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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亲人之中,鲁迅和祖父周介孚的关系最不好,但他的性格又受祖父的影响最深。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多次提道:“鲁迅非常与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欢祖父,然而他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鲁迅不喜欢他的祖父”,“鲁迅与他(指周福清)的关系不很好,他们见面也很少”,等等。
在鲁迅留下的几百万字的文章中没有一处提到过祖父,这也许最能说明他对祖父的态度。然而,潜移默化中,他从祖父身上继承了许多东西,与父亲相比,他更像祖父。
一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1893年夏秋因科场行贿案被判处“斩监候”,关在杭州狱中的时候,曾给儿孙们写了一本《恒训》,在结尾处他评价自己说:“予性介,运复蹇,不能积财以封殖……”这算是对自己比较公当的认识。
先说性介。
周介孚,名致福,后改为福清,在绍兴书香门第的周氏大家族中是出类拔萃的。他29岁中了举人,33岁中进士,这在读书人当中可谓一帆风顺。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很容易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周介孚的性格说好听一点,是耿介刚正,不同流俗,直率坦荡,口无遮拦;说难听一点是不识时务,不明事理,不通人情,迂执乖戾。直白地讲,是智商不错,情商太低,几乎与所有人都處不好关系,在讲求人情的社会环境中自然处处受阻碰壁。进入官场,周介孚便因性格的原因碰了钉子,他33岁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入庶常馆深造,按清朝官场惯例,三年结业,名为散馆,成绩优秀者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或检讨,居京留任。
翰林的出路,一看考试,二看关系。周介孚散馆之后,也许是成绩不理想,也许是人际关系没处理好,他被外放到偏僻贫穷的江西金溪县当了知县。清朝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知县一年才拿45两银子,如果没有点灰色收入,这点钱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可以说,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周介孚就栽了跟头。偏偏他不吸取教训,我行我素,率性而为,在任上与上司发生冲突,干了三年,最终被弹劾罢官。
周介孚在任上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资料记载,谈不上有什么政绩。两江总督沈葆桢对他的评价是“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请旨“归部改选教职”,也就是说办事糊涂而马虎,不适合干行政。但毕竟是翰林出身,文笔不错,可以干一点与文字教育有关的工作。
据说,周介孚被免职的主要原因还是性格问题,他虽然为官清正廉洁,不贪不占,但自视甚高,看不上那些不是科甲出身的上司,他既不会阿谀奉承,更不屑巴结讨好,言语上还多有冲撞。处理不好与上级的关系,一味“抗上”,不懂规矩,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混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对手下办事的胥吏衙役,周介孚“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也许他廉洁自律,办事认真,要求下属严格,但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不给手下人机会,挡了人家的财路,如此做人,上下级的关系都搞得十分紧张。
性格即命运,“性介”的结果自然就是“运蹇”了。蹇,指行动迟缓,困苦,不顺利之意。周介孚的官运实在是太差,极不顺利。
从江西金溪知县罢官以后,周介孚回到北京寻找机会,卖了家里的田在陕甘地区捐了一个同知职衔。知县是七品,同知是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干部。但是吏部考虑到沈葆桢的评语“办事颟顸”“改选教职”,自然再难补他实缺,保留其七品级别而不实用,把周翰林晾在一边了。周介孚经人指点,又花钱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职务。一直在京城候补了九年,才于1888年在内阁当了个抄抄写写的七品小官。本以为从此可以踏踏实实地过他的平安日子,没想到,四年之后的1893年2月16日,鲁迅的曾祖母、周介孚的母亲戴老夫人在绍兴去世,享年79岁。他接到信后辗转近一个月,带着姨太太和另一位已去世的姨太太所生的小儿子回乡丁忧,这一年他已经57岁,潘姨太26岁,庶出的小儿子伯升只有12岁。三年守制期满,年过花甲的他官场生涯即将结束,想起来就让人心灰意懒。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不过几个月,就发生那场轰动一时的科场行贿案,周介孚极不顺利的官运就此终结。
后面一句“不能积财以封殖”很好理解。
性格耿介,清廉自律,自然极少有灰色收入;加上官运不佳,大部分时间在京待业候补,周介孚的薪俸十分有限,仅够小家庭的吃喝而已,所以难有积财。封殖就是聚敛财货,为官几十年,他不仅不能积财,反而花了家里大把的银子,两次卖田买官,入狱打点救命,周家几乎花光了家底,彻底走向败落了。在他没出事之前,在外当官二十多年,他极少回家探亲,也没往家里寄过钱,以至连他的母亲戴老夫人都很不高兴。人不见,钱不寄,偶尔他让回来的同乡带一点北京的土特产,蜜饯杏脯榛子茯苓饼什么的,老太太不以为意,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嫌儿子不带银子回来。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可以说周介孚对家庭没有任何贡献,他甚至比坐食家中的“台门货”糟了更多的钱。
