。到八宝山后，费时不多，即找到了唐豪先生的墓，墓葬还算完好，只是墓碑正面先生的照片有一深深的裂痕，观其墓碑后面碑文，共计263字，鉴其较短，录示如下：
“唐豪同志，字范生，生于1896年，上海市人，于1959年1月20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唐豪同志曾多年从事司法及教育工作，1919年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积极宣传抗日，1927年受国民党迫害逃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仍积极参加爱国活动，1932年在上海法政大学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大游行被推选为法律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为七君子进行法律辩护，与国民党反共法律作了多年的政治斗争，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顾问，华东检察署调研室主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1951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同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技术委员会委员。”
唐豪先生一生，其绝大部分精力花费在武术及民族体育史的研究整理方面，然而细读此263字的碑文，竟看不出唐豪先生生前与武术有丝毫联系，此且不论，更让人震惊的是，短短263字的碑文竟然存在着7处明显的错误，兹列举如下：
其一，“1919年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于1919年5月11日由北京传到上海，并于当月成立了上海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唐豪先生是“1920年8月由时任十人团联合会评议员兼评议会书记的童理璋介绍加入上海救国十人团，为的是支持重建摇摇欲坠的联合会”[6]102，而非碑文所载1919年。
其二，“1927年受国民党迫害逃往日本留学”。1927年时间错误，唐豪先生赴日的时间为1929年初，具体考证见本文第2章。
其三，“1932年在上海法政大学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上海从来没有“上海法政大学”，唐豪先生当时就读的学校为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而且唐豪先生是在1923年至1927年间在上海法科大学学习的，并于1924年加入上海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班同学还有著名“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唐豪先生是在这一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而非碑文所称的“193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事实上，在1932年时，唐豪先生已经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从事律师职业。
关键词：体育史；民族传统体育；唐豪生平行谊；武术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6-0127-05
唐豪，字范生，号棣华。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唐豪先生的一生，正处于社会激变的年代，经历过太多的坎坷，幼年家贫，17岁丧母、34岁痛失幼子，45岁夫人辞世，晚年疾病缠身。青年时代积极投身于救国运动之中，并以律师为业，进行正义的辩护，营救爱国人士。先生对武术亦用心颇多，早年组织参加各种武术活动，中年致力于武术理论的研究，著述颇丰，并成为中国武术史的拓荒者，武术文献整理的先驱，晚年致力于中国民族体育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先生在中国武术理论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唐豪先生于1959年1月20日病逝，迄今已53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先生的某些生平事迹，已鲜为人知，某些活动的具体时间记述也语焉不详，或有讹误。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对有关唐豪先生的几个行谊时间，做以下考订，望各路方家指正。此文所选的几个时间，在唐豪先生的一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1 出生年月考
