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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族群自我认同生成过程中，国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族群进行整合的过程，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客观族群认同要素的凝聚力减弱。以政策导向影响的现代性上升。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作用强化族群认同的同时也在推动国家认同的发展，并使其日益与国家整体发展一体化。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安排；族群认同
[作者]程守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教学部讲师。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D033；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10－005
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既包含原生性的情感因素，也综合了工具性因素。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国内民族事务时，总会有意识地对族群认同进行改造，将其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中。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实施以来，民族自治地区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进程使得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得到激发，并有了新的实践方式。这一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国家权力对族群进行整合的过程，为族群认同强化提供了新的平台。本论文探讨的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族群认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
一、“原生论”与“工具论”：族群认同的理论基础
在分析族群性这一问题上，原生论(Primordial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是西方学界的两个主要认识论工具。原生论认为族群与人类社会共始终，族群认同来自于原生性的情感联系，其情感纽带是“原生的”，甚至是“自然的”。语言、宗教、种族、族属性和领土上的“原生纽带”是族群成员互相联系的因素，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原则。人从一出生就被赋予特定的生物特征和某种非常感性化的族群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人在心理上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属感的持续是族群认同的基础。
工具论的视角则不同，它强调族群认同的场景性、族群性的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对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所以也叫做“场景论”，即人们建构族群性的意义，有时是为了以族群身份获取资源，如享受民族优惠政策，有时是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以群体行动的形式追逐利益或保护自己。在工具论的视野里，族群是在功利性的互动场景中变化的，不时会被职业、阶级、乡籍、性别等身份替换，从而基本上将族群认同看作是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
基于以上对族群问题“原生论”与“工具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族群认同选择性地发生变化，族群认同中的价值性因素，也可称原生性因素，经受着“国家作用”而内在化。民族源流、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对于历史上族群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维持族群认同的这些原生性情感因素在减弱，工具性因素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以利益为其组合实质的策略性和利益。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分析
1、自治权问题：族群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制度，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保证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建立自治地方，使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是由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情况和特点，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力，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对自治权的认识不断提高，“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由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公共资源的管理及配置方式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特别是自治主体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他们不仅对选举非常关注，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参与规模不断扩大，还对族群有了更强的认同感，并以族群为单位结成了竞争团体。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是我族而非他族的权利，从而为其族群认同设定了无形的边界。在此过程中，族群精英成为了族群内聚力的发源点。他们通过表述“我们”的共同利益来激发积淀在族群成员内心深处的族群意识，以增强本族群参与权力竞争的实力。从这些规定看，自治权的落实是族群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2、民族机关民族化：族群认同得以强化的政治实体
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从组织上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充分行使的关键，这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本民族当家作主和联系广大少数民族的重要条件。民族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也是自治机关的权力职位的分配问题，它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所实行的“少数民族干部制度”。宪法和自治法中都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的其它组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人员。”这些政策性规定为族群认同的强化提供了制度场景。本族群成员在自治机构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意味着本族群支配公共资源可能性的大小。在一些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往往由于政治权利资源短缺，各个民族都竞相把本民族的人才精英输送到自治机关当中。这些人才精英是各个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必然要为本民族说话、办事，具有强烈的本民族意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本民族的关注和重视。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这些政治精英不断为本民族的发展争取更多利益，使得该民族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进一步提高，也激发族群成员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特别是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注，政府对民族政策的宣传，使得少数民族对民族身份的感知已内化为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可见，民族机关民族化这种制度化安排，使得一些少数民族身份在某些领域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利益资源，而为了利用这种资源，少数民族精英需要强化族群认同，突显族群身份，这些做法的实际后果是使一些可能已经模糊的族群社会边界重新清晰起来。
3、现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既得利益驱动族群认同
