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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的姚谦戴橘色框眼镜、穿白色匡威鞋，显得年轻、时尚。作为台湾著名的写词人、
制作人、音乐经理人，他曾成功打造出CoCo李玟、萧亚轩、刘若英、赵薇、江美琪、袁泉等乐坛明星。
三年前，姚谦选择了退休，但是他还在创作，写小说，做音乐，
在网络上发现新的音乐人。不过他觉得这些都不再是工作，而是爱好。
如果可以，我更愿意称他为“福尔摩斯·姚”。姚谦有创作人特有的敏感，采访结束时他问我是不是北京人，判断理由是说话直接，爱刨根问底。答案是猜对了。
这个时代对于音乐人来说，并不算好，姚谦入行时做的那些卡带、唱片已经很少人在听，但是歌曲却都深入人心。姚谦现在希望通过跨平台的运作给作品带来更大的能量。“能够留下什么我不知道，完全被遗忘掉也有可能。我还真希望死了之后被忘了，只要记着我的作品就行了。”
文创的断崖
我四五年前就领悟了一件事：唱片死了，音乐还活着。那就要找到方法，让音乐更好地活。我很早就离开唱片界不再做管理了，很多音乐人转型，拍电影、做话剧，都不再做音乐了，有的时候想想还蛮伤感的。但我发现不只是音乐界有这个问题，出版文字也有这个问题，戏剧平台同样都很辛苦。正好这时有一个动画公司需要用我的名字帮助申请一个在台湾的补助金，我就想，这或许能做出一个新的可能，就这样花了两年时间，做出了《脚趾上的星光》这部动画电影。
这是一个年轻人刚创业，可能觉得有姚谦一起比较容易申请到钱，结果得到了超过想象中好几倍的数字。于是我想要更负责地做这件事，介入比较深。同时也借这个机会思考，文化创作通过不同平台互相支持的可能性。这种跨平台的案例，比如小说还不错，就拍成电影电视剧了；或者一个电影成功了，大家回过头看原著小说，也变成了畅销书。我的音乐经验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歌曲留下来，是和戏剧有关系，不是因为打榜打出来的。
《脚趾上的星光》在戏剧平台上的就是动画电影，音乐平台上的是原声带，文字上就是小说。这三个项目，动画先开始，两年之后，开始进入音乐部分，小说最后出现。
这个故事是我想的。一开始我就提出，能不能不要再画符号性的古典中国，像西游记啊这样的传奇故事。另外大家都在攻3D，我们可不可以用手工？动画公司那边都答应之后，我才同意参加的。
真的要写的时候，我觉得要写一个自己有把握的故事。这8年来我刻意维持着一周在台北，一周在北京的生活，希望把两岸的沟通、两个城市的变化，借由这个作品表达出来。
大陆对台湾一直很关注的，但台湾不是这个样子。台湾对大陆，说真的，甚至有一点害怕知道，因为只会增加自卑感而已。这几年两岸的关系完全地颠倒了。
故事讲的是一对男女远距离的书信恋爱，但爱情故事不过是行销的糖衣而已，内核是两个城市的沟通，北京和台北的差异，通过两个人一封信、一封信的沟通来描述。虽然表面上是情书，但其实很多都在描述城市，居住的感想、变化的感想。因为我了解美术产业，就把在北京的那个男孩角色设计在美院，女孩则是在台湾参加了类似超女的选秀，她不是为了当歌手，而是为了发表作品，碰到困难。在两个我熟悉的城市，选择两个熟悉的产业，这样我才会有把握。
在角色选择上，林宥嘉很直接，他蛮能体现现在台湾男生的状态。台湾和大陆，除了说话语气、口音不一样以外，用字用词也不一样。前段时间走红的一个视频中，一个外国人模仿台湾男生，生气的时候只会说“你想怎样”，我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肯定觉得一点都不好笑。真的，我身边的朋友都这么说，他们不会接受的。
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男孩虽然个性温顺，但并不代表意志不坚定、没有想法，只是已经习惯用牙牙音来说话，女生叫娃娃音。林宥嘉正好有黏糊糊的台湾男孩的这种东西。
女生角色是冷静、理性一点的，酷酷的，马上想到的是赵薇，但是赵薇时间有困难。当时正好因为剧本问题请教了张艾嘉，她在帮李心洁策展。念头一转，就找到了心洁，整个故事一下变得温柔了。
