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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到“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并进行国 家政权 建设的 阶段,再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跨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历史 进程中,其组织的主要原则也发生了由民族原则到政治原则,再到经济原则的历史性变迁。 民族原则在这一历史性变迁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地少数民族应对生存空间变化, 不断地调整自身生存策略,这三种原则在演变的纠结、裂变与冲突中,正在实现不断的交融 与整合。
【关键词】跨境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生存策略
【作 者】田阡,人类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重 庆,400715。杨红巧,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人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09)04-0063-007
The living space and strategies of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y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of Yunnan Province’s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s
Tian Qian,Yang Hongqiao
Abstract: The living space of China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 ies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from age before the “nation-state” had established to that, in those day the state was bus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power and to the 1980’sThe main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s ofethnic minority in this area have also taken place historical change that from the principle to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further to the economic principleThe ethnic principle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historic changes processToday these three sets of principle have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one, when the local ethnic minorities adjust their own living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and response to living space changes.
Key words: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y living space living str ategies
中越两国绵延1353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两侧居住着12个少数民族。这一区域绝大部分地区 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长期以来“汉不入境,蛮不出山”,人们生活贫困,常常被认为“文 化”水平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中央王朝视为“蛮荒之地”、“化外之区”。直至今天, 这一区域也常被视为“边远”山区,较少受到外界关注。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生活在这一 区域上的人们“已成了全球社会的公民,正在和全球文明相接触”①。全球文明正在影响 着 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正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全球文明和全球社会。随着“民族——国家”的 确 立,这里的人们已经不仅仅只是全球社会的公民,更是“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 们作为“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边境的守护者,其经济发展、资源分 配 、可持续发展、民族认同、人文价值取向等等又可以影响到“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和 国家安全。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不管是作为“道义经济”的农民还是“理性”小农②,我们都得承认边境少数民族文 化和行动的自主性。鉴于他们的文化行动的自主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鉴于他们目前 的生活水平与生活状况,我们有必要以纵向的眼光去研究他们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的变迁。 这无论对现实的国家安全、边疆发展层面,还是对进一步促进边疆区域的深入调查和研究的 学术层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
中越跨境民族的来源主要有4种,第一是原来的当地世居民族被后来国界线划到了不同 的“民族——国家”而成为跨境民族;第二是由中国境内前往越南形成的跨境民族;第三是 由 中国境内迁往老挝,再由老挝转迁越南形成跨境民族;第四是由越南迁往中国形成跨境民族 。由越南迁往中国的较少,主要是广西防城港的京族和海南省三亚市的回族③。云南省金 平 县国界线上的跨境民族主要是前面三种情况。这种由迁徙而形成的跨境,一直从中国古代持 续到民国年间。
19世纪中期以来,越南与中国一样积贫积弱,都曾遭受过殖民主义不同程度的侵略。18 58年(清咸丰8年),法国开始对越南进行殖民战争。1884年(清光绪10年),越南阮朝政 府被迫与法国签订投降新约,正式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从而正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940年6月,日本将侵略矛头指向印度支那,并于1945年3月取得了越南的殖民者统治权。二 战结束后,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动“八月起义”,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旋即 法国卷土重来,越南重新陷入战争中。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和苏联两国势力的渗透下,越 南南北出现分裂,直至1976年才重新实现统一。④中国自近代至民国年间也频遭战事。在 19 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同北越政府关系密切,但两国之间从未真正触及勘界问题 ,边界两侧的边防管理也不甚严密。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彼此交往几乎畅通无阻。
由于国家权力较少渗透以及地域的相对封闭性,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 生存单元,或者说生存空间,即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类主体的生命延续和文化互动有意义的地 理空间范围。两国边境地区的居民,当年的生活半径彼此相互覆盖着今天被划分在不同国家 上的领土。那时候,国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金平县Z村村委会建立基层政权之前 ,边境两侧长期就作为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该村委会下辖的H村, 现在有上寨、中寨和下寨三个寨子,历史上还包括了今天属于越南的D寨和L寨。换言之,历 史上的H村包括了今天的H村三寨以及与H村三寨相隔一条小河的越南的D寨和L寨。直至今天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H村都还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共同体。从当地的口述史来看,在100多年 前H村苗族的祖先因战乱从贵州迁徙而来。迁到此地后各自择址安家落户、开荒种地,根本 就没有考虑“国家”这一概念。当时这里也并不存在什么国家界限。有的人住在现今越南的 D寨和L寨,而耕地有部分却在现今中国的H村三寨。反之,住在现今中国H村的人家有的也有 部分耕地分布在现今越南的D寨和L寨。人们平时往返于两边的村寨⑤进行耕种,还有老人 过 世抬到对面的村寨去安葬的现象。两边寨子同一家族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兄弟”关系,家族 之外则保持通婚关系,民族之外禁止通婚。整个H村凭借着家族内部的“兄弟”关系和家族 之间的婚姻关系紧密地联结成一个团体。虽然H村周边也有彝族和哈尼族寨子,但是他们平 时很少来往。H村的苗族传统节日,如“踩花山”、春节、清明节、新米节等等节庆仪式活 动一般也都是在民族内部举行的。H村这种相对封闭的交往圈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按照苗 族的文化秩序组织起来的较为封闭的生存空间。
