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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菩提达摩佛的铜造像，为明代黄铜制造，通高36.7厘米。佛像头颅显出光突平滑之顶，其耳后周围以一个个小曲状发卷环绕。头面向前微抬，双目瞠开，双眉紧皱，两只大耳向下垂之，高鼻梁，张嘴露齿，面容清瘦。佛像赤裸着上身，肩胛凹洼，骨外凸显，前身腹部凹入，腔前的肋骨分左右，历历可数，节节清晰，后背露出背甲与节节肋脊，显示出了苦行僧的真实形象。宽松的僧裤挽于膝上，褶裥叠叠飘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苦行修炼的刚强意志。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在汉朝，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才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在这一时期，不少佛教派别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的。
菩提达摩，“摩”也可称“磨”。略称“达摩”或“达磨”，意为“道法”。为南天竺（古印度）僧人。属婆罗门种姓，一说属刹帝利种姓，香至王第三子。他的本名为菩提多罗，幼年时曾拜二十七祖般若多思为师，改称多罗达摩。从于大乘佛教的传播，精通诸经典，为西天（天竺）禅宗二十八祖。后愿前往边地传教。
达摩于南朝宋末航海，途经越南到中国广州后，又往北魏，在洛阳、嵩山一带游历并传教禅学。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后来遇到北魏、北齐时僧人慧可。正光之年（520年）慧可去嵩山少林拜访菩提达摩，整夜立于积雪中，到天明达摩仍不许其入室，便以刀自断左臂表示求道之至诚，遂而谒大悟。达摩感慧可之笃诚，乃授《楞伽经》四卷。慧可6年中精通禅学，于是禅宗得以流传。
达摩为“东土”（中国）禅宗初祖。他出走少林寺，云游至龙门千圣寺，约在东魏天平年间公元（534—537年）在此圆寂（一说圆寂于陕邑定林寺），唐代宗赐谥“圆觉禅师”。《续高僧传》记：“不测而终。”也有记载在洛水中毒身亡，葬于熊耳山麓（今河南宜阳县境内）。又传达摩“只履西归”。
佛教进入中国两千年，思想如同一禾之三穗，结出了诸多果实；一部佛典经过再三翻译衍生出许多旁支，另立出许多宗派。禅宗为汉传大乘佛教中颇具影响的宗派之一，因惟“禅宗不立文字，不用经典，山林水边皆可做其功夫”，深得人心。故北魏以后备受关注，至唐代后期，几近取代其他宗派。佛教造像也如此，各时期传入的有限的印度造像影响了各时代、各地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造像。
明太祖朱元璋少时曾剃发为僧，当了皇帝后，为了巩固统治，他推崇佛教，宣扬佛法，使多人循入佛门。到了成化年间，一些人不惜重金，求功德，造寺庙，大作佛像，使得能工巧匠显其身手，制作出了精美的佛像。
这尊菩提达摩铜造像是1953年经省文教厅拨交到博物馆的，它正是在明代的精细之作。早年有学者评这尊佛像：“审其铜质形制，与贵阳大兴寺指月堂明铸小铜佛甚为相近，有人认为是云南所制。”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由于立省较晚，开发较迟，又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亦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贵州未如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总体特征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色彩，呈现出贵州独有的特色。至明代贵州建省后，大修驿道，遍立卫所，佛教在各府治卫所迅速蔚成大观，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卫。其中著名者就有贵阳的大兴寺。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为界，境内山峦重叠，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明王朝统一贵州后，贵州始成一省，贵州佛教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明廷将陕西、江西、四川等省的大批汉人移入贵州军屯、民屯、商屯，这些地区自然集中体现了汉地当时的佛教。同时，也有一些僧人入境，贵州佛教颇有一时兴盛的景象。这一时期贵州佛教的特点如下：其一，土司流官崇兴佛寺。西南边区，屡有叛乱，借佛教行化安民是中央的政治考虑之一。同时贵州地方土司流官也大兴佛寺，崇奉佛教。其二，配合朝廷的宗教政策，引入僧官制度，大量度化僧人。僧官制度与官学、道官制度相辅而行。明代贵州设置的僧纲司官员，与士大夫一样享有官僚的品位，对佛教僧团发展是一种刺激。其三，密教僧人也流入境内。明太祖对“教僧”尤为重视，认为其更能化导边僻之民。教僧所行的是“瑜伽教”，实为密教传统。其教重术数而轻理法，僧人多以奇异之功为人消灾祈福，从而争取信众。贵州自汉唐以来就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本来文化落后，盛行巫教，因而瑜伽密教因风而炽。
