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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个纯粹的法语名字，而他就读的是一所纯粹的英语大学。对一个居住在蒙特利尔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出奇。出奇的是这个年轻人在2016年10月4日上午11点14分将这样的一段文字传到了一个与他父亲年纪相仿的陌生的中国人的邮箱：
我是康克迪亚大学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最近，我开始注意你迷人的作品，同时也已经对你的文学经历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尤其好奇你在蒙特利尔写作却在中国出版的这种动态关系以及你宁愿“隐身”的生活态度。我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就此对你进行采访，它将会成为我的在校作业的一部分。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好奇的年轻人运气怎么这么差：因为前一天下午，我刚在康克迪亚大学主楼的一间教室里做过一次关于《深圳人》英文版的活动。活动之后，我还在康克迪亚大学一年一度的特价书市上消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他的邮件早来一天，他肯定就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机会；而我的第二反应是这个好奇的年轻人运气怎么这么好：因为第二天晚上，《深圳人》英文版的新书发布会将在蒙特利尔老港的一家书店举行。从这个角度看，他的邮件正好早来了一天。我在回复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说我们可以先在那里见面聊聊。他马上就传来了回复，说他一定会去参加。
新书发布会上来了不少的人，包括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著名记者（他后来做出我在加拿大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采访节目）。这些陌生人都在活动之前走近我，做过自我介绍，而他直到在发布会最后的签名环节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他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在不停地拍照。我很自然地以为他是我的出版商请来的摄影师。他的身体十分单瘦。他的表情十分单纯。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显得十分拘谨。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拍那么多照片。他说他的专业就是新闻摄影，或者像他最近才给我的那张名片上写的叫“视觉新闻”吧。接着，他重复了自己在第一份邮件里提过的请求，希望我们能够找机会坐下来。他还是想对我做那个采访。我告诉他，我的情况不适合做成在校的作业。我建议他去联系当地一家正式的媒体，看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比较正规的节目。因为他在前面已经告诉我，法语也是他的母语，我特别提醒他去联系当地的法语媒体。因为英语媒体已经对我做过很有分量的报道，而且还在继续做。我相信为法语媒体做一个采访是他的一个机会。
在五天之后的回复里，他说他联系过法语的媒体，他们都没有积极的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我能够接受他的采访。他说他最后会将它做成一个电视节目，在康克迪亚大学内部的电视频道播放。他还强调那是有数万名师生关注的电视频道。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加上我已经开始在准备去温哥华参加有生以來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节活动，而从文学节回来，我马上就要回中国去做新书的推广，这件事就只能“以后再说”了。事实上，我感觉这“以后再说”并不是暂时的推脱，而是为我与这个年轻人的关系画上的句号。
没有想到四个半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又给我写来了邮件。这一次，他没有再提采访的要求，而只是问我能不能抽时间让他为我拍一组照片，用于他“正在写的故事”。他居然还在写关于我的故事。他居然“正在写”关于我的故事。我显然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也没有追问他正在写的是什么故事以及是为什么媒体写的故事，就同意在第二天下午的五点钟见面。我将见面的地方定在离我住处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考虑到他应该是从学校方向（也就是南面）乘公共汽车过来，我特别提醒我会等在马路的东侧，也就是他下站的地方。结果他却从相反的方向步行过来。他说他是从住处附近乘地铁过来的。他说他已经毕业了。他说他准备在蒙特利尔发展，而不是准备回西部的故乡城市埃德蒙顿。
我建议去附近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拍照，那里有开阔的视野，还有落日的余晖。他也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他首先在教堂正面的空旷处拍了一些，既有正光和侧光、也有逆光。然后，我将他带到教堂西侧附楼上层西北面僻静的走廊上。那是旅游者不会涉足的角落。那是我的角落。夏天的傍晚，我经常坐在走廊上的长椅上看日落。那气势磅礴的景观有时候让我淡忘孤独，有时候又让我感觉孤独。他也非常喜欢那个角落，又从各个方向拍了一些照片，包括刚才没有拍过的坐姿。他对他短短四十分钟之内的成绩显然非常满意。在收拾相机的时候，我们轻松地交谈起来。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家庭。他说他父亲的母语是法语，他母亲的母语是英语，所以他自己有两种母语；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未来。他说他喜欢自己的专业，也喜欢蒙特利尔，将来就会在这座城市和自己的专业上发展；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年龄，他说他出生于1993年。我马上就想到了“身边的少年”。我想他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而身边的这个比他还小三岁的年轻人却在执着地向我走近，而且“正在写”关于我的故事，也就是离我越来越近。就这样，我第一次与他谈起了“身边的少年”。我告诉他，从麦吉尔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在自己的专业上发展，而是转向了电影的后期制作。我还告诉他，他参与制作的《美女与野兽》马上就要公映了，而他正在参与制作的是被中国翻译成《银翼杀手2049》的大片。身边的年轻人马上对“身边的少年”也产生了兴趣。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他的问题。我说将来可以找一个机会介绍他们认识……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就好像这所有的第一次都不是第一次。“身边的少年”还是少年的时候，我经常与他一起坐在这个僻静的角落。我总是与他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我对我准备说出的每一个词都小心翼翼。我从来不敢问他想不想家，就像我从来不敢问自己想不想家……是的，时间在我的幻觉里停顿下来了。我看着这个执着地走进我生活里的年轻人，突然感觉“身边的少年”仍然是少年而且“身边的少年”永远都会在身边。