现今可见的几乎所有资料，包括唐豪先生的生前好友、官方权威出版物等，在记载唐豪先生的出生年月时，都写做“生于1897年”。如，顾留馨《忆唐豪》，“唐豪（1897-1959），字范生……”[1]18，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的《中国武术史》，“唐豪（1897-1959）：字范生……”[2]，《中国武术百科全书》第568页载，“唐豪（1897-1959），武术史学家……”[3]586等等。然而据笔者所得资料显示，唐豪先生的出生日期并非1897年，而实为1896年。
2010年3月下旬，笔者专程赴上海访求唐豪先生的一些生平资料，在上海逗留期间得到一纸唐豪先生1946年的“订婚证书”，其内容如下：
“唐豪，系江苏省吴县人，五十一岁，丙申年正月十一日午时生。沈荫陶，系浙江省吴兴县人，三十五岁，壬子年九月初九日申时生。今由吴大同、朱子阴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下午申时，在屯溪阳湖沈宅举行订婚仪式，恭请潘莹、吴蔚武先生莅场证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谨订”。
丙申年正月十一日系清光绪丙申年正月十一日，即公历1896年2月23日，也就是说，唐豪先生的具体出生年月为1896年2月23日。
或许有人认为此为孤证，不足以确认唐豪先生的出生年月，故笔者再举一更有分量的证据，同年清明节，笔者特意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唐豪先生，嗣后观其碑文云：“唐豪同志，字范生，生于1896年……”
另外，唐豪先生病逝后，1964年出版了《太极拳研究》一书，①书内页有唐豪先生与顾留馨先生的肖像各一张，其中唐豪先生肖像下的生卒年为“生于1896年初，殁于1959年1月20日”，这是现有的出版物中少有的记载其年龄为1896年的，这也是唐豪先生出生年月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唐豪先生的出生年月为1896年2月23日。
2 20世纪20年代末赴日、回国时间考
1982年，已故著名太极拳家顾留馨先生在其文《忆唐豪》中写道：“1927年，唐豪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入狱。练形意拳和摔跤的朱国福也拜刘震南为师，与唐豪友善。朱率全家去镇江，向江苏省长钮永建要求，以全家入狱来保释唐豪。唐获释后，得朱资助去日本学习政法，也学了劈刺……”[1]18
顾留馨先生言唐豪是获释后赴日的，此处并未言及唐豪先生获释的具体时间，故赴日的时间并非1927年，然而现今的一些资料却依据顾先生的这段文字，认为唐豪先生是1927年赴日的，如《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之“人物词条唐豪”所云：“1927年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经朱国福等力保获释。同年去日本留学，攻政法，兼习柔道、劈刺等术。”[3]586
然而笔者于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似乎可以补充顾先生之不足。
首先，吴中杰先生的《信徒的天路历程——记乐嗣炳先生》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记载：“1927年冬，上海法科大学副校长潘大道开出黑名单，准备让国民党当局来镇压，共产党得知后，派两名军委武工队员，在校门口处决了潘大道……这样一来，却使“黑名单”中西特支党员变成了杀人嫌疑犯，在上海更无立足之地了。乐嗣炳和唐豪等十余人转移到了镇江，而且混进县政府当了小职员。但革命者是不能过平静生活的，他们一旦立住了足，又开始了革命活动。他们也发动本地区的农民起来暴动，收缴地主武装，拘捕土豪劣绅。事情一闹起来，他们的身份自然也就暴露了，来历也被查出来。于是江苏省警务处就以‘鼓动农民暴动，企图危害首都’罪，将他们逮捕，送交南京特别刑事法庭。他们在上海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老战友史良，已从法科大学毕业，刚好分配到这个特别法庭做见习书记员，乐师母（乐嗣炳夫人）杨景昭赶快找她帮忙，在史良的帮助下，乐嗣炳等人就以各种名义假释出狱。出狱之后，他们赶快避到日本东京去。”[4]
《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与《黄逸峰传奇》两本书都是写共产党员黄逸峰革命的一生，其中有提到唐豪先生的地方，两书的内容一样，此处选《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一书记载：“1928年3月，事有凑巧，镇江县政府两个科长是黄（笔者注：黄逸峰）的熟人：一个是唐豪，上海学联会的朋友；另一个是乐嗣炳，暨南大学教员，还是镇江县长的女婿。唐豪并告知黄逸峰，他的同学史良在南京特别法庭当书记官，当去信托她营救。”[5] 同样，从此则记载可以得知，至迟1928年3月的时候，唐豪还在镇江县政府任职。