人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首先来自家庭，然后是家族。可是在很多时候，仅仅依赖于家庭或家族的力量并不能使人们在资源有限的生存环境中获得足够的优势，对于少数群体来说尤其如此。此时，人们需要依据共同利益和一定的规则结成更大的群体，通过对我群和他群成员的区别对待，使本群体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了特定的地位和资源。建国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项优惠政策，依据《民族区域自治》具有优先取得某种利益的权利。整个体制安排都具有一种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优先给予和使它优先取得的制度倾向。如经济扶持、中考和 高考加分、提干优先、生育二胎等，少数民族是这些优惠政策的受益者，这使得许多具有少数民族血统，但户口上不是少数民族的后裔积极申请将自己的民族成份进行更改。在既得利益驱动下，他们不仅不会放弃这些“特权”，还可能为了争取更多的优惠而强化族群认同。其结果是，强大的国家话语体系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的认同观念，以原生性客观文化要素为纽带的情感正被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所取代，民族身份成为一个不可丢弃的身份标志，无形中从“他者”的角度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区分。
4、民主选举：行动层面上强化族群认同
在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民主选举情境中的族群文化及其边界是被少数民族作为参与权力竞争的工具而使用的，这在行动层面上强化了族群认同。族群精英能否对本族群成员进行号召和整合是决定能否实现族群目标的关键。在民主选举中，族群精英有着明确的竞选策略。竞选策略中既有增强本族群凝聚力的认同行动，也有联合其他族群精英互相支持的行动。族群精英最重要的竞选策略就是动员本族群力量一致对外。为了实现共同利益，他们团结协作，互相帮忙拉选票，形成了内部联合型的竞选方式。例如，为了避免内部竞争，在选举前，关于推选哪个人竞选哪个职位，族群事先就做好了内部的统一协调。为了确保本族群成员当选的最大可能性，当族群中有两个人想争取同一职位时，觉得自己希望不大的族群成员会心甘情愿地退出竞选，并转而支持更有可能获胜的其他成员。因此，本族群内部在行动层面的认同实践为族群精英的竞选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和舆论支持。在权力竞争的较量中，每一个政治竞争者都试图操纵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支持力量。对于族群精英来说，有着共同历史记忆的族群是一个既实用又可靠的资源整合工具，往往通过强调族际差异及利益冲突来增强本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他们的渲染使族群成员感觉到了共同利益，并使拥有共同信念的族群成员产生了集体行动，民主选举成为族群认同得以强化的具体场景。
三、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新时期民族政策的关键作用
尽管族群意识的强化能够增强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的竞争机制，有利于形成提升选举公正性的监督机制，但它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如引发族际间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等。特别是在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族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增强的趋势，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族别，又很容易瓦解族群成员已有的国家认同，造成其国家认同危机。因此，新时期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政府需要在多族群杂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引导族群认同从而增强国家认同。
1、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
发达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公正社会的支撑构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保障政治权利有效行使的必要条件和途径。政治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保障，经济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基础。试想，一个不顾人民福利的政府能培养公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吗?邓小平同志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特别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说到底，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经济上不去，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一句空话。在改革开放时期，他又一次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只有经济发展了，民族地区其它各项事业才会因为有了经济的支撑而得到快速发展，才能在政治上更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实现。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对资源的优先开发权因受到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和资金等方面的制约而难以充分实现。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应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当地资源的、立项和贷款安排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允许和鼓励民族自治地方以各种形式进行资源的开发。更多关注少数民族的权益，进一步调整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补偿性政策。同时，社会在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给该群体“鱼”的同时，更多的是授之以“渔”。通过教育、培训等多渠道来提高少数民族的能力和素质，激发他们的自强意识。少数民族必须树立权利意识和拼搏精神，自身应减少“等、靠、要”的依赖性，消除“弱者”心态，发扬与命抗争的精神，具备争取自己权利和利益的勇气并付诸积极的行动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总之，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让最大多数人在整个国家共同体中获得最大的福利，让人们充分就业，安居乐业，这是培养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外在保障。
2、引导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共融于“想象的共同体”
有学者指出，中国未来的目标是公民化的国家，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中国所有民族的民族(族群)认同都将让位给公民和国家认同，“中华人民”或“中国人民”将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共同体和概念。在其卵翼下，所有“民族”成员都会享受富裕、和谐和安全的生活。按照这一目标，在国民精神的塑造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对少数民族来说，他们是从公民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内涵，从而在国家认同上达成一致，还是从各自民族身份和利益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内涵，并试图将民族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民族身份是否成为公民间歧视和敌视的根源?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因而“想像”在国家认同感培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就是要引导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目标具体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从政治文化层面上来看，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首先应表现在大多数群众权威心理的变化上，即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倾向逐渐从宗教权威、宗族或家族权威、地方宗派性权威等类型转移到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上来，并在少数民族中逐步形成对国家统一政治权威的认同心理氛围。其次，表现为各民族之间政治信任心理和政治宽容心理的普遍提高，逐步建立起开放的政治生活方式，消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政治封闭状况。再次，表现为民主政治赖以生长和发育的公民文化在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逐步提高和确立，即最终由“草民文化”、臣民文化，实现向“公民文化”的转变。具体可从家庭、学校等方面多途径多渠道实现少数民族社会化过程。
