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读书》一九九六年九期及十二期陈星灿先生及陈平原、李零等诸位先生的文章，非常受启发，也有一些感想，我们作为最基层的考古工作者，很少有机会和时间来思考诸位先生所思考的深层次问题，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途径。我们日常工作中更多遇到的是一些不为人理解的尴尬。有一次坐火车，与邻座聊天，他问我的职业，我说“考古”。他一脸惊诧地问：“烤骨？骨头怎么烤？烤骨头干吗？”面对这样的公众，我们的任务恐怕还不止是要向他们陈述“考古是什么”，而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考古这一学科、考古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有一起码的概念。我们下乡发掘，村民很通俗地以“挖古董的”来称呼我们。你要去一个考古工地参观，一问“挖古董的在哪儿”，保管男女老少都能给你指路。这就使我设想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考古宛如工商税务一样成为公众熟悉的行业，情况会怎样？如果一个考古学家宛如影视明星一样频频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体，情况会怎样？当然，这样的问题显得非常幼稚滑稽，也不可能会有什么答案，但我想，如果真有这么一天，考古学界所面临的经费紧张、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可能会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乃至解决。我们基层的考古工作者不会再像乞丐一样看基建部门摆下的脸色，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自己的事业……。
　　那么，这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如何才能实现呢？我认为考古学必须认真地“包装”一下自己，穿上一身适合公众口味的衣裳，认真地向公众推销自己。或者，诚如陈星灿先生所言，“考古学为人类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舞台作出了也许是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但扪心自问，中国考古学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滋生出不少的弊病。例如那“八股文”般的发掘报告，几乎是医院里的一剂剂处方，毫无生气。而我们的前辈却得意于这种八股式的规范。李零、陈平原等先生都谈到了考古学应该开放自己的问题。我想，考古学若想在下个世纪的学术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确实应该更开放些，更朴实些，更通俗些。李零说“正史要写，野史也要写”，事实也确是如此。在那些“鸽子洞”、“丁村”、“河姆渡”、“良渚”等名词后面，都掩遮着一个个警世惊人的传奇故事。写下来，也不会比西拉姆的《神·坟墓·学者》逊色多少。至少，它们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严文明先生的《良渚随笔》可能是一个起步，但这类文章最好是局内人持局外人的目光来写，否则免不了引起争端。当然，要写这样的文章，必须要有相当的学问和能力，我觉得一些有成就的青年专家恰是这方面的好手。但愿以后能够见到一部中国式的《人类的故事》，来讲述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另一方面，现在的传媒手段如此众多，假如我们能够主动出击，电视、报纸都是绝好的宣传工具。当然，我们不奢望考古能像工商税务一样为公众熟悉，但我们没有理由将自己锁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如此写了许多，全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废话，希望不致影响读者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