日本人小野信尔所著《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云：“关于四一二事件以后的情况，乐音先生（乐嗣炳先生儿子）的信中是这样说的：‘1927年因政治原因（乐嗣炳）与唐豪等十余人转移到镇江。1928年底，为镇江土豪告发，与唐等人被关押在南京监狱。1929年初，由史良将他们营救出狱。当时未能找到党组织关系，后来又和唐等人同往日本。1930年8月回国，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并被告知，他与唐豪从十人团联合会以来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6]121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推断，唐豪先生在1928年时应还在国内。从乐音先生至小野信尔的信中可以看出，唐豪、乐嗣炳等人应是1929年初才被营救出狱，之后去日本的，由于当时唐豪先生是同乐嗣炳等人一起被捕、赴日的，而乐音为乐嗣炳先生的儿子，故其所言有相当的可靠性。
唐豪先生何时回国的呢？目前可见的资料也无具体记载。据乐音先生所言“1930年8月回国”一句，当是乐嗣炳先生回国的时间，唐豪先生应该早于乐嗣炳先生回国。据笔者分析，唐豪应当是在1929年年底左右回国的，因为唐豪先生在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内家拳·自序》中说：“十八年冬，愚至温之陈沟，访求太极拳史料……”。
十八年冬即1929年冬，唐豪先生于1929年初东渡日本，1929年冬却在温县陈家沟访求太极拳史料，由此可知唐豪先生当为1929年底回到国内。
从唐豪先生赴日回国的时间可以确定，唐豪先生在日本逗留的时间约为半年之久。在日本时，唐豪先生在东京“大黄学社”（一专门教中国留学生日语的补习学校）学习日语，此外还学习法律、劈刺，并把劈刺一术带回国内，勤习不止，并把此术教于好友顾留馨，在1937年“七君子”被拘期间，作为被保释在外的顾留馨先生的辩护律师，曾在同顾留馨先生赴江苏高院出庭期间，偕顾先生为“七君子”表演劈刺一术，顾留馨先生后来写有《劈刺实验录》一诗，以记载劈刺技术。
3 中央国术馆任、离职时间考
唐豪先生于1929年年底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担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一职，负责编审教材、整理资料、教授学生文化课程，同时还负责主办《国术周刊》等。
1930年1月30日出版《中央国术旬刊》刊载了一则新委任消息：“唐君豪，字范生，娴国术，而优文学，久为国术界所称道，日前由日本回国，正思闭门休息，中央国术馆张馆长闻之，即委任唐君担任本馆编审处处长，唐君已于本月廿四日到差，该处自经吴处长志青因事辞职后，位已久悬，今委唐君接任，可谓得人，该处一切工作，必更有可观也。”[7]
据此可知，唐豪先生于1930年1月24日，正式就任中央国术馆任编审处处长一职。
1930年，唐豪先生所撰写的《少林武当考》一书，由中央国术馆出版发行。《少林武当考》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少林考”，下编为“武当考”。另外，还有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先生、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先生为之作序，唐豪先生的自序以及后来任国术馆教务处处长朱国福所作的跋。张之江先生在序里讲到：“‘武当、少林’之源流上的意义，及历史过程上的事迹，不独知道的如凤毛麟角，即自命为武当嫡派、少林正宗的技击家，也只有俚俗谬误不经之谈。”唐豪先生在自序中写道：“现在一班职业武士，嚣然短长于少林武当之间，未免所见者太小了！读了这本小册子，或者可以把天地放宽些看……不要再坐在枯井里老嚷着天小。这本小册子，得罪人的地方颇多。著者希望被批评者，能够体会到这是学术上的探求，并不是故意要开罪于诸位。”[11]除此之外，作者主要以大量史料证明了达摩并非少林之鼻祖，张三丰亦非武当之祖先，行文言辞激烈，其中被唐豪先生点名批评者，不乏某些被圈内称为大家的人物。如“近人著作中，依声学舌称述少林宗派者，有民国六年出版之朱鸿寿《拳法讲义》……民国十三年出版之孙禄堂《太极拳学》……于是此类附益伪妄之说，遂弥漫于所谓现代进步之中国社会间矣！”、“今人动辄以少林武当为市招，余谓其动机多出于惑世诬人博名射利之一念……今人则不以混而为冒，不求真实而务标榜，无怪所谓少林武当教师，多于过江之鲫矣！”
诸如此类言辞激烈或点其姓名的文字，在全书中多有出现。在当时的武术界中，有如此之魄力者，无人能出其右！
民国年间，武术界流派纷陈，宗派门户之争相当严重，江湖习气弥漫武坛，这成为武术发展的障碍。中央国术馆建馆初期，分别设立了少林门和武当门，由于门派积习，后来发生了少林门和武当门打斗的事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唐豪先生的《少林武当考》一经发行，立即引起了两派嫡孙们的发难，鉴于此，唐豪先生已无法在中央国术馆立足，不久遂离开南京赴上海从事律师职业。