我不奢望这个故事能促进两岸沟通或者怎样，我的能力有限。这个片子在大陆上映就很困难，因为不是所谓的商业大片，在有限的配额里面，大家当然选择一个商业大片啊。现在正在说服在大陆上映，得到引进这个标。第二，我觉得也没有能力说服台湾人，一个地方变成现在这个局面，有很多原因，贫富悬殊的问题、自信上的问题，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不是一个小说可以解决的。第三，也许，长久下来，有一些渐渐地发酵，我希望能如此。
理想的80年代
我刚入行的时候，文创的环境好多了。如果说现在是10分，那时候就是90分，甚至不止，简直就是天跟地的差别。
我在台湾北部出生，小时候在台南长大，读到大学。当时学的是工业设计，后来转到纺织专业。这是我父亲的要求，他觉得工业设计没前途，纺织曾经是台湾的支柱产业。大学毕业后我在汽车公司待过，做展售员，当时就是投简历，人家选上我。后来觉得不快乐，正好胃溃疡，生病了。生病这半年想了很多，觉得重要的是做什么事快乐。阅读和音乐让我快乐，这方面的工作都在台北，我就去了台北。
刚到台北工作的时候，那时电影刚刚起步，独立民歌创作刚刚兴起。媒体很支持新人创作，当时张小燕（台湾著名主持人）在每一集节目中都会开辟一个单元给年轻人，给那些第一次发专辑的艺人演出的机会。
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也愿意给新人机会。我会看谱，小时候学过一点钢琴，就这样进了唱片公司。那时新人从事文创工作，彼此切磋竞争，得到老板的支持。不像现在，新人都是来干劳力活的。因为唱片公司很小，什么都得干，文案、宣传、制作，都要跟着做。资历很浅嘛，就是助手的工作。进了行业两年多吧，突然有一天老板说你有作品就交啊，我就开始投稿，第一首用的，我记得是一个给李翊君的歌，把词退了留了曲。
其实我前面几首歌没有特别火，直到张清芳唱的《你喜欢我的歌吗》。一开始是为别人写的，曲折到她手上。当时张清芳在台湾很红，这首歌也给大家不一样的概念，因为不考虑平仄，有一些差异性。这时大家开始注意到我，没多久《鲁冰花》就写出来了，这是同一年发生的事。在创作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红。红与不红，越去盘算，越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鲁冰花》当时就是赶集，预算不高的小成本，戏红了，反应不错，得了金马奖。没想到歌红过于戏，隔两年在大陆也红了，纯属意外。 那时候一首歌被人接受，造成的力量往往超出了你的想象，对社会产生的能量也超出想象。以前很多小孩和我说，我是听你的《鲁冰花》长大的，后来开始有中年人也这么说的时候，我学了一个方法，客气地笑着对他们说，那歌也是我小时候写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种子发了芽，在什么时候会产生效果，我希望《脚趾上的星光》也会这样，也许有人若干年后会记得这件事情。
80年代很多人对文创有兴趣，有想法，整个大环境的气氛很好，但是现在文创不是被打心眼儿珍惜的。更多的时候，文创都是被拿来当工具的。不过我还是挺乐观的，总有一天，钱的价值需要重新思考，而文创的价值将会被提升出来。
管理的逻辑
真正认识我的人会知道，虽然我是因为歌被大家熟识，但我大半以上的工作是在做管理。这是我和林夕的最大不同。
1996年我去了索尼唱片公司。唱片开始变成大型的企业，要有财务思考、系统思考，进入国际唱片公司做经理人，要用科学的方法面对产业。不过我后来又觉得应该解构这个逻辑，重新回到创作逻辑。