与他的法语名字对应的英语名字是“Stephen”（斯蒂芬）。这是乔伊斯的主人公的名字。在《尤利西斯》的最后，年轻的斯蒂芬终于走进了自己精神之父的生活。而圣约瑟夫是耶稣名义上的父亲，圣约瑟夫大教堂供奉的就是作为精神力量象征的“父爱”。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地点，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黄昏，身边的这个年轻人与我的关系顿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变成了我文学人生的一部分，他变成了“上帝选中的摄影师”。三个星期之后，他出现在“蓝色都市文学节”的新闻发布会上，用相机记录下了我在西方文学世界里获得的第一份虚荣；又过了五个星期，他的镜头对准了我无意中在蒙特利尔的一个小街拐角发现的白求恩的巨幅画像；又过了六个半月，在一个严风凛冽的中午，他的相机又将我定格在蒙特利尔唯一的白求恩雕像的跟前（注意，这座雕像就在康克迪亚大学的校区里）；再过两个星期，他又如约来到魁北克英语出版家协会一年一度的书展上，继续用镜头捕捉我的生活。那一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已经开始读《白求恩的孩子们》。 这里要闪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那个时点，补上一个小插曲。2016年10月3日下午在康克迪亚大学做关于《深圳人》英文版活动的时候，进入提问的环节，第二个提问的是一个中国学生。他用纯正的英语提问。而他问的不是关于《深圳人》的问题。他说他读过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因为当时还没有翻译，他读到的当然是台湾版的汉语原作）。他说他非常喜欢。但是，他问我为什么小说从头到尾都那么悲观。他问那与我的童年时代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想到一个90后的孩子会对《白求恩的孩子们》感兴趣。我用非常激动的语气回答他的问题。活动结束之后，我独自离开教室。但是，那个提问的学生很快追着我出来。他改用普通话与我交谈了一阵。他告诉我，他母亲是与我同年出生的人，在国内的一所大学教哲学。他说她是我的粉丝，特别喜欢我的《空巢》。这是我在蒙特利尔与中国文学的一次奇特的相遇。
现在，另一个从康克迪亚大学毕业的学生，另一个90后的孩子又在通过英译本进入那部作品。我告诉他，我期待着听到他的反映。在三个星期之后，他的反映进入我的邮箱：他说他战栗着读完了《白求恩的孩子们》。他说他不习惯亲自向作家表示感谢，但是他必须为这激动人心的作品向我表示感谢。他马上就要回埃德蒙顿去过圣诞和新年的假期了。他说他会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部作品。
这不是一段阅读之旅的终点。1月4日，也就是假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他的邮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他说《渥太华书评》准备在二月号刊登他就《白求恩的孩子们》对我进行的采访。他没有提到那家媒体是如何找到他或者他是如何找到那家媒体的。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消息出现在他2016年10月4日的第一份邮件整整十四个月之后。也就是说，整整十四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又一次对我提出了采访的请求。而这一次，不仅是为正式的媒体做的节目，连发表的时间都已经确定。我再一次为他的执着感动。五天之后他传来了准备得很好的采访问题。他告诉我截稿的日期是1月25日。这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回答。但是，我没有等“以后再说”，两天之后就将我的回答传给了他。我希望留给他更多的时间去组织他自己的文字。
他在截稿当天的下午突然来邮件与我就其中的一个回答进行紧急磋商。我重写的回答立刻消除了他的困惑。他在最后一刻交稿。文章在十天之后发表。这时候距离他请求采访的第一份邮件正好过去十五个月。
我相信他和我一样，也很清楚这绝不是这一段跨越文化和代沟的精神交流的终点。这时候，我那篇有名的“战争小说”的标题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上帝为我这篇文章选中的标题。
这一座迷宫于2016年8月16日中午1点15分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它的入口足以联通到将近20年前的另一个中午。那时候，我是深圳大学文学院里特立独行的“青年教师”。因为从不纠缠于人事关系，也从不计较待遇福利，我的存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没有想到，沉寂了八年之久的《遗弃》突然变成知识界的热点，有人开始好奇我的未来，也有人开始好奇我的过去。我自己其实也属于这些好奇者之一。我的内心充满了困惑，既不清楚自己的过去有什么价值，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意义。重返文学的长征已经开始，但是这一次我能够走多远？或者说，这一次能够让我走多远？现实的标准从来都最具说服力，比如“开会”。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对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已经有不少的发现。比如我发现一个能够走很远的人一定是有会可开而且经常有会可开的人！所以那一天中午，当同事们突然谈论起我的前途，我马上就用“开会”来回应：一个眼看就要过四十的写作者连一次与文学相关的会都没有开过，他还能有什么前途？！我的回应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是，有一位同事没有笑。他严肃地盯着我，严肃地说：“薛忆沩，你这一辈子还怕没有会开吗？！”站在20年之后的现在，我才真正知道这句表面上很直白的话是如何的练达。它可以说是我在深圳大学六年任职内听到过的最有预见性的话。说这话的同事后来不仅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还成为我唯一的“长跑教练”。
我于2016年8月13日晚上抵达长春的主要目的就是“开会”。事实上，在我的那位同事做出预言的十二年之后，我果然就有会开了。那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2010年）实现的人生突破。而到乘坐动车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我已经是开过很多会的人。当然，我还从来没有开过级别如此之高的盛会。在会议期间，我将见识一大批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我期待着与他们的第一次握手。以我一贯的虔诚，我不会将这第一次握手当成是一种身体的接触，而会将它当成是一种精神的交流。我相信这是值得一个虔诚的写作者期待的交流。