贵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在贵州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修筑的大兴寺，位于贵阳市中心的大十字处，明永乐、万历年间，僧人赴京请回经书两部，朝廷也颁赐过一部，同时还赐有紫衣、金佛、玉炉等物，这些对当时制造佛像、佛具等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原佛教已呈衰微之势，而滇黔却能大振宗风，大兴佛寺，铸造佛像。
仔细观察这尊铜像，可见达摩席地而坐，一足上蹲，双手抱膝，与下颌相承，一足下垂，作寂坐状。棕色发黑的铜像，经长年的扶摩，表面极为光滑润泽，更显老僧深沉稳健的严谨。尽管铜像表现得骨瘦嶙峋，似有弱不禁风之态，然由于制作匠人的高超技巧，塑造出的人物毫无憔悴之感。那充满深沉的面孔，体现出了人物高深莫测的神魂。写实的人体骨骼，猛然一看骨瘦如柴，软弱无力，细细品味便觉得人物造像聚集着一股神乎其神的妙到之处。一身的劲骨强筋，充满着刚强之魄。匠人巧妙构思，人像周身无需多饰，却使旁者无端遐想，创造了一个静谧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了达摩寂坐修心，不改佛事，超然物外，禅定静穆之态，为教化民众，劳其筋骨，苦心修志。由此可见匠人对佛教境界的体验深刻，观察也非常细致，因而使人物造像修饰的出神入化、精细绝伦。他已把自己的身心感受全部铸入了作品之中，很有可能他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之徒。
菩提达摩佛造像传世的不少，但以铜质小造像类此者不多见。此铜像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菩提达摩铜造像类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虽作品皆没留下名款，乃佛门憾事，却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珍品之作。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在汉朝，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才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在这一时期，不少佛教派别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的。
菩提达摩，“摩”也可称“磨”。略称“达摩”或“达磨”，意为“道法”。为南天竺（古印度）僧人。属婆罗门种姓，一说属刹帝利种姓，香至王第三子。他的本名为菩提多罗，幼年时曾拜二十七祖般若多思为师，改称多罗达摩。从于大乘佛教的传播，精通诸经典，为西天（天竺）禅宗二十八祖。后愿前往边地传教。
达摩于南朝宋末航海，途经越南到中国广州后，又往北魏，在洛阳、嵩山一带游历并传教禅学。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后来遇到北魏、北齐时僧人慧可。正光之年（520年）慧可去嵩山少林拜访菩提达摩，整夜立于积雪中，到天明达摩仍不许其入室，便以刀自断左臂表示求道之至诚，遂而谒大悟。达摩感慧可之笃诚，乃授《楞伽经》四卷。慧可6年中精通禅学，于是禅宗得以流传。
达摩为“东土”（中国）禅宗初祖。他出走少林寺，云游至龙门千圣寺，约在东魏天平年间公元（534—537年）在此圆寂（一说圆寂于陕邑定林寺），唐代宗赐谥“圆觉禅师”。《续高僧传》记：“不测而终。”也有记载在洛水中毒身亡，葬于熊耳山麓（今河南宜阳县境内）。又传达摩“只履西归”。
佛教进入中国两千年，思想如同一禾之三穗，结出了诸多果实；一部佛典经过再三翻译衍生出许多旁支，另立出许多宗派。禅宗为汉传大乘佛教中颇具影响的宗派之一，因惟“禅宗不立文字，不用经典，山林水边皆可做其功夫”，深得人心。故北魏以后备受关注，至唐代后期，几近取代其他宗派。佛教造像也如此，各时期传入的有限的印度造像影响了各时代、各地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造像。