《国术周刊》1936年第161期至169期刊载唐豪先生的《清代压迫下的武士及其著作》一文，文末有唐豪先生的附识云：“华北风云日恶，老友金一明兄，为中央国术馆八周年纪念特刊征文于予，予离馆五载，物换星移，时事日非，因感而为此文，俯仰国家前途，不禁怆怀今古也，唐豪附识。”
1936年3月24日为中央国术馆成立8周年的纪念日，文中提及“予离馆五载”，可见唐豪先生是于1931年离开了中央国术馆。
查阅《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目录索引》及《我国近代体育报刊目录索引》中有关《国术周刊》的目录，笔者发现从第4期开始，一直到第45期，每一期都有署名唐豪或范生的文章，有时甚至是三四篇，然而从第46期时戛然而止，此后的目录里再也找不到唐豪先生的名或字了，直到第161期至第169期才连载了唐豪先生为中央国术馆8周年纪念写的征文——《清代压迫下的武士及其著作》。
《国术周刊》中除了1936年唐豪为中央国术馆8周年纪念写的征文外，其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31年5月10日出版的第45期，在这一期中，唐豪先生只有一篇复信——《复一个尊重国术者的信》——刊于《国术周刊》上。《国术周刊》由中央国术馆编审处负责编辑发行，而这样的复信毫无疑问应由编审处的负责人执笔，由此推测，1931年5月10日时唐豪先生还是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 由于1930年《少林武当考》的出版发行，唐豪先生受到了空前的威胁，这样唐豪先生无法继续在中央国术馆待下去，于是在1931年5月10日最后一封复信刊出之后，即离开了中央国术馆，回上海从事律师职业。故认为唐豪先生于1931年5月离开中央国术馆。
1930年7月，唐豪先生的3篇文章《柔道击剑选手和其他竞技运动选手的死亡率的比较》、《两份不完备的体力测定表》、《从杭州国术比试统计上得到的结论》被辑入翁国勋、朱国福[8]主编的《国术论丛》一书。唐豪先生在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期间所有的文章除了出版单行本之外，全部刊载于中央国术馆主办的《国术周刊》，而独这几篇没有。这也可作为唐豪先生于1931年5月就已离开中央国术馆的佐证。
又据《上海体育志》载：“民国20年10月20日，国术馆（上海国术馆）成员唐豪等组成上海抗日同志救国会。提出接受军训，共赴国难……”[9]，由此可知唐豪先生离开中央国术馆后，是年秋，已在上海国术馆任职。
4 寓居屯溪及解放后回到上海的时间考
1941年，上海在汪伪政府的控制之下，加快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是年年初，南京汪伪政府警政部准备缉捕唐豪先生，南京玲玲食品公司总经理马燮庆接到田毓荣的消息后马上到上海转告唐豪，得此消息后，唐豪立即携带自己搜集的部分武术史料，匿居拳友杨孝文家的米店楼上，在此花费两月的功夫，写成了此后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一书。
写成此书后，唐豪见汪伪警政部无动静，于是回到家中。此时的唐豪，虽为律师，然而由于坚持民族气节，不接受案件，也不愿在日伪控制下的法院出庭，以致没有经济来源，加之子女较多，又不惜重金搜求武术等方面的史料，使之生活更为贫困。避难回家后，他发现平日收藏、拓印的武术史料被鼠所噬，一时性急的他责怪夫人没有保管好，不料夫人竟因此服DDT自尽，遭此巨变，唐豪的心身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然而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唐豪先生因共产党嫌疑又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遭受鞭刑，但他口供不变，日本人无法得到证据，后来在顾留馨先生和上海纸业商人虞连笙的营救下，不久释放回家[1]19。此时孤寂落魄的唐豪先生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了，不久应安徽友人方梦樵之约，携子女迁居安徽屯溪。
2010年5月，笔者去安徽屯溪拜访方梦樵先生的哲嗣方道行先生，据方先生讲：“唐豪先生是乘坐我父亲所开公司（大生公司）的船到我家（毗邻屯溪的歙县烟村）的，据我母亲生前说，‘唐豪是1941年到我家的，当时两个女儿穿的是单裤子，旧凉鞋，看起来很冷的样子’。”“单裤子、旧凉鞋，看起来很冷的样子”，这当然不是夏天，也不是冬天，因为冬天穿那样的衣服根本就受不了，所以笔者认为，唐豪先生是1941年秋迁居安徽的。