但是希望马上就被失望取代。就像以前的每一次开会一样，身体刚刚坐稳，心灵就开始躁动，厌倦的情绪也随之抬头。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开会、不适合开会、甚至也不应该开会的人。早在第一次开会的中途，我就已经完成对自己的这一诊断。而再往后一点，在确信自己这一辈子不怕没有会开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怕开会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每次决定去开会之前，我都要为自己准备一些辅助的“借口”。在前往长春之前也不例外。我用下面这些“借口”亢奋自己：我将在吉林省图书馆做一场讲座；我将与居住在长春并且已经三十年没有见过的挚友相见；而更重要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自己文学道路的出发点。1988年8月，经过两年多的颠沛流离，我的中篇处女作终于在《作家》杂志上落脚。人生的第一份样刊很快就从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寄到我在长沙的住处。我激动地拆开那个贞洁的信封。我现在才知道，我拆开的不是一个信封，而是一段梦幻般的文学人生。
从“借口”里获得的满足果然平衡了我对开会的厌倦。所以8月16日上午早退离开会场的时候，我的感觉仍然是“不虚此行”。在去机场的路上，与健谈的司机拉起家常，更有贴近生活的美感。甚至在候机区的餐厅里吃的那一碗招牌牛肉饭套餐虽然稍稍败坏了我的胃口，却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情绪。结账单上显示的结账时间是12点57分。接着是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看见准备乘坐南方航空公司CZ6541号航班飞往上海浦东的乘客已经在登机口排队。排进队伍之后，我注意到排在我前面的是西方男人。他的穿着和长相都很朴实，年龄大概与我相仿。我瞥了一眼他手里的护照，有点失望他不是来自加拿大。这时候，他正好侧过身来。趁着目光的相遇，我顺势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他来自比利时。我会心一笑，故意很具体地回应说我来自蒙特利尔。果然，他的眼神一亮，问了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问题。他问我会不会说法语。我们用法语简单地交流了两句之后，换成令我感觉舒服得多的英语。他说他是为生意来长春的。我说我过来差不多也是为了生意。他问我具体做什么生意。我的回答当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我说我是一个作家。我说我这次的生意其实就是“开会”。 接下来就是关于作家的那些基本问题：用什么语言写作？作品是什么类型和什么内容？有没有出版过？……他显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来自比利时的生意人会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机场里用英语和法语与一个定居在加拿大却又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交谈。哪怕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也应该是概率极小的“机遇”。他显得很兴奋。我也显得很兴奋。我想到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有一本刚刚译成英文出版的《深圳人》。我想不妨让这个来自比利时的生意人读一下这部作品，看他会有什么感觉。这时候，队伍已经开始移动。我告诉他等到飞机上之后，我会给他看我刚刚出版的一个英译本。
他坐在我前面五排的位置上。等到所有乘客都已经就位，过道完全畅通之后，我从箱子里取出《深圳人》英译本，送到他的座位上。他很快就读了起来。我能够通过他显露在椅背之上那极少的背影测算出他翻书的速度。而且我注意到他在阅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停下来休息一下眼睛。从他翻书的速度和每一段阅读的时间，我估计他是每读完一篇就停下来休息一下。那么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他应该是读了三篇。之所以如此饶有风趣地盯着他的背影是因为我感觉这种情境非常离奇：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我的祖国的上空（同时又是在我自己的眼前）阅读着我刚被翻译成外语（而且那外语对他也是外语）的作品。我想起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原型，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在我的灵魂深处与我互动的“深圳人”，他们知道我已经用文学将他们带到了如此离奇的情境中吗？我又想起那些此刻继续在地面的会议室里开会的同行们，不知道他们中间还有谁进入过类似的情境。写作真是一项美妙的事业，它能够经常将写作者带进美妙的超现实。
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我走过去将书取回收好。他如梦初醒，说下飞机之后再告诉我阅读的感受。他在机舱口旁边等我。然后，我们一起跟着人流往外走。一路上，我们完全沉浸在交谈之中，谁都没有去在意周边的环境。很明显，文学已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已经不再像上飞机之前那样拘谨。他首先谈他的阅读感受。他果然是读了三篇。第二篇《小贩》他没有读出味来，因为他完全不熟悉它的背景。而另外的两篇他都很有感觉。接着，话题转向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旅行的感受。他欣赏中国的发展，但是并不认同中国的生态。最后他谈到了他的妻子。他说她是一位陶瓷艺术家。他说他将在上海与她会合。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她是从景德镇过来还是他们要一起去景德镇。从他的言谈，我感觉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家庭生活也很美满的人，完全不像《深圳人》里面那些总是处在危机边缘的虚构人物。
愉快的交谈很快将我们带到了提取行李的大厅。他需要等托运的行李，而我急着想赶往地铁口。分手之前，他在手机里留下了我的邮箱。我们说以后可以通过邮件继续交谈。有意思的是，正式的分手并没有将我们完全分开。在地铁上坐了三站之后，我突然注意到他竟也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准确地说，就坐在我右前方的对面，距离我可能只有三四米的地方。我感觉这不可思议：他居然没有因为领取行李而耽误任何时间！我当时的解释非常实际。我想这只能说明他对浦东机场相当熟悉。但是现在，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神秘的暗示。因为车厢里人很多，我没有再去与他打招呼。而到了广兰路换乘站，我看到他毫不犹豫地随着人流下了车，而我是等到人都下空之后才意识到我也必须在那里下车换乘。很显然，他对上海的地铁也相当熟悉。
因为留给他的Gmail邮箱在国内打不开，我直到九月中旬回到蒙特利尔之后才看到他在我们分手的当天就写来的邮件。他感谢我给他带来的特别的中国之行。他盼望《深圳人》的法文版能够尽快出版。他的邮件里夹杂着一些法语词，比如“短篇小说”。我能够感觉得到这是不得已的混用，也就是说，他是因为没有把握英语要怎么说才用上了自己的母语。这与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中故意混用多种语言的游戏完全相反。我又拖了两个星期，等时差完全过去之后，才给他写去简单的回复。而他在四天后的回复证实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说他刚去看望了住在法国南部一座小村庄里的父母。他说他与他们谈起了自己这一趟特别的中国之行。他说他们还一起读了在网上找到的那篇关于我的法语介绍（我第一次是从Sylvie那里听说过那篇介绍）。他说他们一家人都盼望着将来能够用法语读到我的作品。他还附来了一组在那个小村庄周围拍的照片。我在浦东机场的印象没有错，他的确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家庭生活也很美满的人。