3、回应少数民族政治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如果少数民族切实感受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他们的生存、发展是一种确实的帮助，这项制度就能成为国家构建公民国家的工具和“跳板”。譬如民族身份标注、城镇少数民族居民的特殊补偿，等等。在这方面，就是要形成利益汇集沟通机制，即为少数民族的利益表达提供组织和渠道，以便使其利益诉求能由分散的个人传递到政府决策层面，形成政策议程。这是少数民族利益表达的基础。是构建该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具体来说，一是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层面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实现少数民族政治诉求的基本制度保证与制度框架。二是要完善民意代表体制，提高能代表少数民族利益的人大代表比重，使人大制度的各项法律、决议能涵盖更多人的利益要求；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保证人大代表的质量和参与的有效性、真实性；少数民族人大代表要经常深入选民之中，反映选民要求，并接受选民监督。三是完善民意表达体制，减少参政渠道的中间环节，努力开辟一些政治参与渠道，如协商讨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民众关注问题的听证会制度及民意测验制度等。同时，要完善少数民族代表的选举方法，使当选的少数民族代表不仅仅只具有少数民族的族别身份特征，更真正是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和意见的代表，从而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各种意见、愿望与要求的充分表达。
4、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沟通的制度性安排
民族化是對于民族自治政府组成的必然要求，它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我们所实行的“少数民族干部制度”，即要形成少数民族精英担任政府的主要职务的稳定机制，调整好少数民族成员在政府机构中的比例。宪法第122条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这是我们在体现少数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方面的又一个最为重要的具体经验。也是体现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形式。“少数民族干部”这个概念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身份，另一方面是“干部”身份。作为“少数民族”他们能够感受并发现到少数民族的切实的需要，从少数民族的利益出发执行法律政策，管理内部事务，使自治权真正掌握在少数民族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干部”，其法律身份性质决定着他们是代表国家，又使其超越于个体性(干部的民族性)，从国家利益出发执行法律，在地方代表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性。这样，“民族”与“国家”的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承担了一种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制度的沟通”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又一个成功的独特的经验。建国以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事实证明，只要认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培养、坚决依靠和放手使用民族干部，我们就能变民族猜疑为民族信任，化民族隔阂为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就能成为国家联系少数民族人民的重要纽带，国家就能和少数民族人民声息相通、血肉相连，就能在保障民族的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集中、统一。
诚然，在现代化背景下，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得以平稳展开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强大，而在于国家认同一直以增强族群认同为根本出发点，以族群认同为基础。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在内外因交织作用下，族群认同呈现“原生性”因素减弱、“工具性”因素增强的趋势。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获得了内在统一，蕴含国家认同的政治效力。
[责任编辑：覃彩銮]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安排；族群认同
[作者]程守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教学部讲师。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D033；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10－005
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既包含原生性的情感因素，也综合了工具性因素。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国内民族事务时，总会有意识地对族群认同进行改造，将其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中。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实施以来，民族自治地区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进程使得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得到激发，并有了新的实践方式。这一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国家权力对族群进行整合的过程，为族群认同强化提供了新的平台。本论文探讨的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族群认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
一、“原生论”与“工具论”：族群认同的理论基础
在分析族群性这一问题上，原生论(Primordial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是西方学界的两个主要认识论工具。原生论认为族群与人类社会共始终，族群认同来自于原生性的情感联系，其情感纽带是“原生的”，甚至是“自然的”。语言、宗教、种族、族属性和领土上的“原生纽带”是族群成员互相联系的因素，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原则。人从一出生就被赋予特定的生物特征和某种非常感性化的族群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人在心理上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属感的持续是族群认同的基础。
工具论的视角则不同，它强调族群认同的场景性、族群性的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对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所以也叫做“场景论”，即人们建构族群性的意义，有时是为了以族群身份获取资源，如享受民族优惠政策，有时是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以群体行动的形式追逐利益或保护自己。在工具论的视野里，族群是在功利性的互动场景中变化的，不时会被职业、阶级、乡籍、性别等身份替换，从而基本上将族群认同看作是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
基于以上对族群问题“原生论”与“工具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族群认同选择性地发生变化，族群认同中的价值性因素，也可称原生性因素，经受着“国家作用”而内在化。民族源流、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对于历史上族群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维持族群认同的这些原生性情感因素在减弱，工具性因素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以利益为其组合实质的策略性和利益。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分析