实际上,那时候中越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更趋向于同本民族的人员来往,而不论是境内或 是境外的同一个少数民族。整个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结构呈现为由跨国界的一个个 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如瑶族、苗族、哈尼族、彝族等组成的保持相对紧密联系的次一级的生 存空间组成的更高一级的生存空间的层级状态。维持这一空间结构的原则是族源关系和民族 文化特征。人们平时主要在同一民族这一级生存空间内过着相互帮助、通婚和攻守相望的生 活。这一级生存空间之外是可视为高一级的由多个少数民族单独的生存空间所组成的共同生 存空间,它通过意识形态、族际交往等得以构建。限于国家意识还较弱、族际文化交流较少 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必要或者不是不可避免,他们是不愿意到更高一级的生存空间去活 动的。以下的例子可资证明。
金平县P村现在是一个行政村,包括P村、C村和N村三个村民小组。三个村民小组寨子中 除N村是彝族寨子以外,其余两个都是瑶族寨子。在历史上这个行政村的彝族寨子和瑶族寨 子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据当地瑶族村民反映,解放前N村的彝族村寨人数比P村和C村这两个 瑶族村寨的人数要多得多,户数有几百户,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寨子。彝族经常仗着人多欺负 瑶族。瑶族的牛马到了他们村寨的周围就会被他们抓起来据为己有,有时瑶族的小女孩到他 们村寨的周围也会被他们侮辱。瑶族村寨人少,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采取减少与他们交往来 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于是,两个瑶族寨子经常跨过中间的N村进行相互走动。
另外,与这个行政村隔河相望的越南边境有十二楼村和丫口村两个瑶族村落,行政村P 村的瑶族村寨就与这两个村落保持着赶街来往、过节走动、通婚、互请对方的医生与宗教人 员等亲密的关系。尽管从这两个瑶族村落到P村和C村步行需要2小时左右,但他们还是更愿 意与这两个村寨来往,而不愿与仅有15分钟路程之隔的N村彝族保持亲密的关系。
金平县D村历史上的情况也很相似。在D村生活的主要是彝族、哈尼族和瑶族,这些民族 也大都与境外的同一民族保持密切的联系,然后才是与其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同一民族之 间的 联系主要集中在传统节日、宗教活动及通婚上,在此之外才是同一区域内不分民族的就医及 赶街方面。这种习惯直至今天都有一定的遗留。据当地的边防工作人员反映,目前而言,在 传统节日之时,哈尼族与境外来往较多,其次是彝族,再次是苗族和瑶族。当然,民族传统 节日中除不许外人参加的部分节日外,各民族之间还是有相互走动的。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民族——国家”正式建构并确立起来之前,中越边境 上的少数民族是按照自己的民族身份、文化认同、血缘关系等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并同时 按照这一标准对与自己交往的人群进行亲疏远近的排序。这种选择所导向的人们划出了一个 个不同的社会圈子进行社会活动。这些不同的社会圈子有时彼此穿插,有时在地理上相互分 离但却又保持着紧密的社会关系。各个圈子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人们只有在这一 生存空间内才过着真正的相互帮助,攻守相望的生活。决定他们生活空间的这种分布格局的 并不是国界线,而是看是否属于同一民族。只有基于共同的族源关系和共同的血缘关系,以 及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建构起来的高度同质同构的各个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基础上,才 组成中越边境地区这个多元的民族生存空间。
二
如果说以上所论及的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存空间所呈现的样态,是以“民族——国家” 对边疆的管理尚未健全为前提的话,那么1950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地建立基层政权 ,这一区域的生存空间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架构边疆民族生存空间的组织原则也由原 来的以是否是同一民族共同体,是否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衍生的其他特征为主的传 统原则,增加了另外一个新的却又极其重要的原则,即政治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金平县建立基层政权之初,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交往方式虽 然开始有了国家政治力量的介入,但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由于中越两国都是社会 主义国家,国家高层关系密切,外交关系整体上比较友好,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仍然是 比较自由的。D村的调查资料表明,中越两国的跨境婚姻主要集中在50周岁以上的年龄段且 数量较多,50周岁以下年龄段的跨国婚姻比例较小、数量较少。P村的村民也向我们反映: “建国后不久,我们的老人这一辈还经常到越南去‘拉姑娘’⑥,现在还有好多人的奶奶 都是那个时候从越南拉过来的。”
但是,随着“民族——国家”政治力量渗透的逐渐增强,这一地区的跨境活动也受到越来 越大的约束。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上文提及的H村两边村寨之间的河流作为国界线被政 府确认和强调后,这个生存空间就被一分为二了。人们的交往开始受到限制,具体的生活范 围逐渐被限制在具体一个国家之内,跨境耕种和居住的人们也只能在中国和越南选择一个固 定的地方。当时H村下寨就有两户人家因为在L寨和D寨的田地多一点,便将家搬迁到L寨而成 为了越南人。但是,总体上讲,H村的日常交往和通婚关系还是按照原来的惯例保持着亲密 的联系。人们平时相互走动、相互帮工,过年过节都一起举行,尽管通婚数量在明显减少, 但通婚关系也没有割断。其中,20世纪50年代就只有两名越南女子嫁到H村来,其中一名嫁 到了H村下寨杨家,另一名嫁到了H村上寨的杨家。20世纪60年代初期,H村有一名杨姓村民 嫁到了越南的L寨,他的丈夫是当时越南某区的区长,另外还有一名王姓的村民嫁到了L寨另 一家族的王姓家中,她的丈夫当时是L寨的村民小组长。
“民族——国家”的介入不但在生活实践层面开始对H村苗族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 时也在思想观念上对H村苗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8年,H村办互助组、炼钢铁。当年同时 还发生了一场暴动⑦。1959年办合作社,1960年办食堂。1964年H村开始四清工作,196 6 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伴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H村传统的生存空间已被国 家的政治权利深深地嵌入。中越之别的观念空前深入到当地人民的心中,并在维持生存空间 的状态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越南的国家之别也越来越深入到H村苗族的观念中。“D寨 和L寨是越南苗族,我们这里是中国苗族”之类的话,开始出现在H村苗族的生活中。这表明 当地苗族观念中开始出现了国家民族观念,并在逐步增强。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权力对H村的影响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H村的生活水平也 跌落到了低谷,但是该村村民没有一个迁逃到越南去。他们解释说:“那时我们村人还很少 ,天天开会,管得严,跑不过去!那时越南那边虽然比我们要好一点但也穷,我们是中国人 也不太想搬过去,可能我们当时有点憨吧。”这表明,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上,国家观念已 经深入到当地人民的心中,并在维持生存空间的状态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查尔斯•蒂利(CharlsTilly)认为,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国家 政权向乡村社会的侵入过程。