2017年初签好《深圳人》法文版的合同之后，我首先就将消息告诉了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和他的家庭就与我和我的作品更紧密地联在了一起。我不断在“第一时间”向他通报加拿大媒体关于我的报道以及翻译的进展。当法文版11月初在加拿大正式上市之后，他有点迫不及待了。他向法国和比利时的书店打听怎样才能够尽快买到那本书。而知道我将于11月18日在蒙特利尔书展做签售活动的消息之后，他马上写来邮件，说他的外甥女碰巧在蒙特利尔实习，他会让她去书展买我的书，在圣诞节假期前带回比利时。他说他需要三本，除了自己保留一本之外，他还要送一本給他母亲，送一本给他妹妹，作为今年的圣诞礼物。他的兴奋令我感动。他整个的家庭与《深圳人》的联系令我感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都在梦想着“走出去”，但是，他们中有多少能够走这么远，不仅是走进了一个西方家庭，而且还走进了这个家庭生活的中心。这时候，我才清楚自己去长春“开会”的价值和意义。我也兴奋地写下了我的回复。我告诉他，从2016年8月16日那一天开始，他就已经是《深圳人》的一部分。接着我用诗意的语言勾画出他与这部作品最特殊的联系。我说：“你是唯一一位在天上读过这部作品的人。”
这当然是令人感动的说法。这更是令人感动的事实。他的反应出现在知道他的外甥女已经与我在书展上见面之后写来的邮件里。他说他很想念中国。他也用了“借口”一词。他说他现在有了常回中国去看看的“借口”了。我自己与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是由文学作品来决定的。没有想到，我自己的作品也能够参与决定一个西方人与中国的关系。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他又写来邮件。他说他正在读他外甥女从蒙特利尔带回去的《深圳人》。他想着自己16个月之前在中国的上空用英语读这部译自汉语的作品，现在却是在自己的家里用自己的母语读着这部作品。他感觉这非常地神奇。他说他和妻子过两天会与妹妹和妹夫一起去法国南部看望父母。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今年的圣诞礼物 。 新年假期之后，我收到他2018年的第一份邮件。他告诉我，在法国南部全家团聚的日子里，他们主要的节目就是阅读和讨论《深圳人》。他说他母亲喜欢里面的每一篇作品，还评价说一个文笔如此精细的作家一定有一颗极为敏感的心。他说他自己已经读到最后一篇了。他说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读过的两个版本的篇目次序不同。他记得在英文版里，《村姑》是第一篇，也就是他最早读到的一篇，而在法文版里，它却是倒数第二篇（我后来告诉他，高度尊重原作的法文版遵从的是原作的次序）。他还说他讀完之后，书最后会轮到他妻子的手上，而他们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已经读完。
他接下来的邮件发自日本。他说他在那里出差已经一个星期了，过两天就回比利时。他说一个人在外面的复杂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很难用英语表达。他说因公出差总是带给他负面的情绪。他说他将《深圳人》带在身边了，正在读第二遍（这也就是说，他用两种语言在天上读过这部作品）。而我故意将他的阅读与他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玩笑说负面的情绪是受了《深圳人》的影响。他还问我是否收到他母亲的邮件。他说是他告诉老人家可以用法语给我写的。是的，我在前一天收到了他母亲用漂亮又热情的法语写来的邮件。她说她一家人都读了《深圳人》。她说其中的每一篇作品读来都那么自然却又需要仔细地品味。她说阅读以及阅读之后的讨论（她强调尤其是后者）给她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她说她自己尤其喜欢《父亲》和《神童》两篇。她说她被作品中“无限的悲伤”打动。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读者来信”啊。它带给我的美好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很难用我有限的法语表达。但是，我还是决定用法语回复老人家的邮件，向这不可思议的阅读表达我最诚挚的感激。
在浦东机场的交谈中，他曾经简单地介绍过自己的工作。而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感觉需要对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又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用意。哪怕是事实，我也希望它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所以，我只是在祝愿他尽快从负面情绪里挣脱出来的邮件里，用非常随意的语气表达了一下自己对他的工作的兴趣。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就给我写来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回复。他说他的公司的根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工程技术“基因测序”。他说他25岁那年就进入了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他在原来供职的公司工作了17年，见证了公司从3名雇员发展到300名雇员的历史。从2004年开始，他决定自己创业。13年过去之后，他自己的公司也已经是一个拥有100名雇员（包括在美国的20名和在日本的2名）的小型跨国公司。他说这是一份疯狂的工作。作为一个高科技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说他每天都像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炸弹上。他又说如果哪一天他的公司倒闭了，别人会嘲笑他“智商不够”，而他总可以用“运气不好”来躲避伤害。但是，写作却与“运气”无关，他从自己的状况想到了我更加险恶的处境。而且一个作家还需要更彻底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中，他继续写道，所以如果别人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好，那对他就是无法躲避的伤害。他好像还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接下来又逐一介绍了他家庭成员从事的工作。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儿子现在也在生物工程这个行业里，儿媳妇是为银行工作的律师。他没有提到大女儿的工作，只是说女婿是一名放射科的医生。他的小女儿也是医生，专业是儿科。当然还有他的妻子，这是我还清楚地记得的，她是一位以陶瓷为材料的艺术家。
……这个故事可以这样一直延续下去。我还是就此打住吧。为了首尾呼应，请允许我还是以“开会”的话题来结束我的叙述。如果将来再有人问及我对“开会”的态度，我肯定不会再像从前那么负面了。我会说“开会”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对方再追问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当然就会说出这篇文章的题目。对方一定不知所云。好吧，我会接着说：“那你就翻开《异域的迷宫》吧。”
