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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简称“81国党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团出席。在研究组团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出现在代表团的名单上。李井泉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四川工作，很少涉外的他为何此时随中共代表团出访？他的出访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国际共运”）及国内形势又有怎样的关系？
中共中央决定派团访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其后，两党的争论逐步升级，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并激化。为缓解中苏两党的分歧，一些大党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届时发表共同声明，以明确国际共运形势及采取的统一战略路线，时间定在1960年11月；为起草声明，决定成立起草委员会，由26国共产党代表组成，于1960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
等人。
由于会议规模大、层次高，中方代表团的级别也很高，而且大多数成员是在中央工作，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唯有彭真和李井泉算是地方官。但是彭真在首都任职，地位特殊，对国际形势和中央政策了解较多，而且他不止一次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国际共运会议，在外事上比较有经验。相比那些长期在中央身居要职的同志，李井泉很少参加外事活动，对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也不熟悉。中央为什么安排李井泉参加这次非同寻常的出访？首先，从宏观来看，可能是为了拓宽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际视野，提高其战略和大局意识。因为从1960年初起，中央便指派各省领导人先后参加中共代表团出访，这已成为党内外事工作的定式。很可能基于这些考虑，在研究出席81国党的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时，为使代表团更有代表性，中共中央将地方领导候选名额给了李井泉。其次，李井泉于1958年进入中央政治局，经常参与中央对内、对外大政方针的讨论。当时中苏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内政、外交具有全局性影响，中央希望通过此访，使李井泉对国际共运形势及中苏关系有较全面的认识。再者，李井泉来自人口和粮食大省四川，中央希望地方省委在了解中苏关系后，能自觉理解中央的意图，坚定自力更生的决心，克服中苏关系恶化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冲击。由此，一位从未出国的省委书记，首次出访就被中央挑入高级别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重大国际会议。
第一次“秘密访问”
莫斯科81国党的会议，并非李井泉的首次出访。在81国党代会之前，还有一个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它是为81国党的会议的文件起草做准备。中共中央决定让出席81国党的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组团参会，其中有邓小平（团长）、彭真（副团长）、李井泉、陆定一、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刘宁一。也许考虑到李井泉是第一次出访，为了增加其对国际共运的认识，积累经验，中共中央派他随26国党的会议代表团提前“上阵”，为即将召开的81国党的会议“预热”。李井泉在短期内面临两次出访苏联的任务。
1960年10月1日至22日，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是秘密出访，国内媒体没有报道，李井泉对家人也只字未提。若干年后，当子女们提起父亲访问了一次苏联时，他澄清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秘密访问”。有关这次出访，多年后才陆陆续续披露出来。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会议内容及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有关李井泉的出访活动却鲜有触及。笔者从《杨尚昆日记》和代表团翻译李越然的文章中找到些 记录。
首次出访，李井泉对中央的任务高度重视。在接到中央出访通知后，他于9月26日提前到京，利用出访前的短暂时间尽快熟悉情况。随后两天，他集中精力阅读出访材料，并两次到毛泽东驻地开会。9月29日，李井泉与陆定一、刘宁一等第一批成员飞赴莫斯科，同机的还有李越然。用李越然的话说，“我跟随李井泉先行一步，打前站。”邓小平、彭真等人于第二天抵苏。
10月1日上午，李井泉与代表团成员在住宿的地方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看文件。接下来的两天半，李井泉参加中共代表团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兄弟党代表团的会谈。10月4日到21日，李井泉随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起草委员会举行的八次全体会议。会议涉及声明草案中的十个问题，即时代、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党所处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和平过渡、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等问题。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行了多轮交锋，中共代表团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做了许多重大原则性修改。但在几个重大分歧问题上，如“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生活之外”以及关于个人迷信、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评价问题，仍未达成协议。于是，起草委员会决定把修改过的文稿和尚有争议的问题留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10月23日，李井泉随中共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经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于24日回到北京，完成了历时26天的访问。代表团回京后，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做了汇报。
第二次赴苏参加会议和访问
李井泉回国只休息了一周，又开始了第二次出访，时间是1960年11月5日至12月10日，他的身份是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此次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副团长是邓小平。访问有两个目的：一是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二是出席苏联纪念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并访问苏联。整个访问时间长、活动多，双方协商将出访分为三个阶段：11月5日至9日，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11月10日至12月1日，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2月2日至9日，继续访问苏联。