通过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政权向乡村渗透,为军事和民政 扩大财源,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国家为了巩固其权 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在他的理论影响下,中国的部分学者在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以 来的社会历史后,得出了中国国家的政权建设越来越强势的结论,并认为1949年以后,尤其 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渗透,最终建成了“全能主义国家”(total state)。⑧但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始终都不是完全均质的。这期间,人们虽然 在很大程 度上都按照国家的意识规范行事,但是在H村这个受到地域传统影响深刻的社会生活中,真 正起作用的却是他们自己的生存规则,⑨即借助民族传统文化自主组织起来的生活原则。 这 种由国家政权捆绑起来的社会联系总要在人们的生活现实前面被打破。20世纪70年代初,H 村开始就有人偷偷跑出村寨去找洋芋、马铁、羊头等来吃。生活实在熬不过的时候,人们悄 悄地跑到对面寨子的亲戚家去背几袋米回来吃。而马关县Q村的宋某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宋某两兄弟因其父的阶级成分为地主,在“文革”期间被批斗,其弟被批斗至死,自己携 妻带子连夜跑到越南去了。在同族同宗的“兄弟”的帮助下开荒种地,另谋生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越关系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在美苏两国势力的介入下两国关系空 前恶化,双方都前所未有的加强了对边境的管理。1978年,越南发生排华事件,不但驱赶中 国的汉 族,而且还驱逐从中国嫁到越南去的少数民族。边境两侧的社会、经济交往逐渐减少乃至彻 底 断绝。在“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重压下,这个时间段H村的跨境婚姻再也没有发生过 了。
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前,两国都曾不同程度地把边境一线的边民撤往内地,然后驻军守 卫。金平县P村的村民曾因该村被拟作为越南进攻的战场而被撤往十里村和县城方向,目前 该村南部都还留有当年备战的工事,如战壕、防空洞等。D村和H村的村民也都曾不同程度地 被组织撤离边界一线。当时,D村有驻军,修筑的防御工事至今仍保留着,只是目前已经废 弃不用了。H村的村民也曾撤往村委会所在地2~3天。马关县Q村是当时的军事战场之一。人 们反映当时由于战局紧张,人们成天背着枪,有时都无暇顾及娃娃。
中越战争期间,中越边境上的生存空间被再一次整合,空间维系的政治因素空前上升, 边疆地区进行军事化管理,民族的交往被限定于国界线之内,其地位似乎已经远比族源、血 缘、地缘等因素要高得多。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利捆 绑 在一起,中越边境的传统生存空间被“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深深地嵌入。这个过程中 , 国族的认同心理急剧上升,并在维持生存空间状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即使 在战争期间,人们的生存策略也是在国家框架这一层面之下,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按照自己 的生存原则做出自己的调整。马关县Q村对面的越南苗族在中越战争期间,因留恋故土不愿 内撤,跑到了包括马关县Q村在内的中国境内来,同中国境内的同族同胞们一起生活。这部 分人后来成为了印支难民,其中有的人在战争之后又迁回了原来的居住地。
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越战争结束,两国关系逐渐缓解,边民们又逐渐开始恢复了交往 。此时,国家观念和国族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战争一度遗留下来的难民问题、战争工事等, 也曾长时间地在强化着当地边民的国家归属意识。传统的生存空间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了, 生存空间的组织原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边境一线的逐步展开, 以及越南稍微晚一些的革新开放政策在北部山区的展开,这一区域的生存空间组织原则又加 上了另外一条,即经济原则。这条原则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加,有时甚至成为部分人用以反叛 原来的生存原则和拓宽目前的生存空间的重要推动力。中越边境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的基础 上,将这条原则付诸实施,使他们的生存空间获得了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且更为复杂的 整合。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中越边境上先后设立了勐拉、都龙、D村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国家 级、省级口岸与多个互市点,越南也在十二楼等处设立了与中国的互市点,国境线两边逐渐 开始正式经济交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使国家边界“变得容易渗透”⑩。中国在边 境 市场上提供的商品主要有石棉瓦、水泥、农用物质、化肥、电器等,而越南提供的商品主要 是一些初级的农产品、药材等。经济上的优势形成了边境人口流动的巨大吸引力。整体上中 国的经济水平要比越南高,越南边境上的边民们大批的,或长时间或短时间地流向中国,其 中大部分人以“赶街”的形式,即进入开放口岸贸易来中国逗留,另一部分人则借助在中国 境内有一定亲戚关系的同一民族的人的帮助,长期到中国境内打工。还有部分人以结婚的形 式移民到了中国,几乎没有中国嫁到越南去的。这不能不说,经济原则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 是相当巨大的。但是这些跨境婚姻大多都是发生在同一民族内部,这又说明同一民族的原则 仍然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越边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打通由国家政治权力构筑起来的界限 的同时,也更深程度地向内地开放了。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外地人的纷纷涌入,市场交换 的日 益发达,给边境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使这一地区的人们逐步意识到自己的 生活与内地的差距,从而产生了改变这一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对这一地区的人们来说,要 改变目前的生活现状有两条途径可以走,第一是建设传统的生存空间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 ,其次是到传统的生存空间之外寻找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
就中国的边民而言,作为长期在边境地区生活的一个共同体,他们更多选择的是第一条 途径,即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以集体的名义通过正式的方式,向政府反映自己的生活困难,要 求政府加大扶贫力度帮助他们改变目前落后的生活状况。但是政府的建设力度有限,当地人 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通过正式方式迅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除了向政府提交正式 的书面申请以外,他们还经常以民族村寨集体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工作人员和外地来的调查 人员反映他们生存条件的恶劣和民族的落后,表达他们希望政府扶持以改善当地民生的强烈 愿 望。另外,少数条件比临近的越南境内要差一些的村寨,还经常以边境两侧的政策条件对比 向政府施压。我们在调查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们的生活再这样,就搬到越南去 了,虽然我是中国人,但越南那里也有我们同民族的人。”
边疆地区建设难度大,建设的步伐只能一步一步地来,难免会使边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 间出现生活条件不均等的状况,如某些的寨子通了路而周围的其他寨子却未通公路的现象。 这种现象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不通公路的寨子就会觉得不公平,通公路与不通公路的寨子之 间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又因为边境地区的这些寨子往往是不同民族组成的,这种矛盾扩大 后就逐渐演化为当地的民族矛盾。这又成为他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向政府施压的一种策略 。
作为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单个个体,当地的人们除了个别谙熟地方规则,能够左右逢源以 外,很多人都选择到传统生存空间以外的地方去寻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即以移民的方式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意味着在经济原则的导向作用下,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已经突破了自 己传统的生存空间,并且在以新的生存策略谋求新的生活了。目前,中越两国的国境线已经 确立,并且还有边境工作人员驻守管理,像“民族——国家”政权建立以前那样自由地移民 到境外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因而许多人选择了向内地移民以改善生活条件。
