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12月10日，交通信号灯在英国伦敦国会附近诞生。这比爱迪生发明电灯早了11年。当时的灯光来自瓦斯燃烧。新出现的交通信号灯发生了瓦斯爆炸，夺走了一名警察的性命。于是这个新生事物被暂时搁置起来。直到1914年，美国的克利夫兰市率先恢复了交通信号灯。这时的信号灯已经不是瓦斯灯，而是电灯。
　　早期的交通信号灯只有红绿两种颜色。“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最早也是最简单的交通规则。可是，人们很快发现，仅有红绿这两种颜色是不够的。因为灯光颜色的转换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但是汽车制动和加速却需要更长时间。因此，仅仅4年之后，三色交通信号灯就出现在纽约街头。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的那几天，尽管中国各个城市的十字街头的信号灯依旧是三个颜色，可是黄灯已经开始履行红灯的功能。为了禁止司机们看到黄灯的时候加速通过十字路口，中国的交通部门把“闯黄灯”视为“闯红灯”一样处罚：处以200元罚款，并扣6分。
　　仅仅依据常识就足以判断出来：这是一条“反智”的恶法。它把黄灯红灯混为一谈，让中国的信号灯系统表面上还有三个颜色，实际上已经从“三色”退化到“双色”—倒退到1918年以前。以立法的形式开人类文明的倒车，让中国的交通规则“与国际脱轨”。
　　这条恶法为什么能够出台？
　　如果在人民大表大会（或者常委会）上讨论立法，许多类似的恶法都不会有机会通过。滋生这条恶法的体制基础是立法权过度下放到部门，而且部门立法的过程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外部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部门立法的坏处有两个。其一是道德风险：部门立法只追求本部门负责的局部目标，不在意自己部门之外付出的代价；其二是腐败：立法的部门用立法权赋予自己更多的执法权，再用执法權攫取利益。
　　当一个部门既是立法者也是执法者的时候，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立法严、执法宽”。
　　严厉的立法有两个作用。第一，严厉的立法是部门对外（特别是对上级）发出的信号，显示本部门对需要解决的问题付出了足够多的重视，并且已经采取了积极甚至严密的行动（立法本身就是行动）。第二，一旦有不幸的事件发生，严厉的立法能够为立法者找到开脱责任的说辞。立法越严厉，越容易找到违法者。找到了违法者，立法者就解脱了。
　　不过，严厉的立法往往无法100%地执行。如果100%地执行，付出的代价太高。虽然大部分代价不是立法的部门承担，但承担代价的部门（没有机会在立法过程中发言）会在执法的过程中与执法部门“协调”，以寻求执法过程中的网开一面。执法部门总是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协调”，最终用宽松的执法抵消过度严厉的立法，也对被执法者显示出自己仁慈的一面。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严禁“闯黄灯”的结果有三个：第一是交管部门开出了更多罚单，第二是十字路口更多追尾，第三是交通更加拥堵。这都是新交规严禁“闯黄灯”的结果，但交管部门对“闯黄灯”的合法性仍然没有认可。不过，与前文提到的规律一样，交管部门也不例外地表现出仁慈：2013年1月7日，公安部交管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违反黄灯信号的，以教育警示为主，暂不予以处罚。
　　恶法会不会毁了中国？
　　长期一定会，但短期一定不会。一位香港律师说，一条恶法足以毁掉香港，但不足以毁掉大陆。他解释说，无论是不是恶法，一旦在香港通过了，就会100%地被执行。而在大陆，无论是不是恶法，虽然通过了，也不会100%地被执行。因此，恶法对大陆的伤害远远小于恶法对香港的伤害。
　　总之，恶法损害法治，通过违法以弱化恶法的后果也损害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必须从消除部门立法开始。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