周介孚科场顺利,官场蹭蹬,命运多舛,时运不济,一生中经历了两次漫长的等待:前半生等待候补做官,翰林院深造三年,知县干了三年被免,然后从1879年“卖田捐官”一直在京城坐冷板凳,直到1888年等了九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只干了四年就回籍“丁忧”;后半生等待判刑,犯案入狱后,从1893年到1901年,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坐了八年多的大牢,年年提心吊胆地等候秋审,不知何时人头落地。这种煎熬、折磨非一般人心理能够承受,本来就性格古怪、脾气乖戾的周介孚对人情世态早已看淡。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人生,对家庭除了一度获得好的名声以外,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可言,仕途屡屡受挫,做官不仅没挣到钱,卖田捐官、入狱打点还耗尽了家里的钱财。做人没落下朋友,上下左右关系闹得紧张,连亲人都与他感情疏远。
二
周介孚最大的特点是爱骂人,当然,他自己在《恒训》中没有涉及。
先说骂人的范围。
周作人回忆道:“介孚公平常所称引的只有曾祖苓年公一个人,此外上自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光绪),下至本家子侄辈的五十、四七,无不痛骂,那老同年薛允升也被批评为糊涂人,其所不骂的只有潘姨太太和小儿子……” 苓年公是鲁迅的曾祖父,周介孚是家中独子,自视甚高的他唯一佩服的只有自己的父亲,除此之外,皇帝、太后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他十分可爱的地方。不卑不亢,不畏权贵,对那些知府、巡抚的上级更不会屈尊低眉去敷衍逢迎;本家侄子五十、四七等不肖子孙,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吸鸦片喝酒,落魄消沉,更是他谩骂的对象,甚至手持铜锤在庭院中追打过不争气的四七。薛允升是周介孚的“同年”(同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利用手中权力,援引八国联军入侵时,乱中离监又复还者可以免罪的规定,借故说情求太后释放了周介孚,他出狱后反而说薛允升糊涂,自己的案情与朝廷的规定不符,按理是不应该放的,这话虽不说是忘恩负义,至少也是自作聪明,口德不好。姨太太潘大凤小他31岁,小儿子是他45岁时与去世的章姨太所生,三人一直在北京生活,相依为命,回到绍兴台门以后,只有这两个人是不遭骂的。
俗话说:“伤人以言,甚于刀剑。”周介孚读了一辈子书,见多识广,满腹经纶,论知识、文化和地位都是人中翘楚,但就是嘴不好,喜欢批评人,不留情面,四处结怨,不知不觉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
周介孚有一长女德姑,待字闺中,年龄过了二十,耽误了婚期,进入当时的“剩女”行列,按照绍兴当地的风俗,未嫁的大龄剩女只能委屈着做别人的填房了。他在赴任江西县令前,家乡会稽县县令俞凤冈的妻子去世,有意娶德姑续弦,托媒人到台门里说亲,周介孚不同意也就罢了,还嘴不饶人,说了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媒人碰了一鼻子灰,把这话传了回来,俞凤冈怀恨在心,科场案发后,他作为地方父母官,自然是袖手旁观,毫不通融。
当年新台门里礼房的新女婿陈秋舫是个秀才,婚后住在岳丈家的时间较长,本来这件事和周介孚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可是他素爱议论别人长短,忍不住挖苦道:“在布裙底下躲着的是没有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骂人家依靠妻子娘家吃软饭,没出息。陈秋舫听说后,气愤至极,立即告辞岳家,扬言不出人头地决不再进周家的门。后来他果然高中进士,做了苏州知府王仁堪的刑名幕友,科场案在苏州发生,周介孚找他帮忙,人家连见也不见。知府王仁堪怕案情过大,牵连太多,有意想大事化小,但陈秋舫正好乘机报复,坚执不允,主张公事公办,将案情依法据实上报。周介孚为自己当年的口舌之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周介孚的骂人似乎毫无原则,不分对象,不看场合,兴之所至,无所不骂,亲朋好友,上司同僚,率性而为,随心所欲,只要是看不惯的人和事,绝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难怪他到处得罪人,都是嘴给身子惹的祸。在新台门,周氏三兄弟和他最多不过生活了三四年时间,他留给孙辈们最深的印象,就是骂人。
再说骂的方式。
周介孚是读书人,骂人自然不像市井无赖那样直来直去,污言秽语爆粗口,他的话刻薄尖酸,指桑骂槐,讥讽嘲笑,擅用比喻和典故,话中带刺,骂人不带脏字,颇有师爷学风的余留,当然,痛快淋漓地破口大骂也是有的。让家里人记忆犹新的是,十年没回家的他为母亲奔丧,一进门就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几天之后,为老太太过“五七”,家里人那些日子忙得筋疲力尽,早晨起得晚了一点,周介孚一早起来,见每间房都关着门,不禁勃然大怒,在台门里大吵大闹。他走到蒋夫人屋里,用力敲床,大骂妻子“速死豸”(该死的畜生)、“王八蛋”!吓得一家人胆战心惊,都对他心生畏惧和不满。
1896年10月12日,鲁迅的父亲因病去世,在狱中的周介孚派人送来一副挽联,上联是“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頓成大觉”,下联是“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谴责儿子没出息、不成器,考了多次都没有中举,更对他抽烟喝酒吸鸦片的恶习深恶痛绝,至死也不原谅。同情理解父亲的鲁迅见了,深为不满,愤言道:“人都死了,还不饶恕吗?!”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狱中关了八年,出狱后,周介孚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威风,指手画脚,但骂人损人的毛病始终没改。据周建人回忆,1903年,鲁迅第一次从日本放暑假回国,二哥周作人也从南京赶回家,兄弟三入团聚,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聊天,从楼上说到楼下,从廊厦说到明堂,正说在兴头上,祖父从屋里出来看见他们,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乌大菱壳汆到一起来了。”菱角壳在水乡随处可见,是漂在水上荡来荡去一无所用的垃圾。绍兴话里,乌大菱壳就是指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废物,是没用、没出息的东西。三兄弟自然明白祖父又在骂人,两个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三人兴趣索然,强忍怒气,各自散去。