当时苏联已进入初冬，天气寒冷。按中央规定，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可公费购买或制作两套外套、两件衬衣、一件大衣和一顶皮帽。当时国内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李井泉尽量减少制装，说外套、衬衣有现成的，不用做了。身边工作人员认为这次代表团身份高，他又是第一次出访，外套、衬衣不能凑合。经过反复劝说，最后他只同意做一套中山装和一件衬衣，大衣和皮帽是通过四川省委办公厅从中央组织部借用的。
出发前，李井泉仍是提前到京，至少参加了两个活动。一是毛泽东召集的出访准备会。李井泉从会上再次得知，此次访苏的方针是照顾大局，争取开好会，改善中苏关系。二是参加毛泽东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一行。胡志明是途经北京到苏联出席81国党的会议的，他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友好，为缓和中苏关系做了许多
工作。
11月4日，李井泉作为第一批成员，同彭真、陆定一等人启程，搭乘专机飞往莫斯科。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一行及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一和金昌满等人也搭乘同一专机。由于气候原因，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降落，拟于第二天飞往莫斯科。结果当地气候依然不好，第一批成员只好改坐火车，于11月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在11月5日启程，乘专机先于第一批成员抵达莫斯科。
中国代表团抵苏后，受到苏方高规格的接待。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的三栋别墅内住宿。6日至8日，李井泉随代表团参加了苏联纪念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大会，包括拜会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拜谒列宁和斯大林陵墓。其间，赫鲁晓夫在红场阅兵式后请刘少奇第一个登上列宁墓。
11月10日至12月1日，李井泉随代表团参加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正式活动除了开幕式，还有12次全体会议和4次起草委员会会议。在开幕式和全体会议上，各国代表团相继发言。赫鲁晓夫在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不指名地对中共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在全会上，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分别代表苏共和中共两次发言，双方仍围绕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两党分歧进行争论。
由于苏方接连在发言中攻击中共，邓小平按照中央的要求，在11月14日全会发言时，就“时代的性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防止世界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和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互相援助和自力更生”“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阐明了中方的观点，驳斥了苏共的攻击。邓小平义正词严地说：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还是苏共。
中苏两党的发言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卷入其中。多半代表站在苏共一边，少数表示支持中共，还有一些党保持折中态度。为了阐述我方对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观点，争取兄弟党支持中方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措辞，中共代表团在会下与各国代表团进行多边、双边的沟通。
李井泉除了参加全会外，也跟随中共代表团参加多边、双边会谈。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1月20日，李井泉参加了刘少奇、彭真与波兰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11月27日，他又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与越南、印度、朝鲜、日本等六国代表团同志谈话。11月30日下午，他陪同刘少奇会见波兰代表团。大会结束后的12月1日下午，李井泉又陪同邓小平、彭真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谈话。 通过大小会谈，李井泉感受到国际共运复杂、外交工作难做，尤其是此次会议头绪多、任务重，每个环节都不能出现疏漏；会议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要求与会者对这些问题至少要基本熟悉；对打交道的每个政党和人物，要事先做好功课，知己知彼；做工作要刚柔相济，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多数人的理解，达到开好会议的目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思路清晰、沉着应对、讲话深刻，高超的外交才能使李井泉十分佩服，回国后他多次向四川干部说起。
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后来回忆说，当时代表团白天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到中国大使馆开会。为防止苏联在使馆室内安装窃听器，代表团成员晚上在使馆院子里边散步边讨论。李井泉回忆说，那时天天晚上都要根据会议的变化情况调整对策，许多人都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原则”“国际会议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协商一致的原则”“苏共要求在会议最后文件《莫斯科声明》写入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和‘集团派别活动’（暗指中共）”“苏共要求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为了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越南、印度等兄弟党在中苏两党之间做了大量的斡旋工作。当时中苏两党也希望结束争论，避免分裂，最后双方做出让步，苏共不再坚持写上“民族共产主义”和“集团派别活动”，同意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同意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但要修改措辞，同时不写苏共二十一大。起草委员会最终完成了文件的起草工作。
12月1日，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随后，他同各国代表团团长先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字。至此，为时22天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告结束。后来有学者说，《莫斯科声明》是中苏两党妥协的产物，并未消除国际共运中的分歧，“更无法真正成为各国党一致遵循的统一的斗争纲领”。
中国代表团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
81国党的会议结束后，邓小平等人启程回国。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友好访问，李井泉和陆定一、杨尚昆、刘宁一、刘晓等人随行。此次，李井泉终于有机会到苏联各地看看，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
