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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最元初、最前提性的问题，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研究内容之一。文章从辩证思维的视角，以马克思思想发展为主线，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终极价值追求，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大地之实践历程为依托，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元研究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
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此问题少有论及。谈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都用内容来代替概念的解释，更多地选择了回避；或者代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转而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那么，要解答这个问题，首要的是理解马克思主义。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从它的阶级属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①这种公认的解释，存在一些疑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那么就既包括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包括资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争取自身的解放，那么，资产阶级呢？是否由无产阶级消灭之，资产阶级是获取解放还是其他？再如，马克思本人是无国籍、无阶级属性的，超然于国家阶级之外，他的思想是否仅仅归之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但解读大多有将其思想碎片化的倾向，究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我们没有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把马克思的思想整合在一起，马克思又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才展开了博大精深的讨论。
作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理论，无一例外都是在自由与必然的话语体系下开展讨论，对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论述是我们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钥匙，由此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线索。实际上，马克思是从追求个人自由的路径走向为全人类的自由寻找到前进的方向。从中学毕业论文指出人应当过有别于动物的高尚生活开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原子偏斜说为基础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宣称未来最美好的人类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②该观点贯穿了马克思整体思想。对马克思的研究一般都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有理由相信，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特别是莱茵省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学校老师以及他尊敬的父亲、未来的岳父传递给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国外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深受卢梭《爱弥儿》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在少年马克思的心中播下了种子，马克思因此把未来的职业思考与人类福祉紧密联系起来。大学时期是马克思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马克思的旨趣一再转向，最后投向黑格尔思想的怀抱，并且以黑格尔哲学为指导的博士论文结束他的大学生涯，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要在理论上解决他“自我”的自由问题，是用“自我意识哲学”对“自由”的初步论证。
书斋里走出来的马克思，在主持莱茵报时期，开始接触到现实社会，发现人无时不刻生活在枷锁中，人的解放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在社会历史中才能完成，自我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是相辅相成的。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全面阐述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的全面理解。当然，他并没有为未来社会设计具体蓝图，而是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在未来社会，人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克服了“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自由”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则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完全实现提供政权上的保证。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人最终回到了人本身，即全面自由的存在。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维逻辑，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就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经过对“人的史前社会”异化及其克服路径的分析，回到了“全面自由”的逻辑终点。
因此，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是一些教条式解答，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而是看其终极价值追求是否指向“人的全面自由”，是否指向“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我们过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非他们的思想没有意义或没有指向人的自由，而是他们的终极价值追求指向的是部分人的全面自由，是建立在对其他人奴役剥削基础上的全面自由，是以相当一部分人的“不自由”和相当一部分人的异化的存在为基础的，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强烈反对并要推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根本原因。理论的终极价值追求和以此为指导的社会实践，是否指向“人的全面自由”，是否指向“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是判断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和实践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时指出，政治自由是人类自由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阶段的理论成就与实践结果集中体现在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民族解放道路，并在这条道路的引领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建立了一个在政治上自由的民族国家。那么，有了类的政治自由的前提，是否必然意味着人的自由或者说人的全面自由就可以获得？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看，类的自由的获得，可以保证整体上的民族有可能追求人的自由的第二个前提—经济前提，追求人的自由的物的基础。但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作为类的民族是否能够真正地将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解决民生问题，让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物质基础，则是又一个全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问题了。 作为新时期的“实践派”，邓小平正是从实实在在地解决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入手，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改变传统中国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初步获得独立性的物质基础，促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得到了体现，在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发展以后”怎么办？怎样在物的基础初步确立的基础上，走向人的全面发展，是更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历史发展到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入一个新的境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是独立个体、独立利益集团的形成。以物权法为基础的人的权利的初步确立，为不同利益的人和不同利益团体的事实存在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现实性存在。这一举措，在理论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实践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物质产品已是极大丰富，中国人走过了为温饱奔波的动物性存在，正在走向人的真正历史的进程中。这也意味着，在最终走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社会前，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也是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时期。
对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将其划分为 “三个历史阶段”。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到“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再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既展现了人本身存在形态的历史生成和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形态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这种规律性和必然性，以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以及商品经济向更高经济形态转变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为根源和基础。它表明，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人的依赖关系，正如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一样，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本身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即它会造成人的“物化”、“异化”，甚至“片面化”和“畸形发展”。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向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回顾百年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相得益彰。中国从一个积弱积贫的落后国家嬗变为世界强国，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的各个阶段的实践也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得到实现，从民族的政治自由，到初步获得人的独立性的物质基础，再到和谐社会以法律为手段对人的独立性的物质基础的确定，中华民族个人的自由状态的不断发展活生生地再现了马克思的猜想，逻辑与历史有机地统一在当下中国。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青年骨干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8]498号】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责编/丰家卫（实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元研究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