在索尼时，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所有的中文的案子都归我。签谁、用多少预算做、唱片里有什么附赠品，什么事情都要考虑。我挑选歌手，除了基本的技术能力以外，人的价值观很重要，比如爱不爱钱。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后来很红的艺人，可以为了几千块，跟人家死缠烂打的，一点都不尊重创作，可是一唱歌嘴边就唱明天有希望有梦想要飞翔之类的，转过身来，为了几块钱会像个流氓一样找人打架。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签约艺人的成功都是团队的，看人当然有准有不准，我绝对不是那么神奇的人。你以为看走眼了，别人签下他又把他做红，也有这样的情况。像吴克群，我们做不起来就解约了。过了两年在别的品牌做起来了，变成了肌肉男。我一直觉得他就应该是文质彬彬的人。
我不觉得自己有最成功的经验，很多不过是凑巧的经验，大家给脸而已。唯一能总结的，永远不要照你上次成功的模式做事。很多有才华的艺人，没做红，但总希望可以努力多试一把，
做赵薇的专辑，是因为我觉得她会唱歌。第一次安排我和她见面，有点不想见。听了她之前的专辑，我也被误导了。可是一见面，发现她说话声音那么有魅力，抑扬顿挫，一听说话，鼻腔的共鸣点很多，应该能唱歌，她又那么爱唱歌。当时她想唱摇滚乐，恨死唱儿歌了。我说你当然不能唱儿歌，但也不能唱摇滚乐。我只是给了一个有能力的人适合的台子而已，就出来了。通过说话是能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唱歌的，音色、共鸣。
袁泉的案子是因为舞台剧里原本就有音乐，孟京辉说她很会唱歌的，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钱柜KTV。她就简单地唱了个《阴天》，我就知道了，她当然不是莫文蔚，她有别的可能性。我当时觉得她是中低音的陈绮贞，她适合很抒情、文艺、接近散文的歌词。
后来我去维京唱片做，和索尼唱片很相似，只是签的人完全不一样，经常被媒体拿来说的就是萧亚轩和李玟的战争嘛。维京后期就做了赵薇和刘若英。真正的不一样我想是离开“五大”（华纳、环球、BMG、索尼、百代五家唱片公司的统称）独立之后，刘若英后面两张唱片是我做的，后来就做了袁泉，现在做了《脚趾上的星光》。离开“五大”后的思维，对我来说比较像一个新阶段，更清楚我要做什么。你的作品就是你留在世界上的记录，想留下什么、对当时的时代有什么意义，这个很重要。
创作是倾吐
为什么会坚持创作？我是双子座，对我来说，创作和管理带来的体验很不同。管理不是个人喜恶可以决定的，经常会有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时候，需要别的平衡感来弥补。我通常会在晚上从事创作，创作是一个纾解，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为了名，所以写得还蛮快乐。晚上面对自己，能感到抒发的放松感。当然创作也有很大压力的时候，真的写不出来时很懊恼。交稿时间又到了，又怕耽误人家，结果就哭了的情况我有过。
没有一件事是轻松的。管理也很难，有生意人的痛苦，但我们不都是要面对和经历吗？我不会因为痛苦就不做了，也不会因为很多钱就重做一次。有的人天生就得唱歌、跳舞，有些人就得写文章、下田干农活。也许创作对我来说是天生如此的事。我现在创作少是因为产业的问题，现在不需要那么多歌词了。我在思考做什么改变，之所以开始写专栏，我想文字写作是我擅长的。
歌词大部分被邀稿我才写，有的时候我会要求曲给我，有曲才写。写辛晓琪的《味道》时，我正得了重感冒，严重的鼻塞、失去的嗅觉让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变得混沌，同时也失去了想象与耐心。我想起一个女生朋友讲过的故事，那个女生一直很讨厌她男朋友抽烟，手指头被烟熏得黄黄的，但是有一天他们分手了，她每次想起这位旧情人，记忆里都是他们拥抱的时候，以及男生身上的烟草味道。
当然不是每首歌背后都有故事。生活里我喜欢东张西望，看陌生人的穿着打扮、表情，觉得很有意思。印象深的是有一次我听到有对情侣在商量蜜月旅行，怎么告诉朋友，为什么要去那里，要不要邀请朋友参加。那段对话很有意思，蜜月干吗要邀请别人呢，还蛮慎重地在讨论这件事。