代表团于12月2日启程赴列宁格勒访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的陪同下，代表团参观了冬宫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基洛夫工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斯莫尔尼宫，出席了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接见了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3日晚上，代表团在马林斯基皇家剧院观看了芭蕾舞。12月4日，代表团赴明斯克继续访问。12月5日，参观市郊加斯特罗集体农庄，乘车游览市容，出席白俄罗斯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举行的欢迎宴会。12月6日，代表团回到莫斯科，参观李哈乔夫汽车厂，出席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欢送宴会。12月7日，出席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在中央列宁运动场体育宫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发表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晚上出席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的盛大答谢宴会，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在这次宴会上李井泉坐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之间，与他们交换名片并亲切交谈。
短短几天访问，李井泉目睹了苏联的建设与发展，对苏联的历史和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他事后回忆说，苏联的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某些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还是比较先进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苏联生产的收音机、电视机、留声机、风琴等消费品，比起中国产品也要优质美观。但因为苏联重工轻农，国内食品市场并不充足。在苏联吃饭花样简单，最好的菜就是土豆烧牛肉。蔬菜、水果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少，最好的水果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小国光苹果。那个年代，这种水果在国内市场也不多见，大都出口到苏联去抵债了。这使李井泉深切地感受到“勒紧裤腰带”的含义了。
虽然中苏关系紧张，在各地访问的过程中，李井泉亲身感受到苏联基层群众对中国是真诚友好的，特别是当刘少奇盛赞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援助和支持，强调中苏两国、两党友谊团结的重要意义时，苏联各地干部群众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李井泉被苏联人民的深厚情谊深深打动，体会到了两国关系的根基所在。
12月8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启程回国，途中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参观了伊尔库茨克水电站，游览了贝加尔湖。
毛泽东亲自迎接访苏代表团
12月9日，李井泉随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亲往机场迎接，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不久，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访问苏联和参加81国党的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会议成果感到满意。
李井泉两次随团访问苏联，成为他一生中仅有的出访和难得的经历。出访的性质、与苏共及众多兄弟党的接触、中共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的外交才能及魅力，等等，使他开阔了视野，深受教益。他对国际共运形势及中苏关系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在国际场合运用各种方式维护中国自身利益有了亲身经历。作为长期担任地方领导人的他，对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大局出发、为国家分忧的意识也大大增强。（编辑 叶 松）
（作者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非洲局原局长）
中共中央决定派团访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其后，两党的争论逐步升级，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并激化。为缓解中苏两党的分歧，一些大党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届时发表共同声明，以明确国际共运形势及采取的统一战略路线，时间定在1960年11月；为起草声明，决定成立起草委员会，由26国共产党代表组成，于1960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
等人。
由于会议规模大、层次高，中方代表团的级别也很高，而且大多数成员是在中央工作，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唯有彭真和李井泉算是地方官。但是彭真在首都任职，地位特殊，对国际形势和中央政策了解较多，而且他不止一次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国际共运会议，在外事上比较有经验。相比那些长期在中央身居要职的同志，李井泉很少参加外事活动，对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也不熟悉。中央为什么安排李井泉参加这次非同寻常的出访？首先，从宏观来看，可能是为了拓宽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际视野，提高其战略和大局意识。因为从1960年初起，中央便指派各省领导人先后参加中共代表团出访，这已成为党内外事工作的定式。很可能基于这些考虑，在研究出席81国党的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时，为使代表团更有代表性，中共中央将地方领导候选名额给了李井泉。其次，李井泉于1958年进入中央政治局，经常参与中央对内、对外大政方针的讨论。当时中苏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内政、外交具有全局性影响，中央希望通过此访，使李井泉对国际共运形势及中苏关系有较全面的认识。再者，李井泉来自人口和粮食大省四川，中央希望地方省委在了解中苏关系后，能自觉理解中央的意图，坚定自力更生的决心，克服中苏关系恶化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冲击。由此，一位从未出国的省委书记，首次出访就被中央挑入高级别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重大国际会议。
第一次“秘密访问”
莫斯科81国党的会议，并非李井泉的首次出访。在81国党代会之前，还有一个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它是为81国党的会议的文件起草做准备。中共中央决定让出席81国党的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组团参会，其中有邓小平（团长）、彭真（副团长）、李井泉、陆定一、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刘宁一。也许考虑到李井泉是第一次出访，为了增加其对国际共运的认识，积累经验，中共中央派他随26国党的会议代表团提前“上阵”，为即将召开的81国党的会议“预热”。李井泉在短期内面临两次出访苏联的任务。
1960年10月1日至22日，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是秘密出访，国内媒体没有报道，李井泉对家人也只字未提。若干年后，当子女们提起父亲访问了一次苏联时，他澄清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秘密访问”。有关这次出访，多年后才陆陆续续披露出来。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会议内容及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有关李井泉的出访活动却鲜有触及。笔者从《杨尚昆日记》和代表团翻译李越然的文章中找到些 记录。