周介孚骂人的秉性,他的堂侄周冠五回忆说:“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意。烦碎哕唆,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却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见《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周冠五描述的实在是形象生动,周介孚不仅话唠,还不识相,不管别人爱不爱听,平辈人拉住手,说起来没完没了;晚辈不听他说完不让走,以至人人都躲着他。
科场行贿一案,让周介孚的尊严受到质疑,威望直线下降。过去的他,身上笼罩着翰林、京官的光环,在家族中享有极高的地位与声望,周氏兄弟及宅门里的子侄们对他应该是崇敬仰慕的,虽然他词严色厉,待人寡情,言语刻薄,但是他极少回乡,与亲人接触不多。这一次犯案,闹得声名狼藉,祸及全家,他的形象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已经大打折扣。及至出狱,他的脾气秉性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变得更锋利尖刻,更肆无忌惮,更愤世嫉俗了”(周建人语)。只不过,他再耍过去的威风,亲友们很少有人再恭恭敬敬地听他训斥了,有的敬而远之躲着他,有的心生厌烦淡着他,此时的周介孚可以说众叛亲离,成了台门里人嫌狗不爱,没人爱搭理的角色。 据周建人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小堂前坐着,又吵开了,祖父骂了祖母。我母亲(鲁瑞)从自己的房里出来,很严肃地对我祖父说:‘这么大年纪了,还吵什么?头发都白了,还不给小辈做个样子?’祖父没有料到我母亲竟然会出来,不觉一怔,本来小辈如不是不做声,顶多也是相劝罢了,而我母亲竟然对他持批评的态度。他看了我母亲一眼,一言不发,逃进自己的房里去了。”(见《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连一向恭顺的儿媳都忍无可忍顶撞他,可见此时周介孚的威信已大大下降,已经失去了人们的尊重。
1901年,释放回家后,性格古怪、脾气乖戾的周介孚在绍兴新台门生活了三年多,于1904年7月逝世,享年六十有七。当时鲁迅远在日本,周作人从南京赶回来主持丧事。家人在整理他的书籍时,发现他留下的一副挽联,上联是“死后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下联是“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鲁迅回来后对三弟周建人说:“这是在骂人。”父母、前妻、一儿两女——最亲近的人都先他而去,只有在地下才能找到骨肉。而活着的亲人,和他并不亲近,对他也不够孝顺。如今世间的三纲五常都已经被破坏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周介孚的一生都因为性格原因和外界处不好关系,至死都以骂人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
三
鲁迅是新台门周氏兴房的长子长孙,在旧家族中是倍受重视、倍受呵护的,他是周家的希望,理应是祖父的掌上明珠,但是我们发现,不仅鲁迅不喜欢祖父,祖父也似乎并不格外关爱他。
1881年9月25日,周树人(鲁迅)出生于新台门,其时周介孚正在北京候官,自己当时唯一的儿子为他生了长孙,周家后继有人,周介孚自然是喜出望外。据说当时正好有一位姓张的官员来访,他便以“阿张”送给孙子做小名,随后找同音字“樟寿”为名,字“豫山”。随着年龄渐长,这几个名字也许鲁迅都不喜欢吧。“阿张”俗白、随意,哪像出自翰林之手,“豫山”谐音“雨伞”,鲁迅上学以后常被同学取笑,请祖父改名,称为“豫亭”,又谐音“雨停”,最后才改字为“豫才”,到南京后改名树人。
在周氏三兄弟之中,鲁迅和祖父接触的时间最短。
我们大致梳理一下:鲁迅两三岁的时候,周介孚回乡探亲时第一次见到长孙,但那时的鲁迅没有什么记忆。祖孙一别十年,再一次见面是1893年3月,鲁迅的太祖母戴老夫人去世后近一个月,周介孚携爱妾及次子回到家乡奔丧,到7月份就发生了那场轰动一时的科场行贿案,其后,他就被捕入狱。鲁迅18岁到南京矿路学堂读书三年,路过杭州到狱中看望过祖父几次,但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1901年4月周介孚出狱,这时的鲁迅在南京上学,年底毕业,1902年3月即到日本留学了。1903年暑假,鲁迅从日本回国探亲,这两次和祖父接触的时间至多各两三个月。1904年7月13日祖父去世,鲁迅人在日本没有回来奔丧。
比较而言,周作人除了在家里,还继小叔叔周伯升之后在杭州陪伴祖父一年半之久,周建人在祖父出狱后与其共同生活了三年多,三个兄弟中,更为成熟的鲁迅接触祖父的时间最少,前前后后加起来不过一年左右,即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祖父的形象也极少带给他温情慈爱,两人的关系相对寡淡,以至后来对祖父的感情越来越隔膜和疏远,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些对立和敌意。
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随着鲁迅的成长,对祖父的认识從陌生到熟悉,过去曾经的崇拜渐渐消失,直到最后产生厌烦甚至蔑视。
最开始,周家因祖父功名赫赫,台门的门斗上挂上了蓝底金字的“翰林”的大匾,但是随着科场行贿案的发生,不仅造成了周家经济上的败落,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从官宦之家堕入罪犯之家,让儿孙在精神上受到重创。