“读书考大学然后当干部”是跳出传统的生存空间实现移民改善生活的方式之一。但读 书成本太大,投资时间太长,而且还有“读书要是找不到工作,将来连起码的农活都干不了 ”的风险,这对于生活条件已经相当贫困了的绝大部分边民来说并不现实,因而很少人选择 这种方式。打工也是实现转换生存空间改善生活条件的一种方式,但当地边民文化水平低, 很少有人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赚的钱不多,根本就不能为家里寄回多少钱。此种方式也只 能是暂时的移民,即暂时离开贫瘠的家乡,到城里去过着虽然辛苦但终究还是相对好一点的 生活。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选择这种方式来逃避眼前的贫困生活。但当他们考虑到要结婚生 子建立自己的家庭时,又会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生存空间或文化社区中来。
打工并不能够最终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许多人便选择了第三种移民方式,即婚姻移民 。越南的经济水平普遍不如中国,而且中国边境的人们已经建立起了强烈的国族意识,因而 他们主要的婚姻移民方向是中国内地汉族地区。内地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结婚成本大,许多 人把结婚的目标移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内地到边疆地区寻找结婚目标的人,有的是通 过中间人介绍,有的则直接通过拐卖人口的人贩子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一地区除了外出打 工自由恋爱,选择外嫁他乡和通过中间人介绍外嫁内地之外,还有许多人是被拐卖到内地的 。另外有一部分妇女包括已婚的妇女,因为边疆地区生活贫困且对内地的幸福生活抱有幻想 ,而主动选择跟人贩子外逃。当地村民反映,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是借助赶街时认识的外人 ,丢下丈夫和孩子跟人贩子跑了的。金平边境上的许多单亲家庭,就是因为妇女外逃造成的 。有的村民因此说,家里女人是不能管钱的,因为女人“有了钱就会跑掉”。妇女的流失到 底是被拐卖还是逃跑,有时候很难说清楚。
女性的流失引起了边境地区性别的严重失衡,致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找不到媳妇的单 身男性和因媳妇外逃而成为单身的男性。于是,这些人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把结婚的目标转 向了生活整体水平相对较低的越南境内。虽然,这种中断多年后重新出现的跨境婚姻也有正 常恋爱而相互结合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将之作为一种次一级的选择。这种婚姻很难办理法 律手续,不办理法律手续就意味着嫁过来的媳妇并不能取得在中国居住的合法身份,因而不 能享受到医疗补助等优惠政策以及中国法律的保护,而且这种跨境婚姻付给女方家的礼金一 般要比境内婚姻多。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的婚姻,离婚也相当容易。这给某些以极端的方式 结婚从而谋取金钱的人提供了便利。
由上观之,边境地区落后的经济现实和生存空间的经济组织原则的纳入导致了中越边境 地区生存空间的急剧变化和人们生存策略的不断调整的复杂局面。这表明了中越边境地区少 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策略已经出现了新的亟需把握的特征。
结语
中越边境跨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的历史变迁,展现了全球化演进过程的一 个片段,凸显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跨境民族在随着生存空间的变迁而自主地将生存策略做出 相应调整上的能动性表现。这同时也表明了,随着这一地区向外界的日趋开放,或者说随着 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人们生活的组织原则也由原来较为单一的状态而日趋复杂。原来较为单 一的组织原则,已经随着以经济牵头的全球化的到来被整合到了一起,呈现出民族原则、政 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多样性并存的复杂状态。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 全 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跨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也就 成为了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主题。
注释:
①马林诺斯基:转引自费孝通《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刊载于《21 世纪:文 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 1998年,第4页。
②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载《读书》2002 年第5期。
③范宏贵:《中越跨境民族概述》,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④王士录主编:《当代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杜敦信、赵和曼主 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时事出版社,1988年11月。
⑤指现在的国界线两边的寨子,下同。
⑥指的是瑶族的抢婚习俗,即婚前的象征性抢夺妇女,或是男女青年相互试探对方诚意的 一种方式。
⑦这场暴动可能是清除匪患,也可能是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报告人已经无法记清了。
⑧郑卫东:《“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10 月。
⑨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2年,第16页。
〔责任编辑:邵志忠〕
【关键词】跨境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生存策略
【作 者】田阡,人类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重 庆,400715。杨红巧,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人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09)04-0063-007
The living space and strategies of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y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of Yunnan Province’s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s
Tian Qian,Yang Hongqiao
Abstract: The living space of China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 ies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from age before the “nation-state” had established to that, in those day the state was bus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power and to the 1980’sThe main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s ofethnic minority in this area have also taken place historical change that from the principle to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further to the economic principleThe ethnic principle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historic changes processToday these three sets of principle have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one, when the local ethnic minorities adjust their own living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and response to living space changes.
