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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你会跟谁结婚》，文中提到经济学家的数据显示，现在美国的婚姻中“强强联合”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高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结婚，高学历者和高学历者结婚。
经济学家很无奈，我们对此也很无语。在发表那篇文章的网络留言区，我们搞了个行为艺术，只放出一位读者的留言——“我只和我爱的人结婚”。
我们表达了态度，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婚姻大事，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你属于哪个浪漫体制》。
布鲁克斯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社群动物》《品格之路》这些书就是他写的。
他首先写道，有一个从小在俄罗斯长大、16岁移民到美国的女作家叫波利娜·阿伦森，她对美国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阿伦森说，俄罗斯人认为，爱情是上天注定的，爱情来了你就无法抗拒，人们为了爱情愿意做出牺牲，甚至可以承担痛苦。总之，所有事情都应该为爱情让路。
但是，美国人不这么认为。阿伦森发现美国人特别讲究“选择”。美国人寻找恋爱对象和结婚对象时，会特别理性地权衡比较——对方能不能满足我的各种需要？我在这段关系中，能不能舒服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就好像是在挑选一件适合自己的商品一样。
阿伦森对美国人的这种婚姻观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美国人过分强调自我，有很强的边界意识，特别不愿意依赖对方。阿伦森追问，美国人这种“自立自强”是不是太夸张了，人在婚姻中不就是应该互相依赖吗？
布鲁克斯对此有感而发，他把俄罗斯人的婚姻理念称为“命运体制”，把美国人的婚姻理念称为“选择体制”。
说到这里，我真的很想补充一句。其实除了这两种体制，某些中国家长的婚姻理念也是一种体制，也许应该叫“指标体制”。这些家长给子女挑选对象，都是按照一系列量化的硬指标来的：工资多少、学历多高、身高多高、年龄多大。美国人虽然讲理性，但至少没有这么直白，而中国家长则直接把人指标化了。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是这个态度。那么俄罗斯体制和美国体制，哪个体制好呢？
布鲁克斯说，都不好。“命运体制”太草率，但是“选择体制”又太现实了。美国人真的把婚姻当成了“市场”，挑选适合自己的，同时也被别人挑选——如此理性，可是结果并不理想。很多人挑花眼之后，干脆不结婚了，在不到30岁生了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一半是未婚妈妈。
布鲁克斯说，你去考察那些携手走过大半辈子、婚姻幸福的老夫妻，会发现，他们的婚姻既不属于“命运体制”，也不属于“选择体制”，而是属于“契约体制”。
在“契约体制”下，婚姻是一个承诺。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双方都需要改变自己。
你不需要在婚姻市场里精心挑选另一半。“契约体制”认为，婚姻有一定的偶然性，你可能偶然遇到一个特别令你心动的人，说结婚就结婚了。但是请注意，这一步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步，也就是双方如何把婚姻关系维持下去。
布鲁克斯说，你们两个人要建立“我们”这个概念。从此之后，在生活中的优先级别，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对方的需求，而你自己的需求只能排在第三位。
“契约体制”认为，双方结婚以后，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而应该互相依靠。
那么，这个“契约”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一旦婚姻出现危机，双方都要明白不能轻易退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再深入一步去挖掘双方的关系。
可是为什么要這样呢？我生活得自由自在，何必非得结婚，受这个契约的束缚呢？
布鲁克斯说，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在一起，还有更高的目的。显然，更高的目的就是孩子，照顾孩子必须要两个人共同努力。
但是，还有一个比孩子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我们要通过婚姻关系去增加自己的“可爱度”。“可爱度”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指小孩子的那种聪明可爱，而是“值得被爱”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会慢慢变得不那么自私。他会学着去爱别人，自己也就变得更加值得被爱，从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归根结底，“契约体制”的出发点，就是爱比自私更有价值。做事永远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生活其实没什么意思，搞不好还是一个自我窒息的过程。学会爱别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我还看到过一篇研究性文章，是华南师范大学的王智波和李长洪的一篇经济学论文《好男人都结婚了吗——探究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的形成机制》。这篇文章使用统计方法，把各种可能的相关因素（比如年龄之类）都排除在外，发现处在婚姻状态的男性，比没有处在婚姻状态的男性，工资高了6.8%。
你可能会说，肯定是挣钱多的人才能找到老婆——而这项研究恰恰证明并不是这样。事实上，结婚3年以内的男性并没有这种工资溢价，是在3年以后，处于婚姻状态的时间越长，男性的工资越高。研究者甚至发现，这个溢价不能用“结婚以后有人照顾自己”来解释，也不能用“男人结婚以后责任感更强”来解释。
真正左右这种溢价的，是他的妻子的素质。研究者的结论是，一位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妻子，对丈夫有“相夫效应”。说白了，就是男人跟她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才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不是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结了婚才变成好男人。
这是经济学家搞的统计研究，只能使用可观测的变量，所以谈的都是收入、学历这些“硬指标”。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项研究其实就是布鲁克斯所说的“婚姻的更高目的”。
我认为“契约体制”并不仅仅是一种婚姻观，对任何严肃的事业而言都应如此。整天问自己喜欢什么，永远都在做选择，没有常性，这种生活其实并不愉快。自己亲手创造一个更好的关系、一份更好的事业，乃至一个更好的自己，这种理念才最值得追求。