写歌并不是要说故事，要能在很短的讯息里面写出深刻的东西。有人说我是“最懂女人心的人”，这只是一个标签，是要推荐姚谦、快速记住姚谦的方法。其实我也不是专为女歌手写的，我真的不觉得我那么懂，我只是一个还不错的倾听者而已。
我在2000年就常来北京，认识了一些觉得很好的音乐人。刚来的时候最想认识许巍，很喜欢他的歌。我还记得最早听郁冬的《露天电影院》，当时正大音乐签了很多音乐人，现在这个唱片公司也没了。唱片的衰颓不是台湾，而是全世界范围的情况。有技术的原因，我不是说技术不好，是时代改变了，审美观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创作者有没有回应这个时代，还是只是在怀旧。现在大家听音乐的机缘只有几秒，很少有歌曲能留很久，留很久的也是老歌。得到的过程和听的时间太短，不知道歌是那么好，这也是很大的原因。
现在音乐产业没有了，谁还愿意花那么多时间，挣不到半毛钱呢。世界范围内专辑卖得好的，只有Ladygaga、Adele几个人。没有对与错，要思考的是整个时代的改变，与听众沟通的方法也需要改变。主流的时代已经过了。以前发专辑，第一周就可以算到一张专辑一个月的销售数字，一个月就可以算到最终能卖多少张。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一个商品了，有人说卖得多好，那都是忽悠你，说瞎话，Mp3听得最久的歌，大部分都不是主流歌曲。现在独立音乐人的作品也已经可以有多种方式散播了。
我已经退休了，退休概念，就是指不做管理工作了。我现在做的事，并不是谋生的工作，因为创作对我来说一直都不是谋生的。完全不做文创相关的事？很难说，要看体力吧。之前我自己的公司还是一个很大的组织，签了一些艺人。2009年时，我觉得生命有限，要怎么过自己的日子？于是没有续约艺人，把自己的公司运营缩减到最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今年52岁了，可以活到70岁、80岁吗？到以后可能行动力都有问题。能自在行走，脑子清楚，最多20年了。所以《脚趾上的星光》是我想做的事情，是那种比较想做的、又与钱无关的事。
制作人、音乐经理人，他曾成功打造出CoCo李玟、萧亚轩、刘若英、赵薇、江美琪、袁泉等乐坛明星。
三年前，姚谦选择了退休，但是他还在创作，写小说，做音乐，
在网络上发现新的音乐人。不过他觉得这些都不再是工作，而是爱好。
如果可以，我更愿意称他为“福尔摩斯·姚”。姚谦有创作人特有的敏感，采访结束时他问我是不是北京人，判断理由是说话直接，爱刨根问底。答案是猜对了。
这个时代对于音乐人来说，并不算好，姚谦入行时做的那些卡带、唱片已经很少人在听，但是歌曲却都深入人心。姚谦现在希望通过跨平台的运作给作品带来更大的能量。“能够留下什么我不知道，完全被遗忘掉也有可能。我还真希望死了之后被忘了，只要记着我的作品就行了。”
文创的断崖
我四五年前就领悟了一件事：唱片死了，音乐还活着。那就要找到方法，让音乐更好地活。我很早就离开唱片界不再做管理了，很多音乐人转型，拍电影、做话剧，都不再做音乐了，有的时候想想还蛮伤感的。但我发现不只是音乐界有这个问题，出版文字也有这个问题，戏剧平台同样都很辛苦。正好这时有一个动画公司需要用我的名字帮助申请一个在台湾的补助金，我就想，这或许能做出一个新的可能，就这样花了两年时间，做出了《脚趾上的星光》这部动画电影。
这是一个年轻人刚创业，可能觉得有姚谦一起比较容易申请到钱，结果得到了超过想象中好几倍的数字。于是我想要更负责地做这件事，介入比较深。同时也借这个机会思考，文化创作通过不同平台互相支持的可能性。这种跨平台的案例，比如小说还不错，就拍成电影电视剧了；或者一个电影成功了，大家回过头看原著小说，也变成了畅销书。我的音乐经验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歌曲留下来，是和戏剧有关系，不是因为打榜打出来的。
《脚趾上的星光》在戏剧平台上的就是动画电影，音乐平台上的是原声带，文字上就是小说。这三个项目，动画先开始，两年之后，开始进入音乐部分，小说最后出现。