首次出访，李井泉对中央的任务高度重视。在接到中央出访通知后，他于9月26日提前到京，利用出访前的短暂时间尽快熟悉情况。随后两天，他集中精力阅读出访材料，并两次到毛泽东驻地开会。9月29日，李井泉与陆定一、刘宁一等第一批成员飞赴莫斯科，同机的还有李越然。用李越然的话说，“我跟随李井泉先行一步，打前站。”邓小平、彭真等人于第二天抵苏。
10月1日上午，李井泉与代表团成员在住宿的地方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看文件。接下来的两天半，李井泉参加中共代表团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兄弟党代表团的会谈。10月4日到21日，李井泉随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起草委员会举行的八次全体会议。会议涉及声明草案中的十个问题，即时代、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党所处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和平过渡、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等问题。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行了多轮交锋，中共代表团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做了许多重大原则性修改。但在几个重大分歧问题上，如“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生活之外”以及关于个人迷信、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评价问题，仍未达成协议。于是，起草委员会决定把修改过的文稿和尚有争议的问题留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10月23日，李井泉随中共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经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于24日回到北京，完成了历时26天的访问。代表团回京后，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做了汇报。
第二次赴苏参加会议和访问
李井泉回国只休息了一周，又开始了第二次出访，时间是1960年11月5日至12月10日，他的身份是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此次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副团长是邓小平。访问有两个目的：一是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二是出席苏联纪念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并访问苏联。整个访问时间长、活动多，双方协商将出访分为三个阶段：11月5日至9日，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11月10日至12月1日，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2月2日至9日，继续访问苏联。
当时苏联已进入初冬，天气寒冷。按中央规定，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可公费购买或制作两套外套、两件衬衣、一件大衣和一顶皮帽。当时国内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李井泉尽量减少制装，说外套、衬衣有现成的，不用做了。身边工作人员认为这次代表团身份高，他又是第一次出访，外套、衬衣不能凑合。经过反复劝说，最后他只同意做一套中山装和一件衬衣，大衣和皮帽是通过四川省委办公厅从中央组织部借用的。
出发前，李井泉仍是提前到京，至少参加了两个活动。一是毛泽东召集的出访准备会。李井泉从会上再次得知，此次访苏的方针是照顾大局，争取开好会，改善中苏关系。二是参加毛泽东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一行。胡志明是途经北京到苏联出席81国党的会议的，他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友好，为缓和中苏关系做了许多
工作。
11月4日，李井泉作为第一批成员，同彭真、陆定一等人启程，搭乘专机飞往莫斯科。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一行及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一和金昌满等人也搭乘同一专机。由于气候原因，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降落，拟于第二天飞往莫斯科。结果当地气候依然不好，第一批成员只好改坐火车，于11月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在11月5日启程，乘专机先于第一批成员抵达莫斯科。
中国代表团抵苏后，受到苏方高规格的接待。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的三栋别墅内住宿。6日至8日，李井泉随代表团参加了苏联纪念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大会，包括拜会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拜谒列宁和斯大林陵墓。其间，赫鲁晓夫在红场阅兵式后请刘少奇第一个登上列宁墓。
11月10日至12月1日，李井泉随代表团参加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正式活动除了开幕式，还有12次全体会议和4次起草委员会会议。在开幕式和全体会议上，各国代表团相继发言。赫鲁晓夫在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不指名地对中共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在全会上，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分别代表苏共和中共两次发言，双方仍围绕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两党分歧进行争论。
由于苏方接连在发言中攻击中共，邓小平按照中央的要求，在11月14日全会发言时，就“时代的性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防止世界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和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互相援助和自力更生”“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阐明了中方的观点，驳斥了苏共的攻击。邓小平义正词严地说：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还是苏共。
中苏两党的发言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卷入其中。多半代表站在苏共一边，少数表示支持中共，还有一些党保持折中态度。为了阐述我方对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观点，争取兄弟党支持中方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措辞，中共代表团在会下与各国代表团进行多边、双边的沟通。