明太祖朱元璋少时曾剃发为僧，当了皇帝后，为了巩固统治，他推崇佛教，宣扬佛法，使多人循入佛门。到了成化年间，一些人不惜重金，求功德，造寺庙，大作佛像，使得能工巧匠显其身手，制作出了精美的佛像。
这尊菩提达摩铜造像是1953年经省文教厅拨交到博物馆的，它正是在明代的精细之作。早年有学者评这尊佛像：“审其铜质形制，与贵阳大兴寺指月堂明铸小铜佛甚为相近，有人认为是云南所制。”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由于立省较晚，开发较迟，又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亦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贵州未如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总体特征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色彩，呈现出贵州独有的特色。至明代贵州建省后，大修驿道，遍立卫所，佛教在各府治卫所迅速蔚成大观，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卫。其中著名者就有贵阳的大兴寺。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为界，境内山峦重叠，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明王朝统一贵州后，贵州始成一省，贵州佛教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明廷将陕西、江西、四川等省的大批汉人移入贵州军屯、民屯、商屯，这些地区自然集中体现了汉地当时的佛教。同时，也有一些僧人入境，贵州佛教颇有一时兴盛的景象。这一时期贵州佛教的特点如下：其一，土司流官崇兴佛寺。西南边区，屡有叛乱，借佛教行化安民是中央的政治考虑之一。同时贵州地方土司流官也大兴佛寺，崇奉佛教。其二，配合朝廷的宗教政策，引入僧官制度，大量度化僧人。僧官制度与官学、道官制度相辅而行。明代贵州设置的僧纲司官员，与士大夫一样享有官僚的品位，对佛教僧团发展是一种刺激。其三，密教僧人也流入境内。明太祖对“教僧”尤为重视，认为其更能化导边僻之民。教僧所行的是“瑜伽教”，实为密教传统。其教重术数而轻理法，僧人多以奇异之功为人消灾祈福，从而争取信众。贵州自汉唐以来就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本来文化落后，盛行巫教，因而瑜伽密教因风而炽。
贵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在贵州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修筑的大兴寺，位于贵阳市中心的大十字处，明永乐、万历年间，僧人赴京请回经书两部，朝廷也颁赐过一部，同时还赐有紫衣、金佛、玉炉等物，这些对当时制造佛像、佛具等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原佛教已呈衰微之势，而滇黔却能大振宗风，大兴佛寺，铸造佛像。
仔细观察这尊铜像，可见达摩席地而坐，一足上蹲，双手抱膝，与下颌相承，一足下垂，作寂坐状。棕色发黑的铜像，经长年的扶摩，表面极为光滑润泽，更显老僧深沉稳健的严谨。尽管铜像表现得骨瘦嶙峋，似有弱不禁风之态，然由于制作匠人的高超技巧，塑造出的人物毫无憔悴之感。那充满深沉的面孔，体现出了人物高深莫测的神魂。写实的人体骨骼，猛然一看骨瘦如柴，软弱无力，细细品味便觉得人物造像聚集着一股神乎其神的妙到之处。一身的劲骨强筋，充满着刚强之魄。匠人巧妙构思，人像周身无需多饰，却使旁者无端遐想，创造了一个静谧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了达摩寂坐修心，不改佛事，超然物外，禅定静穆之态，为教化民众，劳其筋骨，苦心修志。由此可见匠人对佛教境界的体验深刻，观察也非常细致，因而使人物造像修饰的出神入化、精细绝伦。他已把自己的身心感受全部铸入了作品之中，很有可能他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之徒。
菩提达摩佛造像传世的不少，但以铜质小造像类此者不多见。此铜像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菩提达摩铜造像类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虽作品皆没留下名款，乃佛门憾事，却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珍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