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下冰雹了！有鸽子蛋那么大！”看到微信群里同事晒出的照片——车顶被冰雹砸出坑、庄稼被打得落花流水，王丹心里猛然一惊：“那些葡萄苗不會有事吧？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这么点苗子，要打没了怎么办？”
　　王丹是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松山位于北京北部的延庆区，此刻她正在松山100公里外出差办事。第二天刚到保护区，她就一溜小跑来到山坡上，看到葡萄苗安好时，顿时松了一口气，像个老妈子似的念叨：“还好，你们比我想的坚强多了。”
　　这些葡萄苗让她如此挂心，不仅因为她已倾注了6年的心血，更因为这是一个葡萄种群大部分的血脉所在。这个种群名叫“百花山葡萄”，它是北京特有的极小种群植物。

“独苗”找到“家人”

　　百花山葡萄曾经是世界上最孤单的葡萄。
　　1984年，百花山葡萄第一株野生个体在北京西部门头沟区109国道旁被发现，发现者为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路端正。其叶片呈掌状深裂或全裂，形态独特，与其他葡萄种类差异明显。1993年，这一物种正式被命名发表。

　　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育拯救已列为北京市园林绿化“十四五”行动计划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后多年，人们一直未能找到这株葡萄的兄弟姐妹。而该植株由于靠近马路，时常遭到人为干扰，无法开花结果，它因而成为全世界被发现的唯一个体，孤单地延续着种群的血脉。
　　直到32年后的2016年，北京林业大学沐先运博士在野外多次“刷山”后，在北京西部的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条山沟里，发现了第二株野生个体——“独苗”终于找到了“家人”。
　　2018年，有专家称，从数量上比较，百花山葡萄比大熊猫濒危1000多倍。按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评估体系，该物种所处等级为“极危”，离“灭绝”仅一步之遥。
　　为了让这个家族繁衍、扩大，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和相关科研单位没少操心费力。
　　百花山葡萄的人工繁育计划启动于2010年。但直到2017年，才有重磅好消息从延庆区的松山保护区传出：4年前种植在这里的两株组培繁殖幼苗开花、结果了！
　　喜讯引发北京生物学界一片沸腾。2019年，松山保护区管理处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对其进行种子繁育，40株百花山葡萄的种子实生幼苗被种植在保护区内，受到精心照顾。
　　组培即组织培养，为无性繁殖方式，和母体同属第一代。种子繁殖则为有性繁殖，繁育出的是第二代百花山葡萄——109国道旁那株野生个体有了孩子，家族再度壮大。
　　王丹负责照看的，便是那两株组培苗和40株二代苗。王丹是2015年毕业于中国林科院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进入松山保护区接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伺候”那两株组培苗，是百花山葡萄在松山扩繁项目的负责人。
　　“那会儿天天盼着它开花结果，整整盼了三个开花季，才终于看到有黄绿色的、小小的花朵盛开。”王丹回忆。
　　种植时只有40余厘米的小苗，现已长至2米左右，攀上了葡萄架。它们位于保护区内海拔约700米的一处向阳小山坡上，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能接受到充足的阳光。当年为了找到适合它生长的环境，科研人员几乎跑遍了松山，提取了数百个土壤样本进行化验分析，最后才确定这一地点。
　　二代苗则被安置在距离“妈妈”约1000米外的坡地上，大部分已长至五六十厘米，高的已近1米。
　　王丹对组培苗这几年的挂果情况熟记于心：2017年、2018年虽然开花结果，但挂果率很低;2019年达到高峰，挂果9串;2020年和2021年均挂果7串。二代苗则还不知何年才能开花结果。
　　8月11日，王丹又去看了看，葡萄果实已经绿中透了红，再有一个月就能采摘、收籽了。
　　但她对去年和今年的收成并不是很满意，希望能加快扩繁的脚步，让这个家族更加“苗丁兴旺”。
　　2020年7月的一条消息让她颇觉欣慰，在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征求意见稿）》中，百花山葡萄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此次公布的《名录》共收录468种和25类野生植物，其中一级仅有53种和2类。