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此问题少有论及。谈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都用内容来代替概念的解释，更多地选择了回避；或者代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转而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那么，要解答这个问题，首要的是理解马克思主义。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从它的阶级属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①这种公认的解释，存在一些疑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那么就既包括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包括资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争取自身的解放，那么，资产阶级呢？是否由无产阶级消灭之，资产阶级是获取解放还是其他？再如，马克思本人是无国籍、无阶级属性的，超然于国家阶级之外，他的思想是否仅仅归之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但解读大多有将其思想碎片化的倾向，究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我们没有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把马克思的思想整合在一起，马克思又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才展开了博大精深的讨论。
作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理论，无一例外都是在自由与必然的话语体系下开展讨论，对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论述是我们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钥匙，由此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线索。实际上，马克思是从追求个人自由的路径走向为全人类的自由寻找到前进的方向。从中学毕业论文指出人应当过有别于动物的高尚生活开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原子偏斜说为基础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宣称未来最美好的人类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②该观点贯穿了马克思整体思想。对马克思的研究一般都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有理由相信，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特别是莱茵省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学校老师以及他尊敬的父亲、未来的岳父传递给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国外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深受卢梭《爱弥儿》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在少年马克思的心中播下了种子，马克思因此把未来的职业思考与人类福祉紧密联系起来。大学时期是马克思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马克思的旨趣一再转向，最后投向黑格尔思想的怀抱，并且以黑格尔哲学为指导的博士论文结束他的大学生涯，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要在理论上解决他“自我”的自由问题，是用“自我意识哲学”对“自由”的初步论证。
书斋里走出来的马克思，在主持莱茵报时期，开始接触到现实社会，发现人无时不刻生活在枷锁中，人的解放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在社会历史中才能完成，自我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是相辅相成的。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全面阐述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的全面理解。当然，他并没有为未来社会设计具体蓝图，而是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在未来社会，人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克服了“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自由”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则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完全实现提供政权上的保证。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人最终回到了人本身，即全面自由的存在。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维逻辑，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就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经过对“人的史前社会”异化及其克服路径的分析，回到了“全面自由”的逻辑终点。
因此，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是一些教条式解答，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而是看其终极价值追求是否指向“人的全面自由”，是否指向“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我们过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非他们的思想没有意义或没有指向人的自由，而是他们的终极价值追求指向的是部分人的全面自由，是建立在对其他人奴役剥削基础上的全面自由，是以相当一部分人的“不自由”和相当一部分人的异化的存在为基础的，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强烈反对并要推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根本原因。理论的终极价值追求和以此为指导的社会实践，是否指向“人的全面自由”，是否指向“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是判断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和实践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时指出，政治自由是人类自由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阶段的理论成就与实践结果集中体现在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民族解放道路，并在这条道路的引领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建立了一个在政治上自由的民族国家。那么，有了类的政治自由的前提，是否必然意味着人的自由或者说人的全面自由就可以获得？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看，类的自由的获得，可以保证整体上的民族有可能追求人的自由的第二个前提—经济前提，追求人的自由的物的基础。但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作为类的民族是否能够真正地将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解决民生问题，让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物质基础，则是又一个全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问题了。 作为新时期的“实践派”，邓小平正是从实实在在地解决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入手，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改变传统中国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初步获得独立性的物质基础，促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得到了体现，在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发展以后”怎么办？怎样在物的基础初步确立的基础上，走向人的全面发展，是更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历史发展到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入一个新的境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是独立个体、独立利益集团的形成。以物权法为基础的人的权利的初步确立，为不同利益的人和不同利益团体的事实存在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现实性存在。这一举措，在理论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实践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物质产品已是极大丰富，中国人走过了为温饱奔波的动物性存在，正在走向人的真正历史的进程中。这也意味着，在最终走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社会前，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也是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时期。
对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将其划分为 “三个历史阶段”。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到“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再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既展现了人本身存在形态的历史生成和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形态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这种规律性和必然性，以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以及商品经济向更高经济形态转变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为根源和基础。它表明，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人的依赖关系，正如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一样，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本身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即它会造成人的“物化”、“异化”，甚至“片面化”和“畸形发展”。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向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回顾百年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相得益彰。中国从一个积弱积贫的落后国家嬗变为世界强国，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的各个阶段的实践也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得到实现，从民族的政治自由，到初步获得人的独立性的物质基础，再到和谐社会以法律为手段对人的独立性的物质基础的确定，中华民族个人的自由状态的不断发展活生生地再现了马克思的猜想，逻辑与历史有机地统一在当下中国。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青年骨干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8]498号】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责编/丰家卫（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