我是康克迪亚大学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最近，我开始注意你迷人的作品，同时也已经对你的文学经历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尤其好奇你在蒙特利尔写作却在中国出版的这种动态关系以及你宁愿“隐身”的生活态度。我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就此对你进行采访，它将会成为我的在校作业的一部分。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好奇的年轻人运气怎么这么差：因为前一天下午，我刚在康克迪亚大学主楼的一间教室里做过一次关于《深圳人》英文版的活动。活动之后，我还在康克迪亚大学一年一度的特价书市上消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他的邮件早来一天，他肯定就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机会；而我的第二反应是这个好奇的年轻人运气怎么这么好：因为第二天晚上，《深圳人》英文版的新书发布会将在蒙特利尔老港的一家书店举行。从这个角度看，他的邮件正好早来了一天。我在回复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说我们可以先在那里见面聊聊。他马上就传来了回复，说他一定会去参加。
新书发布会上来了不少的人，包括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著名记者（他后来做出我在加拿大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采访节目）。这些陌生人都在活动之前走近我，做过自我介绍，而他直到在发布会最后的签名环节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他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在不停地拍照。我很自然地以为他是我的出版商请来的摄影师。他的身体十分单瘦。他的表情十分单纯。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显得十分拘谨。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拍那么多照片。他说他的专业就是新闻摄影，或者像他最近才给我的那张名片上写的叫“视觉新闻”吧。接着，他重复了自己在第一份邮件里提过的请求，希望我们能够找机会坐下来。他还是想对我做那个采访。我告诉他，我的情况不适合做成在校的作业。我建议他去联系当地一家正式的媒体，看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比较正规的节目。因为他在前面已经告诉我，法语也是他的母语，我特别提醒他去联系当地的法语媒体。因为英语媒体已经对我做过很有分量的报道，而且还在继续做。我相信为法语媒体做一个采访是他的一个机会。
在五天之后的回复里，他说他联系过法语的媒体，他们都没有积极的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我能够接受他的采访。他说他最后会将它做成一个电视节目，在康克迪亚大学内部的电视频道播放。他还强调那是有数万名师生关注的电视频道。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加上我已经开始在准备去温哥华参加有生以來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节活动，而从文学节回来，我马上就要回中国去做新书的推广，这件事就只能“以后再说”了。事实上，我感觉这“以后再说”并不是暂时的推脱，而是为我与这个年轻人的关系画上的句号。
没有想到四个半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又给我写来了邮件。这一次，他没有再提采访的要求，而只是问我能不能抽时间让他为我拍一组照片，用于他“正在写的故事”。他居然还在写关于我的故事。他居然“正在写”关于我的故事。我显然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也没有追问他正在写的是什么故事以及是为什么媒体写的故事，就同意在第二天下午的五点钟见面。我将见面的地方定在离我住处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考虑到他应该是从学校方向（也就是南面）乘公共汽车过来，我特别提醒我会等在马路的东侧，也就是他下站的地方。结果他却从相反的方向步行过来。他说他是从住处附近乘地铁过来的。他说他已经毕业了。他说他准备在蒙特利尔发展，而不是准备回西部的故乡城市埃德蒙顿。
我建议去附近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拍照，那里有开阔的视野，还有落日的余晖。他也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他首先在教堂正面的空旷处拍了一些，既有正光和侧光、也有逆光。然后，我将他带到教堂西侧附楼上层西北面僻静的走廊上。那是旅游者不会涉足的角落。那是我的角落。夏天的傍晚，我经常坐在走廊上的长椅上看日落。那气势磅礴的景观有时候让我淡忘孤独，有时候又让我感觉孤独。他也非常喜欢那个角落，又从各个方向拍了一些照片，包括刚才没有拍过的坐姿。他对他短短四十分钟之内的成绩显然非常满意。在收拾相机的时候，我们轻松地交谈起来。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家庭。他说他父亲的母语是法语，他母亲的母语是英语，所以他自己有两种母语；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未来。他说他喜欢自己的专业，也喜欢蒙特利尔，将来就会在这座城市和自己的专业上发展；我第一次问起了他的年龄，他说他出生于1993年。我马上就想到了“身边的少年”。我想他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而身边的这个比他还小三岁的年轻人却在执着地向我走近，而且“正在写”关于我的故事，也就是离我越来越近。就这样，我第一次与他谈起了“身边的少年”。我告诉他，从麦吉尔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在自己的专业上发展，而是转向了电影的后期制作。我还告诉他，他参与制作的《美女与野兽》马上就要公映了，而他正在参与制作的是被中国翻译成《银翼杀手2049》的大片。身边的年轻人马上对“身边的少年”也产生了兴趣。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他的问题。我说将来可以找一个机会介绍他们认识……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就好像这所有的第一次都不是第一次。“身边的少年”还是少年的时候，我经常与他一起坐在这个僻静的角落。我总是与他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我对我准备说出的每一个词都小心翼翼。我从来不敢问他想不想家，就像我从来不敢问自己想不想家……是的，时间在我的幻觉里停顿下来了。我看着这个执着地走进我生活里的年轻人，突然感觉“身边的少年”仍然是少年而且“身边的少年”永远都会在身边。