Key words: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y living space living str ategies
中越两国绵延1353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两侧居住着12个少数民族。这一区域绝大部分地区 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长期以来“汉不入境,蛮不出山”,人们生活贫困,常常被认为“文 化”水平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中央王朝视为“蛮荒之地”、“化外之区”。直至今天, 这一区域也常被视为“边远”山区,较少受到外界关注。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生活在这一 区域上的人们“已成了全球社会的公民,正在和全球文明相接触”①。全球文明正在影响 着 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正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全球文明和全球社会。随着“民族——国家”的 确 立,这里的人们已经不仅仅只是全球社会的公民,更是“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 们作为“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边境的守护者,其经济发展、资源分 配 、可持续发展、民族认同、人文价值取向等等又可以影响到“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和 国家安全。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不管是作为“道义经济”的农民还是“理性”小农②,我们都得承认边境少数民族文 化和行动的自主性。鉴于他们的文化行动的自主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鉴于他们目前 的生活水平与生活状况,我们有必要以纵向的眼光去研究他们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的变迁。 这无论对现实的国家安全、边疆发展层面,还是对进一步促进边疆区域的深入调查和研究的 学术层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
中越跨境民族的来源主要有4种,第一是原来的当地世居民族被后来国界线划到了不同 的“民族——国家”而成为跨境民族;第二是由中国境内前往越南形成的跨境民族;第三是 由 中国境内迁往老挝,再由老挝转迁越南形成跨境民族;第四是由越南迁往中国形成跨境民族 。由越南迁往中国的较少,主要是广西防城港的京族和海南省三亚市的回族③。云南省金 平 县国界线上的跨境民族主要是前面三种情况。这种由迁徙而形成的跨境,一直从中国古代持 续到民国年间。
19世纪中期以来,越南与中国一样积贫积弱,都曾遭受过殖民主义不同程度的侵略。18 58年(清咸丰8年),法国开始对越南进行殖民战争。1884年(清光绪10年),越南阮朝政 府被迫与法国签订投降新约,正式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从而正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940年6月,日本将侵略矛头指向印度支那,并于1945年3月取得了越南的殖民者统治权。二 战结束后,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动“八月起义”,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旋即 法国卷土重来,越南重新陷入战争中。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和苏联两国势力的渗透下,越 南南北出现分裂,直至1976年才重新实现统一。④中国自近代至民国年间也频遭战事。在 19 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同北越政府关系密切,但两国之间从未真正触及勘界问题 ,边界两侧的边防管理也不甚严密。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彼此交往几乎畅通无阻。
由于国家权力较少渗透以及地域的相对封闭性,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 生存单元,或者说生存空间,即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类主体的生命延续和文化互动有意义的地 理空间范围。两国边境地区的居民,当年的生活半径彼此相互覆盖着今天被划分在不同国家 上的领土。那时候,国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金平县Z村村委会建立基层政权之前 ,边境两侧长期就作为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该村委会下辖的H村, 现在有上寨、中寨和下寨三个寨子,历史上还包括了今天属于越南的D寨和L寨。换言之,历 史上的H村包括了今天的H村三寨以及与H村三寨相隔一条小河的越南的D寨和L寨。直至今天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H村都还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共同体。从当地的口述史来看,在100多年 前H村苗族的祖先因战乱从贵州迁徙而来。迁到此地后各自择址安家落户、开荒种地,根本 就没有考虑“国家”这一概念。当时这里也并不存在什么国家界限。有的人住在现今越南的 D寨和L寨,而耕地有部分却在现今中国的H村三寨。反之,住在现今中国H村的人家有的也有 部分耕地分布在现今越南的D寨和L寨。人们平时往返于两边的村寨⑤进行耕种,还有老人 过 世抬到对面的村寨去安葬的现象。两边寨子同一家族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兄弟”关系,家族 之外则保持通婚关系,民族之外禁止通婚。整个H村凭借着家族内部的“兄弟”关系和家族 之间的婚姻关系紧密地联结成一个团体。虽然H村周边也有彝族和哈尼族寨子,但是他们平 时很少来往。H村的苗族传统节日,如“踩花山”、春节、清明节、新米节等等节庆仪式活 动一般也都是在民族内部举行的。H村这种相对封闭的交往圈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按照苗 族的文化秩序组织起来的较为封闭的生存空间。
实际上,那时候中越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更趋向于同本民族的人员来往,而不论是境内或 是境外的同一个少数民族。整个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结构呈现为由跨国界的一个个 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如瑶族、苗族、哈尼族、彝族等组成的保持相对紧密联系的次一级的生 存空间组成的更高一级的生存空间的层级状态。维持这一空间结构的原则是族源关系和民族 文化特征。人们平时主要在同一民族这一级生存空间内过着相互帮助、通婚和攻守相望的生 活。这一级生存空间之外是可视为高一级的由多个少数民族单独的生存空间所组成的共同生 存空间,它通过意识形态、族际交往等得以构建。限于国家意识还较弱、族际文化交流较少 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必要或者不是不可避免,他们是不愿意到更高一级的生存空间去活 动的。以下的例子可资证明。