（嵩云曲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高手：精英的见识和我们的时代》一书，喻 梁图）
经济学家很无奈，我们对此也很无语。在发表那篇文章的网络留言区，我们搞了个行为艺术，只放出一位读者的留言——“我只和我爱的人结婚”。
我们表达了态度，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婚姻大事，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你属于哪个浪漫体制》。
布鲁克斯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社群动物》《品格之路》这些书就是他写的。
他首先写道，有一个从小在俄罗斯长大、16岁移民到美国的女作家叫波利娜·阿伦森，她对美国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阿伦森说，俄罗斯人认为，爱情是上天注定的，爱情来了你就无法抗拒，人们为了爱情愿意做出牺牲，甚至可以承担痛苦。总之，所有事情都应该为爱情让路。
但是，美国人不这么认为。阿伦森发现美国人特别讲究“选择”。美国人寻找恋爱对象和结婚对象时，会特别理性地权衡比较——对方能不能满足我的各种需要？我在这段关系中，能不能舒服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就好像是在挑选一件适合自己的商品一样。
阿伦森对美国人的这种婚姻观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美国人过分强调自我，有很强的边界意识，特别不愿意依赖对方。阿伦森追问，美国人这种“自立自强”是不是太夸张了，人在婚姻中不就是应该互相依赖吗？
布鲁克斯对此有感而发，他把俄罗斯人的婚姻理念称为“命运体制”，把美国人的婚姻理念称为“选择体制”。
说到这里，我真的很想补充一句。其实除了这两种体制，某些中国家长的婚姻理念也是一种体制，也许应该叫“指标体制”。这些家长给子女挑选对象，都是按照一系列量化的硬指标来的：工资多少、学历多高、身高多高、年龄多大。美国人虽然讲理性，但至少没有这么直白，而中国家长则直接把人指标化了。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是这个态度。那么俄罗斯体制和美国体制，哪个体制好呢？
布鲁克斯说，都不好。“命运体制”太草率，但是“选择体制”又太现实了。美国人真的把婚姻当成了“市场”，挑选适合自己的，同时也被别人挑选——如此理性，可是结果并不理想。很多人挑花眼之后，干脆不结婚了，在不到30岁生了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一半是未婚妈妈。
布鲁克斯说，你去考察那些携手走过大半辈子、婚姻幸福的老夫妻，会发现，他们的婚姻既不属于“命运体制”，也不属于“选择体制”，而是属于“契约体制”。
在“契约体制”下，婚姻是一个承诺。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双方都需要改变自己。
你不需要在婚姻市场里精心挑选另一半。“契约体制”认为，婚姻有一定的偶然性，你可能偶然遇到一个特别令你心动的人，说结婚就结婚了。但是请注意，这一步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步，也就是双方如何把婚姻关系维持下去。
布鲁克斯说，你们两个人要建立“我们”这个概念。从此之后，在生活中的优先级别，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对方的需求，而你自己的需求只能排在第三位。
“契约体制”认为，双方结婚以后，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而应该互相依靠。
那么，这个“契约”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一旦婚姻出现危机，双方都要明白不能轻易退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再深入一步去挖掘双方的关系。
可是为什么要這样呢？我生活得自由自在，何必非得结婚，受这个契约的束缚呢？
布鲁克斯说，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在一起，还有更高的目的。显然，更高的目的就是孩子，照顾孩子必须要两个人共同努力。
但是，还有一个比孩子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我们要通过婚姻关系去增加自己的“可爱度”。“可爱度”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指小孩子的那种聪明可爱，而是“值得被爱”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会慢慢变得不那么自私。他会学着去爱别人，自己也就变得更加值得被爱，从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归根结底，“契约体制”的出发点，就是爱比自私更有价值。做事永远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生活其实没什么意思，搞不好还是一个自我窒息的过程。学会爱别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我还看到过一篇研究性文章，是华南师范大学的王智波和李长洪的一篇经济学论文《好男人都结婚了吗——探究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的形成机制》。这篇文章使用统计方法，把各种可能的相关因素（比如年龄之类）都排除在外，发现处在婚姻状态的男性，比没有处在婚姻状态的男性，工资高了6.8%。
你可能会说，肯定是挣钱多的人才能找到老婆——而这项研究恰恰证明并不是这样。事实上，结婚3年以内的男性并没有这种工资溢价，是在3年以后，处于婚姻状态的时间越长，男性的工资越高。研究者甚至发现，这个溢价不能用“结婚以后有人照顾自己”来解释，也不能用“男人结婚以后责任感更强”来解释。
真正左右这种溢价的，是他的妻子的素质。研究者的结论是，一位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妻子，对丈夫有“相夫效应”。说白了，就是男人跟她结婚以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才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不是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结了婚才变成好男人。
这是经济学家搞的统计研究，只能使用可观测的变量，所以谈的都是收入、学历这些“硬指标”。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项研究其实就是布鲁克斯所说的“婚姻的更高目的”。
我认为“契约体制”并不仅仅是一种婚姻观，对任何严肃的事业而言都应如此。整天问自己喜欢什么，永远都在做选择，没有常性，这种生活其实并不愉快。自己亲手创造一个更好的关系、一份更好的事业，乃至一个更好的自己，这种理念才最值得追求。
（嵩云曲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高手：精英的见识和我们的时代》一书，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