与他的法语名字对应的英语名字是“Stephen”（斯蒂芬）。这是乔伊斯的主人公的名字。在《尤利西斯》的最后，年轻的斯蒂芬终于走进了自己精神之父的生活。而圣约瑟夫是耶稣名义上的父亲，圣约瑟夫大教堂供奉的就是作为精神力量象征的“父爱”。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地点，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黄昏，身边的这个年轻人与我的关系顿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变成了我文学人生的一部分，他变成了“上帝选中的摄影师”。三个星期之后，他出现在“蓝色都市文学节”的新闻发布会上，用相机记录下了我在西方文学世界里获得的第一份虚荣；又过了五个星期，他的镜头对准了我无意中在蒙特利尔的一个小街拐角发现的白求恩的巨幅画像；又过了六个半月，在一个严风凛冽的中午，他的相机又将我定格在蒙特利尔唯一的白求恩雕像的跟前（注意，这座雕像就在康克迪亚大学的校区里）；再过两个星期，他又如约来到魁北克英语出版家协会一年一度的书展上，继续用镜头捕捉我的生活。那一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已经开始读《白求恩的孩子们》。 这里要闪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那个时点，补上一个小插曲。2016年10月3日下午在康克迪亚大学做关于《深圳人》英文版活动的时候，进入提问的环节，第二个提问的是一个中国学生。他用纯正的英语提问。而他问的不是关于《深圳人》的问题。他说他读过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因为当时还没有翻译，他读到的当然是台湾版的汉语原作）。他说他非常喜欢。但是，他问我为什么小说从头到尾都那么悲观。他问那与我的童年时代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想到一个90后的孩子会对《白求恩的孩子们》感兴趣。我用非常激动的语气回答他的问题。活动结束之后，我独自离开教室。但是，那个提问的学生很快追着我出来。他改用普通话与我交谈了一阵。他告诉我，他母亲是与我同年出生的人，在国内的一所大学教哲学。他说她是我的粉丝，特别喜欢我的《空巢》。这是我在蒙特利尔与中国文学的一次奇特的相遇。
现在，另一个从康克迪亚大学毕业的学生，另一个90后的孩子又在通过英译本进入那部作品。我告诉他，我期待着听到他的反映。在三个星期之后，他的反映进入我的邮箱：他说他战栗着读完了《白求恩的孩子们》。他说他不习惯亲自向作家表示感谢，但是他必须为这激动人心的作品向我表示感谢。他马上就要回埃德蒙顿去过圣诞和新年的假期了。他说他会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部作品。
这不是一段阅读之旅的终点。1月4日，也就是假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他的邮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他说《渥太华书评》准备在二月号刊登他就《白求恩的孩子们》对我进行的采访。他没有提到那家媒体是如何找到他或者他是如何找到那家媒体的。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消息出现在他2016年10月4日的第一份邮件整整十四个月之后。也就是说，整整十四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又一次对我提出了采访的请求。而这一次，不仅是为正式的媒体做的节目，连发表的时间都已经确定。我再一次为他的执着感动。五天之后他传来了准备得很好的采访问题。他告诉我截稿的日期是1月25日。这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回答。但是，我没有等“以后再说”，两天之后就将我的回答传给了他。我希望留给他更多的时间去组织他自己的文字。
他在截稿当天的下午突然来邮件与我就其中的一个回答进行紧急磋商。我重写的回答立刻消除了他的困惑。他在最后一刻交稿。文章在十天之后发表。这时候距离他请求采访的第一份邮件正好过去十五个月。
我相信他和我一样，也很清楚这绝不是这一段跨越文化和代沟的精神交流的终点。这时候，我那篇有名的“战争小说”的标题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上帝为我这篇文章选中的标题。
这一座迷宫于2016年8月16日中午1点15分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它的入口足以联通到将近20年前的另一个中午。那时候，我是深圳大学文学院里特立独行的“青年教师”。因为从不纠缠于人事关系，也从不计较待遇福利，我的存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没有想到，沉寂了八年之久的《遗弃》突然变成知识界的热点，有人开始好奇我的未来，也有人开始好奇我的过去。我自己其实也属于这些好奇者之一。我的内心充满了困惑，既不清楚自己的过去有什么价值，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意义。重返文学的长征已经开始，但是这一次我能够走多远？或者说，这一次能够让我走多远？现实的标准从来都最具说服力，比如“开会”。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对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已经有不少的发现。比如我发现一个能够走很远的人一定是有会可开而且经常有会可开的人！所以那一天中午，当同事们突然谈论起我的前途，我马上就用“开会”来回应：一个眼看就要过四十的写作者连一次与文学相关的会都没有开过，他还能有什么前途？！我的回应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是，有一位同事没有笑。他严肃地盯着我，严肃地说：“薛忆沩，你这一辈子还怕没有会开吗？！”站在20年之后的现在，我才真正知道这句表面上很直白的话是如何的练达。它可以说是我在深圳大学六年任职内听到过的最有预见性的话。说这话的同事后来不仅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还成为我唯一的“长跑教练”。
我于2016年8月13日晚上抵达长春的主要目的就是“开会”。事实上，在我的那位同事做出预言的十二年之后，我果然就有会开了。那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2010年）实现的人生突破。而到乘坐动车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我已经是开过很多会的人。当然，我还从来没有开过级别如此之高的盛会。在会议期间，我将见识一大批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我期待着与他们的第一次握手。以我一贯的虔诚，我不会将这第一次握手当成是一种身体的接触，而会将它当成是一种精神的交流。我相信这是值得一个虔诚的写作者期待的交流。
但是希望马上就被失望取代。就像以前的每一次开会一样，身体刚刚坐稳，心灵就开始躁动，厌倦的情绪也随之抬头。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开会、不适合开会、甚至也不应该开会的人。早在第一次开会的中途，我就已经完成对自己的这一诊断。而再往后一点，在确信自己这一辈子不怕没有会开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怕开会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每次决定去开会之前，我都要为自己准备一些辅助的“借口”。在前往长春之前也不例外。我用下面这些“借口”亢奋自己：我将在吉林省图书馆做一场讲座；我将与居住在长春并且已经三十年没有见过的挚友相见；而更重要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自己文学道路的出发点。1988年8月，经过两年多的颠沛流离，我的中篇处女作终于在《作家》杂志上落脚。人生的第一份样刊很快就从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寄到我在长沙的住处。我激动地拆开那个贞洁的信封。我现在才知道，我拆开的不是一个信封，而是一段梦幻般的文学人生。