金平县P村现在是一个行政村,包括P村、C村和N村三个村民小组。三个村民小组寨子中 除N村是彝族寨子以外,其余两个都是瑶族寨子。在历史上这个行政村的彝族寨子和瑶族寨 子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据当地瑶族村民反映,解放前N村的彝族村寨人数比P村和C村这两个 瑶族村寨的人数要多得多,户数有几百户,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寨子。彝族经常仗着人多欺负 瑶族。瑶族的牛马到了他们村寨的周围就会被他们抓起来据为己有,有时瑶族的小女孩到他 们村寨的周围也会被他们侮辱。瑶族村寨人少,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采取减少与他们交往来 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于是,两个瑶族寨子经常跨过中间的N村进行相互走动。
另外,与这个行政村隔河相望的越南边境有十二楼村和丫口村两个瑶族村落,行政村P 村的瑶族村寨就与这两个村落保持着赶街来往、过节走动、通婚、互请对方的医生与宗教人 员等亲密的关系。尽管从这两个瑶族村落到P村和C村步行需要2小时左右,但他们还是更愿 意与这两个村寨来往,而不愿与仅有15分钟路程之隔的N村彝族保持亲密的关系。
金平县D村历史上的情况也很相似。在D村生活的主要是彝族、哈尼族和瑶族,这些民族 也大都与境外的同一民族保持密切的联系,然后才是与其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同一民族之 间的 联系主要集中在传统节日、宗教活动及通婚上,在此之外才是同一区域内不分民族的就医及 赶街方面。这种习惯直至今天都有一定的遗留。据当地的边防工作人员反映,目前而言,在 传统节日之时,哈尼族与境外来往较多,其次是彝族,再次是苗族和瑶族。当然,民族传统 节日中除不许外人参加的部分节日外,各民族之间还是有相互走动的。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民族——国家”正式建构并确立起来之前,中越边境 上的少数民族是按照自己的民族身份、文化认同、血缘关系等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并同时 按照这一标准对与自己交往的人群进行亲疏远近的排序。这种选择所导向的人们划出了一个 个不同的社会圈子进行社会活动。这些不同的社会圈子有时彼此穿插,有时在地理上相互分 离但却又保持着紧密的社会关系。各个圈子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人们只有在这一 生存空间内才过着真正的相互帮助,攻守相望的生活。决定他们生活空间的这种分布格局的 并不是国界线,而是看是否属于同一民族。只有基于共同的族源关系和共同的血缘关系,以 及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建构起来的高度同质同构的各个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基础上,才 组成中越边境地区这个多元的民族生存空间。
二
如果说以上所论及的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存空间所呈现的样态,是以“民族——国家” 对边疆的管理尚未健全为前提的话,那么1950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地建立基层政权 ,这一区域的生存空间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架构边疆民族生存空间的组织原则也由原 来的以是否是同一民族共同体,是否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衍生的其他特征为主的传 统原则,增加了另外一个新的却又极其重要的原则,即政治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金平县建立基层政权之初,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交往方式虽 然开始有了国家政治力量的介入,但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由于中越两国都是社会 主义国家,国家高层关系密切,外交关系整体上比较友好,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仍然是 比较自由的。D村的调查资料表明,中越两国的跨境婚姻主要集中在50周岁以上的年龄段且 数量较多,50周岁以下年龄段的跨国婚姻比例较小、数量较少。P村的村民也向我们反映: “建国后不久,我们的老人这一辈还经常到越南去‘拉姑娘’⑥,现在还有好多人的奶奶 都是那个时候从越南拉过来的。”
但是,随着“民族——国家”政治力量渗透的逐渐增强,这一地区的跨境活动也受到越来 越大的约束。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上文提及的H村两边村寨之间的河流作为国界线被政 府确认和强调后,这个生存空间就被一分为二了。人们的交往开始受到限制,具体的生活范 围逐渐被限制在具体一个国家之内,跨境耕种和居住的人们也只能在中国和越南选择一个固 定的地方。当时H村下寨就有两户人家因为在L寨和D寨的田地多一点,便将家搬迁到L寨而成 为了越南人。但是,总体上讲,H村的日常交往和通婚关系还是按照原来的惯例保持着亲密 的联系。人们平时相互走动、相互帮工,过年过节都一起举行,尽管通婚数量在明显减少, 但通婚关系也没有割断。其中,20世纪50年代就只有两名越南女子嫁到H村来,其中一名嫁 到了H村下寨杨家,另一名嫁到了H村上寨的杨家。20世纪60年代初期,H村有一名杨姓村民 嫁到了越南的L寨,他的丈夫是当时越南某区的区长,另外还有一名王姓的村民嫁到了L寨另 一家族的王姓家中,她的丈夫当时是L寨的村民小组长。
“民族——国家”的介入不但在生活实践层面开始对H村苗族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 时也在思想观念上对H村苗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8年,H村办互助组、炼钢铁。当年同时 还发生了一场暴动⑦。1959年办合作社,1960年办食堂。1964年H村开始四清工作,196 6 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伴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H村传统的生存空间已被国 家的政治权利深深地嵌入。中越之别的观念空前深入到当地人民的心中,并在维持生存空间 的状态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越南的国家之别也越来越深入到H村苗族的观念中。“D寨 和L寨是越南苗族,我们这里是中国苗族”之类的话,开始出现在H村苗族的生活中。这表明 当地苗族观念中开始出现了国家民族观念,并在逐步增强。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权力对H村的影响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H村的生活水平也 跌落到了低谷,但是该村村民没有一个迁逃到越南去。他们解释说:“那时我们村人还很少 ,天天开会,管得严,跑不过去!那时越南那边虽然比我们要好一点但也穷,我们是中国人 也不太想搬过去,可能我们当时有点憨吧。”这表明,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上,国家观念已 经深入到当地人民的心中,并在维持生存空间的状态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查尔斯•蒂利(CharlsTilly)认为,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国家 政权向乡村社会的侵入过程。通过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政权向乡村渗透,为军事和民政 扩大财源,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国家为了巩固其权 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在他的理论影响下,中国的部分学者在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以 来的社会历史后,得出了中国国家的政权建设越来越强势的结论,并认为1949年以后,尤其 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渗透,最终建成了“全能主义国家”(total state)。