抢救极小种群

　　百花山葡萄是北京市近年来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的典型案例。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始于2005年，由云南省率先提出。它特指种群数量少、生境狭窄、受人类干扰严重、随时面临灭绝危险的野生植物。7年后，国家林业局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作为一项国家工程加以推动，首批确定了120种植物列入名录，其中近32%的物种濒临灭绝。
　　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主任黄三祥说：“简单来讲，极小种群就是‘个十百千物种’，个体规模没有超过‘万’数的。”
　　百花山葡萄之外，北京典型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还有北京无喙兰、北京水毛茛、丁香叶忍冬、大花杓兰、轮叶贝母、槭叶铁线莲等。
　　黄三祥告诉本刊记者，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育拯救已列为北京市园林绿化“十四五”行动计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共有10个物种被列入重点保育拯救名单。
　　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意义何在？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现存物种都是亿万年演化而来的宝贵遗产，任何物种的消失，都会降低生命共同体的稳定性。有研究表明，一种植物通常与10-30种其他生物共存，一种植物灭绝会导致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30粒最饱满的葡萄种子搭载航天器飞上太空。

　　另外，极小种群植物具有重要的生态、科学、文化、经济方面的价值，对重要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
　　“一个物种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兴衰。”遗传学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曾这样表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能培育成功，海南几株野生水稻的基因功不可没。
　　再如，新西兰凭借从我国带走的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选育优良品种，现已成为猕猴桃产业的全球霸主。
　　虽然，某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价值目前尚不清楚，但一旦挖掘出来，就能被创新利用，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作为经济类植物，葡萄果实是广受欢迎的水果，亦可酿酒或制成果脯，根和藤可药用，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因此，我国野生葡萄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对促进世界葡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王丹告诉本刊记者，百花山葡萄的果实小而酸涩，本身并不适合做水果，“但保留住原始基因，就可创造出无限可能”。

“向太空借能量”

　　“一开始真没想到，扩繁会这么难。”王丹说，2020年团队再次尝试用一些百花山葡萄的种子进行催发，但未能成功。此外，北京林业大学团队一直在进行中的组培扩繁也仍有波折——同样的培养基配方，每次的收效并不相同。
　　“现在，对百花山葡萄的扩繁还处于摸索阶段，需要搞清楚它的致濒机理。”黄三祥说，“这个物种仍处于抢救阶段。”
　　极小种群的野外植株为什么会那么少？
　　除人类过度采挖以及生物环境遭到破坏等外在因素，内在原因大都是种群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出现了繁育障碍。扩繁即找到这种障碍，再有针对性地突破它。
　　大花杓兰也是松山保护区内重点保护的极小种群植物，王丹团队花两年时间，通过野外蹲点的方式，搞清楚了导致其濒危的主要原因：没有合适的虫媒授粉。大花杓兰的花型特殊，且不产蜜，无法为虫儿提供劳动回馈。团队观察显示，开花期共有22种虫子落在花朵上，但只有一种能进入花房沾上花粉。因此，人工授粉便是其扩繁的关键所在。
　　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里的两棵一代野生植株是极珍贵的母体资源。109国道旁的植株自2018年开始升级保护措施，受到铁架网的保护，经过两年休养生息，已开花结果。工作人员说：“监测差不多有10年了，头一次看见它开花。”
　　一代母体既然在门头沟的百花山，为何现在扩繁的大部分植株都在延庆的松山？
　　“因为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黄三祥解释。
　　他说，野生植物保护有三种方式：
　　原地保护，即保护原有的野生植株个体，并保护它的原生环境;
　　近地保护，即在原生环境邻近区域选择相似的生境，栽植、培育植株个体;
　　迁地保护，即将物种迁出原地，另寻合适场地予以保护和培育。
　　葡萄苗从百花山到松山，属于迁地保护。
　　2021年，因缘巧合之下，王丹团队得以尝试一种当今世界农业领域中最尖端的科技手段——航天育种。30粒最饱满的葡萄种子搭载航天器飞上了太空。
　　“向太空借能量。”王丹笑称。
　　航天育种指利用太空极端环境如宇宙磁场、高能离子辐射、微重力等的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变异，再返回地面培育作物。2021年翱翔太空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上，便携带了兰花、黄精等种子。
　　这种方式取得过不错的成效。一批蝴蝶兰果荚曾于2013年搭乘神舟十号在太空遨游15天，经过7年选育，一批优良单株呈现出花苞多、花径大、抗病性强、养护周期短等特点，2021年在连云港惊艳亮相，将作为高端商品花卉的主打品种推向海内外市场。
　　但据统计，一般种子在太空中的突变率仅在0.05%-0.5%之间，且无法控制种子的变异方向。
　　30粒葡萄种子将在太空遨游半年后重返地球，王丹期待，太空能量的加持能为葡萄扩繁带来突破。