这个故事是我想的。一开始我就提出，能不能不要再画符号性的古典中国，像西游记啊这样的传奇故事。另外大家都在攻3D，我们可不可以用手工？动画公司那边都答应之后，我才同意参加的。
真的要写的时候，我觉得要写一个自己有把握的故事。这8年来我刻意维持着一周在台北，一周在北京的生活，希望把两岸的沟通、两个城市的变化，借由这个作品表达出来。
大陆对台湾一直很关注的，但台湾不是这个样子。台湾对大陆，说真的，甚至有一点害怕知道，因为只会增加自卑感而已。这几年两岸的关系完全地颠倒了。
故事讲的是一对男女远距离的书信恋爱，但爱情故事不过是行销的糖衣而已，内核是两个城市的沟通，北京和台北的差异，通过两个人一封信、一封信的沟通来描述。虽然表面上是情书，但其实很多都在描述城市，居住的感想、变化的感想。因为我了解美术产业，就把在北京的那个男孩角色设计在美院，女孩则是在台湾参加了类似超女的选秀，她不是为了当歌手，而是为了发表作品，碰到困难。在两个我熟悉的城市，选择两个熟悉的产业，这样我才会有把握。
在角色选择上，林宥嘉很直接，他蛮能体现现在台湾男生的状态。台湾和大陆，除了说话语气、口音不一样以外，用字用词也不一样。前段时间走红的一个视频中，一个外国人模仿台湾男生，生气的时候只会说“你想怎样”，我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肯定觉得一点都不好笑。真的，我身边的朋友都这么说，他们不会接受的。
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男孩虽然个性温顺，但并不代表意志不坚定、没有想法，只是已经习惯用牙牙音来说话，女生叫娃娃音。林宥嘉正好有黏糊糊的台湾男孩的这种东西。
女生角色是冷静、理性一点的，酷酷的，马上想到的是赵薇，但是赵薇时间有困难。当时正好因为剧本问题请教了张艾嘉，她在帮李心洁策展。念头一转，就找到了心洁，整个故事一下变得温柔了。
我不奢望这个故事能促进两岸沟通或者怎样，我的能力有限。这个片子在大陆上映就很困难，因为不是所谓的商业大片，在有限的配额里面，大家当然选择一个商业大片啊。现在正在说服在大陆上映，得到引进这个标。第二，我觉得也没有能力说服台湾人，一个地方变成现在这个局面，有很多原因，贫富悬殊的问题、自信上的问题，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不是一个小说可以解决的。第三，也许，长久下来，有一些渐渐地发酵，我希望能如此。
理想的80年代
我刚入行的时候，文创的环境好多了。如果说现在是10分，那时候就是90分，甚至不止，简直就是天跟地的差别。
我在台湾北部出生，小时候在台南长大，读到大学。当时学的是工业设计，后来转到纺织专业。这是我父亲的要求，他觉得工业设计没前途，纺织曾经是台湾的支柱产业。大学毕业后我在汽车公司待过，做展售员，当时就是投简历，人家选上我。后来觉得不快乐，正好胃溃疡，生病了。生病这半年想了很多，觉得重要的是做什么事快乐。阅读和音乐让我快乐，这方面的工作都在台北，我就去了台北。
刚到台北工作的时候，那时电影刚刚起步，独立民歌创作刚刚兴起。媒体很支持新人创作，当时张小燕（台湾著名主持人）在每一集节目中都会开辟一个单元给年轻人，给那些第一次发专辑的艺人演出的机会。
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也愿意给新人机会。我会看谱，小时候学过一点钢琴，就这样进了唱片公司。那时新人从事文创工作，彼此切磋竞争，得到老板的支持。不像现在，新人都是来干劳力活的。因为唱片公司很小，什么都得干，文案、宣传、制作，都要跟着做。资历很浅嘛，就是助手的工作。进了行业两年多吧，突然有一天老板说你有作品就交啊，我就开始投稿，第一首用的，我记得是一个给李翊君的歌，把词退了留了曲。