⑧但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始终都不是完全均质的。这期间,人们虽然 在很大程 度上都按照国家的意识规范行事,但是在H村这个受到地域传统影响深刻的社会生活中,真 正起作用的却是他们自己的生存规则,⑨即借助民族传统文化自主组织起来的生活原则。 这 种由国家政权捆绑起来的社会联系总要在人们的生活现实前面被打破。20世纪70年代初,H 村开始就有人偷偷跑出村寨去找洋芋、马铁、羊头等来吃。生活实在熬不过的时候,人们悄 悄地跑到对面寨子的亲戚家去背几袋米回来吃。而马关县Q村的宋某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宋某两兄弟因其父的阶级成分为地主,在“文革”期间被批斗,其弟被批斗至死,自己携 妻带子连夜跑到越南去了。在同族同宗的“兄弟”的帮助下开荒种地,另谋生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越关系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在美苏两国势力的介入下两国关系空 前恶化,双方都前所未有的加强了对边境的管理。1978年,越南发生排华事件,不但驱赶中 国的汉 族,而且还驱逐从中国嫁到越南去的少数民族。边境两侧的社会、经济交往逐渐减少乃至彻 底 断绝。在“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重压下,这个时间段H村的跨境婚姻再也没有发生过 了。
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前,两国都曾不同程度地把边境一线的边民撤往内地,然后驻军守 卫。金平县P村的村民曾因该村被拟作为越南进攻的战场而被撤往十里村和县城方向,目前 该村南部都还留有当年备战的工事,如战壕、防空洞等。D村和H村的村民也都曾不同程度地 被组织撤离边界一线。当时,D村有驻军,修筑的防御工事至今仍保留着,只是目前已经废 弃不用了。H村的村民也曾撤往村委会所在地2~3天。马关县Q村是当时的军事战场之一。人 们反映当时由于战局紧张,人们成天背着枪,有时都无暇顾及娃娃。
中越战争期间,中越边境上的生存空间被再一次整合,空间维系的政治因素空前上升, 边疆地区进行军事化管理,民族的交往被限定于国界线之内,其地位似乎已经远比族源、血 缘、地缘等因素要高得多。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利捆 绑 在一起,中越边境的传统生存空间被“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深深地嵌入。这个过程中 , 国族的认同心理急剧上升,并在维持生存空间状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即使 在战争期间,人们的生存策略也是在国家框架这一层面之下,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按照自己 的生存原则做出自己的调整。马关县Q村对面的越南苗族在中越战争期间,因留恋故土不愿 内撤,跑到了包括马关县Q村在内的中国境内来,同中国境内的同族同胞们一起生活。这部 分人后来成为了印支难民,其中有的人在战争之后又迁回了原来的居住地。
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越战争结束,两国关系逐渐缓解,边民们又逐渐开始恢复了交往 。此时,国家观念和国族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战争一度遗留下来的难民问题、战争工事等, 也曾长时间地在强化着当地边民的国家归属意识。传统的生存空间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了, 生存空间的组织原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边境一线的逐步展开, 以及越南稍微晚一些的革新开放政策在北部山区的展开,这一区域的生存空间组织原则又加 上了另外一条,即经济原则。这条原则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加,有时甚至成为部分人用以反叛 原来的生存原则和拓宽目前的生存空间的重要推动力。中越边境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的基础 上,将这条原则付诸实施,使他们的生存空间获得了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且更为复杂的 整合。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中越边境上先后设立了勐拉、都龙、D村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国家 级、省级口岸与多个互市点,越南也在十二楼等处设立了与中国的互市点,国境线两边逐渐 开始正式经济交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使国家边界“变得容易渗透”⑩。中国在边 境 市场上提供的商品主要有石棉瓦、水泥、农用物质、化肥、电器等,而越南提供的商品主要 是一些初级的农产品、药材等。经济上的优势形成了边境人口流动的巨大吸引力。整体上中 国的经济水平要比越南高,越南边境上的边民们大批的,或长时间或短时间地流向中国,其 中大部分人以“赶街”的形式,即进入开放口岸贸易来中国逗留,另一部分人则借助在中国 境内有一定亲戚关系的同一民族的人的帮助,长期到中国境内打工。还有部分人以结婚的形 式移民到了中国,几乎没有中国嫁到越南去的。这不能不说,经济原则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 是相当巨大的。但是这些跨境婚姻大多都是发生在同一民族内部,这又说明同一民族的原则 仍然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越边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打通由国家政治权力构筑起来的界限 的同时,也更深程度地向内地开放了。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外地人的纷纷涌入,市场交换 的日 益发达,给边境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使这一地区的人们逐步意识到自己的 生活与内地的差距,从而产生了改变这一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对这一地区的人们来说,要 改变目前的生活现状有两条途径可以走,第一是建设传统的生存空间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 ,其次是到传统的生存空间之外寻找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
就中国的边民而言,作为长期在边境地区生活的一个共同体,他们更多选择的是第一条 途径,即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以集体的名义通过正式的方式,向政府反映自己的生活困难,要 求政府加大扶贫力度帮助他们改变目前落后的生活状况。但是政府的建设力度有限,当地人 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通过正式方式迅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除了向政府提交正式 的书面申请以外,他们还经常以民族村寨集体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工作人员和外地来的调查 人员反映他们生存条件的恶劣和民族的落后,表达他们希望政府扶持以改善当地民生的强烈 愿 望。另外,少数条件比临近的越南境内要差一些的村寨,还经常以边境两侧的政策条件对比 向政府施压。我们在调查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们的生活再这样,就搬到越南去 了,虽然我是中国人,但越南那里也有我们同民族的人。”