1、自治权问题：族群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制度，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保证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建立自治地方，使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是由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情况和特点，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力，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对自治权的认识不断提高，“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由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公共资源的管理及配置方式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特别是自治主体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他们不仅对选举非常关注，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参与规模不断扩大，还对族群有了更强的认同感，并以族群为单位结成了竞争团体。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是我族而非他族的权利，从而为其族群认同设定了无形的边界。在此过程中，族群精英成为了族群内聚力的发源点。他们通过表述“我们”的共同利益来激发积淀在族群成员内心深处的族群意识，以增强本族群参与权力竞争的实力。从这些规定看，自治权的落实是族群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2、民族机关民族化：族群认同得以强化的政治实体
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从组织上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充分行使的关键，这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本民族当家作主和联系广大少数民族的重要条件。民族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也是自治机关的权力职位的分配问题，它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所实行的“少数民族干部制度”。宪法和自治法中都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的其它组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人员。”这些政策性规定为族群认同的强化提供了制度场景。本族群成员在自治机构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意味着本族群支配公共资源可能性的大小。在一些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往往由于政治权利资源短缺，各个民族都竞相把本民族的人才精英输送到自治机关当中。这些人才精英是各个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必然要为本民族说话、办事，具有强烈的本民族意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本民族的关注和重视。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这些政治精英不断为本民族的发展争取更多利益，使得该民族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进一步提高，也激发族群成员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特别是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注，政府对民族政策的宣传，使得少数民族对民族身份的感知已内化为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可见，民族机关民族化这种制度化安排，使得一些少数民族身份在某些领域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利益资源，而为了利用这种资源，少数民族精英需要强化族群认同，突显族群身份，这些做法的实际后果是使一些可能已经模糊的族群社会边界重新清晰起来。
3、现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既得利益驱动族群认同
人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首先来自家庭，然后是家族。可是在很多时候，仅仅依赖于家庭或家族的力量并不能使人们在资源有限的生存环境中获得足够的优势，对于少数群体来说尤其如此。此时，人们需要依据共同利益和一定的规则结成更大的群体，通过对我群和他群成员的区别对待，使本群体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了特定的地位和资源。建国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项优惠政策，依据《民族区域自治》具有优先取得某种利益的权利。整个体制安排都具有一种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优先给予和使它优先取得的制度倾向。如经济扶持、中考和 高考加分、提干优先、生育二胎等，少数民族是这些优惠政策的受益者，这使得许多具有少数民族血统，但户口上不是少数民族的后裔积极申请将自己的民族成份进行更改。在既得利益驱动下，他们不仅不会放弃这些“特权”，还可能为了争取更多的优惠而强化族群认同。其结果是，强大的国家话语体系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的认同观念，以原生性客观文化要素为纽带的情感正被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所取代，民族身份成为一个不可丢弃的身份标志，无形中从“他者”的角度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区分。
4、民主选举：行动层面上强化族群认同
在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民主选举情境中的族群文化及其边界是被少数民族作为参与权力竞争的工具而使用的，这在行动层面上强化了族群认同。族群精英能否对本族群成员进行号召和整合是决定能否实现族群目标的关键。在民主选举中，族群精英有着明确的竞选策略。竞选策略中既有增强本族群凝聚力的认同行动，也有联合其他族群精英互相支持的行动。族群精英最重要的竞选策略就是动员本族群力量一致对外。为了实现共同利益，他们团结协作，互相帮忙拉选票，形成了内部联合型的竞选方式。例如，为了避免内部竞争，在选举前，关于推选哪个人竞选哪个职位，族群事先就做好了内部的统一协调。为了确保本族群成员当选的最大可能性，当族群中有两个人想争取同一职位时，觉得自己希望不大的族群成员会心甘情愿地退出竞选，并转而支持更有可能获胜的其他成员。因此，本族群内部在行动层面的认同实践为族群精英的竞选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和舆论支持。在权力竞争的较量中，每一个政治竞争者都试图操纵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支持力量。对于族群精英来说，有着共同历史记忆的族群是一个既实用又可靠的资源整合工具，往往通过强调族际差异及利益冲突来增强本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他们的渲染使族群成员感觉到了共同利益，并使拥有共同信念的族群成员产生了集体行动，民主选举成为族群认同得以强化的具体场景。
三、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新时期民族政策的关键作用
尽管族群意识的强化能够增强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的竞争机制，有利于形成提升选举公正性的监督机制，但它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如引发族际间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等。特别是在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族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增强的趋势，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族别，又很容易瓦解族群成员已有的国家认同，造成其国家认同危机。因此，新时期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政府需要在多族群杂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引导族群认同从而增强国家认同。
1、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