为救祖父性命,周家上下打点,卖田当物,花钱无数,使本已坐吃山空的周家更加雪上加霜。而案子惊动了朝廷,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科场案在地方上成了一大丑闻,周介孚成了万人瞩目的负面人物,其家属受到牵连,被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少年的鲁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切都是自负又糊涂的祖父造成的,他自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对祖父心生崇敬了。
其二,父亲的死与祖父有着直接关系。
周介孚花钱行贿疏通关节,除了为亲戚帮忙,也是为自己的儿子前途着想,但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事先并不知情。案发后,周介孚遁走上海,躲了起来,连累周伯宜在考场被扣了卷子,解押审问,进了一段时间监狱。其后不仅永远不能再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的秀才功名也被剥夺,这无疑将他的梦想彻底打碎。周伯宜从此意志消沉,借酒浇愁,吸食鸦片,以致重病不起,两年之后去世。
为治父病,少年鲁迅开始出入当铺,“从污蔑中接了钱”。自尊而敏感的他由此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父亲去世,祖父在狱中派人送来的挽联甚至还在责怪儿子,让与父亲感情深厚的鲁迅心生不满。这一切都在他和祖父之间,刻下了隐隐的裂痕。
其三,鲁迅的亲祖母孙夫人在他出生前17年就已经去世,他随继祖母蒋夫人长大,祖孙感情很好,老人疼爱长孙,经常给他讲一些“老虎拜猫为师”“水漫金山”等诙谐有趣的故事,培养了少年鲁迅的文学兴趣。在周氏三兄弟眼里老太太仁慈宽厚,受人爱戴。但周介孚厌烦这位太太,不仅对她实行“冷暴力”,不理不睬,受到遗弃,而且经常辱骂欺负蒋夫人。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说到祖母:“她的生活是很有光荣的,她是‘翰林太太’,也到知县衙门去上任过,可是后来遗弃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带了回去,终年的咒骂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
祖父母关系不睦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太平天国之乱,蒋夫人一度与家人走散,周介孚怀疑太太被掳受辱,有污名节,讥其为“长毛嫂嫂”,从此打入冷宫;二是在金溪知县任上蒋夫人施计搬了婆婆戴老太太去报复丈夫的辱骂,周介孚因背负不孝之名毁了前程。从此,蒋夫人事实上遭到遗弃,受到丈夫欺辱。 继祖母的不幸遭遇,鲁迅十分同情,心理上亲祖母而远祖父。
其四,周介孚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最后一位潘大凤与蒋夫人唯一的女儿、鲁迅的小姑姑同岁。祖父与姨太太生的小叔叔伯升比鲁迅还要小一些,比较而言,祖父更偏袒疼爱姨太太和小儿子,就像周作人说的:“其所不骂的只有潘姨太太和小儿子,说他本来笨可以原谅,如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伯升考了倒数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这虽说是例,乃是实在的事。”(《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是在台门长大的兴房长子长孙,一般来说,在宗法家族中格外受到重视,地位特殊。十二三岁的时候,因曾祖母的去世,祖父回来奔丧,天上突然掉下了个从未谋面、和自己同龄月份还略小的叔叔,少年鲁迅的失落感、失宠感应该是存在的。小叔叔周伯升乖巧懂事、聪明活泼,与三兄弟关系融洽,尤其是和周作人一起玩,一起读书,感情之好超过一般叔侄,比较而言,倒是鲁迅和小叔叔关系稍为疏远。他的笔下同样没有叔叔的记载,只在日记中涉及三次,也都是寥寥一笔。前两次是“得升叔信,九江发”;第三次是1918年“三弟来信,言升叔殁于南京”。态度之冷淡说明情感相当复杂。
置家人于不顾,在外面娶妾生子,鲁迅虽不敢反对,对祖父的做法心理上是排斥和反感的。
其五,我们在周家人的回忆中发现,周介孚为人苛刻寡情,严于待人,对长孙鲁迅更是要求严,鼓励少,缺乏必要的感情沟通和关爱。
本来接触的时间就不多,祖父再冷言冷语、表情严肃,孩子自然很难与他亲近。从小鲁迅就极少从祖父那里感到关爱,祖父觉得他们都是“呆子孙”,一无是处,不受待见。20岁时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将毕业的成绩,拿给祖父看,上面写着“第一等第三名”,以为祖父会高兴地夸赞两句,没想到周介孚只是面无表情地“唔”了一声,不帶一点喜悦,更没有一句表扬、祝贺的话。鲁迅见了,既失望又沮丧。
其六,就是前面说的祖父的骂人,脾气急躁、恶语冷言,都让人难以接触相处,鲁迅自然也不喜欢祖父这种性格。小时候慑于长辈的权威,默默忍受,大了只好退避三舍,能躲就躲。正像周建人说的:“祖父极喜欢骂人……鲁迅听了也不大舒服,这些也就是不大喜欢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
凡此种种,也许就是造成鲁迅和祖父感情隔膜、对立,甚至厌恶的主要原因,以至在他的笔下,从来没有留下有关祖父的痕迹。
四
不喜欢不代表不受影响,周介孚无疑是有特点有个性的,不同流俗,特立独行,比如教育子弟就不循规蹈矩,他叫孩子从兴趣出发,自由读书,开蒙不一定非要从《三字经》和《百家姓》开始,可以先读《鉴略》——一本简明扼要的历史读本。识字以后,除“四书五经”之外,鼓励孩子读《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之类的小说,认为小说最能使人“通”,等通了以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祖父开明的教育,为周氏兄弟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当然,周介孚还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去世的前一天。可惜这部史料价值很高的日记被鲁迅烧了。1919年他回绍兴接家人迁居北京,在处理家里东西的时候,用两天时间烧掉了祖父日记。周建人对此有一段记载:
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
我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他写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我问大哥:“这日记也烧掉吗?”