边疆地区建设难度大,建设的步伐只能一步一步地来,难免会使边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 间出现生活条件不均等的状况,如某些的寨子通了路而周围的其他寨子却未通公路的现象。 这种现象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不通公路的寨子就会觉得不公平,通公路与不通公路的寨子之 间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又因为边境地区的这些寨子往往是不同民族组成的,这种矛盾扩大 后就逐渐演化为当地的民族矛盾。这又成为他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向政府施压的一种策略 。
作为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单个个体,当地的人们除了个别谙熟地方规则,能够左右逢源以 外,很多人都选择到传统生存空间以外的地方去寻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即以移民的方式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意味着在经济原则的导向作用下,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已经突破了自 己传统的生存空间,并且在以新的生存策略谋求新的生活了。目前,中越两国的国境线已经 确立,并且还有边境工作人员驻守管理,像“民族——国家”政权建立以前那样自由地移民 到境外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因而许多人选择了向内地移民以改善生活条件。
“读书考大学然后当干部”是跳出传统的生存空间实现移民改善生活的方式之一。但读 书成本太大,投资时间太长,而且还有“读书要是找不到工作,将来连起码的农活都干不了 ”的风险,这对于生活条件已经相当贫困了的绝大部分边民来说并不现实,因而很少人选择 这种方式。打工也是实现转换生存空间改善生活条件的一种方式,但当地边民文化水平低, 很少有人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赚的钱不多,根本就不能为家里寄回多少钱。此种方式也只 能是暂时的移民,即暂时离开贫瘠的家乡,到城里去过着虽然辛苦但终究还是相对好一点的 生活。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选择这种方式来逃避眼前的贫困生活。但当他们考虑到要结婚生 子建立自己的家庭时,又会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生存空间或文化社区中来。
打工并不能够最终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许多人便选择了第三种移民方式,即婚姻移民 。越南的经济水平普遍不如中国,而且中国边境的人们已经建立起了强烈的国族意识,因而 他们主要的婚姻移民方向是中国内地汉族地区。内地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结婚成本大,许多 人把结婚的目标移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内地到边疆地区寻找结婚目标的人,有的是通 过中间人介绍,有的则直接通过拐卖人口的人贩子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一地区除了外出打 工自由恋爱,选择外嫁他乡和通过中间人介绍外嫁内地之外,还有许多人是被拐卖到内地的 。另外有一部分妇女包括已婚的妇女,因为边疆地区生活贫困且对内地的幸福生活抱有幻想 ,而主动选择跟人贩子外逃。当地村民反映,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是借助赶街时认识的外人 ,丢下丈夫和孩子跟人贩子跑了的。金平边境上的许多单亲家庭,就是因为妇女外逃造成的 。有的村民因此说,家里女人是不能管钱的,因为女人“有了钱就会跑掉”。妇女的流失到 底是被拐卖还是逃跑,有时候很难说清楚。
女性的流失引起了边境地区性别的严重失衡,致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找不到媳妇的单 身男性和因媳妇外逃而成为单身的男性。于是,这些人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把结婚的目标转 向了生活整体水平相对较低的越南境内。虽然,这种中断多年后重新出现的跨境婚姻也有正 常恋爱而相互结合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将之作为一种次一级的选择。这种婚姻很难办理法 律手续,不办理法律手续就意味着嫁过来的媳妇并不能取得在中国居住的合法身份,因而不 能享受到医疗补助等优惠政策以及中国法律的保护,而且这种跨境婚姻付给女方家的礼金一 般要比境内婚姻多。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的婚姻,离婚也相当容易。这给某些以极端的方式 结婚从而谋取金钱的人提供了便利。
由上观之,边境地区落后的经济现实和生存空间的经济组织原则的纳入导致了中越边境 地区生存空间的急剧变化和人们生存策略的不断调整的复杂局面。这表明了中越边境地区少 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策略已经出现了新的亟需把握的特征。
结语
中越边境跨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的历史变迁,展现了全球化演进过程的一 个片段,凸显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跨境民族在随着生存空间的变迁而自主地将生存策略做出 相应调整上的能动性表现。这同时也表明了,随着这一地区向外界的日趋开放,或者说随着 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人们生活的组织原则也由原来较为单一的状态而日趋复杂。原来较为单 一的组织原则,已经随着以经济牵头的全球化的到来被整合到了一起,呈现出民族原则、政 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多样性并存的复杂状态。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 全 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跨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也就 成为了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主题。
注释:
①马林诺斯基:转引自费孝通《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刊载于《21 世纪:文 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 1998年,第4页。
②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载《读书》2002 年第5期。
③范宏贵:《中越跨境民族概述》,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④王士录主编:《当代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杜敦信、赵和曼主 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时事出版社,1988年11月。
⑤指现在的国界线两边的寨子,下同。
⑥指的是瑶族的抢婚习俗,即婚前的象征性抢夺妇女,或是男女青年相互试探对方诚意的 一种方式。
⑦这场暴动可能是清除匪患,也可能是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报告人已经无法记清了。
⑧郑卫东:《“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10 月。
⑨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2年,第16页。
〔责任编辑:邵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