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在人物命运的走向上,有着某种隐秘的共性,也可以说代表着美国文学的特性,那就是小说中对于光明与希望的昭示。在《恶棍来访》中,作者想让我们看到,时间是一条恶棍,但同时,它也帮我们治愈了病痛;时间是一条恶棍,可是我们能够打败它,也许只有一次短暂的小规模的胜利,可是它的确会发生。《自由》的作者弗兰岑相信家庭的稳定才是幸福的基础。在小说中,作者的这一信念左右着人物的命运,形成一种强劲的干扰。所以到了故事的最后,弗兰岑把男女主人公从深陷的泥潭中遽然拔出,重新安置在美国中产阶级美好的样板间里。作者那么费力地拆散他们,似乎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就会得到宽恕,失去的东西也将复得。这个有失真诚的圆满结局,很难令人信服。这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为之,而是由连作者自己也无法违逆的世界观和审美取向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