他说:“是的。”他问我:“你看过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我回答。
“我这次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我想总不会都写姨太太吧,想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就告诉大哥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
这两大叠日记本,足足烧了两天。
周建人小鲁迅八岁,对大哥从来是言听计从,心里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出。而这次周作人没有回乡,以他对祖父更深的感情,日记也许不会被毁吧。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周作人都继承了祖父写日记的习惯,鲁迅用的也是和祖父一模一样的红条十行纸,而且记到了临死的前两天。周作人从1898年2月18日开始记日记,到1966年8月23日停笔,一生共记了68年。
至于鲁迅,他的性格和文风,与祖父有更多接近的地方。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责任编辑苗秀侠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多次提道:“鲁迅非常与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欢祖父,然而他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鲁迅不喜欢他的祖父”,“鲁迅与他(指周福清)的关系不很好,他们见面也很少”,等等。
在鲁迅留下的几百万字的文章中没有一处提到过祖父,这也许最能说明他对祖父的态度。然而,潜移默化中,他从祖父身上继承了许多东西,与父亲相比,他更像祖父。
一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1893年夏秋因科场行贿案被判处“斩监候”,关在杭州狱中的时候,曾给儿孙们写了一本《恒训》,在结尾处他评价自己说:“予性介,运复蹇,不能积财以封殖……”这算是对自己比较公当的认识。
先说性介。
周介孚,名致福,后改为福清,在绍兴书香门第的周氏大家族中是出类拔萃的。他29岁中了举人,33岁中进士,这在读书人当中可谓一帆风顺。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很容易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周介孚的性格说好听一点,是耿介刚正,不同流俗,直率坦荡,口无遮拦;说难听一点是不识时务,不明事理,不通人情,迂执乖戾。直白地讲,是智商不错,情商太低,几乎与所有人都處不好关系,在讲求人情的社会环境中自然处处受阻碰壁。进入官场,周介孚便因性格的原因碰了钉子,他33岁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入庶常馆深造,按清朝官场惯例,三年结业,名为散馆,成绩优秀者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或检讨,居京留任。
翰林的出路,一看考试,二看关系。周介孚散馆之后,也许是成绩不理想,也许是人际关系没处理好,他被外放到偏僻贫穷的江西金溪县当了知县。清朝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知县一年才拿45两银子,如果没有点灰色收入,这点钱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可以说,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周介孚就栽了跟头。偏偏他不吸取教训,我行我素,率性而为,在任上与上司发生冲突,干了三年,最终被弹劾罢官。
周介孚在任上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资料记载,谈不上有什么政绩。两江总督沈葆桢对他的评价是“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请旨“归部改选教职”,也就是说办事糊涂而马虎,不适合干行政。但毕竟是翰林出身,文笔不错,可以干一点与文字教育有关的工作。
据说,周介孚被免职的主要原因还是性格问题,他虽然为官清正廉洁,不贪不占,但自视甚高,看不上那些不是科甲出身的上司,他既不会阿谀奉承,更不屑巴结讨好,言语上还多有冲撞。处理不好与上级的关系,一味“抗上”,不懂规矩,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混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对手下办事的胥吏衙役,周介孚“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也许他廉洁自律,办事认真,要求下属严格,但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不给手下人机会,挡了人家的财路,如此做人,上下级的关系都搞得十分紧张。
性格即命运,“性介”的结果自然就是“运蹇”了。蹇,指行动迟缓,困苦,不顺利之意。周介孚的官运实在是太差,极不顺利。
从江西金溪知县罢官以后,周介孚回到北京寻找机会,卖了家里的田在陕甘地区捐了一个同知职衔。知县是七品,同知是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干部。但是吏部考虑到沈葆桢的评语“办事颟顸”“改选教职”,自然再难补他实缺,保留其七品级别而不实用,把周翰林晾在一边了。周介孚经人指点,又花钱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职务。一直在京城候补了九年,才于1888年在内阁当了个抄抄写写的七品小官。本以为从此可以踏踏实实地过他的平安日子,没想到,四年之后的1893年2月16日,鲁迅的曾祖母、周介孚的母亲戴老夫人在绍兴去世,享年79岁。他接到信后辗转近一个月,带着姨太太和另一位已去世的姨太太所生的小儿子回乡丁忧,这一年他已经57岁,潘姨太26岁,庶出的小儿子伯升只有12岁。三年守制期满,年过花甲的他官场生涯即将结束,想起来就让人心灰意懒。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不过几个月,就发生那场轰动一时的科场行贿案,周介孚极不顺利的官运就此终结。
后面一句“不能积财以封殖”很好理解。
性格耿介,清廉自律,自然极少有灰色收入;加上官运不佳,大部分时间在京待业候补,周介孚的薪俸十分有限,仅够小家庭的吃喝而已,所以难有积财。封殖就是聚敛财货,为官几十年,他不仅不能积财,反而花了家里大把的银子,两次卖田买官,入狱打点救命,周家几乎花光了家底,彻底走向败落了。在他没出事之前,在外当官二十多年,他极少回家探亲,也没往家里寄过钱,以至连他的母亲戴老夫人都很不高兴。人不见,钱不寄,偶尔他让回来的同乡带一点北京的土特产,蜜饯杏脯榛子茯苓饼什么的,老太太不以为意,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嫌儿子不带银子回来。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可以说周介孚对家庭没有任何贡献,他甚至比坐食家中的“台门货”糟了更多的钱。