从“借口”里获得的满足果然平衡了我对开会的厌倦。所以8月16日上午早退离开会场的时候，我的感觉仍然是“不虚此行”。在去机场的路上，与健谈的司机拉起家常，更有贴近生活的美感。甚至在候机区的餐厅里吃的那一碗招牌牛肉饭套餐虽然稍稍败坏了我的胃口，却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情绪。结账单上显示的结账时间是12点57分。接着是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看见准备乘坐南方航空公司CZ6541号航班飞往上海浦东的乘客已经在登机口排队。排进队伍之后，我注意到排在我前面的是西方男人。他的穿着和长相都很朴实，年龄大概与我相仿。我瞥了一眼他手里的护照，有点失望他不是来自加拿大。这时候，他正好侧过身来。趁着目光的相遇，我顺势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他来自比利时。我会心一笑，故意很具体地回应说我来自蒙特利尔。果然，他的眼神一亮，问了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问题。他问我会不会说法语。我们用法语简单地交流了两句之后，换成令我感觉舒服得多的英语。他说他是为生意来长春的。我说我过来差不多也是为了生意。他问我具体做什么生意。我的回答当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我说我是一个作家。我说我这次的生意其实就是“开会”。 接下来就是关于作家的那些基本问题：用什么语言写作？作品是什么类型和什么内容？有没有出版过？……他显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来自比利时的生意人会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机场里用英语和法语与一个定居在加拿大却又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交谈。哪怕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也应该是概率极小的“机遇”。他显得很兴奋。我也显得很兴奋。我想到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有一本刚刚译成英文出版的《深圳人》。我想不妨让这个来自比利时的生意人读一下这部作品，看他会有什么感觉。这时候，队伍已经开始移动。我告诉他等到飞机上之后，我会给他看我刚刚出版的一个英译本。
他坐在我前面五排的位置上。等到所有乘客都已经就位，过道完全畅通之后，我从箱子里取出《深圳人》英译本，送到他的座位上。他很快就读了起来。我能够通过他显露在椅背之上那极少的背影测算出他翻书的速度。而且我注意到他在阅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停下来休息一下眼睛。从他翻书的速度和每一段阅读的时间，我估计他是每读完一篇就停下来休息一下。那么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他应该是读了三篇。之所以如此饶有风趣地盯着他的背影是因为我感觉这种情境非常离奇：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我的祖国的上空（同时又是在我自己的眼前）阅读着我刚被翻译成外语（而且那外语对他也是外语）的作品。我想起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原型，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在我的灵魂深处与我互动的“深圳人”，他们知道我已经用文学将他们带到了如此离奇的情境中吗？我又想起那些此刻继续在地面的会议室里开会的同行们，不知道他们中间还有谁进入过类似的情境。写作真是一项美妙的事业，它能够经常将写作者带进美妙的超现实。
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我走过去将书取回收好。他如梦初醒，说下飞机之后再告诉我阅读的感受。他在机舱口旁边等我。然后，我们一起跟着人流往外走。一路上，我们完全沉浸在交谈之中，谁都没有去在意周边的环境。很明显，文学已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已经不再像上飞机之前那样拘谨。他首先谈他的阅读感受。他果然是读了三篇。第二篇《小贩》他没有读出味来，因为他完全不熟悉它的背景。而另外的两篇他都很有感觉。接着，话题转向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旅行的感受。他欣赏中国的发展，但是并不认同中国的生态。最后他谈到了他的妻子。他说她是一位陶瓷艺术家。他说他将在上海与她会合。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她是从景德镇过来还是他们要一起去景德镇。从他的言谈，我感觉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家庭生活也很美满的人，完全不像《深圳人》里面那些总是处在危机边缘的虚构人物。
愉快的交谈很快将我们带到了提取行李的大厅。他需要等托运的行李，而我急着想赶往地铁口。分手之前，他在手机里留下了我的邮箱。我们说以后可以通过邮件继续交谈。有意思的是，正式的分手并没有将我们完全分开。在地铁上坐了三站之后，我突然注意到他竟也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准确地说，就坐在我右前方的对面，距离我可能只有三四米的地方。我感觉这不可思议：他居然没有因为领取行李而耽误任何时间！我当时的解释非常实际。我想这只能说明他对浦东机场相当熟悉。但是现在，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神秘的暗示。因为车厢里人很多，我没有再去与他打招呼。而到了广兰路换乘站，我看到他毫不犹豫地随着人流下了车，而我是等到人都下空之后才意识到我也必须在那里下车换乘。很显然，他对上海的地铁也相当熟悉。
因为留给他的Gmail邮箱在国内打不开，我直到九月中旬回到蒙特利尔之后才看到他在我们分手的当天就写来的邮件。他感谢我给他带来的特别的中国之行。他盼望《深圳人》的法文版能够尽快出版。他的邮件里夹杂着一些法语词，比如“短篇小说”。我能够感觉得到这是不得已的混用，也就是说，他是因为没有把握英语要怎么说才用上了自己的母语。这与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中故意混用多种语言的游戏完全相反。我又拖了两个星期，等时差完全过去之后，才给他写去简单的回复。而他在四天后的回复证实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说他刚去看望了住在法国南部一座小村庄里的父母。他说他与他们谈起了自己这一趟特别的中国之行。他说他们还一起读了在网上找到的那篇关于我的法语介绍（我第一次是从Sylvie那里听说过那篇介绍）。他说他们一家人都盼望着将来能够用法语读到我的作品。他还附来了一组在那个小村庄周围拍的照片。我在浦东机场的印象没有错，他的确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家庭生活也很美满的人。