初到安徽，方梦樵安排唐豪一家暂时住在歙县烟村自己的家里，随后安排唐豪子女到自己捐资修建的烟村小学读书，并由方梦樵夫人照顾唐豪先生的孩子。1942年，方梦樵先生在屯溪老街所开的大生公司生意颇为兴隆，该公司对面85号是一家“新纪元”京货店，因股东不合而拆伙歇业。这是一间古朴的石库店门，店址幽深安静，方梦樵当即租赁下来，作为唐豪先生的安身之处。之后在方梦樵先生的帮助下，唐豪先生成立了唐豪律师事务所。嗣后，从歙县烟村接来自己的孩子，安排在屯溪天山学校上学。
1949年4月30日，屯溪和平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据方道行先生讲，上海解放后唐豪很快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要他回上海的电报，唐豪立即收拾行李，准备奔赴上海。适值屯溪淫雨霏霏，新安江暴涨，方梦樵大生公司的运货船无法航行，就这样，唐豪在船上逗留了几天，等天晴后携家人回到了上海。
可知唐豪先生当于1949年6月初回到了上海。
5 唐豪先生墓碑碑文的几处错误
1959年1月20日，唐豪先生因病不幸逝世，1月23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嘉兴寺举行公祭，之后移灵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唐豪先生逝世51年后的清明节（2010年4月5日），笔者特意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访寻唐豪先生的陵墓，以便祭奠唐豪先生。到八宝山后，费时不多，即找到了唐豪先生的墓，墓葬还算完好，只是墓碑正面先生的照片有一深深的裂痕，观其墓碑后面碑文，共计263字，鉴其较短，录示如下：
“唐豪同志，字范生，生于1896年，上海市人，于1959年1月20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唐豪同志曾多年从事司法及教育工作，1919年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积极宣传抗日，1927年受国民党迫害逃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仍积极参加爱国活动，1932年在上海法政大学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大游行被推选为法律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为七君子进行法律辩护，与国民党反共法律作了多年的政治斗争，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顾问，华东检察署调研室主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1951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同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技术委员会委员。”
唐豪先生一生，其绝大部分精力花费在武术及民族体育史的研究整理方面，然而细读此263字的碑文，竟看不出唐豪先生生前与武术有丝毫联系，此且不论，更让人震惊的是，短短263字的碑文竟然存在着7处明显的错误，兹列举如下：
其一，“1919年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于1919年5月11日由北京传到上海，并于当月成立了上海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唐豪先生是“1920年8月由时任十人团联合会评议员兼评议会书记的童理璋介绍加入上海救国十人团，为的是支持重建摇摇欲坠的联合会”[6]102，而非碑文所载1919年。
其二，“1927年受国民党迫害逃往日本留学”。1927年时间错误，唐豪先生赴日的时间为1929年初，具体考证见本文第2章。
其三，“1932年在上海法政大学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上海从来没有“上海法政大学”，唐豪先生当时就读的学校为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而且唐豪先生是在1923年至1927年间在上海法科大学学习的，并于1924年加入上海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班同学还有著名“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唐豪先生是在这一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而非碑文所称的“193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事实上，在1932年时，唐豪先生已经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从事律师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