周介孚科场顺利,官场蹭蹬,命运多舛,时运不济,一生中经历了两次漫长的等待:前半生等待候补做官,翰林院深造三年,知县干了三年被免,然后从1879年“卖田捐官”一直在京城坐冷板凳,直到1888年等了九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只干了四年就回籍“丁忧”;后半生等待判刑,犯案入狱后,从1893年到1901年,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坐了八年多的大牢,年年提心吊胆地等候秋审,不知何时人头落地。这种煎熬、折磨非一般人心理能够承受,本来就性格古怪、脾气乖戾的周介孚对人情世态早已看淡。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人生,对家庭除了一度获得好的名声以外,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可言,仕途屡屡受挫,做官不仅没挣到钱,卖田捐官、入狱打点还耗尽了家里的钱财。做人没落下朋友,上下左右关系闹得紧张,连亲人都与他感情疏远。
二
周介孚最大的特点是爱骂人,当然,他自己在《恒训》中没有涉及。
先说骂人的范围。
周作人回忆道:“介孚公平常所称引的只有曾祖苓年公一个人,此外上自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光绪),下至本家子侄辈的五十、四七,无不痛骂,那老同年薛允升也被批评为糊涂人,其所不骂的只有潘姨太太和小儿子……” 苓年公是鲁迅的曾祖父,周介孚是家中独子,自视甚高的他唯一佩服的只有自己的父亲,除此之外,皇帝、太后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他十分可爱的地方。不卑不亢,不畏权贵,对那些知府、巡抚的上级更不会屈尊低眉去敷衍逢迎;本家侄子五十、四七等不肖子孙,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吸鸦片喝酒,落魄消沉,更是他谩骂的对象,甚至手持铜锤在庭院中追打过不争气的四七。薛允升是周介孚的“同年”(同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利用手中权力,援引八国联军入侵时,乱中离监又复还者可以免罪的规定,借故说情求太后释放了周介孚,他出狱后反而说薛允升糊涂,自己的案情与朝廷的规定不符,按理是不应该放的,这话虽不说是忘恩负义,至少也是自作聪明,口德不好。姨太太潘大凤小他31岁,小儿子是他45岁时与去世的章姨太所生,三人一直在北京生活,相依为命,回到绍兴台门以后,只有这两个人是不遭骂的。
俗话说:“伤人以言,甚于刀剑。”周介孚读了一辈子书,见多识广,满腹经纶,论知识、文化和地位都是人中翘楚,但就是嘴不好,喜欢批评人,不留情面,四处结怨,不知不觉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
周介孚有一长女德姑,待字闺中,年龄过了二十,耽误了婚期,进入当时的“剩女”行列,按照绍兴当地的风俗,未嫁的大龄剩女只能委屈着做别人的填房了。他在赴任江西县令前,家乡会稽县县令俞凤冈的妻子去世,有意娶德姑续弦,托媒人到台门里说亲,周介孚不同意也就罢了,还嘴不饶人,说了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媒人碰了一鼻子灰,把这话传了回来,俞凤冈怀恨在心,科场案发后,他作为地方父母官,自然是袖手旁观,毫不通融。
当年新台门里礼房的新女婿陈秋舫是个秀才,婚后住在岳丈家的时间较长,本来这件事和周介孚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可是他素爱议论别人长短,忍不住挖苦道:“在布裙底下躲着的是没有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骂人家依靠妻子娘家吃软饭,没出息。陈秋舫听说后,气愤至极,立即告辞岳家,扬言不出人头地决不再进周家的门。后来他果然高中进士,做了苏州知府王仁堪的刑名幕友,科场案在苏州发生,周介孚找他帮忙,人家连见也不见。知府王仁堪怕案情过大,牵连太多,有意想大事化小,但陈秋舫正好乘机报复,坚执不允,主张公事公办,将案情依法据实上报。周介孚为自己当年的口舌之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周介孚的骂人似乎毫无原则,不分对象,不看场合,兴之所至,无所不骂,亲朋好友,上司同僚,率性而为,随心所欲,只要是看不惯的人和事,绝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难怪他到处得罪人,都是嘴给身子惹的祸。在新台门,周氏三兄弟和他最多不过生活了三四年时间,他留给孙辈们最深的印象,就是骂人。
再说骂的方式。
周介孚是读书人,骂人自然不像市井无赖那样直来直去,污言秽语爆粗口,他的话刻薄尖酸,指桑骂槐,讥讽嘲笑,擅用比喻和典故,话中带刺,骂人不带脏字,颇有师爷学风的余留,当然,痛快淋漓地破口大骂也是有的。让家里人记忆犹新的是,十年没回家的他为母亲奔丧,一进门就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几天之后,为老太太过“五七”,家里人那些日子忙得筋疲力尽,早晨起得晚了一点,周介孚一早起来,见每间房都关着门,不禁勃然大怒,在台门里大吵大闹。他走到蒋夫人屋里,用力敲床,大骂妻子“速死豸”(该死的畜生)、“王八蛋”!吓得一家人胆战心惊,都对他心生畏惧和不满。
1896年10月12日,鲁迅的父亲因病去世,在狱中的周介孚派人送来一副挽联,上联是“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頓成大觉”,下联是“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谴责儿子没出息、不成器,考了多次都没有中举,更对他抽烟喝酒吸鸦片的恶习深恶痛绝,至死也不原谅。同情理解父亲的鲁迅见了,深为不满,愤言道:“人都死了,还不饶恕吗?!”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狱中关了八年,出狱后,周介孚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威风,指手画脚,但骂人损人的毛病始终没改。据周建人回忆,1903年,鲁迅第一次从日本放暑假回国,二哥周作人也从南京赶回家,兄弟三入团聚,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聊天,从楼上说到楼下,从廊厦说到明堂,正说在兴头上,祖父从屋里出来看见他们,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乌大菱壳汆到一起来了。”菱角壳在水乡随处可见,是漂在水上荡来荡去一无所用的垃圾。绍兴话里,乌大菱壳就是指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废物,是没用、没出息的东西。三兄弟自然明白祖父又在骂人,两个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三人兴趣索然,强忍怒气,各自散去。