2017年初签好《深圳人》法文版的合同之后，我首先就将消息告诉了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和他的家庭就与我和我的作品更紧密地联在了一起。我不断在“第一时间”向他通报加拿大媒体关于我的报道以及翻译的进展。当法文版11月初在加拿大正式上市之后，他有点迫不及待了。他向法国和比利时的书店打听怎样才能够尽快买到那本书。而知道我将于11月18日在蒙特利尔书展做签售活动的消息之后，他马上写来邮件，说他的外甥女碰巧在蒙特利尔实习，他会让她去书展买我的书，在圣诞节假期前带回比利时。他说他需要三本，除了自己保留一本之外，他还要送一本給他母亲，送一本给他妹妹，作为今年的圣诞礼物。他的兴奋令我感动。他整个的家庭与《深圳人》的联系令我感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都在梦想着“走出去”，但是，他们中有多少能够走这么远，不仅是走进了一个西方家庭，而且还走进了这个家庭生活的中心。这时候，我才清楚自己去长春“开会”的价值和意义。我也兴奋地写下了我的回复。我告诉他，从2016年8月16日那一天开始，他就已经是《深圳人》的一部分。接着我用诗意的语言勾画出他与这部作品最特殊的联系。我说：“你是唯一一位在天上读过这部作品的人。”
这当然是令人感动的说法。这更是令人感动的事实。他的反应出现在知道他的外甥女已经与我在书展上见面之后写来的邮件里。他说他很想念中国。他也用了“借口”一词。他说他现在有了常回中国去看看的“借口”了。我自己与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是由文学作品来决定的。没有想到，我自己的作品也能够参与决定一个西方人与中国的关系。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他又写来邮件。他说他正在读他外甥女从蒙特利尔带回去的《深圳人》。他想着自己16个月之前在中国的上空用英语读这部译自汉语的作品，现在却是在自己的家里用自己的母语读着这部作品。他感觉这非常地神奇。他说他和妻子过两天会与妹妹和妹夫一起去法国南部看望父母。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今年的圣诞礼物 。 新年假期之后，我收到他2018年的第一份邮件。他告诉我，在法国南部全家团聚的日子里，他们主要的节目就是阅读和讨论《深圳人》。他说他母亲喜欢里面的每一篇作品，还评价说一个文笔如此精细的作家一定有一颗极为敏感的心。他说他自己已经读到最后一篇了。他说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读过的两个版本的篇目次序不同。他记得在英文版里，《村姑》是第一篇，也就是他最早读到的一篇，而在法文版里，它却是倒数第二篇（我后来告诉他，高度尊重原作的法文版遵从的是原作的次序）。他还说他讀完之后，书最后会轮到他妻子的手上，而他们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已经读完。
他接下来的邮件发自日本。他说他在那里出差已经一个星期了，过两天就回比利时。他说一个人在外面的复杂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很难用英语表达。他说因公出差总是带给他负面的情绪。他说他将《深圳人》带在身边了，正在读第二遍（这也就是说，他用两种语言在天上读过这部作品）。而我故意将他的阅读与他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玩笑说负面的情绪是受了《深圳人》的影响。他还问我是否收到他母亲的邮件。他说是他告诉老人家可以用法语给我写的。是的，我在前一天收到了他母亲用漂亮又热情的法语写来的邮件。她说她一家人都读了《深圳人》。她说其中的每一篇作品读来都那么自然却又需要仔细地品味。她说阅读以及阅读之后的讨论（她强调尤其是后者）给她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她说她自己尤其喜欢《父亲》和《神童》两篇。她说她被作品中“无限的悲伤”打动。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读者来信”啊。它带给我的美好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很难用我有限的法语表达。但是，我还是决定用法语回复老人家的邮件，向这不可思议的阅读表达我最诚挚的感激。
在浦东机场的交谈中，他曾经简单地介绍过自己的工作。而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感觉需要对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又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用意。哪怕是事实，我也希望它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所以，我只是在祝愿他尽快从负面情绪里挣脱出来的邮件里，用非常随意的语气表达了一下自己对他的工作的兴趣。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就给我写来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回复。他说他的公司的根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工程技术“基因测序”。他说他25岁那年就进入了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他在原来供职的公司工作了17年，见证了公司从3名雇员发展到300名雇员的历史。从2004年开始，他决定自己创业。13年过去之后，他自己的公司也已经是一个拥有100名雇员（包括在美国的20名和在日本的2名）的小型跨国公司。他说这是一份疯狂的工作。作为一个高科技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说他每天都像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炸弹上。他又说如果哪一天他的公司倒闭了，别人会嘲笑他“智商不够”，而他总可以用“运气不好”来躲避伤害。但是，写作却与“运气”无关，他从自己的状况想到了我更加险恶的处境。而且一个作家还需要更彻底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中，他继续写道，所以如果别人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好，那对他就是无法躲避的伤害。他好像还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接下来又逐一介绍了他家庭成员从事的工作。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儿子现在也在生物工程这个行业里，儿媳妇是为银行工作的律师。他没有提到大女儿的工作，只是说女婿是一名放射科的医生。他的小女儿也是医生，专业是儿科。当然还有他的妻子，这是我还清楚地记得的，她是一位以陶瓷为材料的艺术家。
……这个故事可以这样一直延续下去。我还是就此打住吧。为了首尾呼应，请允许我还是以“开会”的话题来结束我的叙述。如果将来再有人问及我对“开会”的态度，我肯定不会再像从前那么负面了。我会说“开会”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对方再追问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当然就会说出这篇文章的题目。对方一定不知所云。好吧，我会接着说：“那你就翻开《异域的迷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