李井泉除了参加全会外，也跟随中共代表团参加多边、双边会谈。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1月20日，李井泉参加了刘少奇、彭真与波兰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11月27日，他又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与越南、印度、朝鲜、日本等六国代表团同志谈话。11月30日下午，他陪同刘少奇会见波兰代表团。大会结束后的12月1日下午，李井泉又陪同邓小平、彭真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谈话。 通过大小会谈，李井泉感受到国际共运复杂、外交工作难做，尤其是此次会议头绪多、任务重，每个环节都不能出现疏漏；会议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要求与会者对这些问题至少要基本熟悉；对打交道的每个政党和人物，要事先做好功课，知己知彼；做工作要刚柔相济，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多数人的理解，达到开好会议的目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思路清晰、沉着应对、讲话深刻，高超的外交才能使李井泉十分佩服，回国后他多次向四川干部说起。
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后来回忆说，当时代表团白天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到中国大使馆开会。为防止苏联在使馆室内安装窃听器，代表团成员晚上在使馆院子里边散步边讨论。李井泉回忆说，那时天天晚上都要根据会议的变化情况调整对策，许多人都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原则”“国际会议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协商一致的原则”“苏共要求在会议最后文件《莫斯科声明》写入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和‘集团派别活动’（暗指中共）”“苏共要求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为了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越南、印度等兄弟党在中苏两党之间做了大量的斡旋工作。当时中苏两党也希望结束争论，避免分裂，最后双方做出让步，苏共不再坚持写上“民族共产主义”和“集团派别活动”，同意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同意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但要修改措辞，同时不写苏共二十一大。起草委员会最终完成了文件的起草工作。
12月1日，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随后，他同各国代表团团长先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字。至此，为时22天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告结束。后来有学者说，《莫斯科声明》是中苏两党妥协的产物，并未消除国际共运中的分歧，“更无法真正成为各国党一致遵循的统一的斗争纲领”。
中国代表团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
81国党的会议结束后，邓小平等人启程回国。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友好访问，李井泉和陆定一、杨尚昆、刘宁一、刘晓等人随行。此次，李井泉终于有机会到苏联各地看看，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
代表团于12月2日启程赴列宁格勒访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的陪同下，代表团参观了冬宫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基洛夫工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斯莫尔尼宫，出席了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接见了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3日晚上，代表团在马林斯基皇家剧院观看了芭蕾舞。12月4日，代表团赴明斯克继续访问。12月5日，参观市郊加斯特罗集体农庄，乘车游览市容，出席白俄罗斯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举行的欢迎宴会。12月6日，代表团回到莫斯科，参观李哈乔夫汽车厂，出席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欢送宴会。12月7日，出席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在中央列宁运动场体育宫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发表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晚上出席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的盛大答谢宴会，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在这次宴会上李井泉坐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之间，与他们交换名片并亲切交谈。
短短几天访问，李井泉目睹了苏联的建设与发展，对苏联的历史和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他事后回忆说，苏联的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某些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还是比较先进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苏联生产的收音机、电视机、留声机、风琴等消费品，比起中国产品也要优质美观。但因为苏联重工轻农，国内食品市场并不充足。在苏联吃饭花样简单，最好的菜就是土豆烧牛肉。蔬菜、水果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少，最好的水果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小国光苹果。那个年代，这种水果在国内市场也不多见，大都出口到苏联去抵债了。这使李井泉深切地感受到“勒紧裤腰带”的含义了。
虽然中苏关系紧张，在各地访问的过程中，李井泉亲身感受到苏联基层群众对中国是真诚友好的，特别是当刘少奇盛赞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援助和支持，强调中苏两国、两党友谊团结的重要意义时，苏联各地干部群众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李井泉被苏联人民的深厚情谊深深打动，体会到了两国关系的根基所在。
12月8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启程回国，途中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参观了伊尔库茨克水电站，游览了贝加尔湖。
毛泽东亲自迎接访苏代表团
12月9日，李井泉随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亲往机场迎接，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不久，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访问苏联和参加81国党的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会议成果感到满意。
李井泉两次随团访问苏联，成为他一生中仅有的出访和难得的经历。出访的性质、与苏共及众多兄弟党的接触、中共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的外交才能及魅力，等等，使他开阔了视野，深受教益。他对国际共运形势及中苏关系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在国际场合运用各种方式维护中国自身利益有了亲身经历。作为长期担任地方领导人的他，对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大局出发、为国家分忧的意识也大大增强。（编辑 叶 松）
（作者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非洲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