其实我前面几首歌没有特别火，直到张清芳唱的《你喜欢我的歌吗》。一开始是为别人写的，曲折到她手上。当时张清芳在台湾很红，这首歌也给大家不一样的概念，因为不考虑平仄，有一些差异性。这时大家开始注意到我，没多久《鲁冰花》就写出来了，这是同一年发生的事。在创作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红。红与不红，越去盘算，越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鲁冰花》当时就是赶集，预算不高的小成本，戏红了，反应不错，得了金马奖。没想到歌红过于戏，隔两年在大陆也红了，纯属意外。 那时候一首歌被人接受，造成的力量往往超出了你的想象，对社会产生的能量也超出想象。以前很多小孩和我说，我是听你的《鲁冰花》长大的，后来开始有中年人也这么说的时候，我学了一个方法，客气地笑着对他们说，那歌也是我小时候写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种子发了芽，在什么时候会产生效果，我希望《脚趾上的星光》也会这样，也许有人若干年后会记得这件事情。
80年代很多人对文创有兴趣，有想法，整个大环境的气氛很好，但是现在文创不是被打心眼儿珍惜的。更多的时候，文创都是被拿来当工具的。不过我还是挺乐观的，总有一天，钱的价值需要重新思考，而文创的价值将会被提升出来。
管理的逻辑
真正认识我的人会知道，虽然我是因为歌被大家熟识，但我大半以上的工作是在做管理。这是我和林夕的最大不同。
1996年我去了索尼唱片公司。唱片开始变成大型的企业，要有财务思考、系统思考，进入国际唱片公司做经理人，要用科学的方法面对产业。不过我后来又觉得应该解构这个逻辑，重新回到创作逻辑。
在索尼时，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所有的中文的案子都归我。签谁、用多少预算做、唱片里有什么附赠品，什么事情都要考虑。我挑选歌手，除了基本的技术能力以外，人的价值观很重要，比如爱不爱钱。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后来很红的艺人，可以为了几千块，跟人家死缠烂打的，一点都不尊重创作，可是一唱歌嘴边就唱明天有希望有梦想要飞翔之类的，转过身来，为了几块钱会像个流氓一样找人打架。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签约艺人的成功都是团队的，看人当然有准有不准，我绝对不是那么神奇的人。你以为看走眼了，别人签下他又把他做红，也有这样的情况。像吴克群，我们做不起来就解约了。过了两年在别的品牌做起来了，变成了肌肉男。我一直觉得他就应该是文质彬彬的人。
我不觉得自己有最成功的经验，很多不过是凑巧的经验，大家给脸而已。唯一能总结的，永远不要照你上次成功的模式做事。很多有才华的艺人，没做红，但总希望可以努力多试一把，
做赵薇的专辑，是因为我觉得她会唱歌。第一次安排我和她见面，有点不想见。听了她之前的专辑，我也被误导了。可是一见面，发现她说话声音那么有魅力，抑扬顿挫，一听说话，鼻腔的共鸣点很多，应该能唱歌，她又那么爱唱歌。当时她想唱摇滚乐，恨死唱儿歌了。我说你当然不能唱儿歌，但也不能唱摇滚乐。我只是给了一个有能力的人适合的台子而已，就出来了。通过说话是能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唱歌的，音色、共鸣。
袁泉的案子是因为舞台剧里原本就有音乐，孟京辉说她很会唱歌的，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钱柜KTV。她就简单地唱了个《阴天》，我就知道了，她当然不是莫文蔚，她有别的可能性。我当时觉得她是中低音的陈绮贞，她适合很抒情、文艺、接近散文的歌词。
后来我去维京唱片做，和索尼唱片很相似，只是签的人完全不一样，经常被媒体拿来说的就是萧亚轩和李玟的战争嘛。维京后期就做了赵薇和刘若英。真正的不一样我想是离开“五大”（华纳、环球、BMG、索尼、百代五家唱片公司的统称）独立之后，刘若英后面两张唱片是我做的，后来就做了袁泉，现在做了《脚趾上的星光》。离开“五大”后的思维，对我来说比较像一个新阶段，更清楚我要做什么。你的作品就是你留在世界上的记录，想留下什么、对当时的时代有什么意义，这个很重要。
创作是倾吐
