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公社组建农械厂，抽调我任会计（仍是知青身份）。我离别生活了一年多的生产队，开始了我的“打铁佬”生涯。
　　所谓“农械厂”只有一个厂长、一个会计、六个打铁师傅。实际上就是打铁作坊。唯一的机械是一台崭新的195柴油机。但是领导在会议上却吹得十分响亮：要把农械厂办成本公社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技术保障基地。
　　位于云贵高原大山区的西林县马蚌公社，田大不超过两分、地斜超过45度甚至60度70度，应用农业机械谈何容易。
　　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又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当时公社领导因地制宜的第一步措施是先用机械解决农户生活中繁重的家务劳动如舂米、弹棉花等。由于各生产队根本无电，柴油机便进入了农村，成为山区实现机械化的先行者。
　　领导指着那台柴油机，交给我一个任务：尽快熟悉机器、掌握维修技术，为农村众多的柴油机用户提供技术培训和维修服务。
　　我在农械厂期间，学电焊、学车床、学钳工、学维修农机具。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后来我竟然能根据生产的需要自己画图，自己焊制鼓风机等，这不禁使我感概万分：少年时代上大学学机械的梦想竟然在广阔天地得到部分实现。我戏称自己是马蚌公社农业大学机械系的学生，还专修了两门“外文”——壮语和苗语。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我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我虚心向他们学习打铁技术，很快掌握打铁的基本技术，经常充当一名正式生产工人，抡起八磅大锤一干就是一整天。他们都叫我“打铁佬”，我也为我这“打铁佬”的称号倍感自豪。
　　但是，随着我在农械厂各方面技术的越来越高，农械厂的生产却每况愈下，最后到了靠贷款发生活费的地步。厂长跑了，主要的技术工人跑了，工厂欠了银行近5000元的贷款，濒于倒闭。公社工（业）交（通）助理被撤换。新的工交助理老玉经过几天的调查，然后对我说：按商量好的办法搞，工厂暂时由你负责。后来，我便“暂时”负责了两年多。
　　我爬山越岭东奔西跑将已回到家的工人师傅一一请回厂，向他们宣布我的“施政纲要”：制定新的分配方案，拉开技术高低的差距，落实了生产任务、实行多劳多得；制定学习制度、奖惩制度等；其实这就是现在看起来十分简单的“生产责任制”。这一招十分见效，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马上上来了，在短时间内，工厂就摆脱了靠贷款过日子的局面。
　　为了扩大生产增加收入，我绞尽脑汁，增加生产品种如铸犁头，搞“三脚猫”（当地农家烧火架锅的铁架），甚至搞与农械厂无关的染布。记得，为了铸犁，制造铸铁炉所需的鼓风机，我曾跑到县农机厂，凭私人关系找插友苏林学电焊技术。为了让因驾驶员技术不过关而趴窝的中型拖拉机为生产服务，我经过苦练，很快成为全公社技术最好的拖拉机手。
　　在我的苦心经营下，全厂上下一致，生产日渐红火，至1972年10月，农械厂基本还清欠银行的贷款。
　　面对自己两年多努力的成果，当时我想，知青在广阔天地中真是大有作为的。可是，当我正沾沾自喜的时候，却迎来了当头一棒。
　　1972年，广西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马蚌公社革委会在贯彻精神检查工作时，将农械厂列为“尾巴”。年底，领导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宣布：农械厂的经营方式是资本主义的……
　　这个结果，在公社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以当时任公社团委书记为首的知青负责人计划在知青中召开批判会，批判我这个“出身资产阶级而又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典型”。幸好，此计划上报公社党委时，当即被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否定了。当时对知青实行保护的政策，使我幸免了在知青中当“会议中心”挨批判的灾难，公社方面“割尾巴”时也未为难我，而由工交助理负“领导责任”作检讨去了。农械厂的“尾巴”被割后，主要的技术工人又跑了。我也重新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丝毫看不到前途的知青生涯中。
　　40年过去，回忆起这段特殊的知青生涯，总觉得：尽管自己这三年最后的结局不尽人意，但当“打铁佬”的三年锻炼了自己的体魄、磨砺了自己的意志，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绝处逢生的本领。这段难忘的经历使自己在今后的人生中能勇于面对困难、勇于战胜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