周介孚骂人的秉性,他的堂侄周冠五回忆说:“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意。烦碎哕唆,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却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见《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周冠五描述的实在是形象生动,周介孚不仅话唠,还不识相,不管别人爱不爱听,平辈人拉住手,说起来没完没了;晚辈不听他说完不让走,以至人人都躲着他。
科场行贿一案,让周介孚的尊严受到质疑,威望直线下降。过去的他,身上笼罩着翰林、京官的光环,在家族中享有极高的地位与声望,周氏兄弟及宅门里的子侄们对他应该是崇敬仰慕的,虽然他词严色厉,待人寡情,言语刻薄,但是他极少回乡,与亲人接触不多。这一次犯案,闹得声名狼藉,祸及全家,他的形象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已经大打折扣。及至出狱,他的脾气秉性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变得更锋利尖刻,更肆无忌惮,更愤世嫉俗了”(周建人语)。只不过,他再耍过去的威风,亲友们很少有人再恭恭敬敬地听他训斥了,有的敬而远之躲着他,有的心生厌烦淡着他,此时的周介孚可以说众叛亲离,成了台门里人嫌狗不爱,没人爱搭理的角色。 据周建人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小堂前坐着,又吵开了,祖父骂了祖母。我母亲(鲁瑞)从自己的房里出来,很严肃地对我祖父说:‘这么大年纪了,还吵什么?头发都白了,还不给小辈做个样子?’祖父没有料到我母亲竟然会出来,不觉一怔,本来小辈如不是不做声,顶多也是相劝罢了,而我母亲竟然对他持批评的态度。他看了我母亲一眼,一言不发,逃进自己的房里去了。”(见《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连一向恭顺的儿媳都忍无可忍顶撞他,可见此时周介孚的威信已大大下降,已经失去了人们的尊重。
1901年,释放回家后,性格古怪、脾气乖戾的周介孚在绍兴新台门生活了三年多,于1904年7月逝世,享年六十有七。当时鲁迅远在日本,周作人从南京赶回来主持丧事。家人在整理他的书籍时,发现他留下的一副挽联,上联是“死后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下联是“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鲁迅回来后对三弟周建人说:“这是在骂人。”父母、前妻、一儿两女——最亲近的人都先他而去,只有在地下才能找到骨肉。而活着的亲人,和他并不亲近,对他也不够孝顺。如今世间的三纲五常都已经被破坏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周介孚的一生都因为性格原因和外界处不好关系,至死都以骂人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
三
鲁迅是新台门周氏兴房的长子长孙,在旧家族中是倍受重视、倍受呵护的,他是周家的希望,理应是祖父的掌上明珠,但是我们发现,不仅鲁迅不喜欢祖父,祖父也似乎并不格外关爱他。
1881年9月25日,周树人(鲁迅)出生于新台门,其时周介孚正在北京候官,自己当时唯一的儿子为他生了长孙,周家后继有人,周介孚自然是喜出望外。据说当时正好有一位姓张的官员来访,他便以“阿张”送给孙子做小名,随后找同音字“樟寿”为名,字“豫山”。随着年龄渐长,这几个名字也许鲁迅都不喜欢吧。“阿张”俗白、随意,哪像出自翰林之手,“豫山”谐音“雨伞”,鲁迅上学以后常被同学取笑,请祖父改名,称为“豫亭”,又谐音“雨停”,最后才改字为“豫才”,到南京后改名树人。
在周氏三兄弟之中,鲁迅和祖父接触的时间最短。
我们大致梳理一下:鲁迅两三岁的时候,周介孚回乡探亲时第一次见到长孙,但那时的鲁迅没有什么记忆。祖孙一别十年,再一次见面是1893年3月,鲁迅的太祖母戴老夫人去世后近一个月,周介孚携爱妾及次子回到家乡奔丧,到7月份就发生了那场轰动一时的科场行贿案,其后,他就被捕入狱。鲁迅18岁到南京矿路学堂读书三年,路过杭州到狱中看望过祖父几次,但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1901年4月周介孚出狱,这时的鲁迅在南京上学,年底毕业,1902年3月即到日本留学了。1903年暑假,鲁迅从日本回国探亲,这两次和祖父接触的时间至多各两三个月。1904年7月13日祖父去世,鲁迅人在日本没有回来奔丧。
比较而言,周作人除了在家里,还继小叔叔周伯升之后在杭州陪伴祖父一年半之久,周建人在祖父出狱后与其共同生活了三年多,三个兄弟中,更为成熟的鲁迅接触祖父的时间最少,前前后后加起来不过一年左右,即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祖父的形象也极少带给他温情慈爱,两人的关系相对寡淡,以至后来对祖父的感情越来越隔膜和疏远,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些对立和敌意。
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随着鲁迅的成长,对祖父的认识從陌生到熟悉,过去曾经的崇拜渐渐消失,直到最后产生厌烦甚至蔑视。
最开始,周家因祖父功名赫赫,台门的门斗上挂上了蓝底金字的“翰林”的大匾,但是随着科场行贿案的发生,不仅造成了周家经济上的败落,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从官宦之家堕入罪犯之家,让儿孙在精神上受到重创。
为救祖父性命,周家上下打点,卖田当物,花钱无数,使本已坐吃山空的周家更加雪上加霜。而案子惊动了朝廷,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科场案在地方上成了一大丑闻,周介孚成了万人瞩目的负面人物,其家属受到牵连,被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少年的鲁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切都是自负又糊涂的祖父造成的,他自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对祖父心生崇敬了。
其二,父亲的死与祖父有着直接关系。
周介孚花钱行贿疏通关节,除了为亲戚帮忙,也是为自己的儿子前途着想,但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事先并不知情。案发后,周介孚遁走上海,躲了起来,连累周伯宜在考场被扣了卷子,解押审问,进了一段时间监狱。其后不仅永远不能再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的秀才功名也被剥夺,这无疑将他的梦想彻底打碎。周伯宜从此意志消沉,借酒浇愁,吸食鸦片,以致重病不起,两年之后去世。