建设智慧保护区

　　在松山两株组培苗旁边，架设着一台专属物候相机，24小时监测温度、湿度等物候条件。二代苗所在的坡地也设置了摄像头和红外相机。
　　注重科技手段是松山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显著特点。这里是北京重要的物种基因库，共有维管束植物824种、脊椎动物178种、鸟类120种、昆虫856种。近年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大力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工作，积累监测数据，松山保护区是重要承载点。
　　2018年，松山开始建设智慧保护区。至今，保护区内已布设红外相机222台，相机分布率达52%，2020年共回收20余万张照片及视频，有效率达23%。对生态系统的监测指标涵盖空气、温度、湿度、风速、净辐射等52项。下一步，将通过智慧管理平台挖掘数据价值，为后续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指导。
　　科技之外，人力并重。
　　这里每天都有穿着迷彩服的护林员在山上巡视，他们对各个重要地块上的重要物种状况了如指掌，如同呵护自家后辈的成长。
　　王丹对百花山葡萄的观察笔记已经持续了6年。在2021年的记事本上，她这样写道：“4月下旬，松山气温回暖，百花山葡萄的混合芽开始分化发育成花和叶;5月上旬，植株生出大量叶片，花序也逐步伸长，小花蕾逐渐膨大……”
　　2020年5月，为了给位于高海拔山脊上的几株杓兰人工授粉，王丹和同事来回走了8个小时，途中又遭雨淋，回来时大家一身泥水，狼狈却兴奋。
　　黄三祥坦言，北京极小种群保护尚在起步阶段，目前正着力摸清家底、采取针对性开创性抢救措施促进种群复壮。
　　整体而言，我国对野生植物的保护滞后于对动物的保护。典型例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于1988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通过于1996年，且前者的效力等级高于后者。
　　2020年4月，一则消息令北京诸多生态专家愤怒：北京郊区十余株长势粗壮的槭叶铁线莲被盗挖，被带到上海某小区。槭叶铁线莲是北京重要的极小种群植物，也是市一级保护植物，开花期尤为美丽。
　　盗挖者也许并不知道，他在北京山崖上挖走的这些野花如此珍贵稀有，也许更不知道它只能長在石灰岩的岩石缝中，带回去根本无法养活。据悉，事件发生后，园林绿化部门市、区迅速联动，进一步加强野外资源的巡查保护，并出台措施加大处罚力度。
　　公众认知有限：这是目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主要困难。因此，科普宣教任重道远。
　　沐先运说，一个物种是通过千百万年在大自然中不断“斗争”才形成的，它拥有着独特的“智慧”“才能”和“社会网络”。物种就如大厦的一块块基石，如果被逐个挪开，终将引发毁灭性灾难。极小种群植物就像那些出现了裂缝的砖块，修复、加固它们，才能让生物圈大厦稳固、让所有生物有安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