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11月23日，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在成华区和美社区召开。在这个关键节点，成都深化由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意味着什么？成都的基层治理有哪些独特优势？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
? 建构更具“成都方法论”意义的共享知识
记者：放在更大的视野中，成都在这个关键节点深化由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意味着什么？
何艳玲：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出台了多项关于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规范性文件。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社区建设，到21世纪初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具体地提出社区建设问题及对策，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到2017年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从概念提出到凝聚共识，从理论构建到推广实践，中央对城市社区的重视在不断深化，城市和社区成为党组织使命和担当的重要践行场所。成都也对此进行了及时回应，并由市委顶层部署，高位推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之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是总体目标，这表明我们这么多年治理实践的探索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系统化的阶段。“总体”意味着系统性，也意味着不仅在实践层面有了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上也有了很大提升。這个变化不仅是中国实践逻辑的提升，也是“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1年来，我们一直在持续探究大国治理的共同命题，这包括：第一，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速发展，并解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二，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稳定是所有人共有的福祉，特别是在快速转型和发展过程中，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对于这两个大国治理的命题，我们已经作出了非常有成效的探究，也证明我们所走的路是适合当下发展阶段的。
这条“中国之治”的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许多艰苦探索的实践创制出来的，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视野和层次上去理解成都这些年所做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成都近年的探索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度契合。因此，在此时总结成都的经验特别是“成都方法论”是顺势而为。方法论是方法的基础性逻辑，是超越个案且更具有共享性的知识体系。与经验的总结相比，方法论的提炼更具普遍意义。
? 成都回应了超大型城市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记者：您持续研究成都已有3年，在以往实践中成都基层治理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请您分析一下成都的基层治理有哪些独特优势？
何艳玲：成都是以社区为切入口，回应超大型城市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第一，党的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的保证。在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成都等地的实践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四个自信”的坚定支撑。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由市委直接领导进行战略布局，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融入具体的城市治理、社区治理实践。成都的党建引领不仅是引领，更重要的是在体制、机制、举措上都有党委部门直接推动社区发展，这既是成都的特色也是成都的优势。
其次，用人本思维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于城市发展而言，必须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并变成市民的美好生活体验。社区是非常适宜的空间尺度，成都将特大城市的发展，放在与每个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层面，可以更切实地解决许多棘手问题，所以这个切入点选得非常好。
第三，聚焦空间推动城市发展。城市治理最重要的特质是关注空间。对城市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空间的管理。空间是城市的稀缺资源。空间如何分配，空间的使用效益如何，空间让我们感觉舒服还是不舒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城市问题。成都关注空间、聚焦空间，采取了很多实际措施，包括社区的营造、空间的美学打造、院落的打造等、将空间维度带到城市治理，谱写出更美的城市治理篇章。
第四，着力体制机制创新。以前社区工作往往定位为民政系统的工作，而成都专门成立了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社治委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具有非常强的统筹和协调能力。这也是成都的特色。我希望在未来，社治委可以成为社区发展治理的“发改委”。
? 期待成都未来交出满意的答卷
记者：面向城市善治，成都下一步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何艳玲：第一，保持政策体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我最担心的不是不改，而是好的改革无法延续。希望成都能够延续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改革的基本路径设计、基本制度设计，并再创辉煌。
第二，优化体制机制特别是枢纽型机制。如果把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看作上半程和下半程，那么上半程的轴心就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重点难点问题，“五大工程”就是着重回应这类问题;而下半程的轴心就是优化和突破影响重点难点问题解决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理顺垂直关系、财政投入的机制、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耐心与时间，成效也非常缓慢，但一定要提前预见提前布局。
第三，需要更大层面的共识。成都的社区发展治理在政府各方力量的强有力推动下，在这么多媒体的倡导下，已经有了相对广泛的共识。但对这样一个战略布局的深刻意义，并不一定所有人、所有部门、所有系统都有同样层次的认知;而全体社会成员上上下下的共识，是让一场改革容易推进的关键。所以接下来，还要让所有人真正认识我们做的事情对于成都、对于国家、对于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有赖于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责编/刘艳梅）（录音整理/王瑾）