为治父病,少年鲁迅开始出入当铺,“从污蔑中接了钱”。自尊而敏感的他由此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父亲去世,祖父在狱中派人送来的挽联甚至还在责怪儿子,让与父亲感情深厚的鲁迅心生不满。这一切都在他和祖父之间,刻下了隐隐的裂痕。
其三,鲁迅的亲祖母孙夫人在他出生前17年就已经去世,他随继祖母蒋夫人长大,祖孙感情很好,老人疼爱长孙,经常给他讲一些“老虎拜猫为师”“水漫金山”等诙谐有趣的故事,培养了少年鲁迅的文学兴趣。在周氏三兄弟眼里老太太仁慈宽厚,受人爱戴。但周介孚厌烦这位太太,不仅对她实行“冷暴力”,不理不睬,受到遗弃,而且经常辱骂欺负蒋夫人。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说到祖母:“她的生活是很有光荣的,她是‘翰林太太’,也到知县衙门去上任过,可是后来遗弃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带了回去,终年的咒骂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
祖父母关系不睦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太平天国之乱,蒋夫人一度与家人走散,周介孚怀疑太太被掳受辱,有污名节,讥其为“长毛嫂嫂”,从此打入冷宫;二是在金溪知县任上蒋夫人施计搬了婆婆戴老太太去报复丈夫的辱骂,周介孚因背负不孝之名毁了前程。从此,蒋夫人事实上遭到遗弃,受到丈夫欺辱。 继祖母的不幸遭遇,鲁迅十分同情,心理上亲祖母而远祖父。
其四,周介孚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最后一位潘大凤与蒋夫人唯一的女儿、鲁迅的小姑姑同岁。祖父与姨太太生的小叔叔伯升比鲁迅还要小一些,比较而言,祖父更偏袒疼爱姨太太和小儿子,就像周作人说的:“其所不骂的只有潘姨太太和小儿子,说他本来笨可以原谅,如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伯升考了倒数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这虽说是例,乃是实在的事。”(《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是在台门长大的兴房长子长孙,一般来说,在宗法家族中格外受到重视,地位特殊。十二三岁的时候,因曾祖母的去世,祖父回来奔丧,天上突然掉下了个从未谋面、和自己同龄月份还略小的叔叔,少年鲁迅的失落感、失宠感应该是存在的。小叔叔周伯升乖巧懂事、聪明活泼,与三兄弟关系融洽,尤其是和周作人一起玩,一起读书,感情之好超过一般叔侄,比较而言,倒是鲁迅和小叔叔关系稍为疏远。他的笔下同样没有叔叔的记载,只在日记中涉及三次,也都是寥寥一笔。前两次是“得升叔信,九江发”;第三次是1918年“三弟来信,言升叔殁于南京”。态度之冷淡说明情感相当复杂。
置家人于不顾,在外面娶妾生子,鲁迅虽不敢反对,对祖父的做法心理上是排斥和反感的。
其五,我们在周家人的回忆中发现,周介孚为人苛刻寡情,严于待人,对长孙鲁迅更是要求严,鼓励少,缺乏必要的感情沟通和关爱。
本来接触的时间就不多,祖父再冷言冷语、表情严肃,孩子自然很难与他亲近。从小鲁迅就极少从祖父那里感到关爱,祖父觉得他们都是“呆子孙”,一无是处,不受待见。20岁时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将毕业的成绩,拿给祖父看,上面写着“第一等第三名”,以为祖父会高兴地夸赞两句,没想到周介孚只是面无表情地“唔”了一声,不帶一点喜悦,更没有一句表扬、祝贺的话。鲁迅见了,既失望又沮丧。
其六,就是前面说的祖父的骂人,脾气急躁、恶语冷言,都让人难以接触相处,鲁迅自然也不喜欢祖父这种性格。小时候慑于长辈的权威,默默忍受,大了只好退避三舍,能躲就躲。正像周建人说的:“祖父极喜欢骂人……鲁迅听了也不大舒服,这些也就是不大喜欢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
凡此种种,也许就是造成鲁迅和祖父感情隔膜、对立,甚至厌恶的主要原因,以至在他的笔下,从来没有留下有关祖父的痕迹。
四
不喜欢不代表不受影响,周介孚无疑是有特点有个性的,不同流俗,特立独行,比如教育子弟就不循规蹈矩,他叫孩子从兴趣出发,自由读书,开蒙不一定非要从《三字经》和《百家姓》开始,可以先读《鉴略》——一本简明扼要的历史读本。识字以后,除“四书五经”之外,鼓励孩子读《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之类的小说,认为小说最能使人“通”,等通了以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祖父开明的教育,为周氏兄弟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当然,周介孚还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去世的前一天。可惜这部史料价值很高的日记被鲁迅烧了。1919年他回绍兴接家人迁居北京,在处理家里东西的时候,用两天时间烧掉了祖父日记。周建人对此有一段记载:
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
我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他写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我问大哥:“这日记也烧掉吗?”
他说:“是的。”他问我:“你看过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我回答。
“我这次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我想总不会都写姨太太吧,想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就告诉大哥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
这两大叠日记本,足足烧了两天。
周建人小鲁迅八岁,对大哥从来是言听计从,心里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出。而这次周作人没有回乡,以他对祖父更深的感情,日记也许不会被毁吧。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周作人都继承了祖父写日记的习惯,鲁迅用的也是和祖父一模一样的红条十行纸,而且记到了临死的前两天。周作人从1898年2月18日开始记日记,到1966年8月23日停笔,一生共记了68年。
至于鲁迅,他的性格和文风,与祖父有更多接近的地方。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责任编辑苗秀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