为什么会坚持创作？我是双子座，对我来说，创作和管理带来的体验很不同。管理不是个人喜恶可以决定的，经常会有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时候，需要别的平衡感来弥补。我通常会在晚上从事创作，创作是一个纾解，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为了名，所以写得还蛮快乐。晚上面对自己，能感到抒发的放松感。当然创作也有很大压力的时候，真的写不出来时很懊恼。交稿时间又到了，又怕耽误人家，结果就哭了的情况我有过。
没有一件事是轻松的。管理也很难，有生意人的痛苦，但我们不都是要面对和经历吗？我不会因为痛苦就不做了，也不会因为很多钱就重做一次。有的人天生就得唱歌、跳舞，有些人就得写文章、下田干农活。也许创作对我来说是天生如此的事。我现在创作少是因为产业的问题，现在不需要那么多歌词了。我在思考做什么改变，之所以开始写专栏，我想文字写作是我擅长的。
歌词大部分被邀稿我才写，有的时候我会要求曲给我，有曲才写。写辛晓琪的《味道》时，我正得了重感冒，严重的鼻塞、失去的嗅觉让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变得混沌，同时也失去了想象与耐心。我想起一个女生朋友讲过的故事，那个女生一直很讨厌她男朋友抽烟，手指头被烟熏得黄黄的，但是有一天他们分手了，她每次想起这位旧情人，记忆里都是他们拥抱的时候，以及男生身上的烟草味道。
当然不是每首歌背后都有故事。生活里我喜欢东张西望，看陌生人的穿着打扮、表情，觉得很有意思。印象深的是有一次我听到有对情侣在商量蜜月旅行，怎么告诉朋友，为什么要去那里，要不要邀请朋友参加。那段对话很有意思，蜜月干吗要邀请别人呢，还蛮慎重地在讨论这件事。
写歌并不是要说故事，要能在很短的讯息里面写出深刻的东西。有人说我是“最懂女人心的人”，这只是一个标签，是要推荐姚谦、快速记住姚谦的方法。其实我也不是专为女歌手写的，我真的不觉得我那么懂，我只是一个还不错的倾听者而已。
我在2000年就常来北京，认识了一些觉得很好的音乐人。刚来的时候最想认识许巍，很喜欢他的歌。我还记得最早听郁冬的《露天电影院》，当时正大音乐签了很多音乐人，现在这个唱片公司也没了。唱片的衰颓不是台湾，而是全世界范围的情况。有技术的原因，我不是说技术不好，是时代改变了，审美观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创作者有没有回应这个时代，还是只是在怀旧。现在大家听音乐的机缘只有几秒，很少有歌曲能留很久，留很久的也是老歌。得到的过程和听的时间太短，不知道歌是那么好，这也是很大的原因。
现在音乐产业没有了，谁还愿意花那么多时间，挣不到半毛钱呢。世界范围内专辑卖得好的，只有Ladygaga、Adele几个人。没有对与错，要思考的是整个时代的改变，与听众沟通的方法也需要改变。主流的时代已经过了。以前发专辑，第一周就可以算到一张专辑一个月的销售数字，一个月就可以算到最终能卖多少张。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一个商品了，有人说卖得多好，那都是忽悠你，说瞎话，Mp3听得最久的歌，大部分都不是主流歌曲。现在独立音乐人的作品也已经可以有多种方式散播了。
我已经退休了，退休概念，就是指不做管理工作了。我现在做的事，并不是谋生的工作，因为创作对我来说一直都不是谋生的。完全不做文创相关的事？很难说，要看体力吧。之前我自己的公司还是一个很大的组织，签了一些艺人。2009年时，我觉得生命有限，要怎么过自己的日子？于是没有续约艺人，把自己的公司运营缩减到最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今年52岁了，可以活到70岁、80岁吗？到以后可能行动力都有问题。能自在行走，脑子清楚，最多20年了。所以《脚趾上的星光》是我想做的事情，是那种比较想做的、又与钱无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