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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三个妈,一个是我自己的母亲,一个是曾经的婆婆,一个
是加拿大的洋妈妈。是她们,将爱和勇气的种子撒到了我的心里;是她们,将温馨和美丽的鲜花铺在了我人生的路上。
母亲
江西临川自古就有“才子之乡”的美称,出过不少名人,包括王安石和汤显祖。我的母亲就出生在那里。我至今仍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怎样恋爱结婚的,只知道母亲心好,人美,能歌善舞,走到哪都受欢迎。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我们姐妹几个就接二连三地来到世上。母亲既要教书,又要照顾我们,整日忙得不亦乐乎。
记得有一次,我跟邻居戴大妈上山砍柴。刀还没下去,伏在树从里的一条毒蛇突然就昂起头来在我左手背上咬了一口。“蛇!!!”我魂飞魄散地喊。戴大妈立刻赶了过来,捡起一块锋利的石块拼了命往我手背上刮。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时却见一位老婆婆拿着一个蓝手帕包着小酒杯在我额前晃来晃去,口中念念有词。母亲见我睁开眼睛,紧紧把我抱在怀里。“醒过来就好了,醒过来就好了。”她眼里早已泪光盈盈。
原来,母亲在我床旁不眠不休地守了三天三夜。那几天来我们家的人特别多,好心的村民拿着各种各样的偏方来治我的蛇毒,我却浑然不知,整日昏睡。最后戴大妈说有一位老婆婆会“喊魂”。母亲原本不信鬼神,而这次却认为“喊魂”是营救她的孩子的最后希望。而我真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谢天谢地,你的小命总算拣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
那一年,我刚好六岁,“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父母虽只是普普通通的教师,却也未能逃过这场浩劫。先是父亲被莫名其妙地关了牛棚,后是母亲被发配到离城六里路远的一个小山村去劳动改造。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姐妹四个,每天都要下田劳作,赚来的钱却只够买米吃。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要急,人活着就会有办法。”母亲这样对我们说。
母亲小时候常跟外婆去采草药,认识不少药草。于是,一有空闲,母亲就教我们识别各种草药的形状及用途,这样我们不上学的时候便常到山上去,采来草药后晒干,然后扛到城里去卖。平时我们自然是很节省的,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我们自己还开荒种菜,种出来的南瓜也总比别人的大。
那时山脚下有一片果园,种了许多桃树。母亲这天下工回来,带回八个大桃子,给我们姐妹一人一个,剩下的四个,母亲用手帕包了,叫我送到城里给父亲吃。
母亲送我到山顶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母亲的影子竖在绯红的晚霞里,异样的柔和,异样的美丽。后来的许多日子,尤其是在困苦不堪的岁月里,我都会想起这一刻的母亲,心里充满了温馨和力量。
婆婆
虽说跟她的儿子离了婚,但每次打电话,我还是喜欢叫她妈。这个让我敬爱的女人就是我曾经的婆婆。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被她一桌香喷喷的饭菜给俘虏了,婆婆却没有半点“英雄识英雄”的感觉。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女孩根本不是一付能干的样子,怎么可能照顾好她儿子?后来她两次来加拿大,在一起住久了,发现我没有很多优点,可也没有很多缺点,就佩服起儿子的眼光来,而且越看越觉得我可爱,最后竟到了她儿子跟我拌嘴时,婆婆总是站在我这一边。
于是只要她在,每天早上下楼的时候,饭菜早就在桌子上摆好了,小孩也吃得差不多了,大家的午餐袋也都放到了各自的包里。我们三下五除二吃完,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拔脚离开。晚上回来,远远就有香味传来。吃完聊完,还有时间带儿子们出去骑车溜冰吹风看夕阳西下。回来,想聊天聊天,想看电视看电视,想看书看书,日子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
婆婆还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最喜欢的就是听她讲故事。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背后有个痣,这几天感觉不大对劲,让我看一下。我赶紧瞧了瞧,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因为是医生出身,就说:“这个小东西很容易切除,干脆到医院去把它割了吧。”“不行,不行。”她连连摆手。我奇怪了:“为什么?”
她拉着我在床沿坐了下来。“我八岁的时候,跟我妈一起去一个亲戚家喝喜酒,看到一个光头和尚。这个和尚很奇怪,亲戚给了他几块钱,他坚决不要:‘我只要两勺饭,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亲戚有点不高兴,但因为是大喜日子,还是到厨房去了。和尚自己找了一条凳子坐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说:‘施主,你的这朵花很不错啊,将来儿子靠不住,送终还靠她。你自己的命很苦,七个盖八个瓶,盖来盖去都盖不住,而且福还没享就要去了。’我妈说:‘真的呀?您再给我女儿多说两句吧。’和尚转过眼睛,说:‘你背上应该有颗痣,应在夫家。以后帮夫帮子,日子先苦后甜,会越过越好的。’”
我听呆了。谁能想到一颗小痣有这么多的故事?
洋妈妈
加拿大洋妈妈的名字叫玛洁蕊,她是个浑身是劲的退休小学老师,长得比她丈夫还高半头。她那时是“主人家庭”协会的会长,前夫和我正巧给分到了她名下。她自己有三子二女,三个大的已经结婚,两个小的还在念书。见面时她紧紧地拥抱了我,半天才放开:“我真高兴见到你。现在我就是你在加拿大的妈妈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好吗?”我开始还很不习惯多出一个陌生的外国妈妈,加上上课做实验学习也很忙,所以很少跟玛洁蕊主动联系。可是到了周末她常常就有电话来问长问短,亲切温暖得真有点像妈妈。有什么活动了,或是要去哪里,她也喜欢叫上我,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每逢节假日,他们家更是我们的必去之处。
记得第一个圣诞节,她一早就叫了她丈夫来接。她家的房子不大,里面却干净悦目,尤其是厨房,墙上有很多漂亮的小工艺品,错落有致地挂着。玛洁蕊颇骄傲地告诉我那些工艺品大部分都是她小女儿做的。她小女儿也是老师,业余时间喜欢捏捏弄弄,现在已经很有些名气了。我跟在玛洁蕊的屁股后面东帮一把,西扶一把,她也不客气,一边让我干活一边跟我拉家常,好像我真就是她远嫁才回的女儿。一会儿桌子准备好了,火鸡也端了上来,她的一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小孙子也全部围着坐了下来。“过来,坐这里!”玛洁蕊拍着身旁的座位叫我。望着一桌的人和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还是玛洁蕊眼尖,赶紧伸出手来,搂了搂我:“想家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后来我们有了小孩,她更是张罗前张罗后的。转眼四年过去了,我终于把学位拼到了手,玛洁蕊和她丈夫坐在父母亲的席位上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当我穿着博士服迎向他们的时候,玛洁蕊的眼角闪着晶莹的泪花:“我真为你骄傲!我真为你骄傲!”我的眼睛也湿了:“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妈妈。”
离开NEWBRUNSWICK已经十多年了,每年圣诞,我都会收到玛洁蕊的贺卡,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祝福和问候。
回国的时候每每有人问:“这么多年在国外,变了不少吧?”我就会说:“是的,变得更好更有爱心了。”
一路走来,虽然经历不少风风雨雨,却一直觉得自己异常幸运——世上几人有过三个好妈妈呢?
2006年3月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