? 建构更具“成都方法论”意义的共享知识
记者：放在更大的视野中，成都在这个关键节点深化由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意味着什么？
何艳玲：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出台了多项关于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规范性文件。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社区建设，到21世纪初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具体地提出社区建设问题及对策，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到2017年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从概念提出到凝聚共识，从理论构建到推广实践，中央对城市社区的重视在不断深化，城市和社区成为党组织使命和担当的重要践行场所。成都也对此进行了及时回应，并由市委顶层部署，高位推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之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是总体目标，这表明我们这么多年治理实践的探索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系统化的阶段。“总体”意味着系统性，也意味着不仅在实践层面有了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上也有了很大提升。這个变化不仅是中国实践逻辑的提升，也是“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1年来，我们一直在持续探究大国治理的共同命题，这包括：第一，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高速发展，并解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二，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稳定是所有人共有的福祉，特别是在快速转型和发展过程中，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对于这两个大国治理的命题，我们已经作出了非常有成效的探究，也证明我们所走的路是适合当下发展阶段的。
这条“中国之治”的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许多艰苦探索的实践创制出来的，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视野和层次上去理解成都这些年所做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成都近年的探索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度契合。因此，在此时总结成都的经验特别是“成都方法论”是顺势而为。方法论是方法的基础性逻辑，是超越个案且更具有共享性的知识体系。与经验的总结相比，方法论的提炼更具普遍意义。
? 成都回应了超大型城市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记者：您持续研究成都已有3年，在以往实践中成都基层治理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请您分析一下成都的基层治理有哪些独特优势？
何艳玲：成都是以社区为切入口，回应超大型城市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第一，党的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的保证。在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成都等地的实践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四个自信”的坚定支撑。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由市委直接领导进行战略布局，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融入具体的城市治理、社区治理实践。成都的党建引领不仅是引领，更重要的是在体制、机制、举措上都有党委部门直接推动社区发展，这既是成都的特色也是成都的优势。
其次，用人本思维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于城市发展而言，必须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并变成市民的美好生活体验。社区是非常适宜的空间尺度，成都将特大城市的发展，放在与每个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层面，可以更切实地解决许多棘手问题，所以这个切入点选得非常好。
第三，聚焦空间推动城市发展。城市治理最重要的特质是关注空间。对城市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空间的管理。空间是城市的稀缺资源。空间如何分配，空间的使用效益如何，空间让我们感觉舒服还是不舒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城市问题。成都关注空间、聚焦空间，采取了很多实际措施，包括社区的营造、空间的美学打造、院落的打造等、将空间维度带到城市治理，谱写出更美的城市治理篇章。
第四，着力体制机制创新。以前社区工作往往定位为民政系统的工作，而成都专门成立了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社治委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具有非常强的统筹和协调能力。这也是成都的特色。我希望在未来，社治委可以成为社区发展治理的“发改委”。
? 期待成都未来交出满意的答卷
记者：面向城市善治，成都下一步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何艳玲：第一，保持政策体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我最担心的不是不改，而是好的改革无法延续。希望成都能够延续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改革的基本路径设计、基本制度设计，并再创辉煌。
第二，优化体制机制特别是枢纽型机制。如果把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看作上半程和下半程，那么上半程的轴心就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重点难点问题，“五大工程”就是着重回应这类问题;而下半程的轴心就是优化和突破影响重点难点问题解决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理顺垂直关系、财政投入的机制、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耐心与时间，成效也非常缓慢，但一定要提前预见提前布局。
第三，需要更大层面的共识。成都的社区发展治理在政府各方力量的强有力推动下，在这么多媒体的倡导下，已经有了相对广泛的共识。但对这样一个战略布局的深刻意义，并不一定所有人、所有部门、所有系统都有同样层次的认知;而全体社会成员上上下下的共识，是让一场改革容易推进的关键。所以接下来，还要让所有人真正认识我们做的事情对于成都、对于国家、对于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有赖于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责编/刘艳梅）（录音整理/王瑾）