发达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公正社会的支撑构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保障政治权利有效行使的必要条件和途径。政治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保障，经济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基础。试想，一个不顾人民福利的政府能培养公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吗?邓小平同志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特别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说到底，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经济上不去，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一句空话。在改革开放时期，他又一次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只有经济发展了，民族地区其它各项事业才会因为有了经济的支撑而得到快速发展，才能在政治上更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实现。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对资源的优先开发权因受到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和资金等方面的制约而难以充分实现。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应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当地资源的、立项和贷款安排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允许和鼓励民族自治地方以各种形式进行资源的开发。更多关注少数民族的权益，进一步调整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补偿性政策。同时，社会在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给该群体“鱼”的同时，更多的是授之以“渔”。通过教育、培训等多渠道来提高少数民族的能力和素质，激发他们的自强意识。少数民族必须树立权利意识和拼搏精神，自身应减少“等、靠、要”的依赖性，消除“弱者”心态，发扬与命抗争的精神，具备争取自己权利和利益的勇气并付诸积极的行动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总之，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让最大多数人在整个国家共同体中获得最大的福利，让人们充分就业，安居乐业，这是培养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外在保障。
2、引导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共融于“想象的共同体”
有学者指出，中国未来的目标是公民化的国家，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中国所有民族的民族(族群)认同都将让位给公民和国家认同，“中华人民”或“中国人民”将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共同体和概念。在其卵翼下，所有“民族”成员都会享受富裕、和谐和安全的生活。按照这一目标，在国民精神的塑造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对少数民族来说，他们是从公民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内涵，从而在国家认同上达成一致，还是从各自民族身份和利益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内涵，并试图将民族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民族身份是否成为公民间歧视和敌视的根源?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因而“想像”在国家认同感培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就是要引导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目标具体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从政治文化层面上来看，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首先应表现在大多数群众权威心理的变化上，即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倾向逐渐从宗教权威、宗族或家族权威、地方宗派性权威等类型转移到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上来，并在少数民族中逐步形成对国家统一政治权威的认同心理氛围。其次，表现为各民族之间政治信任心理和政治宽容心理的普遍提高，逐步建立起开放的政治生活方式，消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政治封闭状况。再次，表现为民主政治赖以生长和发育的公民文化在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逐步提高和确立，即最终由“草民文化”、臣民文化，实现向“公民文化”的转变。具体可从家庭、学校等方面多途径多渠道实现少数民族社会化过程。
3、回应少数民族政治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如果少数民族切实感受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他们的生存、发展是一种确实的帮助，这项制度就能成为国家构建公民国家的工具和“跳板”。譬如民族身份标注、城镇少数民族居民的特殊补偿，等等。在这方面，就是要形成利益汇集沟通机制，即为少数民族的利益表达提供组织和渠道，以便使其利益诉求能由分散的个人传递到政府决策层面，形成政策议程。这是少数民族利益表达的基础。是构建该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具体来说，一是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层面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实现少数民族政治诉求的基本制度保证与制度框架。二是要完善民意代表体制，提高能代表少数民族利益的人大代表比重，使人大制度的各项法律、决议能涵盖更多人的利益要求；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保证人大代表的质量和参与的有效性、真实性；少数民族人大代表要经常深入选民之中，反映选民要求，并接受选民监督。三是完善民意表达体制，减少参政渠道的中间环节，努力开辟一些政治参与渠道，如协商讨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民众关注问题的听证会制度及民意测验制度等。同时，要完善少数民族代表的选举方法，使当选的少数民族代表不仅仅只具有少数民族的族别身份特征，更真正是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和意见的代表，从而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各种意见、愿望与要求的充分表达。
4、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沟通的制度性安排
民族化是對于民族自治政府组成的必然要求，它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我们所实行的“少数民族干部制度”，即要形成少数民族精英担任政府的主要职务的稳定机制，调整好少数民族成员在政府机构中的比例。宪法第122条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这是我们在体现少数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方面的又一个最为重要的具体经验。也是体现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形式。“少数民族干部”这个概念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身份，另一方面是“干部”身份。作为“少数民族”他们能够感受并发现到少数民族的切实的需要，从少数民族的利益出发执行法律政策，管理内部事务，使自治权真正掌握在少数民族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干部”，其法律身份性质决定着他们是代表国家，又使其超越于个体性(干部的民族性)，从国家利益出发执行法律，在地方代表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性。这样，“民族”与“国家”的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承担了一种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制度的沟通”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又一个成功的独特的经验。建国以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事实证明，只要认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培养、坚决依靠和放手使用民族干部，我们就能变民族猜疑为民族信任，化民族隔阂为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就能成为国家联系少数民族人民的重要纽带，国家就能和少数民族人民声息相通、血肉相连，就能在保障民族的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集中、统一。
诚然，在现代化背景下，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得以平稳展开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强大，而在于国家认同一直以增强族群认同为根本出发点，以族群认同为基础。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在内外因交织作用下，族群认同呈现“原生性”因素减弱、“工具性”因素增强的趋势。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获得了内在统